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根濟

一、早年生活

馬根濟（John Kenneth Mackenzie）於1850年8月25日出生於英國的亞爾茅斯（Yarmouth）一個基督教家庭裡。父親亞歷山大·麥肯齊（Alexander Mackenzie）是蘇格蘭人，母親瑪格麗特·麥肯齊則是威爾士人。雙方的父母都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當馬根濟還是個嬰兒時，全家搬到了布里斯托（Bristol），父母親皆積極投入當地教會的聖工，也為家庭創造出敬虔的宗教環境。孩提時代的馬根濟比較安靜卻易動感情，富有同情心。他從小進入布里斯托的一所私立學校學習，但他並不怎麼愛讀書，15歲便離開學校到一個商人事務所當職員。這時他也開始有規律地參加基督教青年會的各種聚會活動，其生活深受基督教信仰的影響。後來他向自己的好朋友鄧肯（Colonel Duncan）透露他要到海外為基督宣教的心志，鄧肯就向他推薦了一本書《雙重醫治——何謂醫療宣教？》（The Double Cure; or, What is a Medical Mission?）。閱讀過後，馬根濟就決定辭掉工作而去讀醫學，預備自己成為一個醫療宣教士，將來到中國去宣教。他的這一決定得到父母的贊同與支持。

1870年10月，馬根濟進入布里斯托醫學院學習，在四年時間裡，先後從倫敦和愛丁堡獲得MRCS和LRCP學位證書。在愛丁堡醫學院讀書時，馬根濟得遇愛丁堡醫療傳道會成員樓醫師（Dr. Lowe）。早前馬根濟已經通過閱讀早期在華醫療傳教士的傳記，萌生了赴華宣教之意，如今樓醫師告訴他中國對醫療宣教士的迫切需要，以及在漢口的一家醫院需要人去掌管等消息，更加堅定了他去中國做醫療宣教士的決心。於是，馬根濟決定加入倫敦宣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簡稱“倫敦會”）。1875年，25歲的馬根濟接受倫敦會的差派，以一個醫療宣教士身份，前往中國的漢口從事醫療宣教工作。同年4月8日，馬根濟登上格林里昂號（Glenlyon）輪船，啟航前往中國。

二、在漢口的醫療宣教工作

1875年6月8日，馬根濟抵達漢口，受到倫敦會資深宣教士、有“華中使徒”之譽的楊格非（Griffith John）夫婦的歡迎。漢口位於揚子江和漢江的交匯處，湖北省的中部，當時被稱為中華帝國的心臟。初時，馬根濟在差會醫院和藥局輔助雷德醫生，同時他每天還要上中文課。因為當時許多中國人並不相信西醫和西藥，所以馬根濟受到極大的歧視甚至敵視。但在他做了漢口教會的執事長之後，加之他良好的服務，這種不信任就逐漸緩解了。同年8月，馬根濟染上嚴重的瘧疾，但不到一個月就完全康復，不久他就成為醫院的主任醫師。雖然他在醫院已經夠忙的了，但他心裡還掛著在漢口周圍和農村地區需要醫療救助的廣大民眾。他帶著他的同事深入到那些眼病最為流行的地區裡的村莊，為百姓解除疾苦。開始時，他們受到百姓的敵視，甚至遭到人身攻擊。1876年春節，馬根濟隨同楊格非應一位中國基督徒之邀前往鄉間行醫傳道，不料在途中遭遇到一場幾乎致命的攻擊。數以百計的群眾一路尾隨著他們，向他們怒吼道：“滾回漢口去！殺死洋鬼子！” 伴隨而來的是石頭泥塊打在他們身上，使他們血流滿面，舉步維艱。幸虧在幾個中國信徒的護衛下，他們才得以全身而退。但他們並不因遭受迫害而灰心，回程途中，馬根濟繼續為人看病，楊格非也照常向人傳福音。回到漢口後，他們去見湖北督撫，督撫遂在大片地區發了告示。待他們下次再出去時，情況大為好轉，所到之處，受到歡迎，對洋大夫的好評很快傳遍了湖北。馬根濟醫治好了數百大煙鬼，和數以千計患有其他疾病的病人。幾年後，那些當初反對他們的百姓中間亦有人歸信基督，村子裡也建起了禮拜堂，令他們大得安慰。

