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  — 1932

明恩溥

Arthur Henderson Smith

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公理會來華傳教士、基督徒政治家、宣教史學家和中國問題專家。

一、早期背景

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於1845年7月18日生於美國康乃狄克州的佛農(Vernon)小鎮,父親是公理會教會牧師。1864年,年方19歲的明恩溥成為威斯康辛第40步兵團的志願兵,參加了美國南北戰爭。戰後他進入貝洛伊特學院(Beloit College)讀書,1867年畢業於該校。此後他又先後在波士頓的安多弗神學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紐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New York)和紐約外科醫學院(College of Physicians and Surgeons of New York)就讀,為他日後奔赴海外宣教工場做了充分的準備。據其同班同學、後來與他在中國同工的博恒理(Henry D. Porter)回憶說,明恩溥為人幽默風趣,敘事生動,文采也非常好。

1871年,明恩溥在貝洛伊特與艾瑪•迪金森(Emma Jane Dickinson)小姐結婚;次年,他接受按立成為公理會教會牧師,不久即受公理會海外傳道會(Americ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差遣,與年青的妻子一道登船前往中國宣教,沒想到這一去就是54載(1872-1926)。

二、入華宣教

明恩溥夫婦先在天津,一面適應新的宣教環境,一面學習中文。為了解中國,他們經常深入民間,上至衙門官員,下至街頭乞丐和苦力,接觸各界人士。1877年,山東發生大災荒,明恩溥被派往山東,在魯西北一帶賑災,向115個村莊,4,000余戶人家,約12,000災民發放了12,000銀元的賑款,同時也把福音傳給各地百姓,使多人信主。1882年,明氏夫婦在山東恩縣龐家莊定居,此後生活在農村長達20年之久,先後在那裏建立起教會、小學、中學和醫院,使龐家莊成為美國公理會在中國的第一個農村宣教據點。1893年,明恩溥又在附近的臨清縣建立了教會。到1905年時,他已經在恩縣若干村莊設立支堂38處,信徒也增至1,260人,大大拓展了公理會在華的宣教工場。

三、文字著述

在宣教過程中,明恩溥深入中國社會,了解中國的風土民情,體察民間百姓疾苦,故被上海英文報紙《字林西報》邀為駐山東通訊員,經常發表新聞報道和文章。 由於明恩溥在中國工作、生活了54年,先後居住於天津、山東、河北等地,廣泛接觸中國各階層人群,尤其熟悉下層農民生活,並結交不少朋友;期間他還經歷過“庚子拳亂”的生死考驗,因此對中國社會、文化、及鄉村生活了如指掌。明恩溥一生筆耕不輟,寫下了10卷左右有關中國文化、歷史與社會的著作,把中國清晰而生動地介紹給了世界。其中最為中國讀者熟悉的是《中國人的特性》(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書,這是他在華宣教22年之後,於1894年出版的一部代表作。該書是由他連年為《字林西報》所寫的對中國人的觀感匯集而成,書中總結了中國人的特性共26條,引證豐富,文筆生動。或褒或貶,無不言之成據。時至今日,讀來仍使人警醒與反思。誠然,他的立場和觀點,他的視角與結論難免帶有西方的價值觀,書中也不乏針砭、偏頗之辭。然而,我們不應苛求前人。公平地說,他在揭示中國國民性與中國晚清政體同中國現代化之間的深刻矛盾方面,的確不乏真知灼見,有些觀察可謂入木三分,甚至令讀者拍案叫絕,相信今天的讀者自有判斷。

明恩溥一生五分之三的時間是在中國度過的,“在華日久,愛華日深”,雖然他這種愛並不完全表現為對中國和中國人的讚美,卻可以體會到他的愛之切,責之痛。在明恩溥筆下,中國人的優點比比皆是,比如生命力頑強,恪守禮節,遇事忍耐,以及對一方土地的熱愛與眷戀等等。但他也毫不留情地指出中國文化的缺失,以及中國人的劣根性,比如他說中國人缺乏誠信和公共精神,說中國人喜歡亂佔道路,對殘障、精神病、遇難者、陌路人、婦孺、以至牲畜等缺乏同情心,對落水者見死不救,冷眼旁觀,甚至趁火打劫等。最後他寫道:“中國多方面的需要,歸根結底就是一個迫切需要——良心。” 而“只有基督教信仰,才能永久地、完全地滿足這種需要。” 該書後來被譯為日文,題為《支那人之氣質》。明恩溥也因此由原來的報社通訊員升格為專欄作家,並以“中國問題專家”而聞名。

