利瑪竇

一、早年背景

利瑪竇（Matteo Ricci）是其漢名，號西泰，又號清泰、西江。 於1552年10月6日，出生在教宗國馬切拉塔城（Provincia di Macerata，現屬意大利馬爾凱大區）一名門，其家族經營藥品生意，父親曾任教宗國的市長和省長。利瑪竇16歲時，父親送他去羅馬學習法學，可他卻於1571年的聖母升天節那天加入了耶穌會，立志做一個傳教士。次年他開始在耶穌會的羅馬學院學習哲學和神學，並師從數學家克拉烏（Christopher Clavius）學習天算，其時範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也是他的老師。在這段時期，他還修學了拉丁文和希臘語，而且也會使用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

二、利瑪竇宣教軌跡

1. 印度 1577年，利瑪竇受羅馬教廷差遣赴遠東地區傳教。1578年3月24日，他和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等14名耶穌會士從里斯本乘船出發，一起前往印度傳教。經過6個月的航行，終於在9月13日到達印度果阿（Goa），在那裏繼續他未修完的神學課程，並且在印度和交趾支那傳教四年。在此期間他認識到，應該允許當地人學習哲學、教理和神學等歐洲文化，這也是利瑪竇進入中國後所持的態度，並終其一生維持著這個看法。

2. 中國肇慶 1581年，羅明堅神父向東方總巡察使範禮安舉薦了利瑪竇，次年利瑪竇隨即應召前往中國傳教，於8月7日到達澳門。自踏上中國土地就再未離開，並最終長眠於此。

利瑪竇先在澳門學習一年中文。翌年9月，突然得到一個機會得以進入當時兩廣總督的住蹕地廣東肇慶。1583年（明萬曆十一年），利瑪竇和羅明堅神父獲準在肇慶居住。他們在西江邊買了一塊地皮，毗鄰崇禧塔。為了避免當地人生疑，房子沒有按照歐式設計，而是建成了中國樣式，肇慶知府王泮親題“仙花寺”，這是他們在中國土地上建造的第一座天主教堂。利瑪竇在這裏住了6年。16世紀的廣東存在著比其他地方更為普遍的排外情緒，當利瑪竇和羅明堅走在大街上時，常聽到人們用“一千種綽號”來辱罵他們①。鑒於中國的國情，他們不敢公開布道，只是悄悄散發一些福音小冊子。他們和尚裝扮，致使中國人以為他們是佛教徒。許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來仙花寺跪拜，因此他們感到非常興奮。但很快他們就意識到這不過是中國人的習慣而已。這些人中也有求醫病得痊愈和盼子如願以償的，因此開始有人受洗入教。由於入教者要毀棄曾經拜過的菩薩，因此就引起與信佛者之間的矛盾。慫恿小孩登上崇禧塔向仙花寺拋擲石塊者有之，幸災樂禍看著強盜入室搶劫者有之。利瑪竇認識到當時的明朝帝國“不僅不是收獲的季節，甚至連播種的季節都不是”，②只能算是篳路藍縷的墾荒階段。如果盲目追求受洗人數的增加，可能幾代人之後整個天主教事業就會遭受磨難，這一現象在日本、印度都曾發生過。利瑪竇意識到自己的奮鬥目標是要為天主教在中國人生活中贏得一席之地。

傳教事業之艱難使得利瑪竇轉而投注一部分精力於翻譯工作，因為他發現中國人對於他帶來的西方科技文明更感興趣。在肇慶，他繪制了一幅中文世界地圖。當幾位大明帝國的官員看到這張世界地圖在他們面前緩緩展開時，他們第一次發現，中國並不處在世界的中央。在王泮提議下，利瑪竇重新繪制了一張更大更精美的地圖，並且把中國放在地圖中間，讓一直以為中國乃天下之中心的國人更易於接受。王泮給這幅地圖命名為《輿地山海全圖》，並加以刻印發行，產生了異乎尋常的反響，此舉成為王泮政治生涯中光彩的一筆。這張地圖對於以後的傳教工作也意義非凡，成為打開中國知識分子心靈的一把鑰匙。羅明堅的傳教著作《問答集》也在這一時期被利瑪竇翻譯成中文，用於傳教。

