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拉第

一、早期背景

慕拉第（Charlotte Lottie Moon，又名李題鰲）於1840年12月12日出生在美國維吉尼亞州阿爾伯馬爾郡弗蒙特（Viewmont of Albemarle County, Virginia）市一個種植園主家庭，在5個女孩、2個男孩中排行第三。父親愛德華•慕恩（Edward Harris Moon）和母親安娜（Anna Maria Barclay）擁有1500百英畝的種植園，以種植煙草為業，家中黑奴、僕役眾多。慕拉第13歲那一年（1853年），父親在內河上因船難而喪生。

慕拉第的父母皆為美南浸信會教會的信徒，信仰虔誠。母親經常向年幼的孩子們傳福音，講聖經故事給他們聽，同時也向他們講述海外傳教士的神奇經歷與事跡,使基督信仰在小慕拉第心裡紮下了根，並對海外世界充滿了向往。

慕氏夫婦非常註重教育，把七個子女都送往最好的學校讀書。慕拉第14歲時便進入浸信會維吉尼亞女子神學院讀書。慕拉第雖然在基督徒家庭中長大，但少年時對信仰並不太熱心，直到大學校園爆發福音復興運動時，她的靈命才得到了更新。18歲的時候，在一個由著名布道家約翰•布若得斯（John Broadus）主領的奮興聚會上，慕拉第大受感動，決志獻身於基督，遂於1858年12月21日，在維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Charlottesville）的浸信會教堂正式受洗歸入基督。1861年5月，慕拉第獲得文學碩士學位，成為美國南方最早獲得碩士學位為數不多的女性之一。慕拉第身材矮小，成年後只有四呎三吋高（相當於一米四），然而她性情爽直，聰慧過人。在校讀書期間，她各門功課出類拔萃，在語言上別有天賦，其拉丁語、希臘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和西班牙語皆名列前茅，還能流暢閱讀希伯來文。後來到中國後，更掌握了中文。

慕拉第的大姐奧麗安娜（Orianna）畢業於醫學院，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在南軍中擔任軍醫。而慕拉第則在內戰期間留在家裡，幫助母親管理種植園。戰後先後任教於肯塔基州和喬治亞州的女子學校，同時關懷著那些弱勢學童。然而她心目中更為渴望的是成為一名傳教士，遠渡重洋到中國去宣教。作為一個生活優裕且受到過最好教育的女子，她原本可以享受富貴榮華的人生，但她卻選擇了遠去中國，與那裡的下層百姓分擔饑餓與貧窮。

二、赴華宣教

美南浸信會海外宣教部原本不差派女性傳教士的，直到1873年才放鬆了性別限制，準許單身女性到海外宣教。於是慕拉第向美南浸信會提出申請要去中國，終於在1873年7月7日獲準，隨即搭船前往中國，當時她33歲。

1873年9月1日，慕拉第乘船從美國舊金山出發；9月25日，踏上日本國土，又經橫濱、神戶、長崎，於10月7日在中國上海碼頭登岸，跟隨迎接她的高第丕（T. P. Crawford）夫婦前往山東煙臺；最後於10月27日抵達登州府（今蓬萊），此後在這裏一待就是將近40年。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根據1858年6月中法、中英、中美簽訂的《天津條約》，增開山東登州（後改為芝罘[今煙臺]）為對外通商口岸。西方傳教士隨即來到登州宣教、辦學。根據蓬萊史籍記載，早在1861年2月，美國南浸信會傳教士海雅西（Jesse B. Hartwell）夫婦最先來到登州北街城北門處安頓下來；1862年10月5日，他們在北街觀音堂建立了第一個教會——北街教會，這是浸信會在華北的第一所教堂。不久，美國北長老會的倪維思（John L. Nevius）夫婦等人也陸續到來。1863年美南浸信會高第丕夫婦來登州，三年後在南街建立了另一所浸信會教堂；接著又於1872年在畫河橋南西側建立了基督教聖會堂，成為當時美國傳教士在中國宣教的重要場所。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慕拉第於1873年12月奉派來到登州，成為美國基督教差會派往中國的最早的單身女傳教士之一。

