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相伯

一、早年背景

馬相伯，名志德，字欽善，又字斯臧、建常、相伯；天主教教名若瑟（Joseph）。他於1840年4月17日（清道光二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出生在江蘇省鎮江府丹陽縣北鄉馬家村一個世代信奉天主教的家庭裡，為家中第四子。其先祖於明末清初就在江西南昌歸信了天主教。即使在滿清統治時期“百年禁教”的嚴苛環境下，其家族仍然持守著天主教信仰。馬相伯的父親馬松岩在鎮江府城行醫兼經商，母親為沈氏。馬相伯出生後不久，即隨父母遷居鎮江府城丹徒縣。那時滿清政府已逐步放鬆對天主教的壓制，因此馬相伯在年少時便離開家，於1851年（清咸豐元年）冬，進入法國耶穌會傳教士在上海郊外徐家匯創辦的聖依納爵公學（後徐匯公學）讀書，學名斯臧。他是該校正式開班後的首屆學生，也是江南地區最早學習“西學”的31個幼童之一。數年後太平天國戰亂波及鎮江，馬家遂輾轉移居上海。

二、耶穌會神父

1862年（同治元年），馬相伯加入耶穌會，決定終生侍奉上主。同年5月29日，耶穌會在徐家匯設立初學院，22歲的馬相伯為首批11名見習修士之一。在見習期間，他被派往蘇州、太倉救護難民，感染嚴重的傷寒。1864年6月3日，馬相伯完成見習，發初願，獻身教會，後升入大修院，繼續研讀神學、哲學、數學和天文等學科。1869年（同治八年），馬相伯獲得法國學校序列的神學博士，並晉鐸為神父。經過18年的刻苦學習，馬相伯未出國門，即已在徐家匯學會了七門語言（法、英、意、德、拉丁、希臘、國語），其學貫中西的學識，在當時中國社會極為罕見。此後，滿腹經綸的馬相伯一面從事傳教，一面從事教學與翻譯工作，翻譯、撰寫了大量神學、科學等方面的書籍。

馬相伯任職神父期間，多次與耶穌會和某些傳教士發生矛盾和衝突。初任神父後，馬相伯被派往安徽寧國府（宣城）及江蘇徐州一帶傳教。當時，馬氏家族已在上海開埠後的第一次繁榮中積累了大量財富。兄長馬建勳成為李鴻章的淮軍糧台，又在中外交往關係中扮演重要角色，給馬家留下了大筆遺產，使馬家成為上海的名門望族。馬相伯在徐州傳教期間，未經教會同意，用兄长馬建勳的捐款救濟災民，此舉違反耶穌會會規，因此被要求回到上海反省。馬建勳為此至耶穌會交涉，要求放人。

1872年（同治十一年），馬相伯任徐匯公學校長兼任耶穌會編撰。由於他強調國學（經史子集），不少學生參加科舉考試考取秀才，因而與耶穌會的培養目標發生衝突。1875年（光緒元年），馬相伯被調往天文臺；1876年，馬相伯又被耶穌會調往南京，任耶穌會編撰，翻譯外國著作。後因其翻譯的《數理大全》未能出版，對會長高若天不滿。同年8月15日，36歲的馬相伯以一身的學問“要為中國用，不為法國用”為理由退出耶穌會，並離開了徐家匯。不過他仍然虔誠信奉上主，思想言行都遵行上主的旨意。

三、從政生涯

馬相伯退出耶穌會以後，由兄長馬建勳薦與山東藩司余紫垣，擔任幕僚，投身洋務運動，調查礦務，並娶妻王氏。後至天津李鴻章處為幕僚。1881年（光緒七年），馬相伯任駐日使館參贊，次年改派至朝鮮任職。1885年（光緒十一年），他任臺灣巡撫幕僚。1892年（光緒十八年），他再度赴日本先後任長崎、橫濱等地領事及駐日使館參贊。馬相伯的世俗榮耀還不止於此，他還曾代表李鴻章出使過美國、英國、法國，遇見過各種達官貴人、百萬富翁。他在東京與日本憲政之父大隈重信、青木周藏同台演講；1888年，他還在羅馬梵蒂岡謁見了教皇列奧十三世。

