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滕更

早年背景

梅滕更（David Duncan Main）於1856年6月10日出生在蘇格蘭西南部艾爾郡（Ayrshire）的科克邁克村（Kirkmichael），是家中第三個兒子。從小在一個奉行“做好人，行善事”（Be good and do good）的基督徒家教中長大。他在中學時就是一個優秀的學生，而且在禮拜天參加當地教會的主日學。1873年17歲時，他考入格拉斯哥大學攻讀商科；同年他受到一位曾在印度宣教多年的醫療傳教士的影響，對醫學和“福音奮興運動”產生了興趣。畢業後，梅滕更受僱於一家航運公司，負責文書工作。期間他開始接觸到芬德勒牧師的聖喬治帳篷佈道團。在這裡，他認識了美國著名佈道家慕迪（Dwight L. Moody）和他的搭檔著名福音歌手桑基（Ira D. Sankey）。在慕迪的奮興佈道大會上，梅滕更受感加入了福音奮興運動。此後他有機會接觸到許多醫療傳教士，其中有一位名叫唐納德·莫里森（Donald Morrison）對梅滕更的影響很大，使他決定棄商學醫，為將來投身醫療宣教做準備。

1877年，梅滕更受愛丁堡醫療傳教會（EMMS）之助，進入愛丁堡大學醫學院攻讀醫學。在此期間(1877-1881)，他和其他同學一起參與愛丁堡的貧民窟工作，並時常舉行露天佈道會。梅滕更還和他的朋友阿瑟·內夫（Arthur Neve）一起發起組織了英國聖公會差會（CMS）醫療輔助部，推動醫學院同學對海外宣教產生興趣。也就在這個時候，他結識了護士梅福孫小姐（Florence Nightingale Smith）。他們一起在愛丁堡的貧民區工作，服務於免費早餐宣道會（Free Breakfast Mission）和牛門醫療宣道會（Cowgate Medical Mission）。

1881年，梅滕更完成了為期四年的醫學教育，獲得了醫學學歷，從醫學院完滿畢業。同年9月，25歲的梅滕更與小他7歲的梅福孫在蘇格蘭愛丁堡的教堂舉行了婚禮。新娘出身於名門望族，其母也是醫護出身。因受感於“白衣天使”南丁格爾的故事，於是她給自己的女兒取名字時，也加上了“南丁格爾”，希望女兒也能夠像南丁格爾一樣救死扶傷。

初抵杭州

年輕的梅滕更，起初夢想到東方的印度從事醫療宣教，只因當時中國杭州宣教工場的需要，於是他應聖公會差會之招，作為醫療傳教士奉差來華。1881年9月28日，這對新婚夫婦在南普敦港告別了家人，啟航前往中國。他們攜手從上海登岸，經寧波、過紹興，最後於11月抵達杭州，受到1870年來華的艾文牧師（Rev. Arthur Elwin）夫婦的歡迎。安頓下來後，他們面臨諸多艱難：人地生疏，舉目無親，風俗不諳，語言不通。這座因自然風景優美而被稱為“人間天堂”的城市，當時正處於1861年太平天國戰爭之後的貧困和疾病狀態，街上滿是瓦礫。鴉片被廣泛吸食，城市及周邊地區都充滿了癮君子。此後他們在杭州生活、工作45年之久，期間只在1890年、1899年和1910年三次短暫回國休假。

