雒魏林

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於1811年10月3 日出生在英國的利物浦（Liverpool），長大後曾先後在都柏林和倫敦的兩家醫院學醫，後畢業於倫敦蓋伊醫院（Guy’s Hospital）；1833年取得行醫資格，不久在利物浦一家診所做外科醫生。1838年，倫敦傳道會決定差派醫療傳教士前往中國宣教，雒魏林得知這一消息後即提出申請，表達了獻身宣教的意願。獲批準並經過短期籌備後，他於1838年7月31乘船離英來華，成為倫敦會的首位醫療傳教士。

一、初期漂泊不定之歲月

1838年11月中旬，雒魏林首先到了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次年1月到達廣州，因為清政府此時仍然實行禁教政策，雒魏林在廣州無法開展行醫宣教工作，只好暫時師從於倫敦會聘用的中國助手朱德郎，學習中文。1839年2月底，雒魏林離開廣州到澳門，重開美國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er）在1838年創辦於澳門的醫院，於同年 7月l日開始正式接收病人。但因中英關系漸趨緊張，清廷欽差大臣林則徐把所有的英國人驅逐出中國境內，雒魏林只好在8月底把醫院停業，再次前往巴達維亞，師從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繼續學習中文。

1840年5月，雒魏林悄然返回澳門，很快重開澳門醫院，並得到醫療傳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等人的幫助。中英戰爭爆發後，雒魏林把澳門醫院交給合信負責，奉派前往浙江定海開設醫院，於同年9月正式開業。初時，當地人不信任西人所開的診所，前來就診者寥寥。雒魏林就親自到街上向行人散發傳單，進行宣傳，以吸引病人。1841年2月，英軍從舟山撤退，雒魏林遂把診所關掉，回到澳門繼續主持那裏的醫院。在此期間，他與一位英國女子凱瑟琳•帕克絲（Catherine Parkes ）結婚。當香港割讓給英國後，雒魏林去到香港，掌管著醫務傳道會在香港的醫院；1843年6月13日，雒魏林攜妻以“中國醫務傳道會”的名義再次到舟山開設診所。到1843年底，他前往上海調查建立宣教據點和醫院的可能性。在其寫給倫敦會的報告中，他認為上海的戰略地位遠比舟山重要，並建議在上海建立永久性的醫院設施。倫敦會遂研究決定關閉舟山診所，並差派雒魏林到上海覓址創辦醫院。

二、上海行醫宣教之歲月

1844年1月，雒魏林關閉了在舟山的診所，帶著妻子前往上海。2月中旬，他在縣城南門附近租用了一座房屋辦起了醫院，開始向周圍居民施醫送藥並開始宣教。因醫院地處華界，且房屋外形為中式，又專為中國百姓治病，故稱為“中國醫館”（Chinese Hospital）。因拓展業務的需要，這所醫院經歷過多次搬遷與擴建。1862年，醫館在麥家圈（今山東中路）購進二畝多地基，建造一座西式房屋作為新館。遷入麥家圈新館後，醫院改名為“山東路醫院”（Shan Tung Road Hospital），亦稱“仁濟醫館”，雒魏林為首任院長，直到1932年才正式定名為“仁濟醫院”。

中國醫館是上海最早的西醫醫院，標誌著基督教醫療宣教事業在上海的開始，實際上也是上海最早的基督教宣教事業的中心。雒魏林等西教士在治療病人的同時，也把基督福音傳給他們。雖然剛開始時醫院條件比較簡陋，但因免費施診，故吸引許多病人前來就醫。不久，雒魏林外國僑民的資助下，建造了一座樓房，內設門診大廳和寬敞的病房。隨著醫院的聲望日高，前來求診的病人也日漸增多。到1845年6月底，已有萬余病人就診。光1847年一年，就有15,00O名病人就診；同時還有許多癮君子來醫院成功戒掉了鴉片毒癮。

