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秀實

早年背景

滿秀實（Marian E. Manly）於1896年1月4日出生在中國重慶，她父親Wilson Edward Manly是美國基督教美以美會的牧師、傳教士，于1894年為美以美會差會所派，偕夫人來中國重慶宣教，取中國名“滿里”，成為第三個入川的美以美會傳教先驅者。滿里牧師先後在中國華西的重慶、資中和成都工作了44年——在重慶創辦了“重慶求精高級學堂”（現名“求精中學”），並出任該學堂第二任校長；在資中創辦了“資中宏仁醫院”；最後十年作為兒科和產科醫生服務於美以美會所創的“成都存仁醫院”。除了日常醫療和宣教工作外，滿里牧師的活動還包括：擔任學校的教授，建造醫院、學校和教堂的建築師，培訓和督導中國牧師，造福中國百姓的健康與福利事業，提高和改良農業，實施常見病的治療、賑濟和慈善等人道主義服務等等，一直工作到1937年退休回美為止。

滿秀實在童年、少年時期跟隨父母親先後在重慶、資中、成都等地生活和學習。她父母都很開明，從小就教育孩子們“中國人和我們是平等的”，她們的童年與中國孩子一樣，從小講漢語，穿中式罩衫和布鞋，吃中國食物，和中國小朋友玩。父母親請中國人做孩子們的漢語老師，滿秀實和妹妹從小就學習儒家文化和中國歷史，不僅熟悉中國傳統典籍，還能寫一手秀美的楷書。由於她生在中國、長在中國，在中國文化的薰陶下長大，因此她講說及書寫漢語的能力都很強，可以說漢語是滿秀實的母語。也因此她非常喜歡和尊重中國文化，對中國充滿著深厚的感情，並且為自己取了個中國名字：滿秀實。成年後成都老百姓都親切稱呼她“滿醫生”。

1917年秋，滿里牧師夫婦回美國休假，滿秀實隨父母回到美國讀書，後考入芝加哥大學醫學院，修讀皮膚專業。1925年，滿秀實大學畢業後，作為美以美會的醫療宣教士奉派回到成都，在美以美會所創立的成都存仁醫院皮膚科當醫生。

創辦產科職業學校和產科醫院

滿秀實是最早把西方產科教育傳入中國西南地區的美國教會醫生，她在行醫過程中瞭解到，中國婦女幾千年來都把生孩子當作見不得人的隱秘活動，加上接生技術手段和衛生條件落後，婦女視分娩為畏途，臨產時只好求助接生婆。二十世紀20年代，中國的產婦死亡率為15%，嬰兒死亡率近30%。在成都存仁醫院做皮膚科醫生期間，滿秀實發現成都傳統接生婆既無醫學知識，也未受過任何專業培訓，沒有科學方法，沒有消毒措施，採用落後的舊式接生方法，經常導致產婦大出血或幼兒窒息而亡，很多產婦留下不可醫治的婦科重症，或造成產兒終生殘疾，給產婦家庭造成極大的身心痛苦和經濟負擔。目睹成都中下層婦女生育衛生狀況極其落後的現狀，滿秀實認識到，要想徹底改變民間產婆延用了幾千年的接生方法，只有通過創辦助產士職業學校來推廣新法接生技術，為成都培養一批懂現代醫學知識、接受專業技術訓練的助產士，讓她們去推廣新法接生技術，幫助婦女擺脫分娩中的痛苦和危險。因此她決心投入畢生心血，創建助產職業教育和產科醫院。

為此，滿秀實於1928年返回美國，考入耶魯大學學習產科、兒科專業知識，並在攻讀學位期間募集經費。1931年，滿秀實在耶魯取得博士學位後即返回四川，同年9月14日在成都市政府註冊領取營業執照，由衛理公會海外婦女傳道會捐資1500美金，在成都市南門文廟後街96號創辦了中國西南地區第一所產科職業學校——成都進益高級助產職業學校，同時也創辦了成都市最早的產科醫院。現成都市檔案館存有9份關於滿秀實和成都進益高級助產職業學校（醫院）的資料，其中有一份資料是1932年（民國二十一年）４月８日填寫的產科學校登記表。這份有滿秀實中文簽名的履歷表上顯示：滿秀實，36歲，畢業於芝加哥大學醫科，修業年限５年，於1925年畢業……。曾任華西大學醫科教授五年，現任華西大學醫科教授。通訊地址：南門文廟後街９６號。開業時間：1931年（民國二十年）在市政府領註冊營業執照，註冊前營業６個月。

