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昭

一、林昭的生平

林昭，原名彭令昭，1932年出生於蘇州一個官吏家庭。父親彭國彥，早年留學英國。1922年考入東南大學，主修政治經濟。民國時期從政為官，1928年在國民政府舉辦的第一屆縣長考試中獲第一名，被任命為蘇州吳縣縣長。他一生清廉耿直，潔身自好。母親許憲民在抗戰期間曾坐過牢，解放后曾任蘇州市民革委員、和政協委員。林昭的大舅許金元是早期共產黨人，在四·一二事變中被殺。

林昭早年就讀蘇州景海女中，這是一所教會學校。在學期間，她每星期日都去教堂做禮拜，不久，從一位美國傳教士接受洗禮成為基督徒。但在政治上，她自幼深受其母和大舅的影響，其妹彭令范說她有“家傳的政治基因”。在讀中學時她就參加了左傾的、類似中共的外圍組織的“大眾讀書會”和“大地圖書館”，讀過許多西方政治哲學方面，包括馬列和毛澤東的書籍，甚至還做過幾天中共地下黨員，抨擊國民黨統治。1948年，為追求政治進步，她寧肯不去美國留學，跳窗從家里出逃，隨之考入中共蘇南新聞專科學校。她滿懷希望地迎來1949年，同年參加土改工作隊到蘇南農村。

1954年，她以江蘇省總分第一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深受古典文學教授游國恩的賞識，建議她改為文學專業。因為她的文學才華，不久任校刊編輯，負責副刊“未名湖”。1955年春，她參加北大詩社，任《北大詩刊》編輯。1956年秋，《北大詩刊》停辦后，她成為綜合性學生文藝刊物《紅樓》的編委會成員之一。《紅樓》第二期的責任編輯是林昭和張元勛。思想自由，是北大最珍貴、最重要的傳統之一，她無疑是屬於這個精神譜系的。蔡元培、李大釗這些北大先驅在她心目中有著沉甸甸的份量。

1957年5月19日，張元勛和沈澤宜等人響應中共中央的鳴放號召，貼出大字報“是時候了！”，在學生中引發大辯論，有人認為該大字報的內容右傾，是反革命煽動。5月22日，林昭在辯論會中，公開反對那些上綱上線的批評，為張元勛等人辯護。5月29日，《紅樓》編輯部舉行會議，宣布開除張元勛出《紅樓》編委會。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么？”，將那些向共產黨提意見者說成是右派分子乘機向黨進攻。

1957年秋，張元勛、林昭等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林昭以死抗爭，吞服大量安眠藥自殺，但被及時搶救過來。但她因此被認定與黨和政府對抗、態度惡劣，於是被加重處分：勞動教養三年。林昭不服，投書向團中央質問：“當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長時，曾慨然向北洋軍閥政府去保釋‘五四’被捕的學生，現在他們（指北大領導）卻把學生送進去，良知何在？” 後因新聞系專業副主任羅列憐其體弱多病，冒險為之求情，林昭得以留在新聞專業資料室接受群眾“監督改造”。1958年6月起，林昭在人民大學新聞系資料室監督勞動，期間與同在資料室“勞動考察”的人大學生“右派分子”甘粹產生愛情，他們提出結婚申請，但上級指斥他們談情說愛，是抗拒改造，不準他們結婚。為此，甘粹被發配到新疆的一個勞改營，一去就是22年。

當時蘭州大學的張春元和顧雁等人，籌辦了針砭時弊的油印刊物《星火》。林昭的長詩《海鷗之歌》和《普羅米修斯受難之日》，在《星火》第一期上發表。林昭不顧自己的處境，為大躍進等原因造成的大饑荒憂心如焚，她堅持說出真相，并給領導人寫信，試圖以微弱的力量阻止悲劇的蔓延，不久，凡涉及《星火》的人員共30多人，皆遭逮捕。1960年10月，林昭在蘇州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獄。父親因此而服藥自殺。

1962年3月，林昭得以保外就醫，回蘇州后結識了黃政，兩人共同起草了中國改革方案。在此期間她還委托朋友，將“我們是無罪的”、“給北大校長陸平的信”等文章帶到海外發表。1962年12月，林昭再次被投入監牢。在獄中她曾多次絕食、自殺，并分別兩次給當時的上海市長柯慶施、《人民日報》寫信，反映案情并表達政治見解，但都沒有回音。林昭在獄中，沒有筆和紙，她就用自己的血在白色被單上寫作（有二十萬字之多）。由於林昭拒絕違心地服從，被獄卒視為表現惡劣，遭受殘酷的虐待。林昭在血書中寫道：“光是鐐銬一事，人們就玩出不知多少花樣來：一副反銬，兩副反銬；時而平行，時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上至今創痕猶在不消說了，最最慘無人道，酷無人理的是：不論在我絕食之中，在我胃炎發病痛得死去活來之時，乃至在婦女生理特殊情況期間，不僅從未為我解除過鐐銬，甚至從未有所減輕——比如在兩副鐐銬中暫且除去一副。”