從戒煙所到廣濟醫院

初抵杭州，梅滕更夫婦便開始每天學習中文幾個小時，僅三周後，便接手英國聖公會創辦的“大方伯醫局”（The Central Hospital）。該醫局位於橫大方伯，其前身系由英國聖公會傳教士麥都斯醫生（Dr. Meadows）於1869年所創辦的一個戒煙所。1870年，在戒煙所的基礎上，英國聖公會創建了大方伯醫局，杭州人習慣稱其為“大英醫院”，是為浙江第一家西醫院。1871年，英國傳教士甘爾德醫生來到杭州主持院務。到1881年時，大方伯醫局的規模包括一座兩層小樓，和四個病房，每月接待20名住院病人和大約200名門診病人。由於甘爾德因夫人病重而不得不返回英國，梅滕更便奉派接手他做了該院院長。在浙江文史資料選輯第42輯“新編浙江百年大事記（1840-1949）”中，在1881年（清光緒七年辛巳）11月條目下記載：“英國籍醫師梅滕更來杭，接辦聖公會之戒煙所。” 當時在醫院裡沒有自來水，沒有電，沒有像樣的設備，也沒有手術室。在大方伯醫局的第一年裡，梅滕更保持了醫局的初衷，繼續治療鴉片成癮者，並分別建立男女戒煙所。同年他還施行了白內障切除手術，治療了麻風病。1883年，梅滕更在寫給教會的信中說這一年他看了3019個病人，259人住院。他還要去四圍郊區救治病人，當時杭州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轎子，但梅滕更不喜歡別人抬自己，就自己設計了杭州第一輛西式鋼圈馬車。

1884年，梅滕更將募集到的1700英磅在馬市街建成了新院，正式更名為“廣濟醫院” （The Hospital of Universal Benevolence），中文意為“廣行濟世”。醫院有了候診室、門診部、手術室、藥房和辦公樓等配套設施，大樓門廊掛著一個大匾，上書“病者福音”四個漢字。

廣濟醫院於1884年5月開業，它包含兩層樓和一個地下室，四個普通病房，十個私人病房，一個藥房，一個候診室和教堂。他們在給患者醫病的同時，也把基督福音傳給他們，以至於有不少患者在病癒之後接受了洗禮。據統計，到1885年底，廣濟醫院共治療門診病人7931人，住院病人374人，以及自費病人180人，鄉村病人1460人。另有79例吞鴉片自殺者被急送醫院救治，其中60人獲救。

作為廣濟醫院的院長，梅滕更不是一個只會坐辦公室裡發號施令的行政官員，而是一位醫技高超的名醫。有一次，醫院收治一位婦女，她一條腿潰爛，需要截肢才能保命。在百多年前醫療條件簡陋的環境下做截肢手術，那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工程，也是巨大的挑戰和冒險。梅滕更親自主刀，梅夫人和醫校的一位助教從旁協助。浙醫二院院史《百年名院百年品質——從廣濟醫院到浙醫二院》詳載了這次手術：術前，這位女患者皈信了基督教，接受了洗禮。手術時，實行的是氯仿麻醉。整個手術過程困難重重，這是梅滕更行醫生涯中耗時最長的手術之一。最終手術非常成功，患者恢復良好。出院時，梅滕更指導木匠打造了一條木質義肢，使多年無法站起來的患者站立起來，竟能走路了！這件事以後，“外國醫生能讓跛子走路！”這句驚人之語傳遍了當時的杭州城。

作為福音醫者的梅滕更醫生，對患者的關愛情懷，是自然而真誠地流露。一位女病人腿部潰爛露出骨頭，需要移植皮膚，但她不願意從自己身上取皮。梅滕更就鼓勵自己的妻子從身上取下皮膚，移植到病人身上。

在梅滕更來華前，那些花柳病患者、麻風病患者、婦女病患者被視為咎由自取，不配享受人的權利，更別說得到良好的治療。在梅滕更接手醫院第二年，大方伯醫院即開始收治女患者，梅滕更記錄道：“醫院的女患者醫務已經越來越成為常規舉措。”但當時中國女性有“不就男醫”的傳統，甚至中上層女性都極少出來看婦科。為使女性患者得到醫治，梅滕更與其同仁每到觀音生日趁遠近婦女到西湖附近寺廟上香之時，勸說她們前來醫院就醫。據1888年統計，廣濟醫院門診部共接待2656名女患者，占總數的30.9%，住院部共接待70名女患者，占總數的12.7%。

