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4  — 1933

馬爾昌

Percy Cunningham Mather

中華內地會宣教士;語言學家和翻譯家。

馬爾昌於1882年12月9日生於英國利物浦北面的一個漁港——福利特伍德鎮。他從小在海邊成長,依海為生,故富於冒險精神。他亦喜愛音樂,擅長小提琴等樂器。

馬爾昌於1903年歸信基督;1909年加入內地會。在蘇格蘭格拉斯哥聖經學院接受兩年神學教育後,於1910年9月10日離英赴華,同年10月24日抵達上海,隨即赴安徽安慶接受語言訓練。期間,因送一位芬蘭同學到蕪湖醫院手術,途中遇雨,不幸染上瘧疾,雖得以活命,但此後不時發作。

1911年5月,馬爾昌通過第一級中文考試後,被分派到安徽省寧國府(今宣城或宣州市)工作。在寧國府,除了他的音樂天賦對宣教大有用途外,他的醫學知識與實踐也大有助益。在醫學方面,他是自學成才。因著對醫學的興趣,他帶有不少醫學書籍。在缺醫少藥的中國,他照著醫學書籍的指導治病施藥,竟然屢屢奏效。特別對皮外傷,如瘡痍、腫傷等治療上,他格外得心應手。

1913年,他讀了中華聖公會宣教士Roland Allen所寫的《宣教方式——保羅的或是我們的?》(Missionary Methods——St. Paul’s or Ours?),很受啟發。早年西方宣教士在中國宣教,通常采取宣教站方式,即當宣教站建立後,宣教士會繼續留守。馬爾昌因而主張宣教士只應留守一段時間,待事工穩固後,即應交給當地傳道人,而宣教士則繼續到別處開辟新的工場。其實這一主張與內地會的原則和理念頗為相符。

同年,馬爾昌又讀到另一位內地會宣教士胡進潔牧師(Rev George W. Hunter)的日記,於是把“保羅方式”的宣教與胡牧師在新疆的宣教事工聯系起來。有感於胡牧師十年來獨自在新疆孤軍奮戰,馬爾昌決定追隨胡牧師到新疆去宣教。於是他寫了兩封信,一封給總會的何斯德(Dixon E. Hoste)總干事,要求派往新疆;另一封信寫給胡牧師,請求接受他作同工。

馬爾昌如愿以償。1914年1月初,他只帶著簡單的行李和小提琴,離開寧國府;先步行25哩,再乘船到蕪湖,沿長江到漢口,之後轉火車入河南省;再搭乘馬車到西安,經蘭州入新疆,最後在哈密與胡牧師會面。5月11日,二人一起離開哈密,到達迪化(今烏魯木齊)時已經是5月下旬了。全程馬爾昌整整走了五個月,旅程之艱辛,通過他的日記可略知一二:

2月2日自西安起行後,他與派往蘭州的金品三醫生同行,路上食物和旅店奇劣。 2月22日,遇到大風雪,只走了10英里路。天氣寒冷,山路崎嶇難行。 3月22日經甘州(今張掖市),看到那里的荒涼,他深感西北地區正是最需要福音之地,“我要到最需要的地方,就是工作最困難的地方”。

4月5日在肅州(今酒泉市),他站在大街上,拉著小提琴,5分鐘便召聚了二、三百人。足足兩個小時之久,他在街頭布道、售賣福音書、派發福音單張。

自1914年5月到新疆起,馬爾昌就與胡進潔牧師並肩作戰,縱橫馳騁於西北邊陲,為福音工作同心協力。他們之間的情誼,更形同父子。在迪化宣教一年後,他寫信給上海總部介紹在新疆的工作情況:

“在這城(迪化)中有很多回回人和東甘人,特別是城南近郊,十個人中便有八個人是回教徒。他們的宗教領袖對福音非常抗拒,并且蔑視我們。但是普通東甘人則比較容易接觸,有時他們一群群人坐在街上聊天,當看見我們走過時,有人會喊叫說:‘來來來,請來坐下給我們傳福音’。我們一面心里祈求主的引導,一面欣然與他們談道。”