1893年，馬相伯夫人王氏和兒子回山東探親，不幸因輪船失事遇難。1897年，馬相伯通過補贖，獲得耶穌會的赦免。

馬相伯自幼便見證了清朝在“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中的潰敗；壯年時，他作為李鴻章的幕僚，參與締造了一場虛假繁榮的“同光中興”；漸入衰年的時候，又經歷了“甲午戰爭”之慘敗。之後他轉向支持康、梁那一代年輕人的“維新”，參與“戊戌變法”。又是一場巨大的失望之後，1900年，馬相伯參加了唐才常發起的“張園國會”；1908年，又應梁啟超之請，擔任“政聞社”總務長。這一人生階段的從政經歷也讓馬相伯意識到，洋務派僅僅只是西方形而下層面的東西，根本無法真正實現國家的富強。尤其是甲午戰爭的慘敗，更進一步證實了自己的判斷。他出身、成長並受教於天主教會，與西方傳教士交往甚深，因而熟知西方近代強盛的原因。於是他決定從教育入手，以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的處境。“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才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設立學堂為先”。由此開始了其教育救國的生涯。

四、興辦教育

相比在清末民初很長時間內，毀家興學，為學界創辦好幾所著名大學的突出貢獻，馬相伯在政治上留下的那些歷史印記就顯得相對次要了。1900年，馬相伯將家族遺贈給自己的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畝田產和大量銀兩，捐獻給耶穌會江南司教收管，作為興辦大學的基金。1902年冬，徐家匯南洋公學（今交通大學）因為學潮，發生學生集體退學事件。蔡元培帶著部分學生，包括南洋公學特班的項驤、貝壽同、王莪孫、胡仁源、胡敦復、黃炎培、邵力子、李叔同、謝無量等“二十四子”，來跟馬相伯學習拉丁文。

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3月1日，馬相伯于徐家匯老天文臺創辦了震旦學院（後改名震旦大學）。這是中國第一所私立大學，馬相伯擔任監院（校長），校政實行學生自治。震旦學院建立後，不少有志青年來此求學。其中包括于右任、邵力子、李青崖等日後民國的著名人物。馬相伯告誡震旦的學生，“欲革命救國，必自研究近代科學始；欲研究近代科學，必自通其語言文學始。有欲通其外國語言文學，以研究近代科學，而為革命救國之準備，請歸我。”

兩年後（1905年），耶穌會決定改變震旦學院的教育理念，欲將震旦變為一個完全的教會學校，因此與馬相伯產生了嚴重分歧。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耶穌會指派法國籍耶穌會士南從周擔任震旦學院教務長，廢除學生自治，引發學生集體退學。於是馬相伯帶著學生離開，到江灣地區重新建立了復旦公學。馬相伯得嚴復等人相助，各省官紳捐資，又得江蘇官紳周馥、張謇、袁希濤等人相助，率學生於同年9月13日在吳淞提督行轅為臨時校址，另創復旦公學（即復旦大學前身），取意“復我震旦”，馬相伯出任首任校長，延請于右任、邵力子等任教；竺可楨、陳寅恪都是馬相伯創辦復旦公學的初期學生。胡適對馬氏兄弟的《馬氏文通》推崇備至，他研究邏輯學時曾通過陳垣先生向馬相伯轉求到一部《名理探》做參考。1906年春，魯迅在東京見到馬相伯，老人為魯迅和顧琅翻譯的《中國礦產志》作了序。因此可以說，按馬相伯的前輩身份，豐富閱歷和時人難以企及的中西學養，說他在民初眾多學者中是“大師的大師”，並非過獎之語。

1908年，耶穌會重新開辦震旦，並將其遷到盧家灣呂班路，馬相伯仍然捐資為其建造校舍。

五、政界與學界元老

辛亥革命時，馬相伯響應孫中山的號召，暫時擱置辦學，而從事政治工作。在風雲變幻、人物穿梭的中國近代史上，馬相伯可說是個特殊的傳奇人物。他一生想超然於世，卻在70歲之後被各方勢力擁戴，披掛上陣，組織“江浙聯軍”，攻克南京，並臨時擔任南京府尹（市長）。當時蘇軍、滬軍、浙軍、粵軍，還有武昌起義的鄂軍將領，爭搶臨時政府的各個權位。馬相伯以其獨特的資歷斡旋於眾軍頭之間，發表演講，安撫人心，幫助孫中山順利落位。從其功績來看，馬相伯可稱為“辛亥革命”的元勳之一。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轉移到北京之後，袁世凱為了表示尊重南方的意見，任命了兩位大總統的私人“高等政治顧問”，一位是“革命文豪”章太炎，另一位就是“政壇耆老”馬相伯。袁世凱在政務及人際關係方面就教於馬相伯，因為從當時各方勢力與馬相伯的關係，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位清末民初政脈的樞紐人物，同時他也是眾多熱血青年的人生導師，因此他能為保守和維新兩派所接受。

