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  — 1919

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英國浸禮會宣教士,在華宣教45年。任基督教廣學會總幹事25年之久。

李提摩太於1845年10月10日出生於英國南威爾士卡馬爾登郡(Camarthenshire)的鄉村。父親是個鐵匠,兼營一個小農場,是一位敬虔愛主的忠厚長者和浸禮會教會的執事。母親個性溫柔良善、嫻靜。在父母親基督化教養之下,李提摩太自幼養成富有愛心,樂於助人,品格良善,正人君子的性格。在威爾士福音大奮興期間,14歲的他在一次奮興佈道大會上受感決志信主。李提摩太先後就讀於斯旺西師範學校(Swansea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和哈佛福韋斯特神學院(Haverfordwest Theological College),在神學院攻讀期間成績斐然。尚未畢業,國內知名教會即來信聘請,然而他那時已經立志要去中國傳福音。因為他認為中國是非基督教國家中最為文明的國家之一,如果為基督得到中國,就會帶動其他國家歸主。1869年春,李提摩太神學畢業後,即向英國浸禮會差會部申請去中國宣教,獲準後於同年11月被封立為牧師,隨即告別親人,在利物浦登上英國藍煙囪輪船公司的“阿基里斯號”(Achilles)輪船前往中國。

一、在華早期宣教

經過將近四個月的航行,李提摩太於1870年2月抵達上海,稍事休息後即北上山東煙臺。當時英國浸禮會在煙臺有一個宣教站,曾先後有八個宣教士在那裡工作。但當李提摩太到達時,只剩下一個宣教士堅守在那裡,而且在接待李提摩太之後不到四個月也因病去世了,只留下李提摩太孤身一人。但李提摩太不畏艱難,一面學習中文,一面在中國助手的幫助下開始宣教。像早期來華宣教士一樣,李提摩太在煙臺挨家挨戶地去散發或銷售福音書冊,所收效果甚微,而且接受福音的人又大多是些貧窮人。在實踐中,他的宣教理念漸漸改變,開始試圖接觸上層社會的人,因為他覺得“他們有良好的土壤可以撒種”,而且得了上層人士之後,就比較容易得到其他人。從那時起,李提摩太就開始刻苦學習中國儒家典籍和儒者禮儀,探究中國儒釋道思想體系,並利用各種機會,與地方官吏和士紳接觸。為他立傳的蘇慧廉(William E. Soothill)如此寫道:“李提摩太在內地傳道已經好幾年,悟到佈道方法,從官紳入手,自上而下,威力及人,或更容易。比如水自上下流,較比使水上流,所以決定要先引領上層人士信教。” 1874年,李提摩太遷往山東青州府(今益都),開始租屋佈道。此時他改穿中國儒生的長衫,腦後梳著一條假長辮;同時亦施醫送藥,以便於接近百姓。

二、在山東、山西賑災

1876-1879年,中國北方十多個省遭受了歷史上罕見的大旱災,並由旱災引起特大饑荒。據統計,有一千五百萬到兩千萬的人因飢餓而死,相當於當時整個歐洲人口總合。那時眼目所及,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樹皮全部剝光,牲畜全部殺光、吃光,以致於家家戶戶再無粒米,鍋底朝天。大批饑民向東北和南方各省逃荒,到處賣兒賣女以換取糧食,有的地方甚至發生人吃人的現象,真是餓殍載道,哀鴻遍野,一幅人間地獄之慘象。在李提摩太宣教的青州,災情尤為嚴重。據李提摩太1877年2月間寫給英國浸禮會差會部的報告稱:“去年夏天廣大群眾的呼聲是雨、雨,而現在則是求生了。玉米都已吃光,他們現在吃的是玉米瓤、番薯葉莖、榆樹皮、蕎麥桿和草籽。……許多人在吃屋頂上已經腐爛的高粱稭,乾枯的(高粱)葉子一般是用作燃料的,然而他們都在吃哪種乾葉,千萬人在吃它,另有千萬人因吃不到它而死去。他們在賣衣、賣孩子……。” 據李提摩太估計,青州府農村的死亡率高達90%。

