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憐

一、從牧羊童到宣教士

威廉·米憐（William Milne）於1785年生於蘇格蘭阿伯丁郡的肯尼蒙特（Kennethmont, Aberdeenshire），6歲喪父，由母親撫養長大。由於家境貧窮，米憐幼時即需出外牧羊。長年與羊群、牧童為伍，使他舉止粗野，污言穢語成習。幸於當地得遇敬虔之基督徒的幫助與引領，不但學得編筐與理麻等謀生之技，而且始知基督信仰之真道。米憐16歲悔改歸信耶穌基督，受洗加入教會之後熱心追求，靈修、禱告不輟，更立志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上帝。

1809年，24歲的米憐決志奉獻自己做宣教士，到海外去宣教。遂向倫敦宣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提出申請。當時倫敦會正在物色人選去中國協助馬禮遜工作。當米憐與遴選委員們面談後，卻被認為不符合去中國做宣教士的資格。因為他們覺得米憐舉止言行較粗俗，文化素質也比較低。而去中國這種文化底蘊深厚的國家宣教，一定要像利瑪竇、馬禮遜那樣的飽學之士，而且受過醫學和科學方面的訓練才夠資格。他們擔心他去中國會給馬禮遜幫倒忙，給宣教工作帶來損害，甚至遴選委員中有一人說：“你去或許做個雜役還合適”，米憐前往中國宣教之心迫切，隨即回答道：“只要是關於宣教的服事，無論什麼工作，我都願意幹。……我願去洗衣、燒飯，做馬禮遜博士的僕人，服侍他，只要讓他專心傳道，我什麼事都可以做。” 他的勇氣和謙卑感動了委員們，最後被宣道會所接納，並送他去高士坡宣教學院（Missionary Academy at Gosport）接受訓練。米憐以行動證明了自己，1812年畢業後，即被按立為牧師。同年8月，與麗切爾小姐（Rachel Cowie）結婚，不久便帶著新婚妻子登船啟程前往遙遠而陌生的國度——中國。

二、獻身於中國宣教

米憐攜夫人於1813年7月4日抵達澳門，成為第二位來華新教宣教士。他們的到來，使在華孤軍作戰逾六年之久的馬禮遜夫婦備感歡欣。在他們抵達澳門的當天，馬禮遜在日記中表達了欣喜之情: “這一位同工和他配偶的到來，是我七年來所渴望的，如今竟然成為事實了，真令我樂不可支。我的妻子也有相同的願望，並且經常為此事禱告。她希望能有一位敬虔的女伴到來，除去她的寂寞，與她一起忠誠地生活。因此，我相信她必會因米憐夫人的到來而喜出望外。” 由於澳門葡萄牙總督不准米憐在澳門居住，他只好留下妻子與馬禮遜夫人同住，自己轉往廣州。馬禮遜先安排、幫助米憐學習中文，以便日後能一起將聖經翻譯為中文。

學習中文對初到的米憐極具挑戰性，他曾如此形容說：“一個人要想學好中文，必須具有銅的軀體、鐵的肺腑、橡樹的頭、彈簧的手、鷹的眼睛、使徒的心、天使般的記憶和瑪土撒拉的壽數”（注：瑪土撒拉是聖經中最為長壽的人物）。留守在澳門的米憐夫人，於1813年10月14日生下長女Rachel Amelia。由於米憐在廣州也不被准許長久居留，天主教背景的葡國政府又不歡迎新教傳教士留居澳門。六個月後米憐只好離開中國，前往爪哇、馬六甲和檳榔嶼，尋找合適地方作為永久性宣教基地。

三、到馬六甲開拓宣教基地

1814年，米憐成功地在馬六甲建立了宣教基地。當時統治馬六甲的荷蘭殖民地政府支持基督教的海外宣道事工，撥地給他們興建宣教總部。1815年4月，米憐攜眷前往馬六甲開拓宣道工場，同行的還有馬禮遜所推薦的刻板印刷工匠梁發。在這次航程中，米憐夫人又誕下雙胞胎男嬰，其中之一，就是後來倫敦會著名宣教士美魏茶 （William Charles Milne）。這對孩子的出生，為漂泊異域的夫妻倆平添了無限的喜樂。

為突破清廷嚴禁傳教及禁印福音書刊的法令，米憐一到馬六甲就開設印刷所，在梁發幫助之下印刷中文聖經、佈道書冊及福音單張，並和馬禮遜共同創辦了中國第一份中文報刊《察世俗每月統紀傳》，自任編輯。米憐說：“當宣教士不能親自向人傳福音時，他的責任就是分派最方便的代表（福音書刊）出去。誰說這些平安的使者不會先把主的道路鋪直，不會把一個民族為主預備好呢？” 1817年11月，馬禮遜和米憐二人組成一個臨時委員會，為成立“恆河以東宣教差會”（The Ultra-Ganges Mission）擬定了計劃書，呈送倫敦宣道會審閱。計劃書的內容包括開辦免收學費的中文書院、發行中文月刊、開辦中文、馬來文和英文的印刷事業等等。