明恩溥的書不是只說好,而是力求公正,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好的繼承,不好的改正,這樣才能變得更好。真愛是必須批評的,這樣的愛是一種公允之愛,而光有讚揚和吹捧的愛是沒有價值的。這種真愛以及明恩溥的文風,我們在林語堂先生的《吾國吾民》和諾貝爾獎得主賽珍珠的處女作《東風•西風》中,都可以深刻體會到。因此可以說,《中國人的特性》就是一部充滿真愛的、頗為公正的著作,也是第一本帶有社會學性質的著述,它也代表了一個時代的中國觀。因此它曾長期成為來華傳教士的必讀之作,而且對後世中國學人影響至深,開創了中國國民性研究之先河。

《中國人的特性》曾經引起魯迅先生的極大關注,生前多次在文章中提及。他21歲在日本時,就仔細研讀過該書的日譯本,並由此致力於揭示和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直到臨終前不久還向國人鄭重推薦此書。在1936年10月5日出版的《中流》半月刊上,他在一篇文章中語重心長地說:“我至今還在希望有人翻出史密斯的《支那人之氣質》來。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幾點說的對。變革、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讚,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 14天之後,也就是10月19日淩晨,魯迅病逝。

明恩博認為中國的鄉村就是中國的“縮影”,在寫於1899年的《中國鄉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一書中,他對中國農民的社會生活、經濟活動、風俗習慣等方面都作了比較詳細的觀察和記錄。

19世紀末,以及20世紀的開頭10年,歐美青年熱烈投身於海外宣教運動,召開一次又一次的宣教大會,出版一本又一本的宣教書籍。明恩溥身為資深、勤於寫作的傳教士,深受後輩的敬重。他在這期間所寫的書,都列為宣教教育的重要教材。例如1907年出版的《中國的升起》(The Uplift of China),是為美國的青年宣教運動(Young People’s Missionary Movement)而作。後來在英國加以修訂後,又成為適合英國青年閱讀的版本。

以上這三本書都被譯成多種文字,流傳於世。此外明恩溥還撰寫了大量有關中國的著作和文章,如《中國文明》、《中國在動亂中》、《王者基督:中國研究大綱》、《中國的進步》、《今日的中國與美國》、《漢語諺語俗語集》等。明恩溥的晚年,主要在河北通州府從事神學方面的寫作,他在當時最有影響的《教務雜志》,以及英文版的《中國基督教年鑒》上,都發表過許多有關宣教和中國時局的文章。他的著述和文章、手稿、信件和日記等資料如今都收藏在他的母校——威斯康辛貝洛伊特學院——的圖書館特藏館內。

1907年,在上海舉行的第三次全國宣教大會上,按照以往慣例,大會主席仍由一位英國籍和一位美國籍的宣教士共同擔任。明恩溥和英國長老會牧師汲約翰(John C. Gibson)被公推為大會主席,由此可見明恩溥在中國教會界的影響與地位。

四、對義和團的主張和看法

在1900年“庚子事變”中,明恩溥親身經歷了義和團運動的全過程,令他“不能不嘆息痛恨”,“不忍不言”。在明恩溥眼裏,義和團是蒙昧和殘忍的。他理解中國人仇視洋人的思想基礎和民族情緒,但卻堅決反對義和團的排外與暴力行為,認為他們與先進力量為敵,靠迷信和謠言生存。明恩溥受過現代教育,他無法認同歪理邪說,認為這種做法只會給中國帶來混亂和災難。因此他明言:義和團不是在救中國,而是在亡中國;也因此多次撰文,呼籲清政府和西方國家採取行動,設法撲滅。“若這事繼續下去,則鐵路、礦務、商業、差會,將在一個共同的毀滅裏同歸於盡。” 他寫信控告支持、縱容義和團的山東巡撫毓賢,要求清政府把他這樣的巡撫革職,並永不敘用。當袁世凱被派到山東擔任巡撫後,平息了義和團,明恩溥為他叫好。

當北京陷入動亂之時,明恩溥夫婦也被圍困在北京使館區內。他一手拿槍自衛,一手拿筆,記錄下所見所聞。l0月 27 日,明恩溥在民意調查雜志《展望》上發表了“對北京的懲罰”,一文,記述了義和團對北京的破壞和八國救援隊進京的實況。脫險之後,他將親身經歷與見聞,寫成《中國在動亂中》(China in Convulsion)一書,於1901年出版。該書分為兩卷,論述了義和團的起因,在京、津地區的發展概況,以及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的經過,留下來寶貴的歷史資料。該書有一段記述了義和團肢解俘虜和屍體之後還要燒掉,說是因為義和團相信,基督徒死後第三天可以復活,“除非採取有效措施”,因此他們實施了令人髮指的殘忍。明恩溥分析說,中國人認為義和團有超自然能力,基督徒認為義和團是魔鬼撒但,這些都不對,義和團不過是一批靠造謠和自吹自擂而擾亂了中國秩序的人,因此要鎮壓他們,這樣做是為了救中國。從他這一觀點就不難理解為什麽明恩溥——一個呼籲鎮壓義和團的人,會在義和團失敗而清朝賠款定案之後回國,不辭辛苦地遊說美國總統和政府退還庚款給中國的舉動了。因為他認為,鎮壓義和團和美國退還庚款同樣是對中國有利的。他建議用退還的庚款開辦和津貼中國學校,理由就是“避免將來中國再次發生類似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和1905年的抵制美貨運動”。

