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湛恩

劉湛恩於1896年（光緒二十一年）12月出生在湖北陽新縣一個貧寒之家，四歲時父親在貧病中去世，族人欺凌孤寡，強迫其母羅太夫人改嫁，性格剛毅的母親遂攜幼子湛恩和尚在襁褓中的妹妹離家出走，步行百餘里，逃到人地生疏的漢陽。幸得美國女宣教士白桃醫師（Dr. Emilie Bretthaner）的幫助，得以進入浸信會醫院擔任護士，不久即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因其勤勞能幹，忠誠又富於愛心，很快就由護士升為護士長，再進而升任為護士學校校長。

小湛恩在母親的呵護之下成長，先入漢口浸信會小學讀書，12歲時升入九江同文書院。在此期間，他成為一個虔誠愛主的基督徒，並與王立明（他後來的妻子）認識，在共同參與教會活動中，二人在基督裡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從同文書院畢業後，劉湛恩考入蘇州東吳大學，這一時期，他更加活躍，積極參加教會的唱詩班和查經班，不久又擔任東吳大學基督教青年會會長。1918年，劉湛恩獲東吳大學理學士學位。同年秋天，劉湛恩獲獎學金赴美留學，到芝加哥大學專攻教育，獲碩士學位。接著，他又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繼續深造，於1922年獲哲學博士學位。那時，劉湛恩年僅26歲。

1922年，劉湛恩學成回國，在南京東南大學任教。次年到上海，出任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教育部幹事，同時在大學裡兼課。1925年“五卅慘案”之後，部分師生退出聖約翰大學，另行組建光華大學，劉湛恩參與該校的創建，並擔任光華大學的校董兼教授。

1926年，劉湛恩出席了在芬蘭赫爾辛基舉行的青年會世界大會，並作為中方的首席代表在大會上作了精彩的演講。一位代表團成員如此描述道：“……當其演講時，大廳內外，遍設擴音機，聽眾數千人。博士侃侃陳詞，大義凜然。講畢，聽眾掌聲如雷，爭與握手……。”

1928年2月，32歲的劉湛恩接受上海滬江大學校董會的聘請，接替美籍校長魏馥蘭（F·J·White），出任滬江大學第一任華人校長，成為中國著名大學學府中最為年青的校長。他實踐教育救國的理念，提倡職業教育和公民教育，提出“讓滬江大學更中國化，更基督化”的口號，並大力倡導“積極的、前進的、建設的、犧牲的”滬江精神，強調師生團結、民主進步和學術自由。劉湛恩擔任滬大校長十年，處處顯出能力、忠心與愛心。他創立為全校教職員購買團體保險的制度，使同仁們可以安心工作，即或遭遇意外或年老退休，他們本人和家屬的生活皆可獲得保障。他又為貧苦學生著想，增設獎學金額；並盡力發展校內宗教活動，以基督精神塑造師生之品格。他遠見卓識，盡力擴充學院的設備及課程，圖書館、大禮堂、膳堂、體育館、教職員住宅、以及思魏堂等，都是由他籌款而先後建造起來的。此外，劉湛恩還在城中區創立商學院，為一般從商之人提供深造的機會。又為那些無力求學的工人及工人子弟創辦工人夜校，工人子女義務學校，以及民眾圖書館等。這些公益活動大大提高了滬江大學在社會上的影響。

由於劉湛恩博學、務實，熱心公益事業，且具有基督捨己的服務精神，故深為社會所器重。除了身為滬江大學校長外，他還兼任上海市參議會參事、上海市地方協會會員、上海工部局華人教育委員、上海職業指導所主任、商務印書館董事、全國基督教青年協會董事、太平洋國際學會中國分會理事、以及上海市國際友誼社社長等職。在其滬江大學校長任內，劉湛恩曾兩度出國：一次是考察歐美文化教育，另一次是出席世界教育會議。這兩次出國活動，既裨益於中國文化教育事業，也因其卓越表現，為劉湛恩自己贏取一定的國際聲譽。

劉湛恩不僅在事業上功名卓著，盡職盡責，在家庭生活中也顯出其優秀的品質和道德風范，對母親盡孝，對妻子兒女盡愛。早在中學時期，他認識了王立明。大學畢業後，他們又在同一時期赴美深造。共同的信仰和志趣，使他們由友誼發展到戀愛關係，學成回國後，二人在上海結婚，婚後生育二子一女，家庭生活美滿和諧，是一典型的基督化家庭。在“憶父親生平補充一二事”一文中，其子如此描述父親說: “父親雖自幼被凌迫離鄉，成年後，深感此乃神之陶煉，使其作有用之器皿，故對族人的夙怨毫不介懷，倒時常寄款濟助家鄉父老，並提攜族中青年多人在京滬等地接受高等教育。” “父親生活簡樸，終年長袍馬褂，每日為大學及社會事業忙碌，但晚間必回家與妻兒相伴。夫婦相敬相愛，十六年如一日，從未聞有反目相待之事。週末喜攜子女往郊區之鄉間散步，在田間以與農家交談為樂事。”