學校創辦初期，滿秀實任校長兼教員，另外還有兩位教員，一個叫安懷信，一個叫蓋博舒，她們是滿秀實提前送到上海和武漢產科學校培訓回來的助產士。學校第一期共招收20多名女學生，她們多是歷經苦難的平民女子。滿秀實效仿華西協合大學，採取學校辦醫院的模式，助產職業學校附設產科診所，專門培養助產士。招收成都當地學生，邊學習邊實習，大力推行新法接生技術，滿秀實同時還在華西協合大學兼職教學。診所後來發展成產科醫院，產科醫院既是學生實習之地，也是推廣基督精神服務底層貧民的基地。學校培養新法接生技術人才，又通過醫院來推廣新法接生技術。

1933年夏天，經過兩年嚴格的產科知識學習和助產技術培訓，該校第一期學生中有9名學生畢業，成為成都歷史上第一批本土助產士。滿秀實勉勵學生畢業後要多做善事，多幫助窮苦百姓，要有慈悲心，救苦救難，為身邊的婦女解除痛苦，做一名合格的助產士。

1936年，進益高級助產職業學校和產科診所遷往成都長順街。1938年５月，助產職業學校再遷至成都小天竺街97號，把產科診所改為產科醫院。1939年秋天，進益高級助產職業學校呈准四川省政府教育廳立案。立案前學制為兩年，立案後學制為三年。學生在校學習期間，理論學習與實習操作並舉。頭兩年以課堂教學為主，少部分時間到醫院實習，第三年到附屬醫院實習產前檢查、助產接生、護理產婦和嬰兒。學校治學嚴謹，對學生要求嚴格，一絲不苟。學校產科醫院有三間小的頭等病房，每間住兩個母親；兩間二等病房，每間有十個床位。一次可以收20到25個病人。還有一個托兒所，平均可容納30個嬰兒。冬季幾個月相當擠，有時嬰兒室要收35到40個嬰兒。醫院的助產士來自四川各地，她們在醫院裡接受為期三年的培訓。因為助產士都不懂英文，培訓課程全部用中文講授。

作為面向普通民眾的產科醫院，她們還提供上門接生服務，滿足了平民階層的需要，深受成都人民喜愛，在民眾中口碑極好。醫院創辦之初，助產士數量少，很多接生手術都是滿秀實親自上門去做。滿秀實富有極強的同情心和仁愛之心，經常出手周濟貧困家庭的產婦和兒童。進益產科醫院服務的對象多是中下階層的婦女，滿秀實對病人從來不分貧富貴賤，都一樣用心對待。到進益產科醫院看病的人，有錢給錢，沒錢免收。滿秀實生活儉樸，吃住都和學生一起。她身材矮小，卻總是神采奕奕，臉上常常露出孩童般的笑容。她不但敬業於接生本職工作，還利用與教會醫院的關係幫助當地老百姓解決困難，小天竺街以及整個成都南門一帶的中國人都親切的叫她滿醫生，醫德和人品都深受當地民眾讚頌。

滿秀實為了事業終身未婚，從1931年到1950年一直在進益產科學校任教、在產院工作，成都小天竺街即是她的第二故鄉。加上1925年至1928年在存仁醫院的三年工作，滿秀實為成都人民服務了整整23年。她親手所創之產科醫院平均每月接生嬰兒60個左右，在23年中共接生和救治嬰兒二萬多名。

從學校創始一直到1945年前，進益高級助產職業學校都沒有固定經費，依靠產科醫院部分收入，其餘皆由在成都的外籍人員勸募籌集。1940年四川出現通貨膨脹以後，成都病人的住院費用只能用多少糧食來計算，沒法用紙幣來計算。這樣，進益產科醫院收取的費用遠遠不夠支付一切開銷，只夠應付產科醫院所有開支的一小部分。滿秀實只好四處募捐，勉強維持醫院開支。她父親滿里牧師也把自己的一部分積蓄捐給了進益產科醫院。滿秀實返美休假期間，通過多種方式為學校和醫院募籌資金、醫藥和器材。1945年後，美國衛理公會海外婦女傳道會每年補助進益產科醫院1000美金。1949年冬，產科醫院新建樓房一幢，所用資金9000銀元由衛理公會女佈道會承擔。