面對青州府嚴重災情,李提摩太首先在當地十一個城鎮張貼大幅黃紙告示,勸導百姓不要到廟裡去向那些泥塑木雕的偶像求雨,而是要向上帝求告,吸引眾多百姓到教會來求教,李提摩太也藉機把福音傳給他們,使相當一部分人信主歸入教會。這時他意識到“拯救人民的靈魂固然要緊,但也要拯救人民的肉體;不僅拯救於將來,亦須拯救於現在,還要解放他們比女子纏足更為殘缺的思想。” 災區百姓的悲慘境遇深深震撼了李提摩太,更加堅定了他拯救百姓“肉體”的決心。

李提摩太向山東巡撫丁寶楨報告他所目睹的災情和所做的賑災工作,並請求政府加速救災,以免大批災民死亡。在李提摩太的呼籲下,煙臺的外國僑民先後多次捐助款項,匯給李提摩太,由他轉送給青州地方官,或直接發放給災民。同時,李提摩太還通過在上海的英文報紙《北華捷報》和《申報》,刊載他所寫的山東災情報告,向上海和南方沿海城市的外國僑民呼籲捐款賑災,得到了他們的響應。由西方傳教士和商人組成的山東賑災委員會宣告成立,首次募集了三千兩銀子,匯給李提摩太。1877年秋天,該委員會又陸續從上海和國外募集到三萬餘兩銀子,匯給李提摩太。李提摩太就使用這些源源而來的捐款,逐步在山東擴大了賑災的範圍。他在山東的賑災工作直持續到同年11月份,據他報告說,至少救助了七萬災民。救灾之同時他手持“祈求真神”的大木牌,不失時機地向災民傳福音,一年之內就使二千多民眾信主加入教會。

1877年11月,李提摩太帶了李鴻章親發的通行證,乘騾車前往山西太原府賑災。他先拜會了山西巡撫曾國荃,然後於1878年1月騎騾子到晉南一帶考察災情。李提摩太的日記翔實地記載了當日的慘狀:

1月29日:太原以南140里:經過了四個躺在路上的死人。還有一個人四肢著地在爬行,已經沒有力氣站起來了……。1月30日,距太原270里:路過兩個顯然剛剛斷氣的人……。往前走沒幾里路,發現一個大約40歲的男人走在我們前面,搖搖晃晃像是喝醉了酒,被一陣風吹倒後,再也沒有爬起來。

1月30日,距太原290里:看到路旁躺著四具屍體,其中一個只穿著襪子,看來已沒什麼分量,一只狗正拖著移動。有兩個是女人,人們為她們舉行過葬禮,只是把臉朝地安置一下而已。路人對其中一個更仁慈一些,沒有把她的衣服剝去。第三具屍體成了一群烏鴉和喜鵲的盛宴……。當我在緩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時,遇到一位老人,他異常傷心地告訴我說:“我們的騾子和毛驢都吃光了,壯勞力也都餓死了,我們造了什麼孽,招致上天這樣的懲罰?”

所記皆觸目驚心。經過兩個星期,630里行程的考察,李提摩太將所看到的災情報告給曾國荃,然後開始了在山西的賑災活動。他多方募集資金,積極救助災民,除向中國各地的宣教協會募捐外,他還向英國浸禮會寫信,請求立即撥款,賑濟災民。在他的倡議下,倫敦成立了以市長為首的“市長官邸賑災基金會”,兩萬餘兩銀子運到中國災區。上海外僑也於同年1月下旬成立了中國賑災基金委員會,負責向國內外勸捐賑濟,該委員會負責人為英國宣教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在短時間內,他們在英國和西歐各國一共募得二十萬兩銀子的捐款,陸續由上海轉匯給山西。