劉湛恩對母親的孝順為人所共知。就在他遠赴芬蘭參加青年會世界大會期間，母親辭世。當他知道這一消息後，痛不欲生。一位與他一同赴會的教授記下了這一時刻：“抵芬蘭首都之次日，博士忽得噩耗，聞其太夫人在滬逝世，遂悲傷若狂，幾廢寢食，甚欲中途離會，匍匐奔喪，經同人苦勸方止。其母子間之摯愛，由此可見一斑。” 從這些記述中，足見劉湛恩的偉大人格和寬厚之胸懷。

劉湛恩更是一位熱心的愛國者，他把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與抗日救亡的愛國事業融合在一起。1935年“一二九運動”後，劉湛恩與上海文化界愛國人士，如马相伯、沈鈞儒、陶行知等283人聯合發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要求政府出兵抗戰，懲辦賣國賊，並給人民以言論與結社自由。他還與上海其它大學校長，如李登輝、何炳松等十餘人，聯合向上海市長上書，進一步陳述其愛國主張。然後，劉湛恩又同上海基督教界領袖28人聯合發表時局宣言，呼籲團結一致，共紓國難，救國於危亡。1937年夏，抗日戰爭爆發，當抗戰烽火從華北燃燒到上海後，劉湛恩全力以赴地支援抗日戰爭。九一八事變後，劉湛恩在校内外各種集會上，大聲疾呼抗日救亡，並利用出國考察和參加國際會議等機會，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行徑，號召海外僑胞團結结一致，支援國內的反侵略鬥爭。他曾先後邀請馮玉祥將軍、陶行知和李公樸等愛國人士到滬江大學演講，並參與聲援東北義勇軍等活動。他還在租界地區開設難民收容所，收留難胞1600餘人；並聯合各界愛國人士，成立“上海各界救亡協會”，且被推舉為主席。南京淪陷後，他又領導組織國際友誼社，代表政府與各國駐滬外交人員聯絡，向友邦政府和人民宣傳中國的抗日主張，以争取國際友人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和支持，被界内人士譽為“在野的外交”。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罪證照片，就是由滞留在南京城裡的西方宣教士冒死拍攝後帶出，輾轉交給劉湛恩保存並設法公佈於世的。

1937年11月，日本侵略軍進占上海，租界淪為“孤島”。翌年春，日偽醞釀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權，並企圖拉攏劉湛恩出任“教育部長”，遭其嚴詞拒絕。劉湛恩不懼威脅與恐嚇，置生死於度外，日夜忙於抗日救亡工作。他常以民族英雄林則徐的詩句“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祸福避趋之”来自勉。因此被日偽政權視為眼中釘，意欲拔出而後快。當時許多友人勸他離滬暫避，免遭不測，但他仍然堅持留在上海，對友人說：“留滬的救亡協會負責人已所剩無幾，而上海的抗日救亡工作關係到國家的生存，我責無旁貸，放不下。我是中國人，我是基督徒，為了真理和正義，即使上十字架也在所不辭。” 他亦對夫人劉王立明如此交代說：“我生平教導學生應為祖國獻身，自己就應當以身作則，做出榜樣。你若能帶領孩子們離開這裡，我就無後顧之憂了。” 1938年4月7日早晨，劉湛恩送兒子上學，在静安寺路和大華路（今南京西路和南匯路）交口處公共汽车站等車時，遭到日偽收買的暴徒狙擊，当場犧牲，年僅42歲，尤在盛年。

劉湛恩之死，激起國人之哀憤與景仰，並助長了國人抗敵之心。國民政府為他舉行了公葬，並明令褒揚。他的死正如一粒埋在土裡的麥子，雖然死了，卻結出更多籽粒來。滬江大學一位外籍教授如此概括劉湛恩說: “1.他堅定的信靠神，並能知人善任；2.全身奉獻為基督工作；3.在長期的危險中不喪膽；4.愛心恆久不變；5.以寬大胸懷對待批評和反對；6.對社會具有捨己之精神；7.對貧困者具有深切的憐憫心腸。”

劉湛恩之遺孀劉王立明女士，致力於社會慈善工作，曾先後在四川宜賓創立“湛恩難童教養院”；在重慶、成都、廣源等地創設“湛恩婦女賑濟院”等慈善機構，收容在戰爭中顛沛流離的婦女和兒童。劉湛恩遺下子女三人，皆繼承了乃父之遺志，從事教育工作。抗戰勝利後，滬江大學在上海復校，全校師生及劉湛恩生前友好籌資募款，興建起“劉湛恩紀念圖書館”，藉以紀念這位偉大教育家和愛國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