三、初抵登州

抵達登州後，慕拉第與先期到達那裡的妹妹愛德蒙尼亞（Edmonia）會面，隨後與其他傳教士一起學習中文。不久，妹妹因健康原因返回美國，慕拉第則任教於一所教會學校，並時常隨同一些傳教士的妻子們到附近鄉村巡回佈道。登州有著悠久的歷史，當地居民十分傳統守舊。慕拉第一到登州，便感到人口眾多。看到男人穿長袍，梳辮子；女人穿褲子，裹小腳，令她十分詫異。環境雖然陌生，但她卻從心裡喜歡上這個地方。從她1873年11月1日寫給美南浸信會海外宣道會執行幹事塔珀爾（H. A. Tupper）的信中可以看出:“我來華北的最初印象是隨和而愜意的，這裡有著異乎尋常溫和的氣候，到處鮮花盛開，樹葉蔥綠。登州是中國最幹凈的城市，我這裡是城中心，有著純凈的空氣和充足的陽光。”

不幸的是，慕拉第到登州正趕上最為嚴重的饑荒之年，她第一次親眼看到滿街的餓殍，心中激起強烈的悲憫之心。她不僅傾其所有幫助災民，並寫信向家人和朋友求助來賑濟災民。在一封寫給塔格爾（Tugger）博士的信中，慕拉第如此報告說：“您給我的五元五角錢是這樣使用的：我把五元錢給了二年來一直分發食物給災民的理查德斯（Richards）先生，剩下的五角錢我給了街頭飢餓的乞丐。”

四、興辦女學，反對纏足

慕拉第學會中文以後，為了有效地向當地民眾傳福音，在登州北門浸信會教堂設立了一所啟蒙小學，並在牌坊街南路建立了小十字口女子小學，教那些沒有機會讀書的男女孩童讀書；後來她又先後開設了慕貞中學和育英女子中學，分別給兒童、婦女和成年人授課。然而並非如辦學初衷，富貴人家不肯把女兒送到洋學堂來，前來入學讀書的大部分是貧窮人家的女孩子，而且這些孩子是父母出於解決她們的饑餓、減輕家庭負擔才送來入學的。無論如何，慕拉第女學的興辦，使女子打破閨門禁錮，走上社會，而且開始接受西方近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逐步走上自強自立的道路。這是登州婦女擺脫愚昧，邁步啟蒙的開始，從而結束了登州婦女從不受教育的落後狀態，沖破了幾千年的封建枷鎖，為女子爭取到了受教育的權利，使社會上根深蒂固的重男輕女的積習受到了沖擊。

慕拉第從一開始接觸中國社會與文化時，就強烈感受到中國婦女地位的卑微。當她第一次看到中國婦女的纏足風俗後，十分震驚，忍不住在信中向朋友說：“她們那變形的雙足，蹣跚走路的樣子，是她們思想落後的象征。” 此後，慕拉第盡一切努力向當地婦女宣傳裹小腳的害處，勸說婦女們放腳。1878年2月，慕拉第在她創辦的女校中，率先興起了反纏足運動，禁止纏足者入學，將放足作為入學的先決條件。於是，她的學生和教會中的女信徒就成了不纏足的先行者。此舉也使慕拉第成為中國近代史反纏足運動，推動婦女解放的先驅之一。

五、登州宣教

到登州後不久，慕拉第便感覺到登州士紳階層反教勢力非常強大，直接對上層社會群體傳講福音，其情形就如把幾滴水灑在堅硬的石頭上，一絲一毫都滲不進去。於是，如何打破封建制度下的思想枷鎖，如何往這些封建、僵化的頭腦中注入一點點來自異邦的新思想，成為慕拉第所要面對、思考的課題，她不得不想方設法找到那麽一絲縫隙，讓自己融入到當地的社會中。 　