1878年10月,李提摩太抽空到煙臺與蘇格蘭長老會女宣教士瑪麗•馬丁(Mary Martin)完婚,當時他已經33歲。新婚之後,這對新人立即再到太原一起從事賑災工作。當時基督教宣教士在華北災區賑災的,共有30餘人,以李提摩太為負責人。這是外國宣教士第一次在中國有組織、有計劃地從事救災活動。李提摩太等宣教士在山西一共發放了十二萬兩賑款,這項救災活動到1879年年底前基本結束。過度勞累加上水土不服,李提摩太染上痢疾,被人用擔架從汾西縣一直擡到平陽府。恢復健康後,李提摩太回到太原定居下來,開始了日常的宣教工作。

李提摩太的賑災義舉與卓越成就,贏得了當地人民的擁戴,甚至把他的名字供奉在中國的廟堂之上。在李提摩太發放救濟金的地方,民眾為了表達感激之情,打算送他一把“萬民傘”,上面將簽下萬名接受過他賑濟的人的名字。但李提摩太覺得這樣做會花去一部分救濟金,就堅定地謝絕了。最後平陽府的士紳們還是立了一塊石碑,銘記他的善行。有趣的是,碑上最後竟刻下:“惟吾皇萬歲,恩被群生,光播四海。荒天僻野之民,咸來投誠,共舒民艱。” 可見民心民意之誠。以往許多人在研究與評價西方傳教士時有一種簡單化的傾向,常常把他們的所作所為理解為“收拾人心之術”,不是立足於“批”,就是抱著戒備或者懷疑的態度。但李提摩太等宣教士的義行善舉都不是用所謂“收拾人心”、“宗教、文化侵略”一句話所能解釋的。

通過賑災,李提摩太也在官紳中建立了美好形像,結交了不少政府高級官員。雖然他也得到不少信徒,但多半是處於極端貧困線上的下層民眾,還有一些屬於“吃教”之人,用李鴻章的話說,“你們的信徒圍在你們身邊,是因為他們以及他們的親朋通過為你們服務謀取生計。一旦停止對這些當地代理人支付報酬,他們就會一哄而散。” 李鴻章還告訴他:“在全國,受過教育的階層裡沒有一個基督徒”,這句話對李提摩太觸動很深。從此,他“更深刻地認識到對中國領導階層施加影響的重要性”。也就是說,他必須改變策略,進入中國知識層、官吏層,找到掌握話語權的主流社會並改變他們的信仰。只要中國上層人物和知識分子接受了基督教,就可以使中國的老百姓成為基督徒。

三、結交中國上層人士

面對現實,李提摩太覺得宗教本身不是開啟中國知識階級思想世界的利器,於是決定採取類似於利瑪竇的宣教方式,以西方文化吸引中國知識分子和上層人士。他相信,“如果通過向官員和學者作一些演講,使他們對科學的奇跡產生興趣,我就能夠給他們指出一條路,一條利用蘊涵在自然中的上帝的力量去為他們的同胞謀福利的路”,進而影響他們去修建鐵路、開掘礦藏,避免饑荒再度發生,把民眾從“赤貧之境”解救出來。於是,李提摩太開始將宣教的重點轉向結交權貴,聯絡士紳。把基督教傳播與西方文化的推介、現代科學的推廣、現代新發明新技術結合起來,敦促清政府進行積極改革,建立現代教育。這樣,基督教必將自然而然地伴隨著科學的引進而引進。到那時,中國人對基督教的接受,便只是時間的早晚而已。

1881年至1884年,李提摩太在山西、山東、北京、南京等地,為地方官吏和士大夫開辦講座,講授的內容包括哥白尼的天文學知識、化學、車床、縫紉機、自行車等機械設備,蒸汽機、電能、攝影術和醫學等。他又先後撰寫了一系列宗教、人文學科、教育學科方面的文章或小冊子,分贈給各級官吏以闊展他們的視野。

