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克仁

艾克仁（Martin Ekvall）是瑞典裔美國人，於1866年出生在瑞典斯摩蘭的克利斯達拉（Drisdala，Smoland），在家中六個孩子中排行老二，他的父母名叫艾利克（Eric）和索菲亞（Sophia）。1882年，15歲的艾克仁和姐姐奧蒂利婭（Otilia Ekvall）、弟弟艾自新（David Paul Ekvall）隨同父母移居美國。他們在新罕布什爾州的鹿田鎮（Deerfield，New Hampshire）買了一個農場，敬虔的母親經常為孩子們能夠歸向神代禱，以基督的教導培育他們，並祈求主使用她的孩子來拓展神的國度。當著名佈道家宣信牧師（A. B. Simpson）來新英格蘭地區到他們家鄉舉行佈道會的時候，他們姐弟三人回應神的呼召，立志把基督福音傳到地極。

1891年，姐弟三人都進入紐約宣道會的宣教學院（Alliance’s Missionary Training Institute in New York）接受裝備。1892秋，艾克仁和奧蒂利婭一起抵達上海，然後轉往武漢——宣道會華中宣教總部所在地——學習語言。1893年，親自到遠東來考察的宣信牧師引導艾克仁在武昌市中心開設了一個教會。1894年，他的弟弟艾自新來到，與他一同事奉。奧蒂利婭則奉派去了甘藏邊去的古城洮州。1895年，她與早在那裡宣教的席儒珍（W. W. Simpson）結婚。

早在武昌宣教站創設之初，宣道會就計劃在武昌和甘肅之間增設一個中轉基地。艾克仁和艾自新這對親兄弟就承擔起建立這個中轉站的任務。1896年1月，兄弟二人從漢口啟程，乘帆船溯漢江而上，一路向西，途經沿江數個城鎮，他們將設立中轉站的地點交托在主的手中。旅途中他們偶遇內地會宣教士巴格道（George Parker），他是把基督教最早帶入甘肅的兩位宣教士之一，當時已在中國西北服事了近二十年的時間。從這位前輩口中，艾克仁兄弟倆第一次聽到“岷州”（今甘肅省岷縣）這個地方，並且瞭解到甘肅這個位於西北邊陲的省份在基督福音上比陝西更貧窮，更需要傳福音的使者。此時兄弟二人心中清楚知道神要帶領他們在岷州建立宣教基地。

1896年6月，艾克仁兄弟進入岷州城。他們克服當地人的巨大敵意，在岷州建立起甘藏邊區的第一個漢區宣教站，開始拓展神的國度。艾克仁很快就看到周圍區域巨大的福音需要，意識到岷州的重要地位。他在寫給宣道週刊的文稿中如此說：“以岷州為原點，向北最近的宣教站是170英里以外的蘭州，向東是180英里外的秦州（今甘肅省天水市），向東南是350英里外的武昌，向南則是326英里外的廣元（今四川省廣元市）。在這樣廣袤的地域中有16個城市，但沒有一間宣教站。……這就是中國西北的現狀。親愛的弟兄姐妹們，讓我們盡上自己的一份力，把福音傳到地極吧！” 最後經過華中總部的同意，他們在那裡開設了一個宣教站，使之成為甘藏邊區之漢區宣教事工的發軔地和拓展基地。

他們當時所面臨的環境十分兇險——極端仇外的民眾，各種宗教與迷信盛行，犯罪集團猖獗，還有許多難以預測的挑戰。儘管如此，艾克仁義無反顧地開始了他在這裡的宣教生涯，正如克省悟（W. M. Christie）所描述的：“很少有人像他那樣熱衷於傳福音，他以極大的熱情到新的城鎮去傳講福音。他的宣教熱心與日俱增，從未稍減。在與他同工同行之中，我看到有火在他靈魂裡面燃燒。”

從1897年秋開始，一個名叫“王七十八”的年輕木匠經常到福音堂與艾自新交談，也參加主日聚會。漸漸地，王七十八的生命開始發生改變。他的生意做得很好，但一到主日，他便停工歇業來做禮拜。在他的婚禮上，王七十八不但拒絕迷信儀式，還堅定的不在宴席中上白酒。1899年秋，艾克仁、艾自新在岷州的洮河中為王七十八施洗，使他成為甘藏邊區第一個歸入耶穌名下的基督徒。

