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儒翰

一、早年背景

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1814年4月17日生於澳門。他是馬禮遜博士八個孩子中的第二個兒子。還不到一歲時，小儒翰就同他母親和姐姐於1815年1月離開澳門返回英國。五年後，1820年8月，他們又再來澳門。可惜不到兩年，也就是馬儒翰七歲時，他母親因病過世，於是他父親馬禮遜不得不將他送回英國讀書。在接下來的四年裡，他先後在曼徹斯特和倫敦的Mill Hill Grammar School接受教育。1826年五月，馬禮遜回英國述職後，馬儒翰便隨父親一起啟程前往中國。他從他父親學習中文，並在1827-1830年期間就讀於由他父親創建於馬六甲的英華書院。

二、翻譯與外交

1830年，由於東印度公司的英國商人急需翻譯，年僅16歲的馬儒翰就在廣州受僱為英商做中文翻譯，酬勞為年薪1200元。1832-1834年間，他又成為美國商人及外交官Edmund Roberts的私人秘書和翻譯，陪同前往泰國和越南。在此期間，他的中文和中國文化得到了很好的實踐機會。1832-1833年，馬儒翰先後編撰出版了《英華曆書》（The Anglo-Chinese Calendar and Register for the year of the Christian Era）和《中國貿易指南》（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這兩本書。此外，他還協助裨治文主編的英文月刊《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以及配合郭士立的中文月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計傳》（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1834年1月，馬家印刷所搬到了廣州十三行的租屋中，由馬儒翰負責經營。

1834年8月1日，馬禮遜病逝，馬儒翰繼任了父親遺留的對華貿易監督中文秘書兼翻譯一職，就此也終結了他們家族的印刷廠事業。同時，他也捲入了1839-1842年爆發的鴉片戰爭的外交事務中，並在當時作為“居中”翻譯參與了《南京條約》的簽訂。

英國駐華商務總監雖然屢屢易人，但是每任監督都很信任馬儒翰。尤其是1836年上任的義律（Charles Elliot）對馬儒翰更加器重，他在廣州經常和馬儒翰商談，如何能夠重新開啟中英兩國間的貿易往來。當時，馬儒翰不但通曉中文，還精通中國的禮數，並擅長使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進行思考。①

英方也確實給了馬儒翰發揮才能的空間，從1839年穿鼻海戰開始，英軍每次北上，都是由馬儒翰擔任首席翻譯，並且每次和中方交涉前，都是由馬儒翰先作為居中翻譯進行溝通。蘇精先生如此概述馬儒翰說：1840年英方第一次北征攻下定海後，馬儒翰繼續隨義律北上，負責和中方交涉。8月，英國艦隊抵達天津白河口外，馬儒翰奉派乘小艇向直隸總督琦善遞交公文，隨後又擔任雙方會談的口頭與書面翻譯。會談結束後，英方艦隊南下，途徑山東登州補給，也是由馬儒翰與當地官員打交道。同年10月，艦隊到達浙江，馬儒翰又陪同義律會見兩江總督伊里布，談判釋放俘虜與歸還定海事宜。從中可見馬儒翰在當時中英關係中所起之作用。②

1841年，馬儒翰又和另一位翻譯官羅伯聃（Robert Thom）參與了英國開拓從澳門到廣州的西江航道。當時有一位英國軍官寫道：這兩位翻譯官的語言知識和他們良好的判斷力，經常幫助到我們國家的人民，否則我們也許早已經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他們也時常減輕各樣的困難，包括戰爭本身所帶來的。1843年8月，時任香港總督的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委任馬儒翰為香港議政局和定例局委員，兼代輔政司。

三、參與聖經翻譯

馬儒翰亦接續他父親生前在廣州所負責的教會事工，幫助那些因為歸信基督信仰而遭受政府逼迫的基督徒。他還參與修訂了馬禮遜翻譯的中文聖經，並且致信給倫敦傳道會要求繼續在廣州的宣教事工。1838年2月，他還擔任了醫療宣道會的記錄秘書。

馬儒翰對中文之精通，以及他在信仰上的優勢，使他成為裨治文意欲合譯中文聖經的最佳人選。1834年，年僅20歲的馬儒翰應裨治文之邀，與之合作修訂、翻譯聖經。但他們的合作持續尚不到半年，就因馬禮遜過世（1834年8月1日）而發生改變。馬儒翰因不得不接手父親的一些遺職，而變得更加的忙碌，無法投入太多時間在聖經翻譯上面。正當此時，麥都思和郭士立兩位宣教士加入了他們的聖經翻譯與修訂工作，馬儒翰則轉為協助和校訂的角色。最終於1840年，馬儒翰與麥都思、裨治文和郭士立三位牧師一起合作重譯的聖經在新加坡印刷出版。

四、最後日子

1842年，馬儒翰致函倫敦傳道會，建議將英華書院由馬六甲遷往香港，有說法是英華書院第七任校長理雅各牧師徵詢馬儒翰意見後，由馬儒翰出面致函予倫敦傳道會的，而英華書院於1843年由馬六甲遷來香港繼續辦學。

1843年8月29日，馬儒翰因身患瘧疾不治而死於澳門，年僅29歲，可謂英年早逝。死後與其父母和早夭的兄長葬於澳門馬禮遜教堂旁的基督教墓園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