梁發因工作關係常有機會讀到聖經，以及米憐編寫的福音書冊，更為米憐的身體力行而大受感動，不久決志信主，並於1816年11月3日從米憐接受洗禮歸信耶穌基督，成為中國基督教新教第二位信徒（注：首位是蔡高），後來馬禮遜按立他為牧師，從而成為中國教會歷史上第一位華人牧師。梁發可稱為米憐“屬靈的兒子”，他後來不但成為馬禮遜在華傳道的好助手，也成為不同宗派來華宣教士的福音伙伴。

四、參與翻譯聖經

從事聖經翻譯對於初步掌握中文的馬禮遜和米憐絕非易事。首先他們要考慮的是採用何種文體來翻譯聖經。當時有人主張採用中國經典的語言，即以深奧的文言文翻譯；也有人主張採用通俗的白話文翻譯，以便於人民大眾閱讀。最後，馬禮遜決定採用《三國演義》等古典名著所用的中間文體，即淺白通暢的的文言文來翻譯聖經。米憐在其《中國宣教最初十年回憶錄》中，道出馬禮遜決定採用這種文體的理由: “他決定採用中間文體，是因為這種文體在各方面都最適宜用在廣泛流傳的書籍中。一方面，它具有古典書籍的若干莊嚴肅穆，卻沒有使這些書籍難以明白的極端簡潔；另一方面，對一切稍微懂得閱讀的人，它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又不致陷入口語的低俗粗鄙中。既不會使目不識丁的人感到難懂，也不會為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所不屑。”

在翻譯聖經的過程中，米憐功不可沒。雖然米憐長時期漂泊於澳門、廣州和南洋群島之間，但他一直在努力學習中文，並很快協助馬禮遜翻譯、修訂中文聖經。從其1817年8月9日的日記中可知，米憐已經為馬禮遜修訂新約至《希伯來書》第八章，也完成了《約書亞記》和《士師記》的翻譯，並且計劃在1818年完成他所負責的舊約十二卷書。1819年10月，米憐完成了由《撒母耳記上》至《約伯記》等十卷書的翻譯初稿。同年11月，他宣佈完成了全部的翻譯工作。

舊約其他經卷的翻譯，都是由馬禮遜本人完成的。1819年的11月25日，馬禮遜寫信給倫敦宣道會，報告聖經的翻譯工作已經完成。其中一段話可以讓我們感覺出他如釋重負般的欣喜與感恩：“藉著上帝的恩典，舊約新約全部聖經的中文譯本，在今天完成了……。為了完成這項重大的任務，我不僅長時間工作和謝絕社交，還保持耐心、毅力、鎮靜與不偏頗的判斷。既不會因為這是新的工作而執迷於偏愛的情感，也不會因為它是古代的經籍而固執於私人的成見。惟希望以正確的思想，恭敬的態度，戰戰兢兢，小心翼翼，以免誤傳上帝的聖言。這些條件，都是翻譯一本如《聖經》這樣的書所不可或缺的。……丁道爾（按：因翻譯聖經而被英王亨利八世燒死的殉道者）被綁在柱子上快要被燒死時，曾高聲禱告說：‘主啊，求你打開英王的眼睛，讓他能看見！’ 他的祈求似乎已經上達於天，得蒙應允了。如今，讓我們以熱誠作出同樣的懇求，使中國的皇帝也能看得見吧！”

聖經譯完後，手稿送往馬六甲英華書院，最後的修訂和印刷工作又耗時四年，直到1823年，整本聖經才以傳統木刻雕版的方式印刷出版，名為《神天聖書》。1824年，該聖經譯本由馬禮遜親自帶回英國，呈獻在英國聖經公會的年會上。可惜米憐在1822年病逝，未及見到這本中文聖經的出版。他在離世前幾個星期寫信給馬禮遜，讚譽說:“藉上帝之助，你已完成一件大事！將必掃蕩他們的廟宇，毀壞他們的偶像，改變他們的生命，拯救許多人的靈魂。”

五、共創英華書院

馬禮遜極富遠見，當他在廣州、澳門等地埋首於翻譯聖經、編纂字典之時，就已經設想在東南亞設立一個宣教基地，在等候中國大門打開之日的同時，致力於文字出版工作，並計劃建立基督教書院，培養人才。米憐的到來使他的構想得以實現。

1818年11月11日，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在首任校長米憐的主持下舉行了奠基典禮。從馬禮遜草擬的“英華書院計劃書”中，可知該校設立的目標:“本校實行雙軌教育制，既教授中文，也教授歐洲文學。一方面可讓來自歐洲的學生有機會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字，另方面也可讓恆河以東的學生學習英文、歐洲文學和科學。所謂恆河以東的國家，包括中國、交趾支那、東馬來群島的華人聚居地、琉球地區、高麗和日本。本校將會有系統地向學生傳授基督教的真理，也教導學生東半球的一般文化知識，務求能夠給予學生深遠的影響。” 此外，馬禮遜在為英華書院簽訂的契約書中，更直接表明，該院的學生“在學成之後，將會被派往恆河以東的亞洲各國，引領人們歸依基督教的信仰。”

