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靜庵

劉靜庵，名敬安，又名大雄，字貞一，號靜庵，湖北潛江人。其父名淇，是科舉貢生，靜庵幼承父教，少年時接觸過佛教。1903年，劉靜庵赴武汉加入湖北新军，曾擔任护军马队第一营管带黎元洪的秘书。他熱心追求真理，在武昌參加過基督教宣道會的聚會，後來在聖公會救主堂找到了信仰歸宿。當時武漢聖公會已出現幾位頗有影響的華人基督教領袖，西方宣教士亦多同情革命，認同其會友的愛國精神。劉靜庵因此受洗加入教會，成為救主堂的會友，並取教名為保羅。他信主後即熱心宣傳基督福音及革命主張，並在聖公會文華書院神學院兼任漢文教習。

1904年6月，劉靜庵與張難先等人在武昌成立秘密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該所以研究和推廣西方科學為掩護，暗中從事推翻滿清的革命活動。不久他們與黃興領導的華興會取得聯繫，參與謀劃華興會在湘鄂兩省發動起義之事。1904年11月，黃興計劃乘慈禧太后慶賀大壽，湖南全省大吏參加慶典之際，在會場引爆預埋炸藥，以引起混亂，並乘機在湖南起事。不幸起義計劃泄漏，官府衙門隨即大肆搜捕革命黨人。黃興得知事泄後立刻密電武昌科學補習所，劉靜庵和張難先一起迅速將所有文件銷毀，然後分頭逃遁。劉是聖公會教友，故藏身於聖公會救主堂，躲過搜捕。科學補習所遂被湖廣總督張之洞派軍警查封。

1905年冬，劉靜庵與逃亡日本歸來，時已成為孫中山同盟會會員的曹亞伯共同籌組革命組織“日知會”。他們認為：要喚起革命，首先應“灌輸知識”，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日知會是唯一一個以教會機構名義而從事革命活動的組織。他們在救國的大前提下與非基督徒合作，進行反清救國活動。他們在學界和軍界中宣傳革命，形成了湘鄂革命的風氣，為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創造了條件。若沒有日知會，辛亥革命的歷史恐怕要改寫。

武昌日知會成立後，由武昌基督教聖公會會長胡蘭亭擔任會長，聘請劉靜庵為司理。因感國勢日危，胡、劉、曹等人將日知會改組為革命機關，並和一些基督徒組織了以學生為主的“救世軍”，抨擊和揭露清廷的腐敗，宣傳革命。改組後的日知會於1906年舉行成立大會，劉靜庵在會中發表演說，闡明日知會“以後一切責任，為開導民智，救中國危亡，成一新中國……。” 自此，日知會成為一個在教會掩護下，以推翻滿清王朝，建立新中國為目標的革命組織。劉靜庵出任日知會總干事，以救主堂為基地，廣招會員，在教會閱覽室公開陳列大量革命書報，每星期日都有公開演講，一面傳福音，一面宣傳革命，吸引無數軍人和學生前來聽講與閱讀，許多人因此成為基督徒。劉靜庵本人常常在聖公會的文華書院發表有關革命思想的演說。很快，日知會在漢口、九江和南昌等地設立了分會。一段時間後，湘鄂兩省的新軍多受日知會影響而傾向革命，不少軍人加入日知會，甚至在軍營中設立分會。不久，東京同盟會總部派遣余誠到武昌，出任同盟會湖北分會會長，發展劉靜庵等人加入同盟會，武昌司衙巷日知會會址即成為同盟會湖北分支機關。