五、退還庚款的大力推手

明恩溥是極力向美國總統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建議退還中國庚子賠款,用來興辦教育的人。因為他認為,要防止義和團這樣的運動再度爆發,最好的辦法就是向中國人傳播基督教信仰,和為中國人多設立高等教育的學校。

雖然明恩溥不是最先設計退款的人,也不是美國退款動議中最具決定性的人物,但他確是一個極力推動此事,並且起了重要作用的人。事實上,退款之動議,以及退款之落實,最為關鍵的人物首先是當時的美國國務卿海•約翰(Hay John)和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海•約翰曾經是林肯總統的私人秘書,具有強烈的民主意識和平等精神。早在議定《辛醜和約》和庚子賠款的時候,海•約翰先是阻止歐洲列強以瓜分清朝領土代替貨幣支付,繼而反對索要過重賠款。1901年5月28日,海•約翰給柔克義發電報,說總賠45000萬兩白銀數目太大,“會給中國造成災難”,他指示柔克義“把賠款問題移交海牙國際仲裁法庭”,以圖減少。遺憾的是,海牙仲裁法庭支持歐洲七國。9月7日,奕劻和李鴻章簽署《辛醜和約》,其中第六款議定,清朝賠付列強軍費和損失費本息合計98,223萬兩白銀,按條約辦法和匯率,折合各國貨幣償付,自1902年起,1940年止,分39年還清。98,223萬兩白銀的本金是45,000萬兩,當時清朝人口是45000萬人,等於每人攤派1兩白銀,這便是超過此前所有戰爭賠款總和的“庚子賠款”,對中國政府和人民是難以想象的沉重負擔。

在庚款總額中,美國的份額是3,294萬兩,折合當時的美金是2,444萬元。但經過海•約翰等美國有關人員精確計算後,發現連同軍費在內,清朝應賠款是1,165萬美元,但卻賠了2,444 萬,多出1279萬,扣除各項費用和已發行的債券利息,凈余1,079萬美元,佔實賠部分的44.1%。海•約翰將此事如實告訴清廷外交使節梁誠,並於1904年12月6日指示柔克義,草擬退還部分庚款的備忘錄給國會。1905年1月,海•約翰明確告知梁誠,為緩解賠款帶給清朝財政的負擔,美國可以退還庚款多余部分。不幸的是,1905年7月1日,海•約翰在任內突然病逝。好在柔克義繼續推動此事,一再提醒羅斯福總統。無奈此時中美之間又突發了一系列糾紛——粵漢鐵路收回、全國性抵制美貨風潮,以及廣東連州教案傳教士被殺事件——致使退還庚款交涉停滯不前。雖然羅斯福本人願意促成此事,但由於這一系列事件的發生,使他無法向國會提交退還庚款的議案,而且在這種形勢下,國會也通不過。同年11月,老羅斯福會見另一位在華傳教士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時,如此表示說:“中國目前發生的抵制美貨和殺害傳教士事件,使退還庚子賠款不可能,至少目前無法向國會提出。” 也就在這個停滯期,兩位資深學者和傳教士的出現打破了僵局。首先是伊利諾伊大學校長埃德蒙•詹姆斯(Edmund J. James)舊話重提,然後是明恩溥推波助瀾,才致使庚款交涉再次啟動,及至圓滿。

1906年初,在北洋大臣袁世凱打壓下,抵制美貨風潮迅速平息。在這個背景下,詹姆斯校長向羅斯福總統呈交了《關於派遣教育考察團去中國的備忘錄》,敦促美國總統和政府,通過吸引中國留學生,為中國造就新一代的領袖。1906年3月6日,明恩溥前往白宮,晉見老羅斯福總統建議退還部分庚款給清政府,用來在中國興辦學校,資助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他還送給老羅斯福一本《中國人的特性》,並預言說:“隨著每年大批的中國學生從美國各大學畢業,美國將最終贏得一批既熟悉美國又與美國精神相一致的朋友和夥伴。沒有任何其他方式能如此有效地把中國與美國在經濟上政治上聯系在一起。” 此外,明恩溥還建議,建立北京協和醫院和協和醫學院,為落後的中國提供現代醫療服務。作為一個傳教士,明恩溥多年深入河北、山東等地,和中國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他深知中國民眾的生存狀況,深諳中國的國情,因此他知道如何以恰當的方式影響中國的未來。

