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吉

約翰·馬吉（John Gillespie Magee）於1884年10月10日出生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匹茲堡市一個富有的律師家庭。1906年，22歲的馬吉獲得耶魯大學學士學位；1911年，在馬薩諸塞州劍橋的聖公會神學院獲得學士學位。

1912年，馬吉被美國聖公會按立為牧師後不久，即受派來中國宣教。到達中國後，他被分派到位於南京下關挹江門外美國聖公會的道勝堂做傳教士。1916年，馬吉與沈子高等人籌辦了“益智小學”；1921年，他又創建了道勝小學。在南京，馬吉遇到了英國海外傳道會的英國女傳教士Faith Emmeline Backhouse，二人於1921年結為夫婦，後來育有四個兒子。到1937年底日軍佔領南京前，馬吉一直在南京道勝堂從事宣教工作。

1937年9月，隨著日軍逼近南京，馬吉送走妻子和四個兒子，自己選擇留下。11月22日，他與其他堅持留守南京的西方傳教士、教授、醫生和商人共計24人，正式成立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德國人拉貝（John H. D. Rabe）當選為主席，馬吉為委員，著手準備難民救助工作。從日機轟炸南京開始，馬吉就忙著搶救那些被炸傷的南京市民和難民，開車將他們送往醫院救治。

1937年12月8日，日軍佔領南京東郊與南郊後，用飛機與重炮轟炸市區，到12月13日，南京終於陷落，日軍全面佔領南京。以馬吉為主席的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分會隨即成立，並迅速建立起一家難民醫院，擔負起照料難民和傷兵的人道使命。紅十字會對傷員的救助常常遭到日軍的無理阻撓，所以馬吉必須隨時跟著救護車，因為一旦沒有外國人在場，汽車就可能被日本人搶走，人員就會有性命之虞。

日軍佔領南京期間，施行了慘絕人寰、瘋狂的大屠殺，燒殺搶掠無所不為，尤其強姦婦女的獸行更是天天發生。馬吉在寫給妻子的信中如此寫道：“日軍以最無恥的方式來幹這些勾當，大街上到處都是找女人的日本士兵，甚至連寺院裡面的尼姑也不放過。”當寺院裡的和尚來請求馬吉幫忙時，他即刻應允。因為馬吉服務的道勝堂為美國財產，日軍不敢肆意妄為，因此成了中國婦女的避難所，住滿了前來尋求庇護和他從日軍魔爪下拯救出來的中國婦女。當時，道勝堂“樓上樓下的房屋裡都住滿了人，連衛生間裡都住進了一對母女，其中包括幾個尼姑。”

除了救助前來求助的婦女，馬吉與其同仁還時常到街上主動尋找那些需要幫助的婦女，把她們帶入安全區或安置在醫院進行治療。為此他們常常受到日本兵的威脅，稍有不慎就可能招來殺身之禍。

在大屠殺期間，馬吉曾經給日本大使館和日本佔領軍最高指揮機關提出過400多件抗議和報告，強烈要求停止暴行，確保人民生命安全。他和其他西方同仁一起不顧生命危險，以及他們所設立的安全區，拯救、保護了25萬老少婦孺和中國軍隊傷兵的生命。

馬吉親眼目睹、親身經歷了侵華日軍在南京犯下的滔天暴行，其善良的心靈受到了極大震撼，感到有一種無法用語言描述的痛苦。於是他常常利用職務之便，冒著生命危險，使用曾用於拍攝福音短片的貝爾牌16毫米家用攝像機，秘密地將日寇在南京的暴行拍攝下來。當時日軍對外籍人士行動嚴格控制，攝影攝像絕對禁止。馬吉牧師在影片的引言中寫道：“必須小心謹慎地行動，攝影時千萬不可讓日本人看見。”在他拍攝的鏡頭中，日軍的坦克和大炮正瘋狂地炮擊南京城，機關槍正對著成群的市民進行掃射，城內到處是斷壁殘垣，以及受日軍姦淫的中國婦女，被汽油燒焦的慘不忍睹的屍體，街道上、水塘中被日軍血腥屠殺的平民。

1937年12月21日，馬吉冒著生命危險秘密地在鼓樓醫院一帶拍下日軍屠殺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和平民，以及遭受摧殘的百姓接受治療的動態影像。他在寫給妻子的信中這樣說：“我要把它們記錄下來，這樣，真相才能有一天公諸於眾。”影像中的有些人後來成了控訴南京大屠殺活的證據，他拍攝的一名正在被救治的病人，是當年懷有6個月身孕的李秀英，因反抗日本兵強暴，她身中37刀。戰後，倖存下來的李秀英曾多次赴日本參加和平集會，控訴日本侵略軍的暴行。

此外，馬吉還攝錄了德國人卡爾·金特（Karl Günther）和丹麥人辛德貝格（Bernhard Arp Sindberg，被稱為“丹麥的辛德勒”）救援難民的事蹟。1938年2月16日是一個寒冷的日子，馬吉偕同剛認識不久的丹麥人辛德貝格，驅車前往江南水泥廠和棲霞寺一帶。在江南水泥廠，馬吉見到了金特和辛德貝格難民營中的一萬多中國難民。馬吉還前往距水泥廠僅5裡路的棲霞古寺，在往返途中，他見到一幅幅淒慘的畫面，並將這些悲慘的場面拍攝下來：沿太平門至龍潭的公路幹線，在10英里和12英里距離之間，有80%的農民房屋被燒毀；逃到鄉間的城市老婦被打死；反綁的中國士兵被日軍處決後扔進水塘；許多中國士兵的屍體橫陳在路上……。馬吉將這一切都攝入了鏡頭。他做這事確實冒著巨大的生命危險，一旦被日軍發現，肯定性命難保。

馬吉先後拍攝了四盤膠片，總時長為105分鐘。1938年初，馬吉將自己拍攝的膠片，委託國際安全區委員會副總幹事、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喬治·費奇(George Ashmore Fitch)秘密攜往上海。在上海，費奇與英國記者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一起到上海柯達公司，對這些鏡頭資料進行了緊張的編輯製作，並加上英文說明。柯達公司後來製作出四部樣片，其中一部送去英國，一部送到德國，另外二部都帶回了美國。這部紀錄片面世後，立即引起轟動，侵華日軍的暴行遭到全世界輿論的譴責。

1938年4月，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德國人拉貝在德國柏林放映了馬吉的這部紀錄片。據說連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觀看後，都為其“盟友”日本的獸行感到震驚，當看到那些慘不忍睹的鏡頭時，他還嘔吐了好幾次。

1938年，喬治·費奇向美國國會呈交了這部紀錄片。當時包括國會議員、美國軍政和紅十字會等重要官員都秘密觀看了該片。為了保護仍在南京的馬吉，喬治·費奇當時並未提及拍攝者的姓名。同年，馬吉返回美國，參加了一次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巡迴報告會。5月，馬吉把紀錄片中的部分畫面翻拍成照片，選出其中10張公開發表在美國《生活》週刊上，將日軍的暴行公之於眾。

1939年5月，馬吉返回中國南京，繼續以牧師身份服務于教會。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日美開戰，馬吉離開南京回到美國，擔任華盛頓特區拉法耶特廣場聖公會聖約翰教堂的牧師。1945年4月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逝世，馬吉是主持其葬禮的聖公會牧師之一。他還曾先後擔任過杜魯門總統的牧師和耶魯大學的聖公會牧師。

1946年，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審判日本戰犯時，馬吉作為最有力的見證人之一，勇敢地站在證人席上，向法官陳述了他在南京親歷的種種日軍暴行，其拍攝的影像資料也成為呈堂證供，使得日本戰犯受到了應有的懲罰。1947年初，南京軍事法庭在審判谷壽夫等南京大屠殺戰犯時，又當庭播放了馬吉的紀錄片作為屠城鐵證。

1953年9月11日，馬吉在美國匹茲堡去世，享年69歲。臨終前他曾留下這樣的遺言：“假如再活一次，我還是要為中國人民服務，中國是我的家。”

1991年8月，馬吉的兒子大衛·馬吉（David Magee）從家中地下室裡存放的父親遺物中，找到了馬吉牧師當年拍攝的四本膠片拷貝和使用的那台16毫米攝影機，這成為南京大屠殺證據搜集史上一個里程碑。2002年10月2日，大衛·馬吉將攝影機捐贈給了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成為該館的一件珍貴歷史文物和文獻，後於2015年入選《世界記憶名錄》。馬吉冒死拍攝並留存下來的這些真實鏡頭是留存至今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唯一動態畫面，也是全世界最早、最多的有關這段歷史的影像，成為揭露日軍暴行的鐵證。世界各地出版發行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書籍、影帶或舉辦的展覽等，所用圖片幾乎都采自馬吉的這部影像史料。

2007年11月初，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夏淑琴反訴日本右翼作家名譽侵權案一審宣判，日方敗訴。審判中有一件重要證據即是馬吉拍攝的紀錄片，畫面中有當時才8歲的夏淑琴。她被日軍連刺數刀昏死過去，待她醒來時全家9口有7人慘遭殺害，只有她和年僅4歲的妹妹僥倖生還。

馬吉當年工作多年的南京道勝堂教堂，已於1958年改為南京市第十二中學圖書館。2002年8月，南京市下關區政府特將其命名為約翰·馬吉圖書館。位於校內的馬吉故居也被修繕開發，1992年被列入南京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供人前來參觀瞻仰。

2017年8月，59歲的馬吉之孫克裡斯·馬吉（Chris Magee）追尋祖父的足跡來到南京，代表其家族來參加紫金草國際和平紀念章頒發儀式。2019年12月13日下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了一場特殊的捐贈儀式，美國紐約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三任會長邵子平、陳憲中和姜國鎮捐贈了經過重新挖掘整理的馬吉影像“37分鐘”版“一寸盤”，作為珍貴歷史文獻入藏於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