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松齡

背景和生平

劉松齡（Ferdinand Avgustin Haller von Hallerstein），字喬年，於1703年8月27日生於今天斯洛文尼亞的首都盧布雅那（當時為奧地利帝國領土）。他於1721年加入耶穌會；1735年被差派到中國傳教，途經葡萄牙，在那裡學習了天文學和測繪學。當時中國正處於雍正王朝，厲行禁教措施，驅逐傳教士，所以他先到印度的果阿等待時機。後來雍正駕崩，乾隆繼位，他看準時機，對中國傳教事業充滿信心，於1738年到達澳門研究中國文化和學習中文。由於他在數學方面才華卓越，精通天文曆算，被在北京的傳教士推薦給乾隆皇帝，于1739年奉召進京入職，深得皇帝賞識，入欽天監協助當時的監正戴進賢（Ignatius Kgler，德國耶穌會教士、天文學家、數學家）工作。戴氏死後，劉松齡被欽命為欽天監監正（天文台台長），供職近三十年。同時他也是耶穌會在東亞地區傳教事務負責人。劉松齡是第八位耶穌會會士監正，也是在欽天監任職時間最長的西方傳教士。他後來亦因幫助接待葡萄牙使團有功，獲清廷賞賜三品官位。

事蹟和貢獻

劉松齡進入中國時期，正值清朝乾隆皇帝當政。由於“禮儀之爭”，當時清朝仍然處於禁教狀態，朝廷只允許少數專長于天文和曆算等方面的西洋人士在中國境內生活，劉松齡便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位被公認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也被稱為中國宮廷中最後一位偉大的西方天文學家。他進入宮廷第一件事就是協助時任欽天監監正的戴進賢修訂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在康熙年間出版的天文學著作《靈台儀象志》，1752年修訂告成，乾隆賜書名為《儀象考成》，此書出版後曾轟動歐洲的學術界。除了曆法和天象以外，他還協助設計能精確測量天象的天文測量儀器，其中有乾隆年間的天球儀和地球儀，以及著名的璣衡撫辰儀。璣衡撫辰儀原名為赤道渾儀，原本是戴進賢所設計，但沒多久戴氏去世，所以後來由劉松齡主持製造，歷經十一年之久，終於1754年製造成功，被乾隆御賜名為“璣衡撫辰儀”，至今還在北京的古觀象台上。此儀器是耶穌會傳教士製作的天體測量儀器八大件中的最後一件，也被認為是最複雜的一件，北京天文台官方網站稱之為“大型青銅古典天文儀器的最後傑作”。

劉松齡不只是一位天文學者，而且還擅長繪製地圖。1738年底，他應兩廣總督的邀請，繪製了一幅澳門城鎮與街坊分佈圖。他還和耶穌會士郎士寧（Giuseppe Castiglione）和傅作霖（Felix da Rocha）一起繪製了木蘭狩獵地的地理圖。另外他在數學方面的成就也得到南懷仁的肯定，南懷仁甚至認為劉在科學方面超過自己，並認為以劉的數學才能極有可能勸化中國皇帝皈依天主教。劉松齡更是一位出色的人口統計學家，他可說是第一個對中國人口作出精確統計的西方學者。根據他與歐洲教會的通訊，1761年（乾隆26年），他曾統計出中國當年19省共有人口198,214,533人。他的數據使西方國家更近一步地瞭解了中國社會。

最後，他還為清朝擔任過外交使節，曾接待過朝鮮燕行使，以及在乾隆17年(1752)接待葡萄牙國王約瑟一世(Joseph I)派遣到中國的巴哲格(Francisco Xavier Assis Pacheco de Sampai)，為此乾隆賞賜其三品官銜，可以說這是西方傳教士在當時清廷中最高的官銜。

傳教事業

儘管劉松齡在任職期間深得乾隆的賞識，但由於禁教，使其在北京期間並沒有太多傳教自由，然而作為傳教士，他還是處理過不少與宗教有關的活動。首先，他是耶穌會在中國教區的會長，掌管南堂（今宣武門教堂），積極接待各地訪客參觀，向參觀者說明天主教教義。根據費賴之（Louis Pfister）轉載劉松齡的信劄中記載：“每次于教外人語，不特不將教法隱秘，輒糾正其錯誤，說明吾教真理。來堂過訪者，對於繪畫有所詢問，吾人必為之詳細說明，聽者雖樂聞吾輩言，然因而入教者甚稀。”

除此以外，雖然在華傳教艱難，但他還是利用自己的權力和威望保護在華傳教士和信徒。如乾隆十一年（1747），有官員發現有人在向平民傳教，責問之下，傳教之人供出當時天主教堂裡面的西方傳教士。劉松齡親自出面為他們解釋，免除了他們的牢獄之災。另外他也效法其前任傳教士，積極將更多的傳教士帶入北京，維持積蓄傳教力量。所以說，他雖然在朝廷供職，但他還是利用自己的身份在禁教期間傳播，保護天主教徒，努力維持著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教工作。

劉松齡在中國從事傳教和科學工作35年後，於1774年10月29日長眠於北京，獲乾隆賜銀200兩，葬于馬尾溝教堂西洋傳教士墓地（今北京市黨校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