由於當時的登州人對“外族蠻夷”既恐懼又憎恨，對西方文化一無所知，故當民眾見到從體貌特征到語言與自己完全不同的人時，那種對未知事物的疑懼與不安便發泄出來。有關傳教士“剖心剜眼”的流言四處傳播，加之受傳統思想的束縛，人皆認為女子出外拋頭露面，有損婦德。因此慕拉第受到空前的排斥和羞辱，即使行走在街上，也經常遭到孩子們的包圍與嘲弄，向她吐唾沫、扔石塊。語言上的障礙，更令慕拉第苦悶不已，為了盡早擺脫民眾的敵意和融入周圍世界的渴望，促使她刻苦學習漢語，加之她本來就有語言天賦，以至於在不長時間內，她便掌握了官話，還能講一口流利的蓬萊土話，並且給自己起了個容易被當地人接受的中文名字“李題鰲”。

起初，慕拉第在自己住所的門口放一些餅幹，以吸引街坊鄰居的孩子們。慢慢地再通過孩子接觸他們的媽媽，再從諸如烹飪、縫紉、洗衣、提水這些日常瑣事入手，逐漸打消鄉村民眾的戒心，進而走入他們的生活，被人們所接受。在與當地人的接觸與交流中，慕拉第自然而然地開始了宣教工作。在登州站穩腳跟後，慕拉第開始到周圍的農村傳福音，每遇見人她總是主動地打招呼，回敬她的依舊是“洋鬼子”、“洋婆娘”等無禮的稱呼。開始時，她對這些罵人的話很反感，因為她覺得大家都是平等的，應該互相尊敬。在其頭腦中，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並無任何階級、尊卑和貴賤之分。這與中國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有序，尊卑有別的封建等級思想形成了尖銳的沖突。

慕拉第初來中國時，抱有文化優越感，視中國人為低下民族，堅持美式衣著，以異於異教的中國人。但後來她逐漸認識到，越少一點西化，就多一點認同中國人，就越能減低中國人對外國人的好奇與敵意，而向福音開放。於是這位出生於美國富貴之家的小姐，盡量拋棄西方的生活方式，以最平實的形象與山東鄉村百姓貼近，外面穿上了中國的藍色棉布制作的寬大袖口鑲有黑色緞子面的大褂，頭髮也挽起髮髻，以一種近乎勞動婦女的形象出現在鄉間村民的面前，並且她刻意降低自己的生活水準，以接近村民；她也從心裡尊重並欣賞中國的文化與習俗。她的這些舉動贏得了人們對她的尊敬與信賴，隨著朋友的增多,也緩解了她身在異國的苦悶和孤獨感。

慕拉第經常騎著毛驢到鄉間傳道，為安全起見，有時她特地用布纏緊驢或騾子身上的銅鈴，使之不發出聲音，在夜間兼程趕路。不管住宿條件多麽簡陋，道路多麽崎嶇，都無法阻擋她堅毅的宣教意志。慕拉第經常走村串戶，到純樸的平民百姓家裡傳福音。她事先學了中國人的禮節，進屋後先向家庭裡有身份的奶奶、婆婆們問安。在與人分享福音之前，慕拉第總要應對中國婦女好奇的詢問，諸如你結婚了嗎、有幾個孩子、叫什麽之類的詢問，而且常常要不厭其煩地介紹自己的父母兄弟、家世背景、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狀況。無論如何，慕拉第總不放過任何機會向人傳福音。每逢節日，周圍鄉村百姓到縣城的廟裡燒香時，慕拉第就請婦女們到自己家中作客。出於好奇心，她們就結伴而去，與慕拉第熟稔之後，就邀請她到她們村裡去，就這樣她終於得到了向各個村莊傳揚福音的機會。盡管每天都有回答不完的問題，都有走不完的村落，天天都要講到口乾舌燥，身心疲累，然而當她看到婦女們對她教導的積極回應，看到基督福音得以廣傳，心中就感到無比的欣慰。