1965年3月23日，林昭開始書寫“告人類”一文。1965年5月31日，開庭審判，林昭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林昭隨后血書“判決後的申明”。1965年下半年，第三次給《人民日報》寫信。

對於自己的結局，林昭早有預感，并且做好了心理準備。1965年5月6日，七年刑滿釋放的張元勛來到上海提籃橋監獄看望她。她說：“頂多也就是死！他們殺機已定，哀求之與痛斥之，其結果完全相同。” 1968年，當她被折磨得只剩下不到70磅，大咳血，最后一次被送進監獄醫院時，對她懷有同情的醫生悄悄說：“唉，你又何苦呢？” 她則輕聲答以：“寧為玉碎”。她以詩明志：“願殉自由死，終不甘為囚。”

無論林昭遭受多大痛苦與折磨，她至死都不認錯。多位熟悉她的同學都提到：“反右以后，她死不認錯，她是北大唯一不認錯的。” 入獄以后，有人對她說：你只要承認一句自己錯了，就可以放你出去。她斬釘截鐵地回答道：“不，我沒有錯，決不向邪惡低頭。” 她母親亦勸她：“孩子，你就認個錯吧，不然，他們會殺死你的。” 她回答說：“我怎么能認錯！？我沒有錯！” 她在信中自述：“林昭這份難移的該死的本性就是這樣！——遇到外來的侵犯鎮壓之類，首先想到的永遠只是反抗而不是其他什么！”“不怕你們把林昭磨成了粉，我的每一粒骨頭渣兒都還只是一顆反抗的種子。” 所以，她只能選擇向死而生。

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改判為死刑。接到判決書后，林昭留下最后一份血寫的遺書：“歷史將宣告我無罪”。隨即她在上海龍華被秘密槍決，年僅35歲。林昭妹妹彭令范回憶說，1968年5月1日，公安人員來到她家向母親索要5分錢子彈費。此事使母親許憲民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七年后的一天，她被發現死在上海外灘街頭，有說被打死的，有說暴病而死。

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級法院“滬高刑復字435號判決書”，宣告林昭無罪，結論為“這是一次冤殺無辜”。1981年，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宣布給她平反。

林昭的骨灰曾安放在上海的“息園”，里面有用舊的《解放日報》包裹著的她的頭髮。 2004年4月22日，林昭骨灰被安葬在蘇州靈巖山。由林昭的堂舅、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老作家許覺民出面，為林昭立了墓碑，碑后刻有林昭寫的一首詩。

二、林昭的思想與信仰遺產

許多熟悉林昭的人都認為她是當代思想解放的先驅者，覺醒程度遠遠超過張志新、遇羅克。不但應該給她平反，而且要追認為烈士，在媒體上宣傳她的事跡。但終因阻力重重，她從未獲得過真正意義上的平反。林昭的檔案，包括獄中寫的大量血書，1980年代曾一度開放，上海“民主與法制”的記者陳偉斯是唯一見過林昭檔案的人，并於1981年寫了“林昭之死”，刊登在民主與法制上。此后林昭檔案就被封存，報刊雜志對林昭一案亦噤若寒蟬。

建國初期，和許多青年人一樣，林昭也曾有過輕信與迷狂，以及對偉大領袖的個人崇拜，為此她甚至不惜與家庭決裂。多年以來，父親在林昭心目中只是一個“反動官僚”，直到她成為右派，回到家中后，才與父親有了更多的交流，她對父親產生了愧疚、親情和敬仰。林昭第一次入獄后，她父親選擇了自殺。1962年，同學羊華榮見到保釋中的她，發現她頭上帶了朵小白花，問她為誰戴孝，她說是為父親。

1957年之后，林昭才開始反省，開始追問，開始尋找，最終回歸了良心，回歸了人的本性，回歸了生活本身。1962年，當林昭看到廣大農村千萬人被餓死人時，就直言人民公社不合國情、也不合情理，應當及早解散，實行耕者有其田。在對待資本主義問題上，她提出應當允許私人開業經營，主張私人辦廠，并且提議要改變閉關鎖國的政策，加強與世界的聯系，包括引進外資，借外債加速經濟和科技的發展。她甚至還提出了地方自治的設想。這些想法和主張在今天大都已變成現實。

在整個民族幾乎都陷入盲從、迷信和狂熱的時代，她沒有停止獨立思考，在獄中沒有紙和筆的情況下，她以血為墨，以白床單為紙，寫下了大量的血書。她對時代和中國命運的思考，她使用的語言，都超越了同時代的人。她拋棄了當時無所不在的、彌漫著火藥味的斗爭性話語，擺脫了簡單的仇恨意識和你死我活的敵對思維，用自己話語的表達方式，來概括那個時代。她流自己的血，卻不想以血還血，而只是以自我犧牲的方式守護她深愛的一切。即使對於向她直接施暴的人，她心中也沒有產生你死我活的念頭。