1880年左宗棠路過太原府時,曾從李提摩太了解世界地理。後來左宗棠到武昌,邀請李提摩太到他那裡去當顧問,李提摩太卻推拒了。1882年,張之洞接任山西巡撫後,李提摩太曾多次拜會他,並向他提出一系列變法主張。張之洞見他變法心切,就派人請他放棄宣教工作,出任政府顧問,實施他所提出的改革計劃,但李提摩太還是謝絕了張之洞的邀請。

李提摩太目睹了甲午中日戰爭對中國各級官員和士大夫的刺激,1895年2月,李提摩太在南京兩江總督府等待張之洞接見的時候,一位高級官員對他說:“中國正處在極度艱難的困境之中,不知道何去何從。” 也就是從這時開始,李提摩太出入廳堂,直接遊說中國政府高官,提出一攬子改革方略。其中包括:一、以一名中國親王為首,由若幹政治家如李鴻章、左宗棠、曾國荃為輔,組成一個代表團,出國周遊世界,實地考察別國情況。二、由若幹名帝國著名學者組成一個代表團,出國考察世界各國的教育制度;三、由若幹最聰明、最虔誠的人士組成一個代表團,出國研究世界各國的宗教情況;四、組成一個工業代表團,考察別國的工業情況;五、組成一個交通代表團,考察別國的各種交通工具狀況。這些考察團回來後皆需寫出考察報告,以供政府研究決策。

李提摩太於1884年底,帶了妻子和四個女兒,從上海乘船回英國度假。期滿後,他把兩個大女兒留在英國讀書,自己则於1886年底帶了妻子和兩個小女兒乘船回到中國。把家安置在北京後,他先和在天津的李鴻章取得聯繫,提出由政府每年撥出一百萬兩銀子讓他搞教育改革。他回憶說:“……我建議中國政府進行教育改革,並為此每年投入一百萬兩白銀。對於這個建議,李鴻章的答復是:中國政府承擔不了這麼大一筆開銷。我說,那是‘種子錢’,必將帶來百倍的收益。他問什麼時候能見成效。‘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實施現代教育帶來的好處。’ 我回答道。李鴻章回答說,‘噢!我們等不了那麼長的時間’。”

1890年7月,李鴻章聘請李提摩太去天津擔任《時報》主筆,李提摩太高興地接受了,“我立刻接受了這一工作,這項任命可說是天賜良機。” 這無異於給他提供了一個講壇,可以向千百萬中國讀者宣傳他的變法主張。在一年多時間裡,他共寫了200多篇文章,後來他把這些文章彙編成集,題名《時事新論》,共12卷,於1895年由上海廣學會出版。

從1895年到20世紀初的數年間,他對中國政治的影響達到頂峰。在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期間,他都積極活動於上層人士之間。他和許多政府官員,如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曾國荃、恭親王奕忻等都有著較深的交往。而且他還結交了一些有影響的人物,如:康有為、孫中山,梁啟超和譚嗣同等。李提摩太的思想直接影響了許多朝廷大員和維新派。李鴻章的很多思想就源於李提摩太。在與李提摩太的接觸中,李鴻章多次批評頑固派的“夜郎自大”心態,表達了對西學的認同和要求變革的願望。張之洞十分同意李提摩太提到過的一個論點:“生存就像博弈,不掌握一定的技巧是無法同掌握了技巧的對手競爭的。” 並承認中國“必須進行改革”。李提摩太還曾向李鴻章提出過很多政策建議,其中派遣皇室親貴到國外考察、興辦西學後來被清政府採納。在李提摩太做曾紀澤家庭教師時,曾紀澤對李提摩太的現代教育改革方案也是倍加贊賞,並督促李提摩太在高級官員中散發,曾紀澤也因之相信“中國的惟一希望在於教育”。

四、李提摩太與山西大學堂

李提摩太熱心於西化教育和文字工作。他說:“中國朝臣無知乃是無教,中國圖強之要在於教。” 他曾要求英國浸禮會等差會在中國18省各設立一高等師範學校,傳授西學給中國官紳等。他更進一步認為中國富強,不只要重“西藝”,更必重“西政”,並以社會政治、經濟、教育等方面提出具體的改革方案。