1890年，廣濟醫院首設皮膚花柳科，是中國醫院設皮膚花柳科之先河。1905年，廣濟醫院又增設了皮膚炎病房、女性病房和產科病房。進入二十世紀以後，廣濟醫院的病人和設施的數量都有所增加。隨著自費病人的增多，有更多的資金湧入醫院，這為醫院的建設提供了資金。1909年，醫院教堂進行了翻修，院內也增設了一個大型演講廳。每天早上在開始工作前，梅滕更和他的員工都要舉行晨更禮拜，醫院所有患者也都可以參加。1911年，醫院從英國引進了X光機，那是全中國最早引進的一批X光機。醫院還裝備了發電機、自來水塔、電燈、電話、電療器和汽車，諸多項目，皆屬杭州第一。1913年，因為醫院人手短缺，壓力很大，梅滕更乾脆把大兒子喚來中國，幫助分擔工作，擔任醫院秘書和業務經理，一直持續到1927年。

創辦麻風病院

在辦好廣濟醫院的同時，梅滕更還創辦了一所麻風病院，免費收納、醫治那些遭人嫌棄的麻風病人。早在1887年，梅滕更就將幾名麻風病患者收入廣濟醫院私人病房。在創立麻風病院時，梅滕更說：“我們非但不應該視麻風人為社會的被拋棄者，我們更應該把他們當作患肺結核或其他疾病的病人一樣。” 梅滕更寫信給愛丁堡的麻風病傳教會，要求提供資金來創設麻風病院和隔離居所，因為中國的麻風病患者數量很多。他的要求最後得到滿足，使他能夠在醫院旁邊購買土地，分別於1889和1892年，建立起男女痳瘋病院，包括病房、廚房和服務員。當時沒有特效藥，只能給患者“飧以清氣，飽以厚味”，後採用大楓子油治療，療程極長，一般患者住院8-10年，有的長達30年。

廣濟醫院醫治麻風病，本著公益慈善原則，其“事務規則”記載：“麻風病一症，酷毒非常。……患者以貧苦人為多，衣被藥食，皆由本院施送，不收分文。倘有願出飯金者，則充為本院膳費。”

1914年，梅滕更又在寶雲山東麓山脊上，建立了占地200畝的廣濟醫院松木場分院，這是一所頗具規模的隔離療養醫院，其中包括男女肺癆病院、麻風病院等。梅滕更之所以把麻風病院建在山上，是因為肺結核、麻風病治療需要集中隔離，病房建在相對偏遠的山上為宜。這些建築分別為男麻風病院、女麻風病院、男隔離病院、女隔離病院、男清氣院、女清氣院和教堂等。在那時，這是國內設備最好的麻風病院之一。梅滕更這樣評價莫干山：“這是一個極好的地方。它這樣安靜、平和，這裡有陰涼的小徑，竹林也很美。患病的人一到這裡，健康狀況就開始改善。”

梅滕更一邊致力於收治麻風病人，一邊提高治療水平。1921年，英國醫學博士蘇達立受教會派遣來到廣濟醫院，他與梅院長一起“兩手抓”：一手抓援助，爭取到英國國際麻風救濟會的援助資金，改善病院的環境設施；一手抓人才，先後請了不少世界著名的麻風病專家來杭州工作。廣濟醫院因此被譽為“吾國麻風院中，無出其右者”。梅滕更數十年如一日救治麻風病患者，但當時的杭州人“不惟不感激，且表示恨意”。可見，要改變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和陋習是何等的艱難！而在松木場麻風病院的聖約翰教堂，梅滕更等傳教士卻與接受治療的病人一起領受聖餐。百年前的醫患關係，就體現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關愛、相互合作基礎之上。梅滕更以他的良知與識見，給杭州帶來了現代醫學和現代文明。

2014年5月，梅滕更的曾外孫女馬琳·布萊克（Marion Blake）和她的丈夫斯蒂芬·布萊克（Stephen Blake）來杭州尋根，追尋其曾外祖父的蹤跡，時任浙醫二院院長的王建安教授接待了他們。王教授感慨地對他們說：“梅滕更老院長，不僅創建了當時聞名全國的廣濟醫院，還在莫干山山腳下創建了麻風病院。那時，麻風病比現在的艾滋病不知要恐怖多少倍。我時常在想，一位英國醫師和他年僅19歲的妻子，離鄉背井服務45年，還收治麻風病人，真是了不起！”

