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昌

馬爾昌於1882年12月9日生於英國利物浦北面的一個漁港——福利特伍德鎮。他從小在海邊成長，依海為生，故富於冒險精神。他亦喜愛音樂，擅長小提琴等樂器。

馬爾昌於1903年歸信基督；1909年加入內地會。在蘇格蘭格拉斯哥聖經學院接受兩年神學教育後，於1910年9月10日離英赴華，同年10月24日抵達上海，隨即赴安徽安慶接受語言訓練。期間，因送一位芬蘭同學到蕪湖醫院手術，途中遇雨，不幸染上瘧疾，雖得以活命，但此後不時發作。

1911年5月，馬爾昌通過第一級中文考試後，被分派到安徽省寧國府（今宣城或宣州市）工作。在寧國府，除了他的音樂天賦對宣教大有用途外，他的醫學知識與實踐也大有助益。在醫學方面，他是自學成才。因著對醫學的興趣，他帶有不少醫學書籍。在缺醫少藥的中國，他照著醫學書籍的指導治病施藥，竟然屢屢奏效。特別對皮外傷，如瘡痍、腫傷等治療上，他格外得心應手。

1913年，他讀了中華聖公會宣教士Roland Allen所寫的《宣教方式——保羅的或是我們的？》（Missionary Methods——St. Paul’s or Ours？），很受啟發。早年西方宣教士在中國宣教，通常采取宣教站方式，即當宣教站建立後，宣教士會繼續留守。馬爾昌因而主張宣教士只應留守一段時間，待事工穩固後，即應交給當地傳道人，而宣教士則繼續到別處開辟新的工場。其實這一主張與內地會的原則和理念頗為相符。

同年，馬爾昌又讀到另一位內地會宣教士胡進潔牧師（Rev George W. Hunter）的日記，於是把“保羅方式”的宣教與胡牧師在新疆的宣教事工聯系起來。有感於胡牧師十年來獨自在新疆孤軍奮戰，馬爾昌決定追隨胡牧師到新疆去宣教。於是他寫了兩封信，一封給總會的何斯德（Dixon E. Hoste）總干事，要求派往新疆；另一封信寫給胡牧師，請求接受他作同工。

馬爾昌如愿以償。1914年1月初，他只帶著簡單的行李和小提琴，離開寧國府；先步行25哩，再乘船到蕪湖，沿長江到漢口，之後轉火車入河南省；再搭乘馬車到西安，經蘭州入新疆，最後在哈密與胡牧師會面。5月11日，二人一起離開哈密，到達迪化（今烏魯木齊）時已經是5月下旬了。全程馬爾昌整整走了五個月，旅程之艱辛，通過他的日記可略知一二：

2月2日自西安起行後，他與派往蘭州的金品三醫生同行，路上食物和旅店奇劣。 2月22日，遇到大風雪，只走了10英里路。天氣寒冷，山路崎嶇難行。 3月22日經甘州（今張掖市），看到那里的荒涼，他深感西北地區正是最需要福音之地，“我要到最需要的地方，就是工作最困難的地方”。

4月5日在肅州（今酒泉市），他站在大街上，拉著小提琴，5分鐘便召聚了二、三百人。足足兩個小時之久，他在街頭布道、售賣福音書、派發福音單張。

自1914年5月到新疆起，馬爾昌就與胡進潔牧師並肩作戰，縱橫馳騁於西北邊陲，為福音工作同心協力。他們之間的情誼，更形同父子。在迪化宣教一年後，他寫信給上海總部介紹在新疆的工作情況：

“在這城（迪化）中有很多回回人和東甘人，特別是城南近郊，十個人中便有八個人是回教徒。他們的宗教領袖對福音非常抗拒，并且蔑視我們。但是普通東甘人則比較容易接觸，有時他們一群群人坐在街上聊天，當看見我們走過時，有人會喊叫說：‘來來來，請來坐下給我們傳福音’。我們一面心里祈求主的引導，一面欣然與他們談道。”

馬爾昌到達新疆時，正值民國初年。那時新疆全省人口總數約200萬人，其中回教徒占96%，向他們傳福音非常困難。當地的官員也很保守愚昧，多推崇回教，崇拜偶像，迷信盛行，人心麻木，吸食鴉片現象非常普遍。從馬爾昌信里可以看到，在短短一年里，他已經了解些新疆的民情、風俗和習慣，曉得隨時隨地把握機會去和那些回回和東甘老百姓交往談道，且對那些回教領袖們對福音的鄙視，感受尤為深刻。雖然在這樣的環境中傳福音困難重重，但他工作的熱情，卻不曾稍減。

1918年5月中旬，馬爾昌帶著他的蒙古僕人，到迪化東部的木壘鎮（今木壘哈薩克自治縣）探訪兩位基督徒。這位僕人能說漢語，回回話和哈薩克話，外出時幫忙他做翻譯。他們到木壘鎮，受到兩位信徒熱情接待，還叫了店里三位學徒一起參加三個晚上的聚會崇拜。這一帶地廣人稀，基督徒更是寥若晨星，這兩位信徒就成了這廣袤地區的主耶穌基督的稀有見證人。

回程中經過三臺鎮，一位老喇嘛特來邀請馬爾昌過訪，於是他逐個帳幕探訪、派發福音單張和施藥，并由僕人傳譯，向眾喇嘛傳福音。翌日到蒙古宮殿朝見王子，手段王子友善接待。當王子問及馬爾昌的工作時，他便將蒙古文、滿文和藏文的福音單張呈送王子觀看，並告訴他是為傳福音而來。