3. 韶州 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教事業能夠存活下來，得益於廣東三位連續在任的總督。1589年（萬曆十七年），第三位總督死於任上之後，新任總督劉繼文到任。因他嫌官衙之內剛死了人不吉利，就欲圖將利瑪竇所住的建築據為己有。利瑪竇深諳中國人的心理，與之斡旋，最終劉總督沒有驅逐他們，而是允許他們移居韶州。這一事件差點讓範禮安放棄中國的傳教事業，可是利瑪竇在給他的信中卻說“準備再為拉結服務七年以上。”③ 就這樣，利瑪竇與其同伴麥安東（Antonio d’Almeida）離開了肇慶而前往韶州。

在韶州，利瑪竇等耶穌會士依然感受到當地百姓的敵意，他們的住所曾兩次遭到暴徒襲擊，第二次尤為厲害，有兩位神父受傷。雖然地方官公正嚴明地懲治了惡人，但是這種公正更加深了他們與當地百姓之間的隔閡。環境惡劣加上麥安東和接任的石方西（Francesco de Petris）相繼辭世，羅明堅業已返回了歐洲，韶州的生活充滿了考驗，卻只剩下利瑪竇一人應對。正當此時，一位來自江蘇的官紳，且國學深厚的瞿汝夔（太素）向他表達了真誠的友情，並且成為他的摯友和學生。在瞿汝夔建議下，他認識到和尚的裝束雖然減少了中國人對”蠻夷”的排外心理，但是如果沒有一件“像高度有教養的中國人那樣”的綢袍，“就不配和官員，甚至一個有教養階層的人平起平坐。”④ 征得範禮安同意後，利瑪竇蓄髮留鬚、換上儒服，果然和知識階層的關系大有改善。借著瞿汝夔的宣傳，以及贈送高官們利瑪竇自制的天體儀、地球儀和計時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利瑪竇的名聲逐漸在當地的達官貴人中間傳揚開來。

在韶州期間，利瑪竇悉心攻讀了《四書》，並且首次將該書譯為拉丁文，目的是造就日後來華的傳教士。⑤ 他認為，傳教士來華若不精通儒家經典絕不會有什麽收獲。

4. 南昌 利瑪竇一心向往能夠進入帝國的陪都南京開拓。1595年（萬曆二十三年），利瑪竇借口為一位北上任職官員之子治病，而獲得了去南京的機會。一路上充滿了驚險和不幸，當經過武江十八灘時，他們所乘坐的船翻了，水性很好的年輕教士溺亡，而不識水性的利瑪竇卻幸運地活了下來。幾經周折到了南京，卻由於適逢日本侵略朝鮮，中國派兵抗日失敗，時局動蕩，無人敢收留他這個外國人，利瑪竇只好折返南昌。

在南昌，利瑪竇沒有受到懷疑和驅逐，還結交了越來越多的上層人士，其中包括兩位親王和江西巡撫。1596年（萬曆二十四年）9月，利瑪竇成功的預測了一次日食，比欽天監預測的更為準確，使許多中國人心生敬佩並前來求教。這期間他還登堂講學於著名的白鹿洞書院，和主持人章潢成為好友。在給耶穌會一位神父的信中，利瑪竇這樣描述章潢：“他對我們的教義與禮規倍加贊揚，……對天主也贊頌不已。” ⑥ 經由章潢，利瑪竇開始接觸一些社團，其中最著名的當屬“東林學社”。歷史證明這是一個明智之舉，在明朝的最後40年，幾乎所有傑出學者階層的天主教皈依者和非天主教的朋友都是出自東林學社的背景。明末天主教領袖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也都是出於這些學會團體。

在上層官員中，利瑪竇亦享有好名聲。應巡撫陸萬垓要求，利瑪竇用漢語寫了一本《西國記法》的書來介紹他如何過目不忘，以便他教授自己的兒女。利瑪竇還為建安王寫了一部談論友情的著作《交友論》，在文人中不脛而走，為他贏得了良好的聲譽。

就這樣，利瑪竇在南昌贏得了政界和知識界的一致好感，終於獲準在知府衙門附近的黃金地段建立起一座教堂，此地的“墾荒”工作終於有了進展。這處居所不像肇慶和韶州那樣是公開的禮拜堂，因為利瑪竇漸漸總結出經驗，在明朝的環境中，私人間的談話和小範圍的探討對於傳福音更為有效。《天主實義》這卷書就是在這段時間翻譯出版的，利瑪竇將天主教思想第一次以中文形式呈現在中國人面前。該書第一次系統地向中國人論證了上帝的存在、人的靈魂不朽，以及死後必有天堂地獄之賞罰的天主教教義。這本書也是最早把星期制度引進中國的書籍。《天主實義》後來被乾隆皇帝收錄在四庫全書中，並有蒙、滿、朝鮮、越南及日文譯本。