雒魏林采用西方現代化經營管理模式，從一開始就為醫院奠定了有效的體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他與英國醫學界人士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使醫院能夠及時獲得近代西醫學的最新發現和發明，並很快應用於臨床，從而跟上世界先進醫療技術的發展潮流。如1849年在西方出現了氯仿麻醉法，第二年仁濟醫院就將其應用於外科手術中。1875年，西方施行了第一例無菌手術，一年後仁濟醫院的重要外科手術均在無菌狀況下進行。隨著無菌消毒方法的進一步改進，手術人員開始重視清潔並穿戴滅菌手術衣、手套和口罩。仁濟醫院開創了外科消毒法在中國的率先應用，標誌著醫院已具有相當高的醫療技術水平。

當然，醫療傳教士開設醫院，醫病施藥，首先是為了接近中國民眾，獲取病人的好感。他們在治病的同時，也把福音傳給患者。雒魏林在一份報告中介紹了醫院的日常活動：“醫院每天早上七點半打鈴，所有住院病人凡能走動者，包括仆人和家屬，都必須到大廳內集合去聽牧師用中文講道，同時參加祈禱。在九點，醫院提供病人可能需要的藥品。……下午門診開放前，所有候診病人及陪同來的家屬，也必須集中聽外國牧師講道。……女人和男人們分批進入，由看門人發給竹簽。病人們按照竹簽上的號碼分成兩隊，在大廳集合。然後，他們逐個接受醫生的檢查，並領取藥品。” [William Lockhart, p. 256-257] 凡來醫院就醫者，一概先聽道後看病。對於那些起不了床的重病人，傳教士就去他們病房裏講道。他在信中還說，每周三次由麥都思等傳教士向病人集體佈道，並“應他們的要求，發放福音書冊，以讓他們病愈回家時隨身帶上以贈給他們的親友。” 在這樣的環境下，大多數病人都會“懷著崇敬之心誠心地”予以接受。[William Lockhart, p. 128, 166-167]

1844年12月，雒魏林在寫給傳道會的信中寫道：“當我為人治病的消息一傳開，病人們就成群結隊而來。從2月中旬至今，共有lO,00O名病人前來求診。……不少病人從蘇州、南京、鎮江及其他許多地方前來求診，甚至還有的來自崇明島。這些病人與我同住一段時間後，大多都帶著一定劑量的藥品及相應的用藥說明回家。醫院剛營業就得到這麽多人的信任，真令人興奮。” [William Lockhart, p. 236]

在施醫過程中，雒魏林定期向醫務傳道會提供醫院的醫學報告，詳細記錄了每年的病人數量及主要病例：

1844-1845年間，雒魏林為上海許多兒童接種疫苗，並向一位來自蘇州的中醫傳授種痘方法，贈給他疫苗，讓他回蘇州給當地兒童種痘。

1847年度，前來就診的病人大增，主要是因為醫院條件好，而且民眾對外國人有了更多的信任。1846-1850年間，在上海及其周邊地區先後流行天花、腦炎、霍亂、間歇性熱病和腹瀉、痢疾等疾病，造成許多兒童和成年人的死亡。雒魏林及其同仁每年都救治了十幾萬的病人。災荒時期，醫院每天還會發放救濟品，救助那些災民。

1854年，小刀會占領上海，與前來圍剿的清兵展開激戰，雙方傷者甚多，雒魏林的醫院接收兩方面的傷員，並讓他們在醫院療傷期間能夠和平相處。有一天，一個背部受傷並昏迷的病人被送到了醫院，經過緊急救治後才蘇醒過來。但意想不到的是，他蘇醒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趁著醫院工作人員不注意，偷走了他們的衣服，並拿到大街上去賣。雒魏林聽說這件事後，雖然很生氣，但他仍認為大部分病人對醫院是有感激之情的，他說：“雖然發生了這樣的事，但我們的工作還是在繼續。我們的工作並不是為了獲取人們的感激，而是向他們證明基督的仁慈。……希望能使他們明白基督教並不僅是一種教義，而是一種慈善的準則。甚至對於那些沒有感恩之心和有罪的人，我們也會寬恕。” [William Lockhart, p. 275]