英華書院從1818年創立，到1843年遷往香港，在馬六甲歷時25年。前後七任校長，皆為倫敦宣道會的宣教士，依序為米憐、宏富禮（James Humphrey）、高大衛（David Collie）、修德（Samuel Kidd）、湯雅各（Jacob Tomlin）、伊雲士（John Evans）及理雅各（James Legge）。其中多半具有漢學家的資格，例如: 高大衛翻譯《四書》；修德回英國後出任倫敦大學首位漢學教授；理雅各翻譯《四書五經》，出任牛津大學漢學教授，更是一位西方公認的漢學大師。書院的教師，西學由宣教士擔任，中學則由華人學者擔任。此外也聘請馬來文、泰文、越南文、以及日文的教師，充分表現出兼容並蓄、多元文化的特色。

學生主要來自馬六甲當地的華人家庭，初創時只有七位，以後維持在二、三十位之數，最多時達到七、八十位。雖然當時在馬六甲的居民中，華人只是少數，但書院學生仍以華人為主，西籍學生不多。華人中雖然大部分人講閩南語，但書院仍堅持以官話為主流。這些安排都反映出馬禮遜、米憐的共識: 這所學校是為中國、為將來而設的。

1843年，英華書院遷往香港；1844年改名為英華神學院；1856年停辦。57年後，即於1913年復校，直到今日，為中國近代教會與社會培育出許多英才。在馬六甲英華書院中西校友中較為後人所知，甚至在中國近代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有數位: 如中國文字印刷出版事業的先驅、第一位基督教牧師梁發；香港早期企業家、革命家何啟的父親、第二位華人牧師何進善；清廷欽差大臣林則徐的首席英文秘書袁德輝；中國近代著名買辦唐廷樞，以及新加坡名人宋旺祖的父親宋佛儉等人。西人校友如宏富禮、高大衛先後擔任母校校長；漢學家亨德（William Hunter），著有《廣州番鬼錄》、《舊中國雜記》等書，為早期中外關係史珍貴資料；以及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等。

因其各方面出色的成就與貢獻，米憐榮獲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所頒贈榮譽神學博士學位（D. D.），故有米憐博士之稱。從一個牧養童成為一個神學博士，並在其短暫的一生中取得驚人之成就，非常人所能為。

六、忠心至死

1819年1月，米憐夫人再產下一個男孩，惟產後不久，不幸染上熱病及痢疾，於3月20日去世，年僅35歲，遺下四個年幼子女，其中最大的不滿6歲，最小的尚在襁褓之中。米憐悲痛萬分，常常以淚洗面。米憐本人亦因長期勞累，積勞成疾，身患多種疾病。但他強撐病體，在忙於各方面工作之餘，還要兼負母職，照顧幼兒稚女，其艱難可想而知。在1821年9月26日寫給馬禮遜的信中，米憐坦誠相告：“親愛的羅伯特：我病倒了。現在才有點力量給你寫信。臥床快一個禮拜了，嚴重的咳嗽，頭痛，心痛和肝病，折磨着我。……醫生竭力勸我出海旅行，這是最快捷、可靠的有效療法，我也相信這樣做會使我復元。但是，我怎能離開這裡呢？工作由誰來接替？印刷還要等半年，才可告一段落。英華書院的工作不能停頓，……刊物要繼續出版，還有許多別的事情要作。……請原諒我寫這封短信。我的生命在上帝手中，是生是死皆由祂決定。”

1822年3月，米憐不得不遵醫囑，暫時放下工作，前往新加坡旅行休息。同年5月31日，米憐回到馬六甲準備繼續工作，未料想兩天後便離開了世界，年僅37歲。馬禮遜的妻子瑪麗，從英國返回澳門之後便染上霍亂，早於1821年6月10日辭世。這一連串的打擊使馬禮遜備感憂傷。從馬禮遜1822年10月5日的日記中，可見他內心的痛苦與堅韌: “九年前的昨日，我和妻子一起歡迎米憐夫婦來到澳門，但如今四人中的三人，皆不到四十歲便離世了，留下我孤苦伶仃的獨自生活。然而，主的旨意總是好的，因為他們都是在福音的應許和盼望中去世的，而且都是死在自己的崗位上。他們忠心地把骸骨留在戰場上，他們盡忠於救主的大業，直到最後一天。他們沒有一個是臨陣退縮的，甚至連最不幸的瑪麗也是回到中國之後才死亡，這令我心感欣慰。”

米憐夫婦死後皆葬於馬六甲。米憐太太的墳墓現今仍在馬六甲基督堂（CHRIST CHURCH MALAKA）後面的荷蘭墓園內；至於米憐的遺體, 據說也是埋葬在這裡，但已無法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