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修善

一、早期背景與宣教

李修善（David Hill）於1840年出生在英格蘭約克郡（York）一個具有宣教傳統的基督徒家庭，其外曾祖父是18世紀屬靈偉人約翰衛斯理的同工之一。李修善16歲時母親就去世了，因此他和父親的感情很深。即使後來他去中國宣教，仍與父親保持密切的書信往來，與父親談心，聽取父親的意見。李修善年輕時在英國的里士滿（Richmond）接受神學教育，畢業後被按立為牧師。1865年，他作為英國循道公會（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的傳教士，奉派前往中國湖北省武漢宣教，於4月2日抵達漢口。此後31年間，除了有兩年多在山西賑災，有兩次回國述職外，其他年月他幾乎都住在湖北省境內，先後在漢口、武昌、武穴、廣濟等地從事宣教工作。他深愛中國人，最終也將生命獻給了中國。

李修善初到中國之時，幾乎連落腳之地都沒有，甚至以上海至漢口的班輪的倉位為家。在輪船上，他就像小販兜售小商品似地向旅客傳講福音，同時也結交了中國朋友，學會了漢語。著名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其回憶錄《親歷晚清45年》中，提到李修善是“能用中文寫作的，在傳教士中少見的睿智之士。”

由於很難適應當地的氣候與環境，李修善健康狀況日益惡化，最後不得不接受醫生的建議，前往日本調養一段時間。當時日本正值“明治維新”時期，英國駐日本使節意欲在日本推廣西式教育，就邀請李修善留居日本從事教育，結果被他婉拒。在寫給弟弟的信中，李修善表達了自己的心跡：“再多的酬勞與再好的環境，也比不上我們在中國的工作那麼有價值。”可見他熱愛中國的拳拳之心。

二、山西賑災

在李修善的宣教理念中，傳福音與慈善工作同等重要。他將從父親那裡繼承下來的大筆遺產全部供給中國宣教之用。而他自己終生未娶，日常生活極其簡單。無論是在宣教還是在慈善方面，他總是奉行“儘量給”的原則，既出錢又出力，造福于中國的百姓。

1876-1879年間，華北五省（山東、直隸、山西、陝西、河南）遭遇空前的大旱災，尤以山西省南部最為嚴重，到處餓殍成群，哀鴻遍野。以英國浸禮會傳教士李提摩太為首的西方傳教士立刻投入到賑災工作中去。1878年，李修善（David Hill）和德治安（John Turner）二人奉派到平陽府，深入災區發放賑銀，挽救了許多災民的性命。不僅如此，他們還在災區辦過學。據《臨汾大事記》記載：“光緒十九年大旱，瘟疫盛行，人相食，牛羊多死。同年，英國人李修善、德治安在何二胡同創辦男，女小學各一所……。”災後，山西省平陽府臨汾縣的縣令，甚至立碑紀念他們的善行義舉。

三、李修善與席勝魔

賑濟災民之同時，李修善也把基督福音帶給當地的人民。但當時中國民間，特別是士紳階層對西洋人充滿敵意，甚至認爲基督教是妖言惑衆。1879年是科舉之年，山西各地學子紛紛前往省會趕考，李修善牧師爲了爭取這些影響中國社會的士大夫，決意採取以基督教要義爲題懸賞徵文的辦法，把基督教福音單張，書籍及徵文的章程一併派送給赴省應考的秀才們。題目共有六個：真道之源、正心、祈禱、賞善罰惡、偶像，和大煙。並設獎金獎勵前四名：第一名三十兩銀子，第二名二十兩，第三名十五兩，第四名十兩。

是時，臨汾縣有一嗜煙如命的破落秀才名叫席子直，並未親往省城應試，卻從兄長那裡得來所派發的資料。他一面痛恨洋人，一面卻希望贏得豐厚的獎金以解貧病之困。在別人的慫恿及矛盾的心情下，他開始認真研讀基督教資料和有關書籍，準備文章應徵。為了能多賺些銀子，他一口氣用不同化名寫了好幾篇文章競獎，沒想到最終評選結果出來後，他竟然囊括了四名中的前三名。

由於獲獎人必須要親身領獎，席子直只好前往李修善的住所。李修善的為人及言談舉止使席子直欽佩景仰，疑慮頓消，並欣然應李氏之邀，成為他的中文教師。自此，在席子直教李修善讀四書五經的同時，他也在李修善的指導下，開始閱讀聖經。慢慢地，這位驕傲的士大夫被聖經上的話語強烈地吸引住了。一個秋夜，席子直跪倒在地，把聖經恭敬地放在面前。當他跪讀到耶穌在客西馬尼園中獨自憂傷悲痛向天父禱告時，他那關閉已久的心門被打開了。寂靜中他似乎聽見主耶穌的呼聲：“我心裡甚是憂傷，幾乎要死”。刹那間，聖靈感動他，使他從心裡相信：“耶穌愛我，耶穌是為我捨命”。至此他完全降服，接受耶穌基督作他的救主。就這樣，一個典型、高傲的儒教徒；一個自負、偏見的秀才；一個看不起基督教，並以此為愚蠢的人，終於為基督的愛所融化，受洗成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席子直受洗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戒毒，此時他的毒癮已經很深，單靠醫藥已經不能奏效。在痛苦至極時，席子直以耶穌基督為唯一的依靠，不住地祈禱，不敢稍離救主半步。立志“我寧死也不再吸大煙！”他完全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裡，繼續堅持祈禱、讀經，李修善等人也切切為他祈禱。最後，席子直終於徹底戒除了鴉片。從此後，他改名爲“勝魔”。在李修善的精心栽培下，席勝魔日後成為山西省一代名牧，不僅四處傳揚福音，勸化眾人，而且創立了戒煙館，取名叫“天招局”，為幫助煙民戒煙，把那些沉溺於鴉片毒癮的人拯救出來。後來“天招局”擴展到山西、陝西、河南和直隸四省，共有45所之多，拯救了無數人的身體和靈魂。