雒魏林在行醫過程中也招收和培養出一批中國醫護助手，向他們傳授醫術。他曾高度評價說：“這些青年人先前都受過良好的中文教育，後來又學會了英文。他們在醫院裏既是醫生的助手，又擔任翻譯。我對他們的造詣和在治病中顯示出的才華，大為驚嘆。” [William Lockhart, p.140] 其中有一個名叫黃春甫的青年，表現得尤為出色。雒魏林說他“學了很多內外科的醫術，……當合信醫生因為健康原因離開中國時，他已經能夠使醫院的工作正常繼續下去。……他能很好地主刀進行一些小手術，並能為醫院碰到的常見病例開處方。” [William Lockhart, p.141-142] 黃春甫後來接受洗禮成為基督徒，並在仁濟醫院從事醫療工作長達43年之久。

雒魏林的醫院可說是極為成功，從1844至1856年這十三年間醫治病人總數為150,00O人次，但雒魏林也為此付上了健康的代價。長期的勞累，幾乎把他的身體拖垮。1857年底，他不得不決定回國休養。當病人們得知他要離開上海的消息後，就給他送來一塊牌匾，上面寫滿了病人的名字和他們被治好的病。雒魏林很珍惜地把這塊牌匾掛在醫院大廳裏。離開上海後，雒魏林還收到幾個中國病人的感謝信，上面寫道：“人們在世界上相遇，有些人做了善事，卻從不謀求獲得贊揚。他們隨時準備幫助那些有困難的人，對於貧困的人總能給予慷慨的援助。……雒魏林醫生是個有崇高精神的人，他的醫學才能值得我們驕傲。他習慣於容忍別人，一直樂於做好事。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帶有善意。……他從不講空話，做事很有條理，總是友好地對待每一個人。他以超常的忍耐心贏得了大家的擁護。……他把藥分給窮人，從來沒有瞧不起他們。……他的門永遠對病人開放，醫院裏經常擠滿看病的人，而他從未覺得麻煩。他給病人建立了舒適的病房，還雇人照顧他們，卻從不收費。……當他坐船回國時，我們一直遠遠望著，希望他能夠快樂。也許明年春暖花開時，他還會回來。” [William Lockhart, p.283-288]

1857年12月，雒魏林乘船離開上海，次年1月底回到英國。不久，他被任命為倫敦醫務會的會長。

三、雒魏林與青浦教案

1848年發生在上海的青浦教案，是近代中國最早發生的教案之一，起因是雒魏林和其他兩位英美傳教士到青浦宣教並散發福音書冊而引起的。

雒魏林在上海建立醫院的同時，還和麥都思等英美傳教士建立了倫敦會上海宣教站，開始小心翼翼地在上海縣城內外宣教。逐漸地，他們不再滿足於在上海範圍內，而時常秘密到附近的城鎮傳道了。1848年3月8日，雒魏林偕同麥都思、慕維廉帶上福音書冊，黎明前從上海出發，租船到青浦，進入縣城的城隍廟附近散發。當時有大批的漕糧船停泊在青浦，來自各地的水手約有1.3萬人，故前來索要福音書冊者甚多。紛亂中引發了肢體沖突，並激起眾怒。結果三位傳教士遭到亂眾暴打，手表等財物也被搶走。事發後，英國駐滬領事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擴大事態，要求英國政府進行報復，提出逞兇、賠款等要求。因蘇松太道咸齡一時沒有滿足他的要求，阿禮國進一步使交涉升級，調來英國軍艦“契爾頓號”封鎖長江口，阻止1400艘由海路運米到北京的糧船出入。清政府最終屈服於英國軍事力量的壓力，結果咸齡被免職；十名水手被逮捕，定為“毆打和搶奪財物罪”，各打100板子，為首兩人充軍；並賠款白銀三百兩才算了事。