1901年,在庚子事變之後,李提摩太請求各國政府把一部分中國賠款,拿出來在山西等地設立大學。他認為庚子事變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教育沒有普及,如果教育普及的話就可以減少類似的仇外事件。他在北京拜見主持議和的李鴻章時,遞交了《上李傅相辦理山西教案章程》。章程七條,第三條是:“共罰全省銀五十萬兩,每年交出銀五萬兩,以十年為止。但此罰款不歸西人,亦不歸教民,專為開導晉人知識,設立學堂,教導有用之學,使官紳庶子學習,不再受迷惑。選中西有學問者各一總管其事。” 李鴻章對此建議非常贊成,約定以10年為期,期滿即將學堂管理權交還山西。李鴻章同時電告山西巡撫岑春煊照辦。

1902年,西太後因李提摩太協助處理山西教案有功,同意開辦山西大學堂,該校分成西學書齋和中學書齋兩個部分,山西巡撫岑春煊聘李提摩太為西學書齋總理,直到1911年。山西大學堂是中國近代最早興辦的三所高等學府之一,培養出大批新型人才,極大地推動了近代山西社會的發展。清政府因此賜他頭品頂戴,二等雙龍寶星,並誥封三代。如今李提摩太和岑春煊的石像,一起矗立在山西大學校園內。

五、李提摩太與廣學會

1891年10月,李提摩太到上海接替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為“同文書會”的督辦(後改稱總幹事)。該會是西方宣教士在中國設立的最大的出版機構,於1887年11月1日在上海創立,創辦人是英國長老會宣教士韋廉臣。韋廉臣任督辦不到三年,就因病於1890年8月去世。李提摩太接任後,即將“同文書會”改名為“廣學會”,旨在“從宗教的小圈子裏走出去,去影響中國知識界的發展,影響中國政治的進程”,並擴充會務,增設售書局,增加出版鼓吹變法的書籍。李提摩太主持廣學會達25年之久,其間出版了《萬國公報》等十幾種報刊和二千種書籍和小冊子。他還在北京、沈陽、天津、西安、南京、煙臺等地開設了自己的書刊發售點,經常免費贈送書刊。目的是要“爭取中國士大夫中有勢力的集團,啟發皇帝和政治家的思想”。

廣學會在1891年到1915年這段時間是中國最大、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在李提摩太主持下,廣學會主要出版了以下書籍:《中西四大政考》、《五大洲各國統屬全圖》、《華英讞案定章考》、《八星之一總論》、《七國新學備要》、《天下五洲各大國誌要》、《自西徂東》、《性海淵源》、《治國要務》、《開礦富國說》、《國貴通商說》,《泰西新史攬要》、《百年一覺》、《歐洲八大帝王傳》、《中東戰紀本末》初編和續編、《印度隸英十二益說》、《中國變新策》、《醒華博議》、《治國要務》、《新學匯編》、《文學興國策》、《時事新論》,《李傅相歷聘歐美記》、《富民策》、《足民策》、《大同學》、《英國議事章程》,《萬國原始誌》、《邦交格致之義》、《近時格致之義》、《印度史攬要》、《廣學類編》、《新政策》和《親歷晚清四十五年》等。這些著作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很大,其中尤以李提摩太編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和林樂知編譯的《中東戰紀本末》,最為暢銷。梁啟超曾稱:“《泰西新史攬要》述近百年以來歐、美各國變法自強之跡,西史中最佳之書也。” 此書原作者為英國人麥墾西(Robert Mackenzie),由李提摩太和蔡爾康(1851-1921)合譯書的原名是《十九世紀史》,內容是19世紀歐美各國各國變法圖強的歷史。該譯著於1895年出版,出版後風行一時,印行3萬部,成為戊戌變法時期光緒皇帝的主要參考書之一。