創辦廣濟醫校

梅滕更也是中國近代醫藥教育的開創者之一，他不僅創建發展了廣濟總院，建起了肺病醫院、麻風病醫院，而且還於1885年創辦了廣濟醫學堂（Hangzhou Medical Training College），之後發展成醫學、藥學和產科三個專門學校，成為當時中國一流的醫校，培養了眾多學子。中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年輕時曾就讀於廣濟醫校。

廣濟醫校初創之時，只有兩名教授，因此第一批只招收了10名醫學生。醫校內設有一個講堂、一個病理學實驗室和一個化學實驗室。前三批學生都是基督徒，但自從義和團事變以後，對西方醫學培訓的需求大大增加，以至於一些非基督徒學生也被錄取。

在創建及擴展廣濟醫院和醫校的過程中，始終困擾著梅滕更的是經費問題。廣濟醫院具有很大的公益慈善性質，初創時幾乎對所有人都是免費的，是真正的非營利醫院。以麻風病院為例，初期“咸不取費”，後期“只須第一次繳納掛號費5元”，便“終身不納分文費用”。為了維持醫院醫校的運轉和發展，梅滕更一靠院外經營，二靠各種資助。除了英國聖公會提供部分資金外，梅滕更四處籌募，努力爭取各個基金會的幫助，以及官紳的捐贈。有一次梅滕更返回故國募捐，聲言如募不到10萬元決不回來。英國的麥克萊爵士夫婦，為紀念在一戰中於1918年在法國陣亡的兒子，當場認捐一萬英鎊，相當於十萬元大洋，支持梅滕更在杭州辦醫校。梅滕更在中國期間，大約有一百多名學生先後在醫校接受培訓。

醫德昭彰，光耀人間

梅滕更初來杭州行醫時，中國社會各階層總體上對西醫很排斥，普遍存在著疑慮、偏見和誤解。作為醫療傳教士，梅滕更以醫療為手段，接觸社會各階層人士，上至政府官員，下至黎民百姓。他不僅要醫治人的身體，更注重搶救人的靈魂，在醫治疾病之同時，把基督福音傳給他們，更把基督的愛實行在救死扶傷的服務當中。

梅滕更留下一句從醫名言：“好醫生應該具備三個‘H’：第一“Head”，大腦裡收藏的知識；第二“Hand”，手上掌握的技能；第三“Heart”，心中應有的良知。”梅滕更在杭州服務當地百姓45年，是對這“三個H”的最好詮釋。

梅滕更理想中的醫院就像一個大家庭，醫生盡職盡責，病人心懷感恩，充滿溫馨和溫暖。他對醫院員工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其中一條就是“尊重”——對自己、對他人、尤其是病人，要有足夠的尊重。他要求醫者作出表率，在醫院裡不能大聲說話，有事交流需到一旁輕聲私談；見面不能冷漠不語，須相互問候；行走不穿硬底鞋，避免發出聲音等等。

梅滕更天性樂觀、開朗，說話幽默。他曾說：“樂天的性格，就像是輪胎中的氣，用量不多，卻能讓所有人前行時變得輕鬆，變得快樂。道路越是崎嶇，越是需要它。”他和病人的關係十分融洽，常常愛說一些笑話，逗病人開心。據《梅滕更在杭州》一書記載，他遇到一個從來不會笑的小病友，就一次次逗他。小病友在冬天穿著厚棉襖，像個胖乎乎的矮腳雞。梅醫生就模仿大公雞：先彎下腰，然後慢慢直起脖子，身子往後仰，發出公雞“咯咯咯”的叫聲，逗得那個小病人終於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梅滕更每次出診，無論是在市區內，還是到郊外，他都不願意乘轎子，或騎驢馬，或駕馭著自己設計的小馬車，途中遇到認識的長者或婦女，總會下來恭敬地行鞠躬禮，並且友善地和他們聊天。他每次一出現在哪裡，哪裡就成了小孩子們最開心的時刻。他們一邊歡快地蹦跳，一邊喊：“梅醫生來了，快讓路！有病的快來看病嘍！”他也常常以一種好玩的方式，和小頑童互相鞠躬，並喜歡帶著洋腔，和某個小男孩打招呼說：“你好呀，老頭子！”而孩子們也總會用同樣的方式對他說：“您好，閣下！”

