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進德

梁進德於1820年出生於中國第一個（新教）基督徒家庭，父親梁發為職業刻字工匠，於1815年由倫敦會的傳教士米憐（Milne, William）雇用，遂隨其前往馬來半島的馬六甲建立宣教站。梁發負責刻印傳教書刊，並在次年（1816）從米憐受洗成為基督徒。1819年，梁發返回廣州時，被人密告他違律私自出洋，同年11月遭官府逮捕拷打。出獄後又被禁止在廣州居住，遂於12月底再往馬六甲。梁進德出生一年（1821）後，才得與返鄉的父親見面。此後三年中，梁發兩度返華招募並帶領工匠前往馬六甲刻印馬禮遜所翻譯的中文聖經，直到1823年完成刻印聖經後，梁發才回國長期居住。

1823年，馬禮遜（Morrison，Robert）完成翻譯聖經與編纂《英華字典》兩大工作後，要返英國休假。行前，梁發請求他為自己的獨子梁進德施行洗禮：

“妻子與我商量，要帶兒子到馬老先生尊寓，求其有道德之人，施賜洗禮與我兒子，欲他自幼信從救主真經，辯正聖理之門。望向父神施恩憐恤，賜我兒子獲得天來的純智，到了長大之時，有智識才能，獨知敬拜天地人萬物之大主為神，不跟隨世間人之惡俗，拜些人手所做之蠢物。又欲兒子自幼學習真經聖理之書，熟諳經書奧義，將來長大之時，可以修身修德，或者又能勸教各處之人。”

馬禮遜同意了梁發的請求，遂於1823年11月20日在廣州十三行英國商館內，為三歲的進德施洗。同年，馬禮遜亦按立梁發為傳道人，從而使他成為中國基督教（新教）歷史上第一位傳道人。

梁進德從小由西方傳教士教養長大，意在成為翻譯聖經之人才。童年時，他和馬禮遜另一位助手屈昂的兒子一起學習聖經等書。1831年初，他開始師從美國宣教士裨治文（Bridgman, Elijah Coleman）學習英文。裨氏於1830年2月來中國，不久，開始收留中國窮苦少年，興辦教會學校，以發展基督徒和培育傳福音人才。1830年10月，他收留了第一個少年名叫阿產（Achan）；接著又收留了梁進德。在其1830年11月1日的日誌里如此寫著：“梁發來訪。他希望我收留他那十歲的小孩。他希望兒子學習英文並能熟悉英文聖經，以便日後協助修訂中文聖經。” 可見梁發要兒子學英語的初衷，是為了宗教而非世俗的目的。

裨治文十分喜愛梁進德，精心教他英文單詞、句法、和閱讀英文聖經；不久又開始教他希伯來文和希臘文。到1833年4月，梁進德已經練習翻譯了全部新約書卷。此外，梁進德在信仰上取得很大進展。在1832年5月的日誌中，裨治文記錄了他和梁進德的一次談話：

“今晚禱告後，我和進德談話時問他： ‘你認為你最重要的責任是甚麼？’ ‘敬拜並遵從上帝。’ ‘那麼，你的第二項責任呢？’ ‘學習，如此我就可以教導所有的人。’ …… 隨后我提到幾天前一封寄自澳門而被中國巡撫攔截、開啟並扣留的信。這件事導致和我們有關聯的中國人相當緊張，他們擔心將會有人調查我居留在此地的目的。我再度問進德：‘你不擔心巡撫會來將你抓走嗎？’ ‘會的，但是上帝會保佑我沒事。’ 進德已經受洗過，也從小接受聖經教導，但愿他成為其祖國傑出的福音倡導者和傳播者。”

從這段記述中，不難看出當時年僅12歲的梁進德不但信仰虔誠，志向遠大，而且具有不畏迫害的信心和勇氣。

1834年，中英關系緊張之際，梁發在廣州趁鄉試期間，帶領一批人散發傳教書刊給赴考的士子們。廣東當局為此甚為惱怒，大肆追捕相關人等。在裨治文和馬禮遜之子馬儒翰的協助下，梁發父子於10月倉皇搭船逃往新加坡避禍。

1835年6月，梁進德獨自返回廣州，為躲避搜捕，匿居於裨治文家中。在此期間，倫敦會在巴達維亞的傳教士麥都思來中國考察，見到梁進德，所得的印象是：“他的英文還可以，同時繼續讀中文。他很安靜、專心和服從。一旦他能獲得大家的認可，也具備了傳教的精神，將對我們的事業大有貢獻，有朝一日還能成為修訂中文聖經的得力助手。” 此時，15歲的梁進德已接受傳教士的培養五年，他的學習成果與品行舉止都不錯，極具可塑性，因此麥都思和裨治文都對他寄予厚望。1836年3月，梁進德再次前往新加坡，但很快於10月底回到中國。1837年10月又到廣州與裨治文一起生活與讀書，繼續修讀希伯來文、英文和中文。