在清末民初的政壇和學界上，馬相伯中西學兼通，明察時務，文牘也做得漂亮，但他仍是以“西學”見長，無人能與之相匹。雖然馬相伯和章太炎二人的學術主張時有不同，但並不妨礙兩人成為莫逆之交。從1920年代起，馬、章二人在維護憲法、地方自治、推進工商、抗日救國等方面多有共識，貢獻甚大。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以後，馬相伯曾擔任江蘇都督府內務司長、袁世凱大總統府高等政治顧問、北京大學校長、北京國會政治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約法會議議員等職位，得授上大夫、三等嘉禾勳章。

縱觀清末民初的學界，可以說沒有一個人像馬相伯那樣，如此深入地介入高等教育的創建事業中，他與英斂之是民國時期中國天主教的兩大教育家。1912年，馬相伯把震旦、復旦的辦學理念帶到北京；10月，他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正想大展宏圖，建造新樓，卻因為此舉是向比利時銀行借款，被學生視為“賣國”，便在貿然的學生運動中功敗垂成，出走北大。同年，馬相伯幫助英斂之，在北京西郊香山靜宜園創辦了“輔仁社”，該社於1925年修出正果，成為當年創辦的公教大學（輔仁大學）的前身。

1914年，馬相伯利用大總統高等政治顧問的身份，與章太炎、嚴復、梁啟超一起籌建以法蘭西科學院模式的“函夏考文苑”，結果因為袁世凱忙於“帝制自為”，無暇顧及，而告流產。後來，由其好友蔡元培實現了這一宏偉計劃，建立了中央研究院，當年馬相伯提議之命名Academia Sinica沿用至今。

馬相伯和英斂之還曾給羅馬教宗寫信，希望“派才高德碩之士，來華增設公教大學，發揚中國文化，介紹世界知識”，卻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而被擱置。

1917年，馬相伯退出公職，離開北京，退隱上海土山灣徐家匯孤兒院的三樓，翻譯聖經，譯著天主教書籍。

1920年，法國本篤會神父奧圖爾來華考察，與英斂之會談，並向羅馬教廷彙報。於是教廷決定在北京設立輔仁大學。此時，已經進入耄耋之年的馬相伯再次出山，參與了輔仁大學的創辦與教務，他勉勵師生說“齊驅歐美，或更駕而上之。”對輔仁給予了深切的希望。輔仁大學此後成為與燕京、北大、清華齊名的北平四大名校。

六、愛國老人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寇佔領東北三省後，年逾九十的馬相伯不顧年老體弱，投身於抗日救亡運動，他發表《為日禍告國人書》，呼籲“立息內爭，共禦外侮”，並提倡民治及人民自救，發起組織中國民治促進會和江蘇國難會，為英勇抗戰的東北義勇軍籌款。他告誡全國民眾“恥莫大于亡國，戰雖死亦猶生”，激發他們的抗戰熱情。1935年，馬相伯與沈鈞儒、鄒韜奮等聯名發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次年與宋慶齡、何香凝等當選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執行委員時，他年已95歲，卻仍然發表文章與演講，勉勵同胞共赴國難，被人稱為“愛國老人”。1936年，沈鈞儒等“抗日七君子”被捕入獄後，馬相伯多方奔走呼號，營救他們出獄。1937年3月，馬相伯仍在南京國民政府委員之列。

1937年淞滬會戰後，上海淪陷，馬相伯應李宗仁之請移居大後方桂林。1939年4月5日，馬相伯百年誕辰，國民政府褒獎令中稱馬相伯為“國家之英，民族之瑞”；馬相伯的得意門生，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于右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前總理陸徵祥，以及教育家黃炎培等人，或贈賀壽詩，或撰賀壽文，稱其為“大邦人瑞，民族導師”；“民族一元老，精神常少年”，既情真意切，真摯感人，又高度概括了他豐富而傳奇的一生。

七、最後的日子

1939年9月，馬相伯應于右任之請移居昆明，道經越南諒山，因病滯留於此。據馬相伯晚年秘書張若谷記載，馬相伯在諒山避難養病期間，胡愈之先生曾去看望他。胡愈之是馬相伯弟子黃炎培創辦的中華職業教育社機關刊物《生活》雜誌的作者，1932年後在“救國會”活動和“七君子”事件中擁戴馬相伯，“惟馬首是瞻”。馬相伯見到胡愈之，相敘間感歎地對他說：“我是一隻狗，只會叫。叫了一百年，還沒有把中國叫醒。”（張若谷：《苦鬥了一百年的馬相伯先生》，收《馬相伯先生年譜》附錄）這句話由一位年屆百歲的長者口中說出，很有力量，也只有十分謙卑和特別有社會責任感的人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直到今天，人們仍然被這句警世通言所觸動。在馬相伯一生中，可以說他世俗的人生目標都已實現，然而他晚年的心情仍然是憂憤異常。他的憂憤，不是個人牢騷，而是那種對於民族、國家的深深失望。實際上，他在90歲以後，經常引用他所喜歡的《莊子》中的“壽則多辱”，並且常常加上一句說“我是一隻狗……”。他這句話聽似自貶，實則英骨內藏的悲愴之言，在腐敗、動盪和危殆年代裡振聾發聵。這句話在1996年出版的《馬相伯集》的年譜裡，以及在有關馬相伯的影視作品裡廣被引用。