傳記作家伊莎貝拉在她的書中說：“梅滕更博士機敏、和藹與忠誠，是中國人對外國人友好的一個原因”；“儘管病人處境悲慘，但他們還是會被梅滕更博士的笑話逗樂”。確實，每次梅滕更在醫院查房時，病房內總是充滿了歡樂，許多病人都很期待見到他。在《梅滕更在杭州》一書中，生動描述了有一天早上發生的“好玩的一幕”：從床的這頭走到那頭時，梅醫生被床撞到了膝蓋骨，他忍不住大叫了一聲“痛”，表情十分誇張。病人們立刻上前幫忙，現場一片忙亂。一位老婦上前揉他撞到的地方，一兩個人開始給他扇風，另一個人抬著他的腿，一個人扶著他的背，還有人急忙跑出去叫梅醫生的妻子，其餘的人都關心地聚攏了過來。梅夫人趕到後，一眼就看穿了梅醫生的惡作劇——他在享受這場“歡樂盛宴”。她拿來一個照相機，“咔嚓”一聲拍下一張照片，名之為“局勢逆轉”——醫生變成了“病人”，病人變成了“醫生”。梅滕更夫婦送出這樣的“開心”無數。

在一張百年老照片上，在黑白畫面裡，兩個人——一老一小、一高一低、一洋一中、一醫一患，他們雙手合一，相互鞠躬行禮。小孩兒大約四五歲的樣子，穿著長衫；老者年過半百，戴著禮帽。這是梅滕更醫生巡查病房時發生在廊道裡的一個場景——小患者彬彬有禮地向他鞠躬，梅滕更也深深鞠躬回禮——被定格成為經典瞬間。在那個婦女、兒童不被視為完整的人的時代，此舉堪稱驚世駭俗。梅滕更曾把這張照片印成明信片，四處分發。因為在梅滕更眼中，患者、未成年人、窮人、女性可能在知識上有差距，卻擁有同樣完整的人格，他們不是被慈善的對象，而理應作為人得到尊重。令人欣慰的是，2014年，這幅照片被塑造成為立體的雕像，豎立在浙醫二院的門診樓前，為人所景仰和紀念。

梅滕更於1926年離任返國，是時廣濟醫院已有500張病床和3個手術室，每年治療3000名住院病人和6萬名門診病人，住院病人4000例左右，是全國最大的、技術最強、管理最先進的西醫醫院之一。廣濟醫校是浙江省首批醫學培訓學校之一，為浙江培養出大批的醫護精英。隨著中國政局的變化，廣濟醫院多次易手和易名，最後在1960年，定名為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直到如今。

創辦其它療養機構

莫干山是著名的避暑勝地，以“清涼世界”著稱於世。梅滕更於1910年到莫干山購地建房，地點選在炮臺山的一塊臺地，建了一座英國古城堡式的別墅，附設網球場、游泳池、閱覽室等。這座冬暖夏涼的古堡，一時間成為了莫干山的標誌性建築。但它不是梅滕更獨享的，而是提供給廣濟醫院的外籍醫生和西教士，以及中方高層人士來此消暑度假的。由於這一帶醫療條件匱乏，梅滕更又在莫干山開設了臨時醫院，利用醫生來此休閒的時間，為當地百姓服務。1924年夏天，廣濟醫院莫干山臨時醫院開張，門診室、外科室、病理室、藥房等各種設置一應俱全。蘇達立上山主理其事，安吉、孝豐、湖州一帶的百姓都可以來這裡看病。

