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獻羔

林獻羔，祖籍廣東省臺山市。父親林權章（受洗後更名為林保羅），是澳門白馬巷浸信會牧師，母親名叫張眷西；夫婦倆共養育四個兒女，林獻羔排行老大。林父曾赴美國紐約攻讀神學，畢業後回到中國事奉，常年在各地佈道，範圍頗廣，甚至遠至南洋等地。林獻羔於1924年10月4日出生在澳門白馬巷，父親給兒子起名為“獻羔”，意為“獻給羔羊基督”。其英文姓名為Samuel Lamb，名為Samuel（撒母耳），取自於聖經舊約先知撒母耳，姓為Lamb，“羔羊”之意。林獻羔5歲時隨父母搬到廣州，在廣州度過童年生活。他自幼體弱，5歲時罹患白喉，幾乎喪命，靠著徹夜禱告得以挽回生命，這段經歷讓林獻羔終身難忘，堅立了他以後的神聖呼召。林獻羔在這樣一個基督教家庭中長大，自幼受信仰熏陶，聰慧機敏，多才多藝，熱愛音樂，喜愛英語。1936年夏天，林獻羔12歲時，在浸信會張雲如牧師主禮下受洗歸主。

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爆發，林家舉家遷至香港長洲避難，住在搭建的小木屋裏，用白鐵皮蓋住，生活清苦，家居簡陋。林獻羔初在香港長洲皇家書院念書，後轉入皇仁書院。早年其父親轉往南洋巡回佈道，後因戰亂，香港、新加坡相繼淪陷，與父失聯，遂回肇慶外婆家避難。1942年，林獻羔同母親和妹妹來到梧州，進入建道聖經學院修讀神學。一家生活艱辛，靠典賣舊衣為生。在兵荒馬亂的年日裏，學業一波數折，生平只取得小學文憑，香港皇仁書院、廣西梧州建道聖經學院及後來的美國慕迪函授課程也或因淪陷或因戰亂而未能畢業。

1945年，林獻羔回到其祖居廣州市中山五路大馬站35號，與親人團聚。同年8月14日，日本投降，林獻羔先後在廣州萬善堂支堂、錫安堂、興華浸信會展開傳道工作。1950年開始在中山五路大馬站35號聚會，稱為“大馬站福音會堂”。1950年香港神召會聖經學院擬聘請林獻羔為聖經教員，這是一次遠走高飛的機會，但他忠實於神的呼召，不為優厚條件所動，明知有危險，仍留在廣州傳道。

1951年7月4日，林獻羔與李穗玲姊妹在廣州結婚，育有一女，取名哈拿；一子，取名以諾。1955年上半年開始的“肅反運動”席卷全國。同年8月，中國知名傳道人、北京的王明道先生被捕。9月14日晚，林獻羔所在教會的聚會結束時，10余人忽然出現在聚會點，搜查了林獻羔住處，並將他和王國顯、張耀生扣上手銬帶走。不久，林獻羔一行以“反革命分子”罪名被審訊，當時廣州《南方日報》刊出“廣州的基督教內破獲了一個以林獻羔、王國顯、張耀生為首的反革命集團”[1]的大標題。隨後“廣州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簡稱“三自會”）召開對“大馬站反革命集團”的控訴大會。控訴會上並未能提供“反革命”活動的確切證據。被關押1年余後，1957年1月28日，林獻羔等人獲釋，重回大馬站從事傳道工作。

到1957年年底，國內政治形勢又出現新的變化，在宗教界展開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對宗教界進行社會主義改造。1958年3月上旬，由基督教聯合會主辦，為期9天的基督教大會召開。林獻羔被政府通知參加會議，出席會議的有24所教會的教牧人員和信徒共109人。會議中學習內容都是些似是而非的道理，目的是說服林獻羔參加“三自會”。原以為加入“三自會”就可以保持信仰的自由和真理的完整，在壓力與模糊不清的“道理”面前，林獻羔屈服下來，準備回去說服同工加入“三自會”，但尚未實行，便再次被捕，在這緊要關頭，林獻羔持守住他的信仰。

1958年3月12日，在《南方日報》刊出的廣東省基督教九個右派分子名單裏，林獻羔的名字被列在第三位。這不是一次簡單的政治學習，而是一場歷史大背景下的劇烈的政治運動。林獻羔此時徹底清醒過來，他所面臨的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信仰大考驗，他也為此作好了為主殉道的準備，預備被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1958年11月20日判決書下來，林獻羔被判處20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5年，罪名是“反革命、親帝、反蘇、王明道的爪牙”[2]。他先被關押在韶關犁市第二監獄，後轉往茶山農場服刑。在農場中被安排挑土做重體力活，後因體弱被調到老弱病殘組做記錄員和理髮員。1963年1月，因在獄中抄寫聖經並暗中傳福音而遭到處分，被轉調到集訓隊，集訓隊是由“違法亂紀的壞分子”所組成。一段時間之後，林獻羔又被送往山西省太原市西峪煤礦採煤。由於體力較弱，被指派負責掛煤車的工作，雖然在體力上比較輕松，但工作很危險，稍有不慎，就會被碰掉指頭。這工作林獻羔一幹就是15年，共掛了200多萬車次。在20年漫長而艱苦的熬煉中，經歷了無數次與死亡擦肩的危險。1969年，在一次勞作中，電車頭頂翻車皮，車皮一端緊貼他的頸項，後面就是煤墻，失之毫厘便有性命之憂；1970年，電車頭司機的一次失誤，將林獻羔夾在車頭與煤車之間，幾乎喪命；又有一次，他突然掉在兩輛卡車之間，若非死也會失去大腿。千鈞一髮之際，他竟然翻了個筋鬥，這是平時所不能做到的，堪稱奇跡。除危險繁重的體力勞動外，他還要面臨信仰上的考驗。1974年，“批林批孔”政治運動開始，指導員要求林獻羔寫報告批判基督教，在禱告中神賜他智慧，讓他只批判假基督教，假先知，不致背叛基督信仰。一次次的死裏逃生，一波波的批判運動他都得以安然度過，見證了神對這位忠心僕人的眷顧和保守。