在產科醫院裡，滿秀實每天要檢查住院病人，處理助產士無法完成的疑難病情。到後來，外出接生的任務一般都由值班助產士帶著助手去完成，只有特殊情況下，滿秀實才親自外出接生，因為很多有錢有勢的人相信她的技術，信賴她的名聲。滿秀實親自上門接生，有錢有勢的家庭一般都會付較高的費用，這樣可以補貼產科醫院的開支。滿秀實利用自己的傳教士身份，周旋于成都的流氓和軍閥之間，很好地保護了產科醫院和產婦兒童。

作為培養助產士的學校和醫院，對每一例接生，滿秀實都要求自己和學生認真對待，一絲不苟。她教育助產士要做到實事求是，不隱瞞錯誤，勇於改正錯誤，敢於承擔責任。滿秀實對病人關愛有加，危險時刻從不遺棄病人。抗戰時期，遇到日軍轟炸，躲空襲、跑警報的時候，她從不離開病人。緊急情況一旦出現，她總是讓學生先把病人和嬰兒送進防空洞，自己最後進去。她一直守候在產婦身旁，直到警報解除。日本戰敗投降，滿秀實讓工人買來鞭炮，和成都人民一道慶賀抗戰勝利。

進益高級助產職業學校創辦後，滿秀實擔任首任校長。後來在四、五十年代中，她把學校交友中國人管理，校長一職先後由多位中國人擔任。滿秀實則一直擔任進益產科醫院院長，將其全部精力和感情都投入到產科醫院，為產婦和孩子的健康付出大量心血。從1933年進益產科第一屆9名學生畢業，到1950年7月最後一屆，共培訓131名合格的助產士。大部分助產士畢業後，到四川各地自己開業，只有少數學員留在產科醫院工作。進益助產職業學校培養了四川第一代助產士，1950年後，許多助產士成為成都和四川各地婦產科領域的業務骨幹。

滿秀實將其半生心血都凝聚在辦好助產職業學校和產科醫院上面。她是中國西南地區近代產科醫學的開拓者，對西南地區產科醫學發展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她醫術精湛，愛心博大，致力於成都產科醫學發展，潛心為成都婦女兒童服務，尤其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她積極救助成都貧民婦女兒童，參與戰時救助，並為成都市民提供大量的社會服務。

1949年底，成都解放。1950年1月1日，成都市成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軍事管制委員會，進入軍管會時期。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10月，中國參戰，中美關係交惡。受美國政府凍結所有對華資產的影響，1950年底，成都進益高級助產職業學校和進益產科醫院被迫停辦。

1950年10月3日，滿秀實因為反對進益高級助產職業學校學生把毛澤東畫像與耶穌像並列懸掛在助產職業學校教室的牆上，遭到學生舉報，被扭送到成都市軍管會司法處，被依法判處五日拘役。之後，55歲的滿秀實被中國政府驅逐出境。1951年1月，滿秀實離開成都，途經香港回美國。當時她的理解是“中國人已經不再需要我了”。1951年8月，進益高級助產職業學校及其附屬醫院被成都市人民政府接收，職業學校及其附屬醫院併入華西大學（今四川大學華西校區）。

滿秀實與韓素音

著名華裔作家韓素音，原名周光瑚，1939年經人介紹來到進益產科醫院實習，在滿秀實的指導下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可以說進益產科醫院是韓素音文學生涯的始發地，假如沒有進益產科醫院，假如沒有滿秀實，這個名叫周光瑚的女子可能是另外一種命運，而不會以華裔作家韓素音出現在世人面前。