正當此時,清朝政府頒布保護洋人的諭令,這使得老羅斯福對退款態度轉為明朗。4月3日,他寫信給明恩溥說:“我之所以一直懷疑是否要將賠款用於你所提的建議,這僅僅是因為我對中國人是否會把它看作一個軟弱的行動而猶豫不決。” 但此刻他承諾,只要不發生重大不利事件,他將採取行動,通過行政法案和與著名高校的共同努力,爭取國會通過退款決議,日後由新國務卿羅脫 (Elihu Root)全權處理此事。

1907年,明恩溥的《今日中美》(China and America Today : A study of Conditions and Relations)一書在紐約出版,他在書中重申,退還庚款的目的,是讓中國知識分子盡可能來美留學,“避免未來中國再次發生類似1900年的拳亂和 1905年的抵制美貨風潮”。在明恩溥的奔走與大聲疾呼下,退還庚款給中國之議,終成美國朝野的主流意願。

1907年12月3日,老羅斯福在致國會年度諮文中,論及庚款善後問題時說:“我們這個國家,應在中國人的教育方面給予十分實際的幫助,以便中國這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帝國逐漸適應現代形勢。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之一,是鼓勵中國學生來我們這個國家,吸引他們在我們的大學和高等教育機構就學。”

1908年5月25日,美國國會終於批準29號決議,豁免中國部分賠款。10月31日,柔克義與清朝外務部擬定《派遣美國留學生章程草案》,就留美學生選拔、專業、管理達成初步意見。12月28日,老羅斯福簽署法令,將1079萬美元退還清政府。31日,羅脫致函柔克義和新任中國駐美公使伍廷芳,轉呈國會聯合決議並由總統簽署的法令,指示退款從1909年元旦執行。

1911年,清政府用退還庚款在北京開設了一所留美預備學校,即清華學堂(後於1924年改稱清華大學)。從此為中國留學生赴美打開了大門,一批又一批年輕學子從封閉的國度走向世界,他們中間湧現出眾多優秀人才,歸國後成為不同領域的精英,胡適博士就是其中的一個。 

1924年,美國國會又通過一項決議,將其余庚款用於留美學生,是謂二次退款,它同時提議,其他收到庚子賠款的國家也可以這樣做。於是1925年比利時退還庚款,75%用於鐵路建設,25%用於教育和慈善;1926年,英、法、荷蘭退款,荷蘭指定65%用於水利,35%用於文化。1933年,意大利退款。總之,由於美國退還庚款超額部分,再加上國際形勢不斷變化,中國實際支付的賠款額未及《辛醜和約》規定的98,223萬白銀,實際賠付了它的 58.11%。無論如何,在退還庚款一事上,明恩溥功不可沒。

六、最後日子

1926年,明恩溥81歲退休回國,與加州克萊爾蒙特(Claremont,California)的好友,亦為堂兄的梅瑞特牧師夫婦(Rev.& Mrs. W. C. Merritt)同住。未料第二年,梅瑞特牧師突然去世。為紀念堂兄,明恩溥自願籌資為他建造一個紀念館。1930年2月,紀念館落成後,明恩溥命名為“梅瑞特紀念館”(Merritt Memorial Home)。此後明恩溥和堂嫂一家人就住在裏面,直到走完他人生中最後一段路。明恩溥余生都是在其好友和親戚中間度過,並做了許多公益事業。他常常向當地居民演講,介紹中國,談論中國問題、歷史與文化,關心當地的華人學生與群體。

1932年8月31日,明恩溥病逝於克萊爾蒙特家中,享年87歲。

資料來源

  • Charles W. Hayford, “Chinese and American Characteristics: Arthur H. Smith and His China Book,” in Suzanne Wilson Barnet and John King Fairbank, eds.,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1985), pp. 153-174.
  • Missionary Herald 120 (1924): 414; 121 (1925): 4-5; 129 (1933): 99.
  • Theodore D. Pappas, “Arthur Henderson Smith and the American Mission in China,”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ory 70 (1987): 163-186.
  • “Boxer Rebellion Indemnity: the overture of Chinese students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Beloit College.

關於作者

李亞丁

作為世華中國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李亞丁博士現擔任《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執行主任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