梅滕更經常親自為山民義診看病，每次他一上山，他的信差就敲著銅鑼滿山跑，告訴周邊的山民：“梅先生上山了，有病的都可以來看病了！”於是，在莫干山周邊地區的山民百姓，有被人背著的、抬著的，或自己拄著拐杖的從各地湧來。他們相信並認可梅醫生的醫術，更重要的是，梅醫生看病從不收錢。

梅滕更所建的肺病醫院和療養所，就坐落在寶石山上保俶塔的兩邊。他之所以選址於此，蓋因肺病患者需要隔離和空氣流通，當年對付肺結核，還沒有特效藥。1895年，梅滕更向保俶寺和尚懷仁租地籌集；1899年，寶石山上、保俶塔下兩幢主建築落成，一洋一中，一大一小，一西一東，統稱為西湖肺病療養所，是杭州海拔最高的醫療機構。

未料梅滕更此舉於數年後竟招來“官司”。因保俶塔是建于五代十國時期的古蹟，是西湖的標誌性建築，儘管其時已經破敗不堪。肺病療養所在使用十年之後，有人提出異議，認為中國政府應該予以收回。其中一個重要理由是影響“風水”。1909年1月，由浙江洋務局總辦王豐鎬出任中方交涉使，與梅滕更交涉，要求收回土地及房產。王豐鎬赴滬與英國駐滬總領事磋商，並照會英國駐杭領事，雙方爭持數月未果，但王豐鎬毫不妥協。時執掌浙江官立兩級師範學堂的沈鈞儒，也向省諮議局提出《收回寶石山、莫干山地畝，以保內地主權》的議案。從“以保內地主權”一語，揭示出這場爭執本質上是主權利益之爭。

這是梅滕更來杭後所遭遇的最嚴重衝突，最終是梅滕更知難而退，作出妥協讓步，將所有的土地契據共21件，連同已建房屋交還地方，由政府補償有關建築費用。該讓步時讓步，該妥協時妥協，這就是屈伸有度的梅滕更。從這一案例可見，從封閉走向開放的社會轉型期，中西方在價值觀、主權觀、人權觀、財產觀諸方面，衝突是必然的，妥協是已然的，交融是當然的。在後來的歷史進程中，衝突依然時有所現。在1950-1960年代，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凡有關梅滕更的史料文章，幾乎全是批判性的，把他說成“英帝國主義分子”，一無是處。

時局動盪之影響與挫折

1900年，中國爆發了震驚中外的“義和團事變”，在這場大動亂中，有189位西方傳教士及其眷屬被殺害，更多傳教士被迫回國或逃往上海等沿海城市避難。據傳，慈禧太后命令杭州的四位省級官員殺死杭州所有的傳教士，但是其中三位拒絕了這個命令，這三人都是梅滕更的朋友。其中一位滿族將領曾同其家人在廣濟醫院看過病，因此對梅滕更等西方傳教士的認識完全改變。在《梅滕更在杭州》書中有這樣的記敘：1900年梅醫生回國休假期間，慈禧太后曾下令消滅基督徒和外國人，正是這位滿族將領利用自己的影響力，說服了其他官員，拒不執行慈禧的指令，以此保護廣濟醫院。其實在庚子之亂中，慈禧是否下過此令不得而知，但在廣濟住院治好疾病、平常與梅滕更院長交好的將領，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以圖保護廣濟醫院，倒也在情理之中。當時梅滕更正在歐洲休假，由於他與中國官員的友好關係，使得醫院的生命和財產倖免於難，因此他回到中國時受到了熱烈的歡迎。

1920年代，中國掀起轟轟烈烈的“非基運動”（排斥基督教運動）。1924年7月，《新浙江報》刊登一篇社評，揭露“英人梅滕更在杭的種種劣跡”。新成立的省政府發佈通告，斥責梅滕更“假慈善之名，遂侵略之暴行”，然後把廣濟醫院收歸“國辦”。