1976年以後，隨著“四人幫”的垮台，十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結束，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1978年5月29日，林獻羔20年刑滿獲釋。令人傷痛的是，出獄前7年和2年，父親和妻子皆已相繼離世。他回到廣州後，先在家裏教英文，而後逐漸帶領家庭聚會，為人施浸，並恢復《靈音叢書》的寫作和出版。1979年5月，他出版了出獄後第一本書《一次得救永遠得救》；之後還作了30多首詩歌。這些福音小冊子都標有“沒有版權”，印刷上萬冊，分發至全國，供應各地教會需要。當年9月，大馬站恢復了聚會，開始時只有四五個人，慢慢的來聚會的人就越來越多。地方不夠用就把天台蓋起來作聚會用。到1981年時，已經是在三樓講道，二樓以播音器播音。每周4次講道，共有2000人參加聚會。隨著聚會的增長，逐漸又開設了兒童聚會、學道班、青年聚會和探訪團隊等各項事工，由此陪養出一批有恩賜的服侍團隊。2001年因大馬站拆遷，聚會地點遷至榮桂里15號，聚會面積也有所增加，可容納800人，每周保持3000人的聚會。自大馬站教會恢復以來，約有160批，近5000人受洗歸主。

1982年3月，中共中央的“19號文件”對當時的“極左”宗教政策有所糾正，但仍然保持著對基督徒聚會的限制和打壓。1982年12月6日，政府有關部門勒令林獻羔停止聚會，原因是仍有5年剝奪政治權利附加刑，到1983年5月29日才完結。這半年時間裏適逢房屋修建，暫停大型聚會直到刑期結束，刑期過後林獻羔又逐漸恢復聚會。1988年8至12月間，廣州市公安局曾6次找林獻羔談話，公安人員向他宣讀了廣東省人民政府文件（粵府[1988]44號）,勒令他立即停止聚會，並要求他所帶領的家庭教會登記加入“三自愛國組織”，交由“中國基督教協會”與“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簡稱“中國基督教兩會”）管理。6次談話內容除要求登記外，也涉及與海外教會的關系、資金運作，以及“非法”出版物等內容。此外還對他進行了政治思想和愛國主義教育。林獻羔據理力爭，認為家庭教會活動不違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違反法律，堅持不加入“三自會”。這幾次談話引起了海外媒體的極大關注，香港《南華早報》和美國《華盛頓郵報》都對談話內容做了報道。雖然有內外各種幹擾，但大馬站的聚會沒有中斷。

1990年2月22日晚11時半，福音聚會結束後，數十名公安人員持搜查令，對大馬站聚會處實施了大搜查，將聚會用的麥克風、錄音機、聖經和詩歌等用品全部沒收，並將林獻羔帶走。按廣州市越秀區政府通告的說法是違反了《廣東省宗教活動場所行政管理規定》，不按規定向宗教部門申請登記，將林獻羔指為非法傳教，大馬站被定為非法傳教點，予以取締。林獻羔被拘留查詢21個小時之後才獲釋。據他本人講，查詢內容主要為：聚會點沒有按要求登記，違反宗教政策；不配合“兩會”的宗教管理；依靠國外教會的資金、技術和人員支持，違反“三自”的原則。而林獻羔為自己辯護稱：教會遵紀守法，沒有違反國家法律法規；憲法規定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法律沒有規定要參加“三自”組織；教會有能力自己供給，外人沒有幹預教會的“自治”。因此林獻羔拒絕作檢討，拒絕主動停止聚會，拒絕登記。在拘查後，大馬站只舉行禱告聚會，直到1991年3月才恢復正常聚會。此後多年，他不時地要接受傳訊問話，從1990年3月至1991年1月，他先後被問話達十次之多。後來的問話也多得數不勝數，主要是督促登記、學習文件、思想教育、了解與外界的來往和教會動態。據教會同工反映，2000年後，政府對教會的管理相對寬松了些，總體關系有了較大的改善，但教會仍不時受到沖擊，沒收聖經和屬靈書籍的事時有發生。2002年初，公安人員以聚會場地消防安全隱患，人群不易疏散為由幾次打斷聚會，要求聚會每層僅限坐50人。當教會配合安全開設了走火通道後，仍未止住以各種理由而來的檢查，使正常的聚會受到幹擾，以至於林獻羔質詢他們是否在故意為難。2003年到2013年10年間，圍繞教會登記、走火通道、防火、“東方閃電”邪教、非典等問題，大馬站教會備受責難。