艾克仁在岷州宣教四年之久，他和艾自新、奧蒂利婭皆成為開拓甘藏邊區宣教工場的中堅力量。期間艾克仁邂逅了他的瑞典同胞，時為內地會在四川宣教的傳教士的愛瑪（Emma Charlotte Eck），二人隨即開始了書信交往。愛瑪於1870年8月19日出生在瑞典莫爾倫達（Morlunda），這個地方離艾克仁的家鄉只有12英里之遙。她18歲時悔改歸主，不久受到內地會戴德生（Hudson Taylor）的影響，領受神的呼召，立志成為一個傳教士，去中國宣教。1891年，21歲的愛瑪作為內地會傳教士，乘船抵達上海。經過一年的語言學習之後，她被分派到四川保寧府（今閬中市）宣教站。當時主持內地會四川工作的是“劍橋七傑”中的蓋士利主教（William Wharton Cassels）。在此期間，愛瑪為自己取了一個中文名字“艾瑞英”，意為“來自瑞典的巾幗英雄”。隨著認識和感情的加深，艾克仁深深地愛上了這位巾幗英雄，用他自己的話說，“若不娶愛瑪，便覺得人生灰暗，無法生活”。1900年9月，他們趁休假之機到美國完婚，然後於次年9月，即當“拳亂”平息後，這對新婚夫婦從美國舊金山啟航，再次來到中國。到達上海之後，由於甘肅局勢尚不明朗，他們只能先在華中區邊工作，邊等待。期間，他們先後被差派到安徽青陽、湖南長沙等地宣教。

1902年3月，他們的長女葛楚德（Gertrude）在安徽青陽出生。據記載，那一年，艾克仁在當地教會講道162場，在街頭佈道62次。1903年，他們又被派往湖南長沙服事於一個家庭教會。

當甘肅的騷亂平靖之後，艾克仁夫婦再次奉派到他們所熟悉的城市岷州，他們的宣教對象多是農民、工匠和商人。艾克仁經常騎著馬、腦後拖著條辮子、身著漢服，到周圍的鄉間去傳福音。當時盤踞在岷州的哥老會和三合會常常搶劫、綁票，多次威脅要殺死外國傳教士，岷州也不止一次地遭受反政府匪幫和穆斯林叛軍的圍攻。艾克仁夫婦不畏環境之兇險，仍然堅守在岷州。1905年，終於有5名年輕人受洗，加上之前信主的4個人，岷州教會就有9名中國信徒了。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因為當時內地會在秦州（今甘肅天水）耕耘了30餘年，才只有幾十位中國信徒。同年9月，他們建造起一間可容納200人的教堂。

出於對女童的負擔，艾瑞英在岷州建立了一所女子學校，教各個年齡段的婦女識字讀書。當時甘肅的大多數女孩子從未上過學，通過辦學她可以接觸到民眾，在傳授知識的同時，也把福音傳給他們。在此期間，他們的女兒伊麗莎白(Elizabeth)、兒子亨利(Henry)、女兒格蕾絲(Grace)、艾琳(Irene)相繼出生。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戰亂使甘肅成為一座孤島，宣教士們與外界隔絕長達數月。這期間，他們的兩個孩子同時染上了猩紅熱，經過日以繼夜的搶救和看護才得以脫離危險；但他們6歲的女兒伊麗莎白卻未能保住，因猩紅熱而夭折。艾瑞英因多年受到哥老會匪徒驚嚇，戰爭逼近岷州的傳言不斷，如今再加上愛女的夭折，這一連串的打擊使她原本緊張的心徹底崩潰，以至於夜不能寐，精神恍惚。在這種情況下，艾克仁只得帶著妻子兒女回美國療養。1912年7月，艾氏一家拖著疲憊的身子從舊金山上岸，抵家後艾瑞英的身體和精神狀況十分糟糕，不但生活無法自理，還時常危及到孩子，並伴隨自殺的傾向。醫生和親友都建議艾克仁把妻子送進精神病院，但艾克仁始終堅信艾瑞英沒有患精神病，只是在重重壓力下而產生的情緒崩潰。因此他堅持自己照顧妻子的飲食起居，耐心幫助妻子吃飯、穿衣，從無怨言。艾瑞英一天天康復起來，直至1914年完全痊癒。