但沒有想到的是，西方傳教士花費多年功夫培育，準備獻給中國傳教事業的梁進德，卻成了朝廷欽差大臣林則徐屬下的翻譯，並成為林則徐開眼看世界的得力助手。

林則徐到廣州查禁鴉片，緊張局勢驟升。1839年3月，梁進德離開廣州前往澳門，住在美國商人金查理（Charles W. King）家中。兩個月後，林則徐差人上門，極力說服他擔任林則徐的口頭與書面翻譯。為欽差大臣工作對當時年不滿20歲的梁進德有著極大的誘惑力，除優厚的報酬外，還能夠發揮他的才能，而且還可以提升自己的社會與經濟地位。由是他得以進入林則徐帳下效力，並得到林則徐的善待與重用。從1839年5月到1840年10月林則徐被免職，梁進德為他擔任一年七個月左右的翻譯，甚至林離任後，仍私人雇用梁進德到1840年12月，並曾打算將他介紹給新任欽差大臣琦善，可見林則徐對梁進德是相當滿意的。

除擔任口頭翻譯外，梁進德還為林則徐翻譯了大量的文獻，供其“放眼看世界”。1841年11月，梁進德在寫給馬禮遜遺孀的信中，提到在過去兩年中自己為林則徐翻譯了《廣州新聞》周報、《番鬼在中國》（Fan-quis-in-China）一書，以及《四洲志》。

《番鬼在中國》為英國人唐寧（C. Toogood Downing）所著，記述他在華的見聞，其中涉及鴉片、貿易、中外關系以及廣東民情風俗等。該書為林則徐提供許多外國人如何看待中國的信息。《四洲志》譯自英國人莫瑞（Hugh Murray）所編著的《地理百科全書》（An Encyclopaedia of Geography）。林則徐通過馬禮遜教育會的教師布朗（Samuel R. Brown）購入此書。梁進德所選譯的部分約占全書的一半，稱《四洲志》。後來該書被魏源收入《海國圖志》，對中國人比較有系統地認識近代西方國家和國際形勢，有很大的啟迪和幫助。梁進德同時也將有關中文著述譯為英文發表，裨治文主編的《中國叢論》英文月刊，就曾先後刊登過他的譯文。

裨治文等西方傳教士起初對梁進德為林則徐工作心存疑慮，擔心他會被官場不良環境所污染，以致動搖他的基督教信仰。後通過書信與溝通，發現他很為欽差大臣所器重，而且信仰也無動搖。1840年11月，裨治文和倫敦會傳教士美魏茶（Milne, William Charles）與他見面後，如此記述：

“我親愛的孩子進德最近來看我，他已經長大成人了。他為林則徐工作期間，繼續求取知識，我相信他也仍然是虔誠的。他是一個非常和善、聰明、有前途的青年，而且比以往更汲汲於讀書。”

美魏茶對梁進德更是大為讚賞：

“進德讓我感到非常欣慰，他的表情，他的態度，他的理智，他真摯的性情，都讓人十分滿意，就算他還沒有進入上帝的國度，相信也更接近了。在裨治文和他之間有一種相當程度的父子感情，裨治文就認為在他的心中充滿了上帝的恩典。”

確實，裨治文教養梁進德長達十年之久，且待他如同自己的兒子一般。1840年春，梁進德在廣州結婚成家，父親梁發與他同住。離開林則徐之後，為謀家庭生計，梁發主張兒子往商業上謀職，但裨治文卻不愿他如此發展，寧肯自己每月支付他相當於林則徐給予的報酬，並為其安排鄉下的住所。同時還安排人指導他學中文，并為其提供足夠的英文和希伯來文書籍。

鴉片戰爭後的幾年，梁進德搖擺於潛心讀書與追求名利之間，以致於裨治文對他越來越沒有把握。1844年7月，梁進德離開裨治文，受雇於廣州官商兩棲的潘仕成；不久，潘仕成又將他推薦給欽差大臣、兩廣總督耆英。裨治文對梁進德愈感焦慮，不斷為他禱告，亦與他一起禱告。幾乎每星期都寫信給他，勸導他。

裨治文的努力沒有白費，1846年，已有兩個子女的梁進德離開耆英，回到裨治文身邊讀書；1847年6月陪同裨治文前往上海參與修訂中文聖經的工作。在聖經修訂會議上，每位代表分別提出自己的聖經版本，供大家討論後定稿。裨治文的版本是由梁進德先從英文本聖經譯出初稿，由裨治文以希臘文本校對正誤後，交由他的中文老師邱泰仁（Keu Taijen）潤飾文字，最後再由裨治文、梁進德和邱泰仁共同以前人翻譯的版本和注釋逐字逐節地考校而成。

1854年五、六月，裨治文帶著梁進德隨新任美國駐華公使麥蓮（Robert M. McLane）搭船上溯長江，到太平天國的首府天京進行考察和交涉。同年十、十一月，梁進德又隨同英美兩國公使乘艦北上天津要求修約。

根據為梁發作傳的麥沾恩（George Hunter McNeur）記載，梁進德後來進入海關工作，曾在潮州海關任職五年，晉至副稅務司職務，直到42歲（1862）時因病辭職，回到故里後以中年早卒。

西方傳教士對梁進德的評價褒貶不一，有的認為他經不起世俗利益的引誘，信仰不夠堅定，甚至懷疑他是否真正的基督徒；有的認為他不夠穩重謙和，亦不夠真誠，言行不一，見利忘義；或認為他雖然長期接受傳教士的呵護和教育，但在傳教事業方面卻無所成就。無論如何，梁進德在辭世的三年前（1859），在上海裨治文的教會中曾當眾表示自己已經悔改重生，並且自認是“上帝恩典的一個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