2013年8月3日，林獻羔因病辭世，安息主懷，享年89歲。8月16日，在廣州殯儀館銀河園特別為他舉行了追思禮拜，三萬多各界人士冒著台風暴雨前往悼念，為這位中國基督教家庭教會領袖作最後的致敬。《基督時報》2013年8月3日快訊對他的辭世作了這樣描述：“上個世紀，在信仰環境十分艱難中湧出王明道、袁相忱、以巴弗、謝模善、楊心斐等一代上帝忠心的僕人，他們都曾為主坐監牢多年。這些老僕人們先後安息主懷，林獻羔昨日也榮歸天家，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這些老僕人是中國家庭教會的中流砥柱，林獻羔是這一代的重要領袖之一，被譽為中國家庭教會“南方的明燈”，在中國教會信徒中間流傳這樣一個贊譽：“北有袁相忱，南有林獻羔”。他一生牧養信徒無數，全國各地許多牧者曾得到他的訓勉和勸慰。他著有《靈音叢書》近3百冊，創作“靈音詩歌”近50首，體現了他的神學思想和對《聖經》的深刻理解，為中國教會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林獻羔畢其生忠心於基督信仰，他的一生充滿曲折，歷經磨難，在苦難和威逼面前他沒有放棄自己的信仰。他不但從不埋怨神，而且生命中充滿著感恩和贊美。在苦難背後，林獻羔卻看到神的美意：在他20年服刑期間也正是中國政治動蕩不安的時期，期間經歷了“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無數，其中任何一場“運動”都足以置他於死地。正是在監獄中，他才躲過了一場場浩劫，使生命得以保全，信仰得以持守。他的經歷見證了神的信實和大能，神叫萬事相互效力，為以後基督教再次復興預備了堅忍不拔的時代領袖。對於苦難，他有這樣的理解：“我們必須‘忍受’，就是為主忍受苦難，在受苦時，不單不埋怨，反要贊美和感謝。但是，這功課並不易學，所以神要把我們長期放在苦難中，為要叫我們經過苦難後，就得著益處”，如聖經所記：‘我受苦是與我有益，為要使我學習你的律例’”（詩119：71）。林獻羔堅持以順服神為第一原則，拒絕登記加入“三自會”。認定教會的元首是基督，教會是為真理而活，忠實地傳講福音真理，順從神，不順從人。堅定表明教會信仰立場，不妥協，不對立，維護信仰的獨立性。面對訊問、查抄、騷擾、利誘和威逼，林獻羔不屈不撓。如果以犧牲真理為代價，他寧願坐牢也不肯屈服。他多次向相關人員表明態度，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登記是要限制我們的信仰，我寧願再坐監也不登記”[3]。在打壓之中，他的教會不但沒有萎縮反而不斷增長。他以實際行動向世人宣揚基督的福音，維護了中國家庭教會的尊嚴，表明了他對基督矢志不渝的愛。林獻羔忠於神的呼召，幾次有機會去紐約進深修讀神學或到香港神學院做講員，本可免於牢獄之災，但他忠於神的使命留在廣州傳道，從而印證了聖經所說：“……自我出胎，耶和華就選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賽49：1）。林獻羔所建立的家庭教會不但在國內享有很高的聲望，在海外也有很大的影響力。教會接待了數以百計的各國政要、神職人員、信徒、記者等國際友人。美國助理國務卿沙托克（John Shattuck）、美國鋼琴家迪諾·卡特桑那奇斯（Dino Kartsonakis）、佈道家葛培理、太空人歐文（Jim Irwin）等皆曾先後造訪過大馬站家庭教會，美國前總統里根和布什還贈送了紀念品。到訪的肢體也帶來海外的關心和鼓勵。1999年12月底，生命季刊在芝加哥召開“跨世紀聚會”，林獻羔通過越洋電話，向與會的弟兄姊妹傳講了“靠主得勝”的信息。

現今的“大馬站福音會堂”坐落在榮桂里15號深窄巷中，百米之外是喧囂的鬧市，此處卻是古樸幽靜，南方的大葉蓉在堅硬的水泥板縫中頑強生長，枝繁葉茂，散發出生命的氣息。筆者在廣州工作期間，時有參加林獻羔弟兄主禮的主日崇拜。每次聚會崇拜結束後，他都會在狹窄的過道上和弟兄姊妹一一握手道別。他是一位親切和藹的屬靈長者，深受信徒的愛戴，人們都親切稱他為林伯。“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提後4:7，8）是對林獻羔弟兄一生事奉的總結。如今，一代神所重用的忠心僕人已經逝去，但他們為主“至死忠心”所留下的佳美腳蹤，催生了新的一代聖徒繼續其未竟之聖工，傳揚天國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