1915年末，艾克仁夫婦帶著四個兒女第三次來到中國。這次他們被分派到華中地區人口稠密的武漢，艾克仁被指派到20年前他所建立的武昌宣道會教會做牧師，從此開始了他在武漢30餘年的宣教生涯。除了他所擅長的講道外，他還曾擔任華中區會的主席，教授聖經課，治理教會，以及培訓新來的傳教士。

1918年，西班牙流感禍延中國，有“九省通衢”之稱的武漢疫情十分嚴重。艾克仁年僅7歲的小女兒艾琳不幸被傳染，於10月21日在武昌離世，這是他們在中國失去的第二個孩子。這一次，艾瑞英“因所受的苦難，學了順從”（希伯來書5:8），內心雖然傷痛卻沒有被壓垮。上帝藉著苦難熬煉她，使她日後成為數以百計中國孩子的屬靈母親。

1919年早春二月的一天，一個幼小瘦弱的女盲童跌跌撞撞來到武昌宣道會的院外乞討。艾瑞英看著這個孩子，不禁想起幾個月前夭折的艾琳。她沒有只是給這可憐的盲女幾個小錢或一些食物了事，而是趨前與她攀談。從交談中得知這個10歲盲女的家境原本不錯，父親是到武漢做官的滿族人。不幸的是，無情的流感疫情奪走了她父母的生命；她自己又感染眼疾失明，因此流落街頭被一惡婦逼著和其他盲童一起沿街乞討，而且她還被賣給一個瘸腿、暴躁的男乞丐為妻。聽了這個小盲女的遭遇，艾瑞英動了憐憫之心，她想起聖經裡面的話說：“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哥林多後書1:4）。於是她決心要給這些可憐、無助的孩子們一個家。

1921年，艾瑞英在在武昌創辦了湖北省最早的女子盲童學校，名為“武昌瑞英瞽目學校”。這項事工原本不屬宣道會差會的項目，雖然差會也為她提供些支持，但並無固定資金供應。當艾瑞英負責學校師資、募款和課程安排時，艾克仁就幫助她在武昌市中心尋找校舍，在各項工作上為她出點子，並在靈性上給予及時的指導。艾瑞英效法內地會的精神，並以英國著名慈善家喬治·慕勒（George Muller）為榜樣，從不向人募捐，只是專心祈求主。她常常憑著信心說：“如果主看顧一隻小麻雀，祂也一定會眷護一個被遺棄的盲童。”瑞英瞽目學校裡的每一位盲童都曾經遭遺棄或被虐待。有從大街或鐵路上撿回來的生來瞎眼的小孩子；有一個女孩子曾被劫匪綁架，因劫匪沒有得到贖金，就把她的眼睛給挖了出來；另有一個女童的雙眼是被暴怒的母親用針刺瞎的。自盲校創辦之日起，所有前來求助的盲童沒有一個人被拒絕。在隨後的20年裡，盲校接納了超過一百個孩子。起初只有小學班，後來又增設了初中班，年齡從6歲至16歲不等。聖經也是核心課程之一，唱讚美詩是學生們最喜歡的課餘活動。每個主日的清晨，盲校的女生們穿戴整齊，按高矮次序排成一隊，後面的學生把一隻手搭在前面同學的肩上，安靜有序地走出狹窄、擁擠的街巷，成為當地的一道景觀，吸引許多居民駐足觀看。學校除了教女孩們學習盲文閱讀和書寫外，還開設了國語、算術、常識、歷史、地理、音樂、體育、公民等科目；實業部還教學生針織等手藝，女孩兒們每週三次隨同老師進入當地醫院或居民家中傳福音。畢業之後，一些學生到教會醫院中擔任婦女傳道員，另一些則分到鄉村的宣教站從事福音工作；其他人則靠家務技能謀生。在她們找到合適的工作前，沒有一個人會被要求離校。