馬爾昌到達新疆時,正值民國初年。那時新疆全省人口總數約200萬人,其中回教徒占96%,向他們傳福音非常困難。當地的官員也很保守愚昧,多推崇回教,崇拜偶像,迷信盛行,人心麻木,吸食鴉片現象非常普遍。從馬爾昌信里可以看到,在短短一年里,他已經了解些新疆的民情、風俗和習慣,曉得隨時隨地把握機會去和那些回回和東甘老百姓交往談道,且對那些回教領袖們對福音的鄙視,感受尤為深刻。雖然在這樣的環境中傳福音困難重重,但他工作的熱情,卻不曾稍減。

1918年5月中旬,馬爾昌帶著他的蒙古僕人,到迪化東部的木壘鎮(今木壘哈薩克自治縣)探訪兩位基督徒。這位僕人能說漢語,回回話和哈薩克話,外出時幫忙他做翻譯。他們到木壘鎮,受到兩位信徒熱情接待,還叫了店里三位學徒一起參加三個晚上的聚會崇拜。這一帶地廣人稀,基督徒更是寥若晨星,這兩位信徒就成了這廣袤地區的主耶穌基督的稀有見證人。

回程中經過三臺鎮,一位老喇嘛特來邀請馬爾昌過訪,於是他逐個帳幕探訪、派發福音單張和施藥,并由僕人傳譯,向眾喇嘛傳福音。翌日到蒙古宮殿朝見王子,手段王子友善接待。當王子問及馬爾昌的工作時,他便將蒙古文、滿文和藏文的福音單張呈送王子觀看,並告訴他是為傳福音而來。

1918年俄國十月革命後,大批白俄難民涌入新疆省,西方宣教士受到更多的限制,甚至不能外出傳道。在這種情況下,馬爾昌充分發揮其語言天賦,從事翻譯工作。經過數年之努力,終於完成三本巨著:《英蒙字典》(Mongolian-English Dictionary)、《蒙古文教科書》(Mongolian Text Book)和《滿洲字典與文法》(Manchurian Grammar and Dictionary),為後來的宣教士學習語言,進入宣教工場鋪平道路。

從1931年11月6日馬爾昌發自塔城的信中可看出他對翻譯工作的負擔:“這是一項艱巨的工作,但我得以完成一本滿洲文法、一本滿洲字典、一本滿洲和蒙古成語小手冊、一本塔塔爾字典和一本西蒙古字典……。我深信終有一天會證明,這翻譯工作是歸榮耀於神,使靈魂蒙救贖,並將使福音更為廣傳!……學外語我是個過來人,若沒有字典和文法的輔助,是何等的困難啊!”

在中國辛勤服務16年後,馬爾昌於1926年9月到1928年9月回國述職,與家人享受天倫之樂,亦經常到各處作見證。他心里時時裝著中國西北邊陲的少數民族,特別是那些常受各種眼疾困擾的蒙古人,故此,他希望能有機會學習眼科,掌握醫治眼疾的技術。鑒於他這種特殊情況,曼徹斯特皇家眼科醫院破例收他為特別醫學生,與其他學生一起上課或實習。不但如此,他的作為還感動了一位著名外科醫生,推薦他分別去牙科和骨科醫院學習。

馬爾昌與胡進潔牧師的宣教行蹤,主要在北疆,那里是哈薩克人和蒙古人聚居之地,以畜牧業為主。當時的交通極不便利,從迪化要走54天才到西邊的喀什;18天到北面的伊犁。故他們常常結伴而行,最遠到訪過中蘇邊界的各市鎮,以及在山野間居住的哈薩克人和蒙古人。1929年6月,二人帶著兩位回回籍僕人,騎馬從迪化出發西行,沿著天山,向山里的哈薩克人和蒙古人傳福音,直傳到千哩以外的伊寧為止。途中,他們飽受饑餓與疾病的困擾,全憑信心和神奇妙對引領,才得以安然度過。

1930年7月,馬爾昌獨自前往新疆省西北邊界之塔城(Chuguchak),一面行醫,一面傳道、售賣不同文字的聖經單行本給漢人、俄羅斯人、塔塔爾人、錫伯人、哈薩克人、東甘人、阿拉伯人、西藏人、滿洲人和蒙古人等,並且更深體會到各民族對福音的反應。直到1931年11月他才離開塔城,回到迪化。他的語言都是在對各民族傳福音的過程中學習的,工場就是他的學校。當他找不到蒙古文教師時,聽說某監獄中有一囚犯通曉中、蒙兩種語文,便呈請監獄官批準,讓他每天到監獄里跟那位囚犯學習蒙古語文,他的蒙古文就是這樣學會的。