滿秀實曾經是一個文藝青年，熱衷於文學創作，並且有志於以文學作品來幫助美國人瞭解中國，“給中國的抗戰幫上些忙”。她常常在忙碌的醫療工作之餘，用打字機來撰寫短篇小說和詩歌，甚至還構思了一部反映中國現實的長篇小說，一心想成為一個作家。1939年６月，周光瑚經華西協合大學牙醫學院院長啟真道介紹，來到產科醫院學習，從而認識了滿秀實，兩人很快成為好朋友。出於對文學的共同愛好，以及共同的創作理念，兩人開始合作創作長篇小說《目的地重慶》，由周光瑚提供素材，滿秀實動筆加工創作，在整個的寫作過程中，二人合作得非常愉快。她們希望借助此書，能夠讓美國讀者瞭解並同情中國，以至於“為中國效力”。小說完稿後，二人共同商量決定以筆名“韓素音”出版。最後《目的地重慶》一書於1942年初在美國正式出版，但因種種政治原因，小說出版後並沒有引起所預想的轟動效應。雖然如此，“韓素音”這個名字後來卻揚名於世界文壇。本來這個名字是滿秀實和周光瑚兩個人共同擁有的筆名。但在1950年，周光瑚卻獨自用“韓素音”這個筆名出版了長篇小說《愛情至上》，並因此書轟動東南亞文壇，成為知名作家。隨後，她獨自使用這個筆名發表了大量的作品，“韓素音”從此取代了周光瑚。據滿秀實的侄女吉恩所述，1960年代滿秀實和周光瑚曾在美國見過一面，二人發生過爭論，從此再也沒有來往。

雖然如此，韓素音在其後來在自傳體小說的描述中，充滿了對成都進益產科醫院的眷戀，滿懷對滿秀實醫生的感激，坦承是滿秀實發現和激發了她在寫作方面的才能。在1956年和1978年，韓素音多次訪問中國，中國政府安排她到全國各地參觀走訪。有一次她來到成都，路過小天竺街時，仍緬懷、追憶在進益高級助產職業學校的那段美好時光。

晚年歲月及後續

1951年1月，滿秀實被迫離開了她所愛、並為之服務23年的成都，途經香港回到美國。1952年8月，父親滿里牧師去世後，她和母親搬到加州居住。從1953年至1965年，滿秀實在加州康特拉科斯塔縣（Contra Costa County, Calif.）一個叫“Well Baby”的嬰兒診所當醫生，成為當地一位非常有名的婦嬰專科專家。1964年3月，母親弗洛倫薩去世，享年97歲。1965年，滿秀實正式退休，搬到俄勒岡州的阿什蘭(Ashland, Oregon)居住。1980年4月13日，滿秀實在俄勒岡州阿什蘭的居所裡病逝，終年84歲。

滿秀實的妹妹滿恩溢（Grace Edna Manly）亦生長于重慶，年少時在中國讀書。1923年在俄亥俄州衛斯理安大學（Ohio Wesleyan University）獲得學士學位（B. A. degree），然後她又先後在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和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修讀教育與宗教方面的課程。1924年，滿恩溢作為美以美會海外婦女傳道會（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Church）的傳教士再次來到成都，此後她一直負責宗教教育，以及在成都和周邊地區推動和督導全日制小學的辦學工作。她作為美以美會傳教士在資中從事宣教工作共18年，後於1943年5月在戰場上搶救中國傷兵時，不幸感染傷寒病而死，年僅43歲。死後被葬于成都聯合公墓。

滿秀實還有一個弟弟名叫哥頓（Gordon Manly），生於資中，年少時回到美國接受教育，學成後成為一個土木工程師。

1951年，滿秀實離開中國後，成千上萬個成都婦女仍對進益產科醫院滿懷感激之情，她們懷念小天竺街的產科醫院，懷念她們心中的“萬嬰之母”滿秀實。在大洋彼岸，滿秀實一家三代也對中國充滿深厚的感情。滿秀實去世30年後，2009年，她的侄女吉恩（哥頓的女兒）在寫給中國友人的信中說，她心中一直認為“自己的根在中國”，因為她的祖父母滿里牧師夫婦一生在中國從事教育工作；姑媽滿秀實則把整個命運都託付給了中國；而另一個姑姑滿恩溢則在中國抗戰中為搶救戰士獻出了生命，“我的爸爸也在中國出生”，他們的感情都深深扎根在中國。

雖然這些歷史已漸漸變得模糊，甚至被人所遺忘，但那個來自遙遠的異國他鄉、曾經活躍在成都小天竺街的身影，卻為成都人民留下了難以泯滅的友誼與仁愛、健康與安樂、溫暖與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