南昌的工作碩果累累， 1596年（萬曆二十四年），利瑪竇被範禮安任命為耶穌會中國教區的負責人，由他全權負責在中國的傳教活動。

5. 南京 利瑪竇並未滿足止步於南昌，1598年（萬曆二十六年），他又受命策劃北京之行。同年6月，利瑪竇與郭居靜神父（Lazzaro Cattaneo）同北上任職的南京禮部尚書王忠銘一起離開南昌。7月初，他們一行到達南京；9月7日抵達北京。但因為戰事不穩，利瑪竇作為外國人無法在北京久留，而且又遇到了財政上的困難，因此僅住一個多月便只好返回。利瑪竇想到自己和江蘇總督的交情，以及先前結交的南京朋友，於是他決定從陸路前往南京，在那裏建立傳教點。他一路頂風冒雪，到達蘇州時已筋疲力盡。幸而在老友瞿汝夔無微不至的照顧下，身體才慢慢恢復健康。次年（萬曆二十七年）在瞿汝夔陪伴下，利瑪竇終於回到南京。

或許是由於日本撤離了朝鮮，這次南京官員的態度明顯好轉。在南京的幾個月裏，利瑪竇結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思想家李贄、徐光啟等。值得一提的是，利瑪竇在此期間曾與大報恩寺僧雪浪進行了一場辯論。在這次辯論中，利瑪竇憑借其科學性的思辨明顯占了上風，因此使其聲譽大增。利瑪竇原本打算在南京做短暫停留，但在一片勸留聲中，他不再猶豫，就在正陽門（今光華門）內洪武崗西崇禮街（今尚書巷）建成了內地第四座天主教堂。後來又在城西一曲折小巷中（時稱螺螄轉彎或羅寺灣）購私宅，改建後進行個人宗教活動，人稱“羅寺灣公所”，即今之石鼓路天主教堂的前身。這些活動使南京成為中國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傳教中心之一。

6. 北京 無論如何，南京不過是途經之點，耶穌會士們的目標是北京。1600年（萬曆二十八年）5月18日，利瑪竇偕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神父，帶著自鳴鐘、《聖經》、《萬國圖誌》，以及大西洋琴等禮物再度進京，打算覲見明神宗（萬曆）皇帝時敬獻給他，以爭取皇帝的信任。⑦ 但這批貢物在山東時就落入太監馬堂之手，並且被他擄走了大部分，然後他重新寫了一份禮物清單給皇帝，又把利瑪竇一行人發去天津。這以後他們過了6個月沮喪的日子。就在山窮水盡的時候，聖旨來了。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1月24日，利瑪竇終於進入北京。

最初幾個月，利瑪竇就像一片樹葉，在政治鬥爭的漩渦中上下飄零。直到他成為皇帝御用的修鐘師傅後，才得以安居下來。利瑪竇不僅有了俸祿，還得到一處地面，建起北京第一座天主教堂。之後利瑪竇在北京以豐富的東西學識，廣交中國的士大夫，常與賓客談論天主、靈魂、天堂和地獄等事。他自言“非常的勞累，可還是一直熱情地迎送每位來客。……所講的一切都與我們神聖的信仰有關。”⑧ 利瑪竇用“他的仁慈、和善的風範，通過與人們的交談和他無可挑剔的品行征服了每個人。”⑨ 傳教同時他也在編撰新書，包括以中文寫成的《二十五言》等，贏得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尊重。

利瑪竇的傳教事業以北京為中心向外輻射。到1605年（萬曆三十三年）時，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其中有數名更是公卿大臣。這當中最為著名的，也是後來影響最大的當屬進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啟。

在北京期間，利瑪竇重新繪制了中文世界地圖，他修訂擴充內容，繪成六條合幅的《坤輿萬國全圖》，學術界稱為1602年版。圖中收錄了850個地名，附95條註釋，代表了16世紀歐洲比較先進的地理知識水平。這幅地圖重印了多次，藉著它利瑪竇打開了中國士人的眼，也把福音送到了人們心中。