1926年11月30日，梅滕更夫婦黯然離開杭州，回到蘇格蘭愛丁堡。1927年，他創建的麻風病院由省政府接辦。由於資金缺乏，再加上管理不善，廣濟醫院日漸衰敗。麻風病人更是得不到治療，“病人打針者，不及2/10，以致病魔日見厲害”。最後政府出臺政策，把病人遣散隔離了事。1928年，政府雖然將廣濟醫院交還給聖公會，但因受創至深，難以恢復往日景象。太平洋戰爭期間，更是被日軍佔領。1952年，浙江省政府接管醫院，傳教士盡數離開。

離華返英之晚年歲月

梅滕更夫婦在杭州服務百姓45年，把一生最好的青春年華都奉獻給了中國。在離開中國之前，梅滕更宴請杭州地方人士以告別，席間他用杭州話誠摯地說了這樣一段話：“中國是有前途的，後一代的青年更是了不起，只是我老了，來不及看到中國的復興了。”

離開杭州那天，大批學生、病人、醫生、貴族和官員來到火車站為梅氏夫婦送行，表達感激之情。在上海登船離開中國前，英國駐華領事、許多傳教士，醫界同仁以及諸多他培養出來的醫學畢業生，趕來與他依依惜別。梅滕更說：“我們為中國培養的這些優秀、年輕的醫生、助產士、藥劑師、護士，要比我們自己更有價值。他們正在以各種方式不斷延續著我們的生命。”

梅滕更夫婦深愛中國，深愛杭州，中國元素已經深深融入他們的血液。梅滕更離華前曾說：“能夠來到中國，我一直心懷感激。如果我可以再活一次，我仍然會做同樣的選擇。”他們終於退休了，已經超過英國聖公會差會的退休年齡10年之久。回到英國後，梅滕更並沒有歇下來。除了閱讀帶回去的中國書籍外，他還將英文醫學書籍譯成中文。其實早在1895年，他就把英國偉倫忽塔所著的《醫方彙編》介紹到中國：由他口譯，由來自浙江慈溪的醫家劉廷楨筆記下來。全書共四卷，由廣濟醫局鐫印，上海美華書館出版。譯本《以中融西》成了近代中西醫匯通史上的一個範例。為了辦醫校，他還翻譯了中國第一本產科教材《產科西醫心法》等醫學典籍。

梅滕更還撰寫了一本小冊子，前三分之二描述杭州歷史名勝、西湖十景；後面三分之一才記述杭州醫療傳教的回顧。夫妻倆愛杭州、愛西湖的情懷躍然紙上。

梅滕更另一重要的“退休生活”項目，就是常常外出演講，述說他在中國的經歷，分享他豐富的人生體驗。他還兼任了許多社會職務，其中包括蘇格蘭皇家地理協會名譽副主席的頭銜。

1934年8月30日，梅滕更因急性肺炎在蘇格蘭愛丁堡去世，享年78歲。他和妻子梅福孫一同葬在西愛丁堡的迪恩公墓（Dean Cemetery）裡，墓碑上刻著四個繁體漢字：“仁愛而勞”。英國教會譽他為“十字架下的英雄”。

梅滕更去世的消息傳到杭州後，為紀念他，人們先後為他舉行了兩場悼念儀式，一場在廣濟醫院舉行；另一場在寶雲山麓麻風病院的聖約翰小教堂，所有麻風病人都參加了，現場一片哀號。一位年紀最大的病人站起身來，準備說幾句悼念的話，卻悲從中來，一句話也說不出。另一位女病人也站起來，但還沒開口，就已痛哭失聲。

在梅滕更逝世後第二年，《梅滕更在杭州》傳記出版，成為那些渴望到海外從事宣教的傳教士的激勵，也為他們提供了指南。英國教會也特地為他寫了一本名為《“人間天堂”的梅滕更》的傳記，鼓勵傳教士“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專門研究醫療傳教史的英文版《杭州醫學傳教會的故事》，全面介紹了英國聖公會派出的梅滕更等傳教士在杭州從事醫療傳教的生平事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