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  — 1938

劉湛恩

Herman C. E. Liu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著名的基督徒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滬江大學校長。傑出的愛國志士,於抗日戰爭時期遇刺,為國捐軀。

劉湛恩於1896年(光緒二十一年)12月出生在湖北陽新縣一個貧寒之家,四歲時父親在貧病中去世,族人欺凌孤寡,強迫其母羅太夫人改嫁,性格剛毅的母親遂攜幼子湛恩和尚在襁褓中的妹妹離家出走,步行百餘里,逃到人地生疏的漢陽。幸得美國女宣教士白桃醫師(Dr. Emilie Bretthaner)的幫助,得以進入浸信會醫院擔任護士,不久即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因其勤勞能幹,忠誠又富於愛心,很快就由護士升為護士長,再進而升任為護士學校校長。

小湛恩在母親的呵護之下成長,先入漢口浸信會小學讀書,12歲時升入九江同文書院。在此期間,他成為一個虔誠愛主的基督徒,並與王立明(他後來的妻子)認識,在共同參與教會活動中,二人在基督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從同文書院畢業後,劉湛恩考入蘇州東吳大學,這一時期,他更加活躍,積極參加教會的唱詩班和查經班,不久又擔任東吳大學基督教青年會會長。1918年,劉湛恩獲東吳大學理學士學位。同年秋天,劉湛恩獲獎學金赴美留學,到芝加哥大學專攻教育,獲碩士學位。接著,他又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繼續深造,於1922年獲哲學博士學位。那時,劉湛恩年僅26歲。

1922年,劉湛恩學成回國,在南京東南大學任教。次年到上海,出任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教育部幹事,同時在大學裡兼課。1925年“五卅慘案”之後,部分師生退出聖約翰大學,另行組建光華大學,劉湛恩參與該校的創建,並擔任光華大學的校董兼教授。

1926年,劉湛恩出席了在芬蘭赫爾辛基舉行的青年會世界大會,並作為中方的首席代表在大會上作了精彩的演講。一位代表團成員如此描述道:“……當其演講時,大廳內外,遍設擴音機,聽眾數千人。博士侃侃陳詞,大義凜然。講畢,聽眾掌聲如雷,爭與握手……。”

1928年2月,32歲的劉湛恩接受上海滬江大學校董會的聘請,接替美籍校長魏馥蘭(F·J·White),出任滬江大學第一任華人校長,成為中國著名大學學府中最為年青的校長。他實踐教育救國的理念,提倡職業教育和公民教育,提出“讓滬江大學更中國化,更基督化”的口號,並大力倡導“積極的、前進的、建設的、犧牲的”滬江精神,強調師生團結、民主進步和學術自由。劉湛恩擔任滬大校長十年,處處顯出能力、忠心與愛心。他創立為全校教職員購買團體保險的制度,使同仁們可以安心工作,即或遭遇意外或年老退休,他們本人和家屬的生活皆可獲得保障。他又為貧苦學生著想,增設獎學金額;並盡力發展校內宗教活動,以基督精神塑造師生之品格。他遠見卓識,盡力擴充學院的設備及課程,圖書館、大禮堂、膳堂、體育館、教職員住宅、以及思魏堂等,都是由他籌款而先後建造起來的。此外,劉湛恩還在城中區創立商學院,為一般從商之人提供深造的機會。又為那些無力求學的工人及工人子弟創辦工人夜校,工人子女義務學校,以及民眾圖書館等。這些公益活動大大提高了滬江大學在社會上的影響。

由於劉湛恩博學、務實,熱心公益事業,且具有基督捨己的服務精神,故深為社會所器重。除了身為滬江大學校長外,他還兼任上海市參議會參事、上海市地方協會會員、上海工部局華人教育委員、上海職業指導所主任、商務印書館董事、全國基督教青年協會董事、太平洋國際學會中國分會理事、以及上海市國際友誼社社長等職。在其滬江大學校長任內,劉湛恩曾兩度出國:一次是考察歐美文化教育,另一次是出席世界教育會議。這兩次出國活動,既裨益於中國文化教育事業,也因其卓越表現,為劉湛恩自己贏取一定的國際聲譽。

劉湛恩不僅在事業上功名卓著,盡職盡責,在家庭生活中也顯出其優秀的品質和道德風范,對母親盡孝,對妻子兒女盡愛。早在中學時期,他認識了王立明。大學畢業後,他們又在同一時期赴美深造。共同的信仰和志趣,使他們由友誼發展到戀愛關係,學成回國後,二人在上海結婚,婚後生育二子一女,家庭生活美滿和諧,是一典型的基督化家庭。在“憶父親生平補充一二事”一文中,其子如此描述父親說: “父親雖自幼被凌迫離鄉,成年後,深感此乃神之陶煉,使其作有用之器皿,故對族人的夙怨毫不介懷,倒時常寄款濟助家鄉父老,並提攜族中青年多人在京滬等地接受高等教育。” “父親生活簡樸,終年長袍馬褂,每日為大學及社會事業忙碌,但晚間必回家與妻兒相伴。夫婦相敬相愛,十六年如一日,從未聞有反目相待之事。週末喜攜子女往郊區之鄉間散步,在田間以與農家交談為樂事。”