利瑪竇曾多次希望翻譯幾何學專著，卻始終找不到有突出天分的學者幫助。1606年，徐光啟決定參與這項工作。每天下午三四時，他來到利瑪竇的住所，一個口傳，一個筆錄。他們反復斟酌，經過半年多努力，《幾何原本》前六卷終於譯成。刻印出版後，士大夫爭相傳閱。五年後徐光啟等人又加以校正，再度付印。全本書共15卷，其余部分直到200年後才完成。利瑪竇還和李之藻合作翻譯了另一本數學專著《同文算指》。經數年勞作，利瑪竇著述頗豐，這些圖和書對於知識界猶如敲門磚，為他的傳教活動帶來極大的方便。

三、利瑪竇的學術貢獻

利瑪竇可以說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重要開拓者。他精通國學，“西儒”之稱隨之而來，甚至還被當代日本學者平川佑弘譽為“人類歷史上第一位集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諸種學藝和中國四書五經等古典學問於一身的巨人。”⑩

利瑪竇還以傳播西學作為輔助傳教的手段，編譯了大量西學書籍，留下了相當可觀的著述。除用意大利語撰寫的《基督教遠征中國史》、大量書信以及用拉丁語為西方讀者翻譯的中國經典外，還在不少中國士人的幫助下，翻譯了近20種中文著作，其中包括天文學方面的《乾坤體義》、《渾蓋通憲圖說》；數學方面的《幾何原本》、《圜容較義》、《測量法義》、《同文算指》；地理學方面的《坤輿萬國全圖》（另尚有《山海輿地全圖》、《兩儀玄覽圖》等十余種版本）；倫理學方面的《交友論》、《二十五言》；語言學方面的《葡漢辭典》（與羅明堅合著）、《西國記法》、《西字奇跡》；音樂方面的《西琴曲意》，另有《辯學遺牘》中的部分文字以及給萬歷皇帝的《上大明皇帝貢獻土物疏》等等。這些著述幾乎涵蓋了西學的主要門類，舉凡宗教、倫理、語言、天文、地理、數學、藝術，均有涉及，還有以口頭傳授而未形成文字的西方力學、建築、印刷等知識。⑾

自1584年起，利瑪竇繪制了一系列世界地圖，使中國人驚奇地認識到“天下”（當時國人對世界的認知僅限中國和周圍一些島嶼，稱為“天下”）之外的世界。數學譯作尤其是與徐光啟共同完成的《幾何原本》，則使演繹邏輯的方法在中國逐漸落地生根，影響深遠。利瑪竇的著作還不同程度地波及日本、朝鮮、越南等國，在儒家文化圈中興起一股西學風氣。

利瑪竇不僅著述頗豐，而且在他的士人朋友幫助下創造了許多術語如數學中的“幾何”、“點”、“線”、“面”、“角”、“弧”、“平行”、“比例”、“面積”、“體積”、“直角”、“鈍角”；天文學中的“天球”、“地球”、“月球”、“半球”、“陰歷”、“陽歷”；地理學中的“經度”、“緯度”、“赤道”、“測量”等。這些詞匯至今仍在使用。

利瑪竇也是最早將中國文化傳遞到西方的人之一。他首先翻譯《四書》，名為《中國四書》（T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ibus），並將手稿寄回意大利，“國人讀而悅之。”⑿

四、傳教策略

研究中國文化，順應當地民俗，進而用當地人民所能接受的方式傳播信仰，是利瑪竇一直遵循的信念。在很短時期內，利瑪竇等傳教士改變自己的裝束、飲食和一切固有的生活習慣，和什麽人在一起就做什麽人，“甘心作了眾人的仆人，為要多得人”（林前9:19）。為使中國皈依耶穌基督，他們獻上自己。利瑪竇的宣教策略主要如下：

1．重視士人 利瑪竇多次講到：“假如有一批知識分子或進士、舉人、秀才以及官吏等進教，自然可以鏟除一般人可能對我們的誤會。如果士大夫相信我們，而其他的人也就更容易皈依了。……一位知識分子的皈依較一般教友更有價值，影響力也大，我設法使知識分子皈依成為教友，對象不是大批民眾。”⒀ 為了更方便與中國的官員和士大夫的交往，他從1594年起就蓄髮留鬚，還由著僧裝改為穿儒服，並且苦心鉆研儒學，使之更能為中國士人所接受。在他所結識的名士與權貴中，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楊庭鈺及思想家李贄、徐光啟等，都深受利瑪竇等人的影響而成為護教論者，有的甚至接受洗禮成為教徒。