1876年12月，馬根濟到上海與特拉弗斯小姐（Miss Travers）結婚，他們是在布里斯托學習期間認識的。婚後他們一同回到漢口從事日常工作：馬根濟每天在醫院裡平均要看一百位病人，而特拉弗斯小姐則開始學習中文。有一段時間霍亂爆發，馬根濟每天醫治更多的病人，外科手術也明顯增多，由此可見中國人對西醫西藥越來越信任了。

三、在天津的醫療宣教工作

1879年，由於妻子的身體日漸衰弱，馬根濟相信換個環境會使她的身體更好，於是申請調到較為乾燥的華北去工作。1879年2月，馬根濟奉調去天津擔任倫敦會教會醫院院長，於是他攜眷從漢口搬到天津，此時他們已有一個女兒名叫麥琪（Maggie）。天津離北京不遠，實際上是首都的門戶，也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的駐地。早在1861年1月，英國駐天津軍隊在天津法租界紫竹林一帶設立了一個隨軍門診部。1868年12月1日，該門診部主管權轉交給英國倫敦會並定名為“基督教倫敦會醫院”。當馬根濟抵津後才發現，這裡的醫療資源遠較漢口落後，醫院缺少經費，設施簡陋，藥品也嚴重不足，使上任伊始的馬根濟一時陷入困境之中。後經與同僚商量，決定上書李鴻章，懇求援助，以期這位倡導洋務運動的開明重臣能夠支持西醫西藥的發展，為醫院增加設備、擴充業務。呈文由一位英國駐華外交官轉達李鴻章後，卻遲遲未見回音，令馬根濟頗感失望。

1879年8月1日，事情突然有了轉機。當天，醫院的宣教士們舉行例常的禱告會，大家再次為上呈與李鴻章的信函代禱。不料就在禱告會結束時，李鴻章派來的差役匆匆趕到，邀請馬根濟立即趕往總督官邸為李夫人看病。原來李鴻章之妻莫氏已患病多日，所患的是中風導致半身不遂，多次遍訪中醫郎中醫治，服過多種藥物，皆未見效。眼看著夫人病情危殆，中醫們束手無策之際，李鴻章心急如焚，才決定召西醫一試，遂致函美國駐天津副領事畢德格，請他幫忙尋找西醫。此時的中國尚未接受西洋醫學，在華的西醫大夫屈指可數，幾經周折，畢德格為李鴻章找到了馬根濟和美以美會駐北京的女西醫師郝維德（Miss Howard），專程前來為莫氏治病。

在以後的六天中，這兩位西洋大夫全力以赴，完全按照西醫程序確定治療方案，並在治療過程中，採用了先進的手搖電機儀器，再以禱告和藥物相配合，莫氏的病情很快好轉，僅月餘，竟至痊癒。此番妙手回春的醫術使李鴻章眼界大開，馬根濟趁熱打鐵，邀請李鴻章去他的診所參觀，就在那裡，李鴻章與其隨行官員並天津重要士紳親眼目睹了馬根濟操刀的“手術秀”——頸部腫瘤切除。當病人脖子上一個比拳頭還大的腫瘤被成功摘除時，全場震驚。此事不但令中國醫學界見識了西醫的能力，也令滿清官員和天津的百姓折服。從此，馬根濟聲名大噪，不但成為李鴻章的家庭醫生，也成為許多達官貴人的醫療顧問，更成為天津百姓心目中的再世華佗，各地病人紛紛慕名前來就醫。