李修善目睹了鴉片對中國人民身心所造成的危害，對鴉片罪惡深惡痛絕。來華後他多次在英美傳教士主辦的《萬國公報》上發表文章，抨擊鴉片貿易，推動戒煙運動。1881年，他在英國國會演講中力陳鴉片危害，敦促英國政府廢除鴉片貿易，並且稱：“對於鴉片的進口，中國各地的宣教團體抱全體一致的看法；三百五十位傳教士中，沒有一位准許吸食鴉片的人進入教會。” 最後他堅定地指出：“只有英國政府採取堅決的行動，才能徹底解決中國的鴉片問題。”

四、創辦“漢口訓盲書院”

在武漢三鎮，幾乎到處都留下了李修善的足跡，其最大貢獻之一在於盲人教育方面。1888年，李修善在漢口創辦了“漢口訓盲書院”，採用盲文盲字教學。有記載曰：“李氏尤關心盲人，並創辦訓盲學校。……至今猶遺愛在人，令名孔彰。”[1]又據《武漢市志》記載：“訓盲書院系英循道會傳教士李修善於清光緒十四年(1888年)創辦，是武漢基督教較有影響的慈善團體，為武漢市最早的盲童救濟與職業培訓學校。創辦不久即在武漢市首次使用法國人布雷爾（Braille）所創凸字盲文，對學生進行教學。訓盲書院上午學宗教文化課，下午學習織魚網、做竹椅、編席等工藝，經常有學生40人左右。院址在普愛醫院內。” 李修善請來一位北京盲人學校的畢業生來教點字，又請來一位精于手工藝的傳教士向學生傳授謀生之道。他自己更是與學生們住在一起，形同家人一般，深受學生們愛戴。

根據有關資料，中國盲文由法國人布雷爾的發明，由基督教新教傳教士率先引介創制，再經由康熙盲字到大衛•希爾等諸種盲文法的長期探索，直到20世紀20年代以後，中國盲文的改進才轉由中國人接棒。我國最早使用的漢語盲文叫“康熙盲字”，因其採用的六個凸點，約定與408漢語音相對應，故又稱為“408”盲文。李修善在教學實踐中，創造出“聲母韻母法”，因他的英文名字是David Hill，故以其名字命名為“大衛•希爾法”。該法形成於1888至1889年間，相比於“康熙盲字”有408個音節，“大衛•希爾法”只有44個符號，而且據使用者說，這些符號組合中的若干詞彙還不是常用詞，真正常用的詞彙就更少，也更容易掌握。所以，在諸種中文盲文體系中，“大衛•希爾法”是代用符號最少的。以至於訓盲學校的負責人不無自豪地說：“這套系統甚至比明目人通常使用的分音符還要簡單易學，這套系統在盲人教育中從未遇到過障礙”。盲人學生利用此法來摸讀文字和認識外部世界，普遍感到新奇愉悅。[2] “大衛•希爾法”在適應中國地方語方面是一大推進，為其後中國盲文改造提供了基礎參照，而依據聲母韻母原則來建構各盲文體系更是成為近代中國盲文的主流。“大衛•希爾法”一度成為近代中國流行最廣的盲文授讀法，[3]後來直接演變成為“五方原音”，到20世紀40年代時仍在使用。

五、熱心行善，死而後已

李修善心地善良、敏銳，不僅傳福音以拯救人的靈魂，也體嘗百姓的疾苦，關心他們的日常需要。當時許多新興工業如紡織廠、鋼鐵廠在武漢興起，大批工人湧進城市工作，李修善就為他們安排特別的聚會，類似於今天的“勞工福音團契”，幫助他們解決居住和醫療等方面的問題。

李修善在華宣教31載，期間只有兩次返回英國述職。每次他都四處奔波演講，呼籲英國社會和教會關注中國的需要。他在英國推動建立了一個禱告組織，專為華中地區宣教工作禱告。為此他寫了一本小冊子《湖北的需要與呼求》（Hupeh, Its Claims and Call），打動了許多基督徒的心，願意到中國來與他同工。李修善還著有《華中的傳教事業》（1882）和《在華中二十五年，1865-1890》（1891）等書。

李修善的宣教努力與成就得到在華各宗派宣教機構和傳教士的肯定與尊敬。在1890年於上海舉行的第二次全國性宣教大會上，李修善與倪維思（John Nevius）二人被推舉為大會的共同主席，分別代表英國籍與美國籍的宣教士。由此可見他在在華傳教士中間的地位。

長期超負荷的工作使李修善的身體大受虧損，但他仍以神的話勉勵自己，也與會眾共勉。1895年復活節那天，他講了生前的最後一篇道，所引用的經文是哥林多前書第15章58節：“你們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裡面不是徒然的。” 這節經文可說是他在華宣教的真實注腳。復活節後不久，李修善就病逝於漢口，年僅56歲，還正當壯年時，令人慨歎！那些受過他恩惠與幫助的人，無不為他哀痛；他的棺木都是由那些盲校學生們親手趕制出來的。李修善去世後不久，循道會在華教育機構為了紀念這位以畢生精力貢獻于中國慈善教育事業的先驅者，在漢陽建立了“漢陽訓女書院”，此即1967年改名為武漢市第二十三中學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