四、雒魏林與小刀會

1853年9月，上海發生了小刀會起義，其首領劉麗川率小刀會占領上海縣城，殺死上海知縣袁祖德，活捉蘇松太道吳健彰，建立了“大明國”，並宣布接受太平天國的領導。雒魏林的仁濟醫院“大門向雙方受傷人員時刻開放著”，收留了很多清軍和小刀會的傷病員，在為他們療傷的同時，也向他們傳福音。雒魏林還常常冒著炮火，到前線陣地搶救傷員，為他們施醫送藥、送錢物。1854年12月，法軍司令辣厄爾（Laguerne）決定向小刀會發起總攻，為使小刀會官兵和廣大民眾免遭塗炭，雒魏林自告奮勇，願意去見小刀會首領，勸他們放棄抵抗，以避免不必要的犧牲。另一位傳教士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lie）要求與他同去，於是二人不顧危險，前往小刀會司令部面見眾首領，向他們陳明形勢，曉以利害，“對他們進行忠告持續了兩、三個小時，但是毫無結果，我只得向他們告別。” [William Lockhart, p.316-318] 就這樣，勸降以失敗而告終。不久，法軍向小刀會發起了進攻，小刀會雖然進行了殊死抵抗，但終因力量懸殊，彈盡糧絕而失敗。無論如何，雒魏林作為一個醫生和傳教士，出於個人信仰和人道主義精神，盡上了他的努力。

五、北京行醫宣教之歲月

雒魏林於1857年初回到英國，在英逗留兩年多期間，他當選為英國皇家外科醫學院院士，並且完成了其自傳《在華行醫傳教二十年》。該書除了對中國文化習俗、社會和政體等方面的介紹與描述外，還記述了西教士早期在華的醫藥工作。他對其在華近二十年的醫療宣教生涯如此總結說：“醫務傳道工作完全在中國展開了，這許多年的經驗表明，醫務傳道是成功的。我們的努力沒有白費，過去的成功讓我們對未來充滿希望。” [William Lockhart, Preface]

1860年中英《北京條約》簽訂後，雒魏林被任命為英國駐華使館的高級醫生，前往北京赴任。1861年6月，雒魏林乘船離開英國，途經香港和上海時稍作停留。當英國在北京設立使館後，於9月進入北京。他一方面為英國使館人員治病，一方面又寫信給倫敦會，建議在北京開設一所醫院，為中國人看病施藥，同時也把福音傳給他們。獲準後經過一番籌備，由雒魏林監管的倫敦會醫院很快開門就診，他因此成為倫敦會第一位入住北京、並借助醫藥工作開辟宣教事業的醫療傳教士。

雒魏林抵京初期，只在公使館裏接受少量前來就診的病人。當病人逐漸增多後，他在公使館旁邊租了一棟房子作為診所和住所。到1862年年底已有22,000多人前來就診，其中包括各個階層的人。在給倫敦會的報告中，雒魏林說，他們“帶著自己的妻子、孩子紛紛到我這裏來診治，其中有商人、店員、各種做工的人和村民，甚至許多乞丐。他們都聚集到我的診所裏，欣然地同意接受我的治療，這是令人驚奇的。” [William Lockhart, p.59]

1863年，英國愛丁堡大學畢業的醫學博士杜德貞(John Dudgeon)來到北京，協助雒魏林工作。杜德貞後來將醫院遷入一所廢棄已久的破廟裏，經過改建修繕後，成為一所具有五十張床位的西式醫院。倫敦會對這所醫院相當重視，投入大量資金，使其不斷完善，逐步成為一座具有現代化規格和標準的醫院，此即北京協和醫院之濫觴。1863年後，倫敦會其他傳教士也相繼來到北京宣教，先後建立了米市大街教堂、東柳樹井堂、東直門外關廂福音堂等教堂。1873年，《申報》對這所醫院評論說：“京都有西人設立醫院一所，用以救濟疾苦之人，意至善也。據云去夏至今一周年中共醫有九千六百十八人，可見華人亦皆信其術精勝矣，故顯宦貴官亦均有來就醫者云。” [《申報》1873年8月2 日]

雒魏林在北京從事醫療宣教工作計三年之久，後因身體狀況不佳，不得不決定離開北京。1864年春，雒魏林離開北京後，先後到上海和漢口進行了短暫訪問；5月又去日本，遊覽了橫濱和江戶兩市。6月初又回到上海，幾天後即乘船離滬返英，於8月14日抵達英國。此後他再也沒有來中國，其晚年是在英國度過的，直到1896年去世，終年85歲。