李提摩太在接辦廣學會的初期,書籍的銷售量不多,1894年僅售出一千余元的碼洋。甲午中日戰爭爆發後,1895年廣學會的售書量增加一倍,銷售金額為二千餘元;1896年增加了四倍,銷售金額約五千九百元;1897年,銷售金額增至一萬五千五百元,與1894年相比,增加十四倍以上。到1902年,全年銷售金額已達四萬三千五百餘元。

廣學會所發行兩大刊物為:1.《萬國公報》——著重介紹西方最新知識和思潮;2.《中西教會報》——藉此報導中外基督教發展情況。此兩份報刊均為中國報業史上重要先驅刊物,並為日後中文報刊之藍本。《萬國公報》原為美國宣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自編自辦的,1889年2月,決定改由廣學會復刊出版,仍由林樂知擔任主編。李提摩太將《萬國公報》改為主要鼓吹變法維新的刊物,逐步得到中國開明知識分子和諸多政府官員的關注、認可和支持,成為近代中國改革的思想資源。初期《萬國公報》的銷路不大,1894年以前只有一千多份。甲午中日戰爭時期,因該刊從7月份起刊載《朝鮮紀亂》(後改稱中東之戰)的消息和評論而銷數大增。1894年為四千份,1897年增加到五千份,1898年維新運動高漲時,激增至三萬八千四百份。戊戌變法失敗後銷數驟減,義和團運動後又復回升。最後因著林樂知逝世,《萬國公報》在1907年12月停刊。

廣學會於1891年2月創辦了《中西教會報》,到1912年1月起改稱《教會公報》,直到1917年2月停刊。內容主要為傳播福音和教會消息,間以新聞雜事等報道。這份期刊對研究這一時期的中國基督教史,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廣學會還曾為兒童和婦女出過期刊,前者於1889年創刊,取名《成童畫報》,次年更名為《日新畫報》,不久又改名為《小孩月報》;後者為1912年創刊的《女鐸報》。

李提摩太通過《萬國公報》等刊物,定期地、大量地介紹了西方的新思想、新制度、新方法,甚至他可能還是第一個向中國介紹馬克思的外國人。1899年2月至5月的《萬國公報》,曾連載由李提摩太節譯的《大同書》,在2月號和4月號的內容裡,曾兩次提到馬克思和馬克思的部分學說。在譯介西方各國的歷史、地理和政治經濟等狀況時,李提摩太也引進了歐、美的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等思想和立憲制度、民主制度、議會制度等;介紹了西方的文化、科學、教育的發展狀況,以及所採用的一些制度;敘述了西方的出版圖書和開設報館的情況,以及自工業革命以來歐美工礦企業飛速發展等情況。這些對中國的官吏和知識分子起到了啟蒙和警示作用。通過譯介西學,出版報刊、圖書,李提摩太影響了眾多官員和知識分子。張之洞不但長期購買報刊和圖書,而且還是廣學會的贊助者之一,曾多次捐錢給廣學會,1893年捐款一千兩銀子,1895年捐了一千兩,1900年又捐了三千兩,這些是有記錄的捐款數字。

六、在戊戌變法中的地位和影響

早在1876年7月,李提摩太在濟南會見山東巡撫丁寶楨時就談起過,發生旱災的基本原因是經濟的原因,因此提議進行必要的經濟改革以防止可能再次發生的自然災害。並且向丁寶楨建議說,在山東建設鐵路和開礦,以便加強運輸能力,增加社會財富和擴大就業等。他也曾向山東地方官員提出農業改良和建立新式學堂的建議,也希望在山東開辦西式學堂,向學生傳授西方科學技術。1877年李提摩太到山西後,又在《萬國公報》上發表《災宜設法早救》一文,提出應採取以工代賑辦法,向山西巡撫曾國荃建議把災民轉移到東三省去墾荒,以減輕山西的壓力,同時在山西修築鐵路,這樣既可以解決一部分災民的生計,又可預防未來的災荒。