1919年11月，艾克仁夫婦造訪湖南常德，適逢馮玉祥將軍率部駐紮此地。早前馮玉祥因受為其看病的傳教士醫生影響而受洗歸主。信主後他信仰誠篤，還出資建造教堂，邀請牧師到部隊向官兵佈道，故有“基督將軍”之稱。在常德期間，艾克仁一連三周應邀在其軍中講道，馮玉祥親自主持。講道結束後，馮玉祥還領唱聖詩“在我心有空處為你”。艾瑞英則趁機探訪了軍營中的實業學校，軍官太太們在這裡學習操作縫紉機，紡織毛巾、襪子，裝訂書籍。艾瑞英向她們傳福音，帶領13位太太信主。這次常德之行，艾克仁總共為這13名婦女和210名男子施洗，刷新了宣道會海外事工的記錄。馮玉祥將軍全程參加。

1920年代可說是艾克仁事奉的盛期。他流利的中文口語，以及他大有恩賜的傳道人的名聲，使得他多有機會到馮玉祥的軍營中去講道。1924年，他還曾經為澳大利亞著名佈道家戴維斯牧師（Rev. T.B. Davis）做口語翻譯，在北京城外向5000多名官兵講道，並且向與會者發放聖經。艾克仁與馮玉祥以及他手下的將領長期保持著良好的關係。

1921年，艾克仁因嚴重的口炎性腹瀉而被迫中斷在中國的服事，返回美國治療。病癒後，艾氏一家第四次登上開往中國的輪船。大女兒葛楚德則獨自留在美國，邊打工邊完成她的學業。

1926年北伐戰爭開始後，艾克仁與家人共同經歷了武昌被圍五十餘天、千人餓死的戰況。當時蔣介石的北伐軍攻佔了漢口和漢陽，包圍了武昌，城裡面有北洋軍閥吳佩孚的3000多官兵和大約一萬市民，死于饑餓的人多過死於轟炸之人。艾克仁夫婦在紅十字會的支持下，保護著中國百姓，使他們免遭劫掠和虐待。據艾瑞英報告，在他們會眾中，只有一人被北伐軍疑為間諜而遭殺害。

1927年由於兒子亨利、女兒格蕾絲結束在河南雞公山美文學校（Kikungshan American School）的學業，到了上大學的年紀；加之全國性的反帝排外風潮迭起，在美國駐華使領館的再三催促下，艾克仁夫婦帶同孩子們離開中國，於四月抵達美國西雅圖。同年秋天，兄妹二人一起進入惠頓學院。艾克仁夫婦在惠頓校園附近租了一處房子，等待中國局勢穩定後再返回華中。當時大女兒葛楚德剛好大學畢業，進入乃役宣教學院成為候選宣教士，與同學斯近信（Howard Smith）相愛並結婚。這一段時間相對平靜，一家人享受了一段難得的歡聚時光。

1930年，艾克仁偕家人第五次前往中國。次年，江淮流域遭遇特大洪水，以湖北受災最重，而武漢又是湖北的重災區。全市受災78萬人，每天都有上千人因饑餓、瘟疫和中暑而死。看到災民的苦情，艾克仁夫婦發動剛剛奉差來華不久的女兒葛楚德、女婿斯近信，以及盲童學校的學生們一起投身到賑災之中。他們每天為賑災物資的供應和災民身體和靈魂的得救恒切禱告。他們向災民發放糧米、施粥解困，並救活了不少無人照看的嬰孩。

1932年2月，艾克仁的兒子亨利和女兒格蕾絲從美國來到武漢，在災民遍地的武漢團聚。格蕾絲將赴江西牯嶺的美國學校任教職；亨利則留下來幫助父母賑災。4月10日，艾克仁夫婦和亨利一起為他慶祝24歲的生日。之後5月底，亨利去甘肅平涼出差，途中聽到在當地宣教的表哥新振華被劫匪殺害，就趕往事發地陪同姑夫新普送牧師一起處理後事。7月23日，他和在平涼宣教的瑞典傳教士多福壽（Gustaf Tornval）及另外兩名同伴返程途中，在西安城外被一夥不明身份的人槍殺。當時，中國西北地區的社會秩序極為混亂，這樁案件至終未能偵破，連他們的屍首都沒有找到。