劉靜庵是一位以基督教信仰救國的基督徒革命者。他雖然從小就有救國之志，但直到歸信基督教後才明白真正的救國之法。成為基督徒後，他整個人都變了。福音和新學知識打開了他的心竅，開闊了他的思想，使他成為一個基督教救國論者，一個有理想的民主革命家。對他來說，“拯救中國，惟基督道理為要”，耶穌基督的愛是救國的良藥，革命救國就是這種愛的實踐，而只有具基督愛人如己的愛的革命才是真的革命。他說：“我們要做真革命黨，就要先做真基督徒，因為革命黨就是要本著基督的博愛主義，為大多數人謀最大的幸福。” 他在斥責當時某些“假革命黨”出賣黨人和借革命詐騙錢財的丑行時說：“……那樣的行為，是沒有得著基督愛人如己的教訓。” 他堅定地本著基督無私的愛來拯救中國，認為社會拯救要以個人拯救作為基礎，堅信：“基督教可以拯救自己，可以拯救他人，可以救國家，可以救世界。救了自己，才好去做那救人、救國、救世界的功夫。” 他的理想是天下一家，無洲界，無國界，無種族界，無富貴，無貧賤，無勝弱，無尊亦無卑，人人各盡天職。劉靜庵甘心為救國、為真理獻身。他曾經與聖公會一女教師訂婚，但當他想到自己婚後或會因革命而犧牲性命，遺下妻兒時，就立志終身不娶。

1906年10月，日知會密謀策動江西萍鄉和湖南醴陵的革命志士聯合會黨舉行起義。12月，孫中山派遣胡瑛、朱子龍和梁鐘漢等人赴武昌，與劉靜庵等人一起，準備依靠日知會的力量，策應起義。不幸因叛徒郭堯階告密，起義行動再告流產。湖廣總督張之洞隨即大肆捕殺革命黨人，由於劉靜庵被誣告為長江會黨首領劉家運，故以“匪首”之名予以通緝。當時武昌聖公會會長余文卿之子余日章是日知會成員，他在衙門中有相熟朋友，得悉清吏緝捕劉靜庵的消息後，迅速通知了劉靜庵。在胡蘭亭師母安排下，劉藏匿於胡蘭亭大姐家中，但終因叛徒出賣，劉靜庵等九人相繼被捕，解往武昌下獄，成為當時轟動全國的“丙午日知會謀反案”。不久，張之洞下令要把劉靜庵和胡瑛等人處決。

武昌聖公會宣教士吳德施（L. H. Roots）一向同情革命，見自己的信徒或被通緝或被捕，又被稱為“匪首”，故一面發表聲明，認為有辱聖公會名聲；一面聯同其他宣教士向美國駐武漢領事、北京公使、以及華盛頓外交部求助。當時美國青年會總干事穆德博士（John R. Mott）正在中國訪問，抵漢口後得知劉靜庵之事，遂答允去北京營救。到北京後，透過美國公使樂克希（W. W. Rockhill）向清廷外務部請求寬赦。在西方宣教士和穆德的戮力營救並美國的外交斡旋下，清廷外務部終於妥協，下令張之洞“從緩處理”，故免了劉靜庵等九人死刑。1909年，劉靜庵和胡瑛被改判終身監禁，其他人分別被判有期徒刑。

在被捕的日知會九君子中，劉靜庵最為受人敬仰，許多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老人均稱他為“革命完人”。他在獄中處處表現出一個基督徒革命者的優秀品格。為逼使劉靜庵招認自己是匪首劉家運，清衙惡吏對他動用酷刑，以致背部被鞭笞至血肉橫飛，白骨外露，“自首至踵無寸膚完，瀕死者數，稍蘇，仍戟手罵不絕，當時號爲鐵漢”。在嚴刑拷打之下，他經歷了很深的宗教經驗，這些經驗成為他的力量，基督教信仰給了他非凡的勇氣。在患難中，他不僅沒有失去信仰，反而信心越加堅定，認為是上帝要借此把他鍛煉成精金。在一次刑訊後，同監難友殷子衡用白布巾為他拭去背部的血，後來劉靜庵在血巾上題字曰：“汝（指血巾）實吾患難中之紀念品，而亦實吾紀念主恩膏之一要體也。吾安忍棄之，吾焉得不留之！” 他因受刑流血而體會到耶穌基督為他受死流血的恩典，足見他對基督教信仰之深切。這種超越苦難的宗教經驗成為他在獄中傳福音和繼續從事革命的力量。