從1881年11月到1882年1月,李提摩太在《王國公報》上面連載他的“近事要務”長篇論說,提出大約100條建議,以求達到根治中國災荒的問題。這些建議籲請清政府設法改良農業,開礦設廠,發展交通,開辦銀行,促進貿易,廣設西式學堂,容許自由傳播基督教,同西方各國保持友好等等。

在戊戌變法運動中,李提摩太不僅參與其中,而且成為這次運動的幕後推手。維新派人士視他為精神領袖,康有為、梁啟超都是《萬國公報》的忠實讀者,而《萬國公報》是廣學會在中國“行銷量最廣,蠱惑力最大,中國維新分子受這報的鼓動者,不在少數”。康有為“好瀏覽西學譯本,凡上海廣學會出版之書報,莫不盡量購取”。康有為還曾向當時香港《中國郵報》的編輯說:“我信仰維新,主要歸功於兩位傳教士,李提摩太牧師和林樂知牧師的著作。” 李提摩太自己也曾寫道: “康有為告訴我,他是相信上帝是天父,世界各國是兄弟的,就如同我們的出版物所教導的。他希望在革新中國的事業中同我們合作。” 當時的許多維新人士都與李提摩太有來往。康有為的弟子梁啟超,聽說李提摩太需要一位臨時秘書,就來到李提摩太處,表示願意為他效勞。李提摩太欣然接受了他,因此梁啟超充當李提摩太的秘書,從1895年10月起直到1896年2月止。私下裡,李提摩太也以維新派的老師自居,他經常帶著李佳白(Gilbert Reid)等宣教士同維新人士一起吃飯,一起討論進行改革的計劃和辦法。當維新派在北京成立“強學會”時,他們也都加入該會,為維新派出謀劃策。在李提摩太回憶錄第12章中談到,強學會辦報之初不僅所用名稱完全借用《萬國公報》,而且內容也幾乎照抄廣學會的各種刊物。1898年2月出版的《時論新編》,編輯了梁啟超44篇、康有為38篇文章,直接出自李提摩太之手的則占31篇。即使是康梁寫的那些,主要思想也多來自李提摩太的啟迪。另一個維新派骨幹譚嗣同,也深受《萬國公報》的影響。維新派的絕大部分改革方案都吸收了李提摩太的建議,李提摩太在看過康有為的變法計劃後,給妻子寫信說道“幾乎我以前所做的種種建議,全部概括和凝聚在他那份具體而微的計劃中了”,由此可見李提摩太對戊戌變法的影響之深。光緒皇帝也深受李提摩太影響,1898年6月,康有為上書翁同龢,敦促光緒帝趕緊變法。從6月11日起到9月21日為止的一百零三天,在維新派的支持下,光緒皇帝一連頒發了數十道變法諭旨,還批準了康有為的奏請,決定聘請李提摩太擔任皇帝的私人顧問,幫助決策維新。這一時期,李提摩太對維新運動的發展和傳教事業的開拓充滿著希望。

正當維新派和李提摩太躊躇滿志的時候,慈禧太後和頑固派發動了政變。慈禧把光緒帝軟禁起來,親自臨朝聽政,並下令逮捕維新派領袖,京城彌漫著腥風血雨。危難中,李提摩太伸出援手,竭盡全力保護變法志士。9月18日,李提摩太在北京會見康有為,康有為告訴他局勢危急,光緒已密詔他迅速離京。李提摩太勸康有為先搬到他的寓所躲藏,然後設法幫助康有為逃離北京,經天津乘船到上海,再在吳淞口換乘英國兵艦,逃往香港。

政變後的第三天,李提摩太在其寓所舉行秘密會議,梁啟超、譚嗣同等出席。他們商討如何援救光緒皇帝,決定分頭籲請各國駐華公使出面,由梁啟超去見日本公使,容閎去見美國公使,李提摩太去見英國公使。但是,各國公使在未獲得本國政府指示之前,均不敢輕舉妄動。於是梁啟超經天津搭乘日本輪船逃往日本,容閎見情勢不妙也逃離北京。李提摩太到天津求助英國公使竇納樂,未果。在寫給朋友的信中他這樣說:“我能夠做到的都做了”,還明顯地表達了他對中國前途的憂心和對頑固勢力的憎惡。