唯一愛子的慘死使艾克仁夫婦受到很大打擊，這已經是他們在中國失去的第三個孩子，沒有人知道他們是如何被安慰的。據其女兒葛楚德回憶，“神賜下平安，使他們得勝，能以繼續在一生摯愛的中國人中服事——儘管這些人曾再三地辱駡、攻擊他們，最後又奪去他們兒子的生命。”在極大的喪子之痛中，艾克仁夫婦與其他中國同工一道，依舊站在難民棚的入口處，把基督平安的福音傳講給苦難中的人們。僅在1933年4月，艾克仁就在難民棚為79人施洗。災情結束後，艾瑞英向差會報告說：“我們接觸了8000余名災民。許多之前從未聽聞福音的婦女在困境中開口禱告，我們親眼見證神如何應允這些從前拜假神之人的呼求。”因著在救災中的貢獻，艾瑞英被授予蔣宋美齡頒發的獎章。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艾瑞英與丈夫選擇留在武昌，與當地百姓同受苦難。1938年2月，武漢會戰在日軍的空襲中打響，他們站在宣道會的住所裡，一面用禱告將自己和武漢百萬居民的安危交托給主，一面開放宣道會的地下室收容難民。日軍飛機毀滅性的空襲，對宣道會的房屋和艾克仁夫婦的寓所造成極大的破壞。

1938年下半年，艾克仁被確診為前列腺癌，但他始終保持樂觀，充滿盼望，勇敢地面對病痛的挑戰。他人生的最後五個月是在漢口路德會診所度過的。6個月後，於1939年1月6日在路德會宣教站（武昌宣道會的房屋已在空襲中嚴重損毀）內，艾克仁與世長辭，享年72歲。他和他的弟弟艾自新、姐姐奧蒂利婭，並他的三個孩子，把生命永遠留在了中國。艾瑞英將她摯愛的丈夫安葬在漢口的萬國公墓（International Cemetery in Hankow），盲校的學生在其葬禮上獻詩，送別她們敬愛的牧師。宣道會幹事Rev. Christie在追思艾克仁牧師的致辭中如此評價他是“一個忠信的先驅者，一個忠實於聖經的人；是真理的典範，中國人民忠實的朋友；是一個對其救主，對家庭，對中國教會充滿愛的人。” 事後艾瑞英滿懷深情且充滿盼望地告訴親友說：“幾個月以來，在照顧我良善、無私的丈夫時，我感到非常幸福。他對我、孩子們和家中的親人永遠都是那麼好，那麼寬容。……我失去了世上最好的朋友，但離別只是暫時的，基督再來之時我們還要再相會。”

1940年，在宣教工場連續奮戰多年，且年已70歲的艾瑞英啟程回美國。臨行前，她把學校託付給美國聖公會女宣教士施玉德。當她回到加州格蘭岱爾的宣教士之家後，看到大女兒葛楚德一家正準備前往安徽蕪湖宣教，三女兒格蕾絲和女婿寶約翰（John Daniel Beck）也正準備趕赴湖南岳陽。看到兒女們都步父母之後塵，走上對華宣教之路，艾瑞英倍感欣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次年2月，76歲的艾瑞英再次整裝出發，第六次前往中國。這次是她獨自一個人，她希望自己能在武漢跑完人生的路程，然後與丈夫合葬在一起。但到1948年年底，國共內戰大局已定，政權更替。艾瑞英隨差會的其他傳教士被迫撤離中國，告別了這片埋葬著她的丈夫、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和其他兩位親人的土地。

1952年7月7日，艾瑞英因心臟病在夏威夷檀香山去世，享年82歲。死後被安葬在夏威夷的利胡埃公墓（Lihue Cemetery），墓碑上刻著“中國武昌盲校創辦人”，還有和她丈夫墓碑上同樣的經文：“因為我活著，你們也要活著”（約翰福音1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