2．科技先行 利瑪竇在中國傳教過程中很快發現，中國人對“實學”比對天主教更有興趣。為了引起更多中國人對天主教的註意，他首先向中國人介紹了天文、地理、數學、物理等方面的知識。他隨身帶來的三棱鏡、自鳴鐘、地球儀、世界地圖等物品以及他所講的數學、天文學等知識深深吸引了中國官員和文人。傳教士們所翻譯的西學書籍，如《幾何原本》、《乾坤體義》、《坤輿萬國全圖》等也都深受中國人喜愛。徐光啟、李之藻等人就是傾慕西學在先，而後又成為天主教信徒的。

3. 規避沖突 傳教士們試著以儒學解釋天主教，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並實行了“補儒”、“合儒”、“超儒”的理念。“合儒”是指他們先從儒家經典中找出與天主教義相似的內容與觀念，然後重新加以詮釋，賦予天主教涵義，以證天主教和儒學互相契合，古已有之。而“補儒”是試圖改造儒學。利瑪竇認為，漢代以後的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學，泯滅了先秦儒學“事天”的真意，因此需要天主教來糾正和補充。正是這兩個原因，利瑪竇強調天主教能補儒教之不足，進而達到“超儒”的地步。

4. “利瑪竇規矩””與當時許多傳教士的觀點相反，利瑪竇認為中國人在祭祀祖先時只是表達了後人對於祖宗先輩的敬意，並沒有宗教的含義，本質上也並未違反天主教教義。同時，他認為讀書人和官員祀孔是中國的傳統，這是為了感謝孔子留傳下來的崇高學說使他們能夠得到功名利祿，同樣不是宗教性的活動。所以他對中國傳統的習俗保持寬容的態度，甚至允許中國天主教徒繼續傳統的祭天、祀祖、拜孔等禮儀，只要不摻入許願、崇拜、祈禱等成分，本質上並沒有違反天主教教義。利瑪竇對於祭祖祀孔的態度，一直為之後到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所遵從，是為“利瑪竇規矩”。

康熙年間，道明會傳教士（Dominicans）建議教皇派遣特使到中國晉見康熙帝，要求更改利瑪竇規矩，以排除容許中國傳統的傳教方式，因而激起曠日持久的羅馬教皇與康熙皇帝之間的爭辯，史稱“禮儀之爭”。康熙認為教皇禁止中國天主教徒祀孔祭祖的教諭“不可理喻”，強令傳教士必須遵從利瑪竇規矩，否則逐回。

五、身後之事

1610年5月，利瑪竇因積勞成疾逝世於北京。依照明朝的慣例，客死中國的傳教士必須遷回澳門安葬。但其他傳教士和利瑪竇受洗的教徒們都希望可以得到皇帝的恩準，葬在北京。雖然朝廷中有人反對，但該事在內閣大學士葉向高等人多方努力之下，還是很快得到了萬曆皇帝的恩準。1611年，萬曆皇帝欽賜平則門外二里溝的滕公柵欄，作為利瑪竇安葬之地，最後由徐光啟主持，將利瑪竇安葬於此，成為中國歷史上首位蒙皇帝允許葬在中國土地上的外國人。至19世紀末，安葬於滕公柵欄的歐洲傳教士計逾百名。1900年，該墓地被義和團砸毀。戰後，清政府依《辛醜條約》出資重修了被毀墓地。20世紀初，此地已經成為天主教的公共墓地，面積也不斷擴大。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柵欄墓地已先後埋葬了數百名西方傳教士，成為明清以來西方傳教士在東方安息的一個最為集中的所在。

文化大革命期間，利瑪竇墓碑被紅衛兵埋於地下；1979年後，墓地再次得到修復，並列入了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如今利瑪竇的墓碑上刻著“耶穌會士利公之墓”，有拉丁文和中文兩種文字曰：“利先生，諱瑪竇，號西泰，大西洋意大里亞國人。自幼入會真修，明萬曆壬午年航海首入中華行教。萬曆庚子年來都，萬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會四十二年。”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在《利瑪竇到北京四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致詞》中對利瑪竇的評價可以代表天主教會的觀點：“利瑪竇神父最大的貢獻是在‘文化交融’的領域上。他以中文精編了一套天主教神學和禮儀術語，使中國人得以認識耶穌基督，讓福音喜訊與教會能在中國文化裏降生。……由於利瑪竇神父如此地道地‘做中國人中間的中國人’，使他成為大漢學家，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義來說的，因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鐸與學者，天主教徒與東方學家，意大利人和中國人的身份，令人驚嘆地融合在一起。”

美國《生活》雜誌亦將他評為公元第二千年內（1000-1999）最有影響力的百名人物中的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