李提摩太認為:“一個徹底的中國維新運動,只能在一個新的道德和新的宗教基礎上進行。除非有一個道德的基礎,任何維新運動都不可能牢靠和持久。……每一個與廣學會有關的人士,他的最大目標就是推廣基督教文明,只有耶穌基督才能提供給中國所需要的這個新道德的動力。” 李提摩太始終是緩和的革新者,主張以教育漸行改良,而反對激進的暴力革命,主張把英文“Revolution”(革命)一詞的第一個字母去掉,改為“Evolution” (漸進或改良)。他不大贊同孫中山激進的革命主張與行動,並曾試圖說服他放棄暴力革命。1903年2月,李提摩太給一位中國報人的信中寫道:“論及在中國的改革,目前存在兩種觀點:一種是革命的觀點,一種是改良的觀點。我不屬於前者,因為遍覽各國歷史,以武力進行改革,多是殺人流血,造成可怕的災難。而我贊成改良,願意貢獻所能,對真正有利於中國的一切問題,給予開導。……耶穌基督戰勝世界不是使用武力,而是使用精神和知識的力量。我們努力採用後者的方法,另一種方法耶穌早已吩咐過他的門徒們——‘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 到1913年時,李提摩太已年近70歲。從26歲到中國做宣教士算起,他在華已經42年。此時的他也已經變成一個和平主義者,呼籲世界各國實行裁軍和組織世界政府,還提倡世界各大宗教成立宗教聯盟。

七、婚姻、家庭與晚年

李提摩太於1878年在煙臺與蘇格蘭長老會派來的女宣教士瑪麗•馬丁結為夫婦,婚後二人同往山西太原傳福音,並在當地開辦孤兒院、女子學堂等;又創立天足會,力倡改革纏足惡習,將中國女孩從苦難中拯救出來。李氏夫婦共育有四個女兒。1903年3月,李夫人不幸染上惡疾,藥石無效,於同年7月去世。1914年8月,李提摩太邂逅倫敦會一位女醫生特賴布(Ethel Tribe)女士,當時她已來華已經二十載,先後在廈門及上海工作。晚年的李提摩太與這位晚婚的女士情投意合,遂赴日本橫濱旅行結婚。1916年春,因年老體弱,李提摩太決定遵醫囑回英國休養,於是向廣學會提出辭去總幹事之職。獲準後,於同年5月20日,李提摩太帶了家眷,揮別了同事朋友,乘船離開他工作生活多年的上海。

回到英國後,李提摩太於同年7月14日接受了威爾士大學授予他的法學博士學位。在這之前,他已經獲得過美國喬治亞大學和布朗大學授予的神學和文學博士學位。1918年,梁啟超到英國訪問時,曾專程到倫敦李提摩太的寓所去看望他,贈送他十本自己的著作,並與他一起暢敘維新運動的往事。

在英居住三年期間,李提摩太仍經常到處演講,並完成其自傳《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向讀者展現了一位宣教士在華半個世紀的生活畫卷。這本書不僅對李提摩太個人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而且對19世紀70年代以後的近代中國社會史、政治史、文化史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書中記錄了北方民眾的日常生活、當時人的工資水平、一些生活費用的支出記錄、官場錯綜復雜的關系、歷史人物的言行等,都是研究晚清歷史不可多得的文獻資料。

1919年初,李提摩太決定重返中國,但在4月間因舊病復發而不得不住院手術,終因病重體弱,於4月20日逝世於倫敦,享年74歲。

資料來源

  • 李提摩太著,《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
  • Timothy Richard, Forty 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General Books, LLC., 2012.
  • 網絡相關資料。

關於作者

李亞丁

作為世華中國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李亞丁博士現擔任《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執行主任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