六、雒魏林與近代中國社會

雒魏林在華從事醫療宣教工作的同時，也對當時的中國社會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觀察。他對中國的教育評價很高：“中國是個有教養的民族，他們很看重學習知識。……在中國的城市，晚上可以看到許多工人、小業主，甚至門房都坐在門口看書。雖然他們並不是很理解書的內容，但在試圖弄懂意思。他們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接受教育，只要條件允許，就會送他們去學校。” [William Lockhart, p. 5-6] 他還介紹了中國的科舉制度，看到中國人對於學業和科舉考試的重視，也承認這種選拔制度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認為中國學者雖然讀書很多，但知識面卻很狹窄，應該在不改變中國教育傳統的同時，從西方引進新的教育成果來改變一些錯誤的思想觀念。

雒魏林也對中國社會存在的一些醜惡現象進行了抨擊。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後，感覺最為觸目驚心的就是中國人的衛生與疾病。晚清時中國城鄉的公共衛生情況十分惡劣，人們通常把糞便和污水直接排放到縱橫交錯的小河裏；隨地大小便、亂扔垃圾的現象非常嚴重。雒魏林如此描述了上海的衛生狀況：“這個城市擁有眾多的河流，用船進行交通和運輸。但它總是處於不清潔的狀態，運河水位低時，許多的污穢物不斷丟進水裏，而人們很少進行清理。令人驚奇的是當地人很習慣於這樣的生活。有些歐洲人因此不得不離開了上海。” [William Lockhart, p. 244] 雒魏林等傳教士也由此認識到許多傳染病、天花、鼠疫等流行，都與環境不潔、衛生習慣不良有密切的關系。

當時中國社會存在著吸食鴉片、賭博、纏足及賣淫等陋習，醫療傳教士通過和病人的接觸，深切感受到這許多社會惡習對人們造成的傷害。他們不僅視治病為己任，還把革除這些惡習看作他們工作的一部分，因為這些都與他們所信的基督教教義相悖。19世紀以來，鴉片吸食者遍布中國，其流毒之深、之廣，為中國有識之士所深惡痛絕。對中國官員和百姓普遍吸食鴉片的現象和議論，見載於許多傳教士的通信、論著與報刊中。早期來華醫療傳教士都致力於醫治鴉片煙毒的工作，他們在禁止鴉片貿易、醫治煙毒禍患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們在醫院內普遍設立鴉片治療所，探索出多種治療方法。雒魏林曾提到：“幾千名吸食鴉片的人在醫院得到了治療。許多人無法戒煙，他們認為不能被治好，如果不吸鴉片他們會死。但當他們看到其他人在醫院裏成功地戒掉了煙癮，他們也要求治療，這也極大提高了醫院的名氣。在1849年，許多病人看到自己的朋友被治好，對於戒煙也充滿了希望。有些人並沒有徹底戒除煙癮，後來又復發了。但更多的人堅持下來，最終徹底擺脫了鴉片的奴役。” [William Lockhart, p. 384] 為幫助人們戒掉鴉片，雒魏林於1847年發表了《鴉片速改七戒文》一文，在指出吸食鴉片的危害，大力宣傳戒煙的同時，也提出具體可行的戒煙方法。作為一個傳教士，他更將鴉片視為中國人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一大阻礙。他說：“無法相信一個煙鬼會有什麽信仰，除非他丟掉這個惡習。傳教士有必要確認他們沒有這個惡習，才能允許他們加入教會。……一個吸食鴉片上癮的人很快在其他方面也會變壞，做出許多可恥的事，逐漸走進深淵。” [William Lockhart, p. 397] 雒魏林還嚴厲地譴責了東印度公司向中國輸入鴉片的罪行，主張中國政府應當廢除鴉片貿易，除了藥用以外，限制在國內種植鴉片，同時亦禁止從外國輸入鴉片。

女子纏足也是晚清中國社會的一大弊病，醫療傳教士最早在醫院裏目睹和感受了纏足婦女的痛苦，如腳趾骨扭曲、變形甚至斷裂、皮膚潰爛、血脈不暢、小產、難產的高發等。為革除纏足陋俗，他們做出了很大的努力。雒魏林在其自傳中用了近10頁的篇幅，論述與抨擊纏足問題。他認為纏足是一種野蠻的陋俗，強烈主張廢除。他還從生理和健康的角度來論述纏足對女人所造成的戕害。他在為病人診療時，經常會遇到一些因纏足而產生的疾病。他舉例說：一個老年婦女從樓梯上摔下來導致骨折，經過他的治療才算保住了兩條腿。另一個女人在幹活時不小心摔倒，摔斷了脛骨。當醫生要為她接骨時，她的家人竟然不同意，結果她很快就死去了。[William Lockhart, p. 367]

雒魏林還揭示了另一醜惡的社會現象：乞丐問題。由於災荒、戰亂等原因，當時在社會上到處晃動著乞丐的身影，其中有許多“職業化”的乞丐。雒魏林初時走在大街上，出於憐憫之心，有時會給乞丐們一些錢物，但後來卻發現自己受騙了。因為這些乞丐不是那些真正落難而需要幫助的人，而是一些職業性的乞丐。他寫道：“每當遇到發生的旱災時，隨處可見一群群的乞丐。官府向他們發放救濟，傳教士們也盡力向他們提供食物。但除了一些暫時遇到難關的人之外，許多乞丐都是職業的叫化子。……他們白天裝作瞎子、瘸子和啞巴來沿街乞討，到晚上就聚在一起揮霍乞討來的金錢。他們對路人糾纏不休，采用堵住店門、敲鐘、吹喇叭或是展示不堪入目的膿瘡等手段，強迫別人滿足他們的要求。” [William Lockhart, p. 251-253] 對此等醜惡現象，雒魏林進行了無情的揭露與抨擊。

七、雒魏林對近代中國之影響

起初，雒魏林在為中國民眾醫病時，常常親自向病人傳福音，並分發福音書冊給他們。但隨著醫務工作日益繁忙，他就把醫院的宣教工作逐漸交給專門的傳教士負責。最後他認識到，傳教士和醫生的職責不應混淆。醫療傳教士首先是醫生，其次才負有宣教之責。基於這種看法，雒魏林後來所奉行的是行醫與宣教分離的原則。

醫療傳教士為西醫的傳入和近代中國醫學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們是近代西醫學在中國傳播的重要力量，把西方醫術帶入中國，使中國的傳統醫學受到沖擊，開始走上一條中西醫相結合的道路。他們不僅創立了一批教會醫院、診所，而且傳播了近代醫學知識。他們在治病之外還向中國人傳授近代醫學，培養出中國第一批西醫人才。這些人學成後，或為教會服務，或自己行醫，為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做出了貢獻。雒魏林及其同仁的醫療活動改變了中國人對傳教士乃至西方人的看法，“病人不僅能聽到，而且能感受到從西方來的人是好人。”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p. 32] 也確實有為數不少的人在教會醫院裏病得醫治之後，而成為基督徒的。

在雒魏林到東方來的二十年多年間，在爪哇、澳門、香港、舟山、上海和北京等地，共診治了二十萬人次。他長期從事的醫療宣教活動對中國人所造成的潛移默化的心理影響是不容低估的。正如仁濟醫院年報所期望的“醫院只要能有序地繼續下去，其社會影響面就能逐漸擴大。不但能證明它是減輕身體病痛的場所，而且通過向當地民眾展示基督教文明帶來的巨大益處，能為他們創造機會聆聽有關上帝的信念。我們通過這些展示兄弟般仁愛的活動來加深中國民眾對基督教的印象，並努力向他們證明，我們在致力於他們的世俗與精神兩方面的福祉。” [Report of the Chinese Hospital at shanghai, from July 1st, 1847 to December 3rd, 1849, by the Committee, Shanghai, 1849, p. 15] 作為一個具有高超醫術的醫生，雒魏林無疑是成功的。至於他以醫療為手段，以宣教為目的這方面來說，雖然從他直接領洗成為基督徒的人不是很多，但不能因此說他是失敗的，誰知道那些存感激之心承諾回家後閱讀《聖經》的病人，後來的結局如何呢？人無法知道，唯有那鑒察世間一切的上帝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