四、創立西醫院

隨著李鴻章夫人病得痊癒，李鴻章對西醫的信心與興趣大增。不久，李鴻章決定在天津創建一所西醫院，地點選在三岔口的大王廟（今南運河北路的曾公祠西側），此即近代天津開辦西醫院之濫觴。起初只是個施醫舍藥的免費西醫門診所，“凡局之經費，皆中堂之仁施”；馬根濟被聘主其事。該院始一建成即取得了成功，美國傳教士林樂知在上海創辦的《萬國公報》稱，馬根濟在“析津大王廟曾爵帥祠院之旁設立醫院”，“四遠之人，不遠千里而至者，踵相接也”。據《津門雜記》記載，到該醫院“求診之人，絡繹不絕，或投以丹丸，或與之針砭，痹則起以電機，贅疣則施以劀殺，疲癃盡起，微腫全除”。但由於大王廟西醫院只有門診部，沒有住院部，加之規模偏狹，難以收留遠道來診患者。李鴻章遂採納馬根濟的建議，決定在倫敦會醫院基礎上，擴建新院；在馬根濟主持的“紫竹林醫寓之旁，捐建養病院一所”。也就是說，要興建一所規模宏大、設施齊全的綜合性正規化西醫院。

在李鴻章的積極倡導下，天津衛的官紳、商人和洋人買辦紛紛捐款。此番李鴻章共募集白銀6千兩，再加上他親自捐獻的4千兩，共計1萬兩銀子。清光緒六年(1880年)秋，新的西醫院在天津法租界海大道（Rue de Takou，今大沽北路口腔醫院為其遺址）落成，名為“倫敦會施醫院”，也叫“天津醫病館”或“天津養病院”，津門俗稱其為“總督醫院”(Viceroy’s Hospital)。這是一座殿閣式、歇山頂的中國傳統建築，大廳裡懸掛著李鴻章親筆手書的楹聯：“為良相，為良醫，只此痌瘝片念；有治人，有治法，何妨中外一家。” 不久，大王廟門診部也遷來此地。這就是後來的“馬大夫紀念醫院”之前身。

1880年11月1日這座醫院正式開業時，李鴻章主持開幕儀式並致辭，包括長蘆運司、海關道及各國領事、稅司等官員在內的70多位中外來賓出席。大家興致勃勃地參觀了這所醫院的醫療設施。《天津通志》中有如此之記載：這是近代中國第一所規模完整的私立西醫醫院。

醫院設掛號房、司賬房、割癥房、養病房，還設立了診脈發藥房。為滿足社會所需，該院還增設施種牛痘、戒除煙癮等業務。醫院開診後，帶有明顯的慈善性質。其中頭等病房滿足達官顯貴之需，但醫療費昂貴。院方將收取的高額費用用於貼補住三等病房的窮困患者。根據天津市檔案館檔案記載，馬根濟對於前來就醫的病人，只收掛號費，不收醫藥費，生活貧困者則連掛號費也免交。在醫院經費不足時，只收一部分藥費(比如病人用四天的藥只收銀元3角)，生活貧困者免交藥費。再加上馬大夫醫術精湛，前來求醫的人每天絡繹不絕。檔案裡的一份統計資料顯示，冬天求醫者每天有200余人；夏天則多至每天400—500人，醫院裡150余張病床基本上天天滿員。1886年，馬大夫在其年度工作報告中稱，當年住院人數為556人，其中眼科最多，達164人。每位病人的平均住院時間是21天。其間共進行手術589次，其中眼科手術達到212次；還為數千人接種了疫苗。由於醫院裡醫師數量有限，馬根濟除了想方設法籌集捐款之外，每天都忙碌在各個病房之間。馬根濟對於住院的病人格外重視，因為他們有較多時間接觸醫院中的福音工作，因而接受基督信仰的比例也較高。

天津市口腔醫院日前發現了清光緒六年的建院紀念碑，碑首碑身為一體，碑首雕有雲紋，篆文為“博施濟眾”。碑文題為“新建養病院碑記”，並鐫刻有“英醫馬君根濟”等字，記載了馬根濟在天津施醫的經過。另有碑座，落款鐫“龍飛光緒六年庚辰秋九月轂旦敬立。”