劉靜庵在獄中仍十分熱衷於佈道工作，一有機會就向囚犯和獄吏傳福音，致使多人悔改，歸信基督，並樂意跟他學道。眾人對他敬仰有加，皆以師長及父親之禮待他。例如，因“萍醴案”入獄的湖南人歐陽澤垠本來性情剛烈，聽信福音後性情大變，遂視劉靜庵為師長，熱心跟他學道。獄中守衛軍目潘孝貞，在聽了劉靜庵所傳的福音後亦相信了耶穌。一次劉靜庵病重，他殷勤服侍，並利用獄官之身份，冒險偷運藥物給劉靜庵服用，使之早日痊愈。

劉靜庵同監難友，“九君子”之一殷子衡受其影響最大。殷是湖北黃岡人，被捕後亦曾身受酷刑。他過去曾讀過聖經，也曾到福音堂聽過道，雖然對於耶穌舍身救世之舉非常欽佩，但因其認為基督教是迷信，又因看見某些基督徒品行不好，故此沒有真正接受耶穌基督。有一夜，殷子衡在獄中聽到劉靜庵祈禱之聲，次日詢問所為何事，劉回答說：“我求耶穌基督救中國的苦難。你沒有讀過新舊二約嗎？你當速急信道，力求解脫患難中的業障。” 接著便向他傳福音，解答他心中對基督教的種種疑惑，並送聖經、主禱文和使徒信經等書冊給他。殷子衡對基督教反復思想及研究三個月之後，便決志歸信耶穌，做一個基督徒，同時還請劉靜庵給他起了另外一個名字“勤道”。

殷子衡信主後，以劉靜庵為牧者，二人每天都在一起讀經，早晚跪在地上禱告。在劉靜庵的引導下，殷子衡信心日增，在“極苦中求至樂”。後來他被調往另一監獄，不想與劉靜庵竟成永訣，但此後他在獄中自處時已能夠堅持信仰，在痛苦憂傷時“唯有默禱上帝，解我苦痛”。獄中的人因他是基督徒而稱他為信仰耶穌的革命黨人，對他頗為尊敬。為使家人與他同得信仰基督的好處，殷子衡在獄中托人把他的兒女送到漢口聖彼得堂的教會學校讀書，接受基督教教育。他的大女兒殷紹素後來終身不嫁，成為武漢聖公會的傳道人。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成功，獄中革命黨人獲釋。殷子衡出獄後，日間參與新政府的工作，夜間繼續效法劉靜庵，“跪在地下禱告，求上帝幫助鏟除專制，建設共和，謀人類的幸福”。他在革命成功後不求權位，光復一年後即辭去政府職務，全心服務教會。1912年由胡蘭亭牧師施洗；1919年奉獻傳道受牧職，翌年出任武漢聖公會會長之職。

劉靜庵在獄中繼續從事革命工作，不斷為祖國祈禱。他聯絡獄中同志秘密組織“中華鐵血軍”，與獄外日知會會員互通聲氣，推動革命發展進程。1911年6月，即武昌起義之前數月，劉靜庵傷病復發，死於獄中，年僅36歲。他死時骨瘦如柴，鬚髮盡白，可知他為國所受苦難之重。噩耗傳至聖公會，中西教牧同仁極其哀痛，立即向當局領屍，移柩至聖馬可堂舉行安息禮拜，將其遺體葬於聖公會的墓地。1928年，湖北省務會議議決，將劉靜庵公葬于武昌伏虎山麓，由其親密同志張難先作墓誌銘；1938年又立石於日知會舊址以紀其事。

事實上，辛亥革命的成功，與日知會之影響與活動有直接的聯系。張難先日後憶述日知會時說：“武昌光復，黨人多頌胡蘭亭、劉靜庵兩先生功。” 另一同志范騰霄亦說：“辛亥武昌光復之役，其始源實為日知會，盡人皆知。而日知會創造者為潛江劉靜庵先生。” 足見劉靜庵在辛亥革命中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