那時的宣教工作大都由已婚的男性傳教士去開拓，去承擔，傳教士的妻子們只是從旁輔助先生的工作，而像慕拉第這樣單身的女傳教士，更變成了協助“師母”們的小妹。然而在探訪家庭的宣教過程中，慕拉第發現在當時“男女授受不親”的中國封建社會，女子不論是否已經結婚，幾乎不可能與外國男性來往交談。要接觸中國婦女，非得女傳教士不可。慕拉第由此認識到，“唯有女人才能傳福音給女人”。在中國宣教工場上，很需要慕拉第這樣的單身女傳教士。因此，慕拉第經常致函差會，要求給予女傳教士有平等事奉的權利和自由。

六、平度歲月

由於慕拉第是未婚單身女傳教士，來華後十幾年裡，多在縣城學校裡教書。時間長了，慕拉第逐漸發覺自己最熱愛的不是教書，而是傳福音。於是在1885年12月，慕拉第放棄了在登州的穩定的教職，只身遷往更為內地的平度縣和黃縣等地開辟新的宣教工場。初到平度縣鄉村傳道時，婦女和孩子們都不敢與她接近。於是她就拿出糕餅，要分給孩子們吃。但村民們卻害怕她用毒藥害死他們。一天，終於有一個饑餓難忍的男孩不顧懼怕，接過糕餅就咬了一口，一嘗到味道，馬上就狼吞虎咽，整個糕餅很快就下到肚裡。男孩子並沒有中毒，消息迅速在平度縣城鄉傳開：“那個白女人是個好人，不是個壞蛋！” 此後慕拉第不僅傳福音給鄰近的居民，還經常給他們一些實際的幫助。鄰居們也常常過來幫她擔水、掃地、洗衣服，不久便與平度人建立了友誼，平度縣布道所亦隨之建立起來。在婦女和孩子們的心目中，她不再是“洋鬼子”了，取而代之的是“餅幹太太”或“餅幹小姐”了。

慕拉第以基督之愛對待中國百姓，包括所有的老幼婦孺，也以同樣的愛心對待乞丐和每一個到她門前求助的人。她以其特有的正直、誠實、善良與高貴的品質，贏得了民眾的普遍贊譽與愛戴，由最初被稱為“洋鬼子”到後來被譽為“聖書的使者”。1890年，她如此回憶道:“以前我走到街上，就會有人喊我‘洋鬼子’，……現在走到街上，朋友和鄰裡熟人總會報以熱情的問候。” 慕拉第的教會開始發展，有時一天願意歸信基督的人就多達數百人。1889年，慕拉第在平度沙嶺建立起一所浸信會教堂，隨後在黃縣、平度、掖縣等地的教堂也先後建立起來。隨著歸信的人日益增多，看到中國宣教工場之廣袤，需要之大，慕拉第開始不斷地寫信給美南浸信會海外宣道部的負責人塔珀爾，報告她所處宣教最前線的實際狀況，在請求財力支持的同時，也要求總會差派更多的傳教士來中國；更直接呼籲美南浸信會全教會行動起來——不單只是金錢方面的奉獻支持，也組織禱告小組為海外傳教士禱告，並鼓勵婦女們投身於宣教運動之中。結果催生出“婦女宣教聯會”，為海外宣教籌募經費，第一次“聖誕節宣教奉獻”就募得3,315.26美元，在當時足夠差派三位傳教士去中國。此後，自1888年起，美南浸信會許多教會每年的聖誕奉獻就稱為“慕拉第聖誕奉獻”（Lottie Moon Christmas Offering），用於支持海外傳教士。據2007年統計，在過去一百多年間，