五、創辦醫學堂培養西醫

馬根濟在興辦醫院的同時，一直想創建一所醫學校，向中國人傳授西醫西藥，培養醫生。由於西醫院在津門成功創辦，李鴻章亦備受鼓舞，並與時俱進地提出“興建西醫學堂，造就人才實為當務之急”的主張。馬根濟興辦西醫教育的主張與李鴻章可謂一拍即合。1881年，恰逢清廷因故召回在美國留學的公派留學生，馬根濟遂通過李鴻章，從中招收8名學生來津。1881年12月15日，醫學館在總督醫院內成立並開學，其英文校名為“總督醫院附屬醫學校” (Viceroy’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該校的辦學結構和方法，課本、考試和論文等，皆仿效西方醫校。學校教習由馬根濟和英美駐津的海軍外科醫生共同擔任；學校經費由李鴻章從海防軍費中開支。學生分為甲乙兩種，分別定學制四年和三年，課程包括化學、生物、物理、解剖學、生理學、內科學、外科學、產科、兒科、五官科、皮膚科和藥物學。教學內容以實用性為主，並把當時社會流行且中醫較難醫治的疾病作為教學重點。臨床教學則集中在皮膚科、眼科及兒科上。與當時歐美的教育水準相比較，其教育形式、內容和質量相差並不大。這是晚清時期第一所官辦的西醫學校，即”北洋醫學堂”之前身。

1883年，馬根濟第一次返英休假5個月，與在英國的妻子和女兒相聚。早前他妻子因為健康原因攜女兒回英國休養。當馬根濟於1884年重回中國時，適逢6位學生經過3年學習後，從醫學堂畢業。其中第一名學生林聯輝和第二名學生徐清華留校任教，其余4名學生均成為醫官，被分派至陸軍或海軍部隊擔任軍醫。

雖然馬根濟得到不少教會以外的支持，但他並不因此改變寓宣教於醫療的原則。作為一個醫療宣教士，他無論是在醫院，還是在醫學館裡，除了以其精湛的醫術治病救人外，亦更為關心人的靈魂是否得救。他自己工作再忙，也勤讀聖經不倦。在他去世後，人們發現他讀過的聖經上，卻從頭到尾都佈滿了他所注的眉批。

1886年秋，所有在華醫療宣教士決定成立“中華博醫會”，馬根濟是發起這一組織的傑出組織者之一，並且協助編輯出版該會會刊《博醫會報》，也曾為會刊撰稿。因其在中國的醫療成就和貢獻，馬根濟榮獲禦賜雙龍寶星勳章一枚。

六、英年早逝

1888年2月（清光緒十四年二月），馬根濟因勞累過度，積勞成疾，加之從病人身上感染天花而逝世，年僅38歲。噩耗傳出，令李鴻章痛心不已；整個天津和周邊地區的人們都為之惋惜，因為那時的馬大夫“名馳於津埠遠邇，婦孺輿臺，莫不審知”。他那“貧民醫藥之救，本慈善之懷，不分國籍、不分種族”的無私奉獻精神令中國人稱頌並紀念，因此他的喪禮規模空前，備極哀榮。馬根濟去世後，李鴻章也停止了對總督醫院的經濟資助，醫院遂被英國倫敦會收買。醫學館則由清政府所接收，成為後來的“北洋醫學堂”。

七、馬大夫紀念醫院

清宣統三年（1911年），英國倫敦會設立勸募基金並成立委員會籌建新院建築。1912年，在天津法租界工部局贊助下，倫敦會施醫院的舊有房屋全部被拆除並始建新樓。1924 年1月18日，新醫院主樓落成，建築面積為4810平方米，內部設有內科、外科和眼科的診察室、換藥室和手術室，醫院亦改名為“馬大夫紀念醫院”。1928年，倫敦會又捐款建成兩座醫師住宅樓。1930年，馬大夫紀念醫院北樓建成並投入使用。1931年，又加建一座後三樓。1935年，醫院南樓建成並投入使用。1937年“蘆溝橋事變”之後，馬大夫紀念醫院參與戰地救護工作並接收傷兵和難民。1940年，醫院被日軍占領並改為“同仁會天津診療班”。1945年，天津市政府將其更名為“天津臨時第一醫院”；同年12月1日，天津市政府將其歸還英國倫敦會並恢復舊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1953年，時任院長的雷愛德將醫院交由天津市人民政府管理並更名為“天津市人民醫院”。後來又被一分為三，分別是天津口腔醫院（建於馬大夫醫院舊址）、天津腫瘤醫院和天津骨科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