1918年俄國十月革命後，大批白俄難民涌入新疆省，西方宣教士受到更多的限制，甚至不能外出傳道。在這種情況下，馬爾昌充分發揮其語言天賦，從事翻譯工作。經過數年之努力，終於完成三本巨著：《英蒙字典》（Mongolian-English Dictionary）、《蒙古文教科書》（Mongolian Text Book）和《滿洲字典與文法》（Manchurian Grammar and Dictionary），為後來的宣教士學習語言，進入宣教工場鋪平道路。

從1931年11月6日馬爾昌發自塔城的信中可看出他對翻譯工作的負擔：“這是一項艱巨的工作，但我得以完成一本滿洲文法、一本滿洲字典、一本滿洲和蒙古成語小手冊、一本塔塔爾字典和一本西蒙古字典……。我深信終有一天會證明，這翻譯工作是歸榮耀於神，使靈魂蒙救贖，並將使福音更為廣傳！……學外語我是個過來人，若沒有字典和文法的輔助，是何等的困難啊！”

在中國辛勤服務16年後，馬爾昌於1926年9月到1928年9月回國述職，與家人享受天倫之樂，亦經常到各處作見證。他心里時時裝著中國西北邊陲的少數民族，特別是那些常受各種眼疾困擾的蒙古人，故此，他希望能有機會學習眼科，掌握醫治眼疾的技術。鑒於他這種特殊情況，曼徹斯特皇家眼科醫院破例收他為特別醫學生，與其他學生一起上課或實習。不但如此，他的作為還感動了一位著名外科醫生，推薦他分別去牙科和骨科醫院學習。

馬爾昌與胡進潔牧師的宣教行蹤，主要在北疆，那里是哈薩克人和蒙古人聚居之地，以畜牧業為主。當時的交通極不便利，從迪化要走54天才到西邊的喀什；18天到北面的伊犁。故他們常常結伴而行，最遠到訪過中蘇邊界的各市鎮，以及在山野間居住的哈薩克人和蒙古人。1929年6月，二人帶著兩位回回籍僕人，騎馬從迪化出發西行，沿著天山，向山里的哈薩克人和蒙古人傳福音，直傳到千哩以外的伊寧為止。途中，他們飽受饑餓與疾病的困擾，全憑信心和神奇妙對引領，才得以安然度過。

1930年7月，馬爾昌獨自前往新疆省西北邊界之塔城（Chuguchak），一面行醫，一面傳道、售賣不同文字的聖經單行本給漢人、俄羅斯人、塔塔爾人、錫伯人、哈薩克人、東甘人、阿拉伯人、西藏人、滿洲人和蒙古人等，並且更深體會到各民族對福音的反應。直到1931年11月他才離開塔城，回到迪化。他的語言都是在對各民族傳福音的過程中學習的，工場就是他的學校。當他找不到蒙古文教師時，聽說某監獄中有一囚犯通曉中、蒙兩種語文，便呈請監獄官批準，讓他每天到監獄里跟那位囚犯學習蒙古語文，他的蒙古文就是這樣學會的。

1932年9月13日，胡進潔牧師帶來六位新宣教士，分別是巴富義醫生（Dr. Emil Fischbacher）、趙立德教士（Raymond H. Joyce）、何仁志教士（George F. Holmes）、朱佩儒教士（William J. Drew）、石愛樂教士（Otto F. Schoerner）和柏愛生教士（Aubrey F. Parsons）。為迎接這批生力軍，馬爾昌想方設法為他們預備各種生活必需品，並且把自己的房屋讓給新來的青年宣教士，自己則搬到胡牧師家去住。當時戰事頻仍，農民四散，物質奇缺，糧食短少，馬爾昌和僕人常常冒著零下20多度的嚴寒到四圍農村收購食品和生活物資。他除了負責13個人日常生活所需外，還要參與救護傷兵的醫療工作。

1933年元月，回軍馬仲英之亂擴大，馬爾昌、胡牧師和六位新宣教士，在巴富義醫生的領導下，全部投入搶救傷兵的工作。在長達數月的辛勞中，馬爾昌和巴富義醫生不幸先后染上致命的傷寒，分別於5月24日和27日離開人世。

70高齡的胡進潔牧師為他們主持了安葬禮，由俄人浸信會唱詩班獻詩。在動人的歌聲里，一位回教徒感嘆地說：“馬教士相等於十個人的價值。因為無論他往哪里去，或在城中，或在鄉間、或在山地，沒有一處的人不認識他和不尊敬他的。” 柏愛生教士也是感慨萬千：“雖然我們彼此相交的時間是這么短，但馬教士給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無論何種景況，他都會伸出手來幫助別人，他那樣慷慨，實在感人肺腑。”

胡牧師最為難過悲傷，他在寫給總部的報告中說：

“每念及這么大的損失，我實在有說不出來的惆悵！我們的弟兄不僅精通各族言語，又是新疆各族人民所敬愛的。但他絕不會徒然離去，我敢這么說，他是那一粒落在地里死了的麥子，並結出許多籽粒來！不僅是在我有生之年已經看到，其他的人也都如此證實！……他一生秉承‘乃役於人’這句話，不論是回教徒遇到困難，或是小孩子生病，或是一個婦人落在不幸之中，馬教士都會立刻伸出援手”。

根據胡牧師的報告得知，馬爾昌和巴醫生逝世後，當時新疆省的省長金樹仁和盛世才、郵政局長、各級官長，並漢人與俄人基督徒，都向他們表示了真誠而友善的悼念之情。政府還在無線電臺附近贈送一塊官地，安葬了這兩位舍己為人的西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