劉湛恩對母親的孝順為人所共知。就在他遠赴芬蘭參加青年會世界大會期間,母親辭世。當他知道這一消息後,痛不欲生。一位與他一同赴會的教授記下了這一時刻:“抵芬蘭首都之次日,博士忽得噩耗,聞其太夫人在滬逝世,遂悲傷若狂,幾廢寢食,甚欲中途離會,匍匐奔喪,經同人苦勸方止。其母子間之摯愛,由此可見一斑。” 從這些記述中,足見劉湛恩的偉大人格和寬厚之胸懷。

劉湛恩更是一位熱心的愛國者,他把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與抗日救亡的愛國事業融合在一起。1935年“一二九運動”後,劉湛恩與上海文化界愛國人士,如马相伯、沈鈞儒、陶行知等283人聯合發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要求政府出兵抗戰,懲辦賣國賊,並給人民以言論與結社自由。他還與上海其它大學校長,如李登輝、何炳松等十餘人,聯合向上海市長上書,進一步陳述其愛國主張。然後,劉湛恩又同上海基督教界領袖28人聯合發表時局宣言,呼籲團結一致,共紓國難,救國於危亡。1937年夏,抗日戰爭爆發,當抗戰烽火從華北燃燒到上海後,劉湛恩全力以赴地支援抗日戰爭。九一八事變後,劉湛恩在校内外各種集會上,大聲疾呼抗日救亡,並利用出國考察和參加國際會議等機會,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行徑,號召海外僑胞團結结一致,支援國內的反侵略鬥爭。他曾先後邀請馮玉祥將軍、陶行知和李公樸等愛國人士到滬江大學演講,並參與聲援東北義勇軍等活動。他還在租界地區開設難民收容所,收留難胞1600餘人;並聯合各界愛國人士,成立“上海各界救亡協會”,且被推舉為主席。南京淪陷後,他又領導組織國際友誼社,代表政府與各國駐滬外交人員聯絡,向友邦政府和人民宣傳中國的抗日主張,以争取國際友人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和支持,被界内人士譽為“在野的外交”。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罪證照片,就是由滞留在南京城裡的西方宣教士冒死拍攝後帶出,輾轉交給劉湛恩保存並設法公佈於世的。

1937年11月,日本侵略軍進占上海,租界淪為“孤島”。翌年春,日偽醞釀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權,並企圖拉攏劉湛恩出任“教育部長”,遭其嚴詞拒絕。劉湛恩不懼威脅與恐嚇,置生死於度外,日夜忙於抗日救亡工作。他常以民族英雄林則徐的詩句“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祸福避趋之”来自勉。因此被日偽政權視為眼中釘,意欲拔出而後快。當時許多友人勸他離滬暫避,免遭不測,但他仍然堅持留在上海,對友人說:“留滬的救亡協會負責人已所剩無幾,而上海的抗日救亡工作關係到國家的生存,我責無旁貸,放不下。我是中國人,我是基督徒,為了真理和正義,即使上十字架也在所不辭。” 他亦對夫人劉王立明如此交代說:“我生平教導學生應為祖國獻身,自己就應當以身作則,做出榜樣。你若能帶領孩子們離開這裡,我就無後顧之憂了。” 1938年4月7日早晨,劉湛恩送兒子上學,在静安寺路和大華路(今南京西路和南匯路)交口處公共汽车站等車時,遭到日偽收買的暴徒狙擊,当場犧牲,年僅42歲,尤在盛年。

劉湛恩之死,激起國人之哀憤與景仰,並助長了國人抗敵之心。國民政府為他舉行了公葬,並明令褒揚。他的死正如一粒埋在土裡的麥子,雖然死了,卻結出更多籽粒來。滬江大學一位外籍教授如此概括劉湛恩說: “1.他堅定的信靠神,並能知人善任;2.全身奉獻為基督工作;3.在長期的危險中不喪膽;4.愛心恆久不變;5.以寬大胸懷對待批評和反對;6.對社會具有捨己之精神;7.對貧困者具有深切的憐憫心腸。”

劉湛恩之遺孀劉王立明女士,致力於社會慈善工作,曾先後在四川宜賓創立“湛恩難童教養院”;在重慶、成都、廣源等地創設“湛恩婦女賑濟院”等慈善機構,收容在戰爭中顛沛流離的婦女和兒童。劉湛恩遺下子女三人,皆繼承了乃父之遺志,從事教育工作。抗戰勝利後,滬江大學在上海復校,全校師生及劉湛恩生前友好籌資募款,興建起“劉湛恩紀念圖書館”,藉以紀念這位偉大教育家和愛國志士。

資料來源

  • 歐陽佐翔著,《前賢景行錄》。香港:浸信會出版社,1984年5月。
  • 吳立樂編,《浸會在華佈道百年史略》。香港﹕浸信會出版部,1970年再版。
  • 網絡相關資料。

關於作者

李亞丁

作為世華中國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李亞丁博士現擔任《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執行主任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