林昭熱愛生命，但她只能作為一個大寫的人活著。“我是個人”，這是她的底線，不容突破，不容妥協。她在忍無可忍、多重鐐銬加身的情況下，對獄警發出的最嚴厲的責問也只是：“你們究竟是不是人！？是不是人生父母養的？”

她人性中最真實、最柔軟、最美好的一面從來沒有被磨滅，反而在殘酷的現實中被激活、被喚醒，她向往人的生活的愿望，決定了她不能茍且、不能屈從。加上她天性中就有對自由的追求和認死理的氣質，這些因素合在一起，決定了她的命運。她的全部追求，包括她的犧牲，歸根結底，可以說都根源於她的人性和她的信仰。她之所以選擇寧為玉碎，不是因為她否定生活，恰恰相反，是因為她太珍愛生活了。她之所以反抗到底，完全基於自己對生活的理解。她說自己反抗的全部根據只是一條天人共許多鐵則：“被踐踏的公義必須得到伸張！這也就是我常愛提說的生活之價值觀的基本內容之一部分。”

林昭的思想和力量之源是其基督教之信仰，她把自己的心和上帝之愛連接起來。她具有一種非常深厚、寬廣的愛心，以上帝的聖愛來看待芸芸眾生，甚至對她批判和反抗的對象，也是帶著那種悲憫的愛心。可以說，是基督教信仰給了她內心的光亮、愛心和忍受苦難的力量。

1949年，林昭從蘇州景海女中畢業后，即脫離了教會。1951年參加土改工作隊時，她曾以“中央的通知”名義警告過當地教會的牧師，凡進行土改的地區應停止一切宗教活動。被打成右派后，她開始逐漸回歸於基督教信仰。有一次，她的同學羊華榮跟她議論無神論和基督教等話題時，林昭說：“你不要貶低上帝，我信奉基督教。”

林昭曾經講過美國的亞伯拉罕·林肯救一頭陷入泥沼的豬的故事。有人稱贊林肯，有人說林肯做的不值，而林肯只是回答：“我不是為那口豬，我為我自己的良心。” 林昭稱自己所做的一切，也只是為了“迷途重歸基督徒的良心。”

1958年到1959年間，她在人民大學資料室被監督勞動時，每個星期天，她幾乎都要帶朋友甘粹到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基督教堂做禮拜，并且給毫無宗教知識的甘粹講聖經故事。甘粹回憶說：“林昭從小信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反右是不平等、不公平的。為了這個不公平，她出來替他們說話。”

她在獄中一度和基督徒俞以勒同室，二人成為好友，這大概是她在獄中最開心的時光。她自稱是：“一個奉著十字架作戰的自由志士”。在追思被刺殺的美國總統肯尼迪時，她說：“作為基督門徒，我們各人誠實的靈魂無論何時永遠共同呼吸、居住而活躍在基督的愛里。”

林昭有肺病，但卻不愿治療。她說：“作為基督徒，我的生命屬於我的上帝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是愿意甚至希望從自己中學時代的導師、帶領我受洗進教的美國傳道士那里得到對於肺病的藥物治療的。” “既然我的生命屬於上帝，而且已經活過那么些艱難困頓至于嚴峻地殘酷的日子，那么，無論病軀怎么衰弱，假如上帝要使用我而要我繼續活下去，我一定可以活得下去！……而假如上帝需要我成為一個自覺的殉道者，我也只會發自衷心地感激施賜與我這樣一份光榮！” 很顯然，林昭把自己當作一個殉道者，甘愿將自己的血灑在祭壇上，在信仰中獲得升華。

一次，經過一場慘無人道的刑訊折磨之后，她用血在獄墻上寫道：“上帝幫助我，我要被逼瘋了！” “我默默摳著墻上的血點，只有想到那么遙遠又那么切近的慈悲、公義的上帝時，我才找到要說的話。這個滿腹委屈的、孤憤的孩子無聲地禱告過：天父啊，我不管了！邪心不死的惡鬼這么欺負人，我不管了，我什么都不管他們了！”

即便如此，她仍能以悲憫之心對那些親手殘害她的人說：“作為基督徒，我的生命屬於我的上帝——我的信仰。為著堅持我的道路，或者說我的路線，上帝仆人的路線，基督政治的路線，這個青年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是為你們索取的，卻又是為你們付出的。先生們，人性，這就是人的心啊！為什么我要懷抱著，以致對你們懷抱著一份人性，那么一份人心呢？歸根到底，又不過是本著天父所賦予的惻隱、悲憫與良知。在接觸你們最最陰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權利中樞、罪惡核心的過程中，我仍然察見到，還不完全忽略你們身上偶然有機會顯露出的人性的閃光，從而察見到你們心靈深處，還多少保有未盡泯滅的人性，在那個時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林昭在獄中用血、發卡和竹簽寫出20余萬字的文稿、詩歌和日記，其中包括“基督還在世上”。可惜至今我們仍無法見到，也不知是否還存留世上。

林昭以自己的生命實踐了自己的信仰，稱她為“聖女林昭”絕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