1932年9月13日,胡進潔牧師帶來六位新宣教士,分別是巴富義醫生(Dr. Emil Fischbacher)、趙立德教士(Raymond H. Joyce)、何仁志教士(George F. Holmes)、朱佩儒教士(William J. Drew)、石愛樂教士(Otto F. Schoerner)和柏愛生教士(Aubrey F. Parsons)。為迎接這批生力軍,馬爾昌想方設法為他們預備各種生活必需品,並且把自己的房屋讓給新來的青年宣教士,自己則搬到胡牧師家去住。當時戰事頻仍,農民四散,物質奇缺,糧食短少,馬爾昌和僕人常常冒著零下20多度的嚴寒到四圍農村收購食品和生活物資。他除了負責13個人日常生活所需外,還要參與救護傷兵的醫療工作。

1933年元月,回軍馬仲英之亂擴大,馬爾昌、胡牧師和六位新宣教士,在巴富義醫生的領導下,全部投入搶救傷兵的工作。在長達數月的辛勞中,馬爾昌和巴富義醫生不幸先后染上致命的傷寒,分別於5月24日和27日離開人世。

70高齡的胡進潔牧師為他們主持了安葬禮,由俄人浸信會唱詩班獻詩。在動人的歌聲里,一位回教徒感嘆地說:“馬教士相等於十個人的價值。因為無論他往哪里去,或在城中,或在鄉間、或在山地,沒有一處的人不認識他和不尊敬他的。” 柏愛生教士也是感慨萬千:“雖然我們彼此相交的時間是這么短,但馬教士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無論何種景況,他都會伸出手來幫助別人,他那樣慷慨,實在感人肺腑。”

胡牧師最為難過悲傷,他在寫給總部的報告中說:

“每念及這么大的損失,我實在有說不出來的惆悵!我們的弟兄不僅精通各族言語,又是新疆各族人民所敬愛的。但他絕不會徒然離去,我敢這么說,他是那一粒落在地里死了的麥子,並結出許多籽粒來!不僅是在我有生之年已經看到,其他的人也都如此證實!……他一生秉承‘乃役於人’這句話,不論是回教徒遇到困難,或是小孩子生病,或是一個婦人落在不幸之中,馬教士都會立刻伸出援手”。

根據胡牧師的報告得知,馬爾昌和巴醫生逝世後,當時新疆省的省長金樹仁和盛世才、郵政局長、各級官長,並漢人與俄人基督徒,都向他們表示了真誠而友善的悼念之情。政府還在無線電臺附近贈送一塊官地,安葬了這兩位舍己為人的西教士。

歸屬

The shorter story is reprinted from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copyright (c) 1998 Gerald H. Anderson, by permission of The Gale Group;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Grand Rapids, Michigan. All rights reserved.

資料來源

  • 黃錫培著,《捨命的愛——中國內地會宣教士小傳》,美國中信出版社,2006年。
  • China’s Millions, North American edition, by China Inland Mission. 中國內地會月刊《億萬華民》,北美版1919年第39至41頁;1932年第23頁;1933年第101至102,127,137頁。
  • China’s Millions, London edition. 1910年第138,148頁;1911年第8,121頁;1914年第115,130,144,188頁;1915年第176頁;1918年第33頁;1926年第181至183頁;1929年第13,136至138頁;1930年第53至54頁;1931年第24,237頁;1932年第24至25頁;1933年第136,144至145頁。
  • Cable, Mildred and French, Francesca, The Making of A Pioneer, Percy Mather of Central Asia, 1936.
  • The Register of CIM Missionaries and Associates. 內地會宣教士及夥伴宣教士名錄。
  •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6.
  • CIM List of Missionaries and Their Stations, 1910, 1931.
  • Direc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924, 1927.

關於作者

李亞丁

作為世華中國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李亞丁博士現擔任《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執行主任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