沒想到馬相伯在諒山竟一病不起，終至於1939年11月4日在諒山病逝，虛歲一百歲。馬相伯去世的消息，迅速傳遍了世界。上海報刊首先得到消息，4日當天就發佈了訃告；重慶各機關報刊則是在6日才刊登唁電。美國《紐約時報》在5日就迅即發出題為：“曾經服務於外交界，在美國、朝鮮和其他國家代表清朝的中國退休官員，復旦學院和震旦大學創辦人，著名學者馬相伯去世，生年一百”的報道，內容稱“上海11月4日電，中國學者和退休政府官員馬相伯今天在諒山去世。據他在這裡的親屬說，生年一百歲。他可能是最為年長的清朝官員了，儘管高齡卻仍然看上去健康，並精力充沛地從事公共和著述活動，直到去世……。”隨後，各種悼念儀式也作為公共活動在全國範圍內舉行。

諒山天主教堂臨時安葬了馬相伯遺體。1952年，陳毅擔任市長的上海市政府派人陪同其家人，將馬相伯之靈柩從越南運回上海，安葬於虹橋天主教息焉公墓。1966年“文革”期間，息焉公墓被紅衛兵砸毀，馬相伯的遺骨被紅衛兵挖出，拋撒於露天。直到1984年，由上海市政協出面，從荒塚中檢出數塊遺骸，經上海第二醫學院（原震旦，今交大醫學院）生物學專家鑒定確認後，移葬於宋慶齡陵園（原萬國公墓）。

馬相伯生於1840年，逝於1939年，他的一生伴隨了從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即所謂“中國近代史”的一百年，他是一位自始至終的見證者。馬相伯的中西文化造詣是融通的，也是超越的，融通了科學、哲學和神學的境界看問題。從中我們可以瞭解到馬相伯在自己的百年生命中確實品嚐到了十九、二十世紀的甘苦，堪為一代智者。

馬相伯持守耶穌基督救世博愛的精神以及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一生榮神益人，為社會做了很多有益的事。其學貫中西的淵博學識、其崇高品德和愛國精神，值得後人敬仰與效法。正如于右任為馬相伯題寫的挽聯所言：“光榮歸上帝，生死護中華。”

八、尾聲

最近二十幾年裡，這位曾被遺忘的“人瑞”又回到了當代人中間，人們好像突然發現在中國近代史上還有這樣一位重要人物，因此有關他的文字和影視作品紛至迭出。2005年，上海電視臺紀實頻道王韌團隊籌拍的《大師》節目，投拍的第一位傳記片就是《馬相伯》。

2014年，中央電視臺亦推出十集大型紀錄片《先生》，其中十位民國時期的偉大“先生”依次為蔡元培、胡適、馬相伯、張伯苓、梅貽琦、竺可楨、晏陽初、陶行知、梁漱溟、陳寅恪。

自1980年代以後，許多與馬相伯生平相關的地方和機構都陸續開始紀念、祭奠馬相伯。1984年，復旦大學為紀念馬相伯、李登輝校長的創校之功，將學校大禮堂改名為“相輝堂”。2003年，位於松江區泗涇鎮的馬相伯故居經修繕後，佈置了紀念陳列館向公眾開放。馬相伯生活最久的地方是上海徐家匯,他從1851年進入徐匯公學求學，到1876年離開從政，再到1897年退隱回到土山灣工藝院三樓居住，直到1937年又去南京，馬相伯在徐家匯—土山灣地區一共居住了65年。他在土山灣的故居名為“後樂堂”，取“後天下之樂而樂”之寓意，位於2010年建成的土山灣博物館三樓。當地有關部門一直致力於將這座具有重要意義的故居修繕出來，奉獻給社會。2016年，位於馬相伯丹陽老家的天祿眼鏡電商公司獨資建立了“馬相伯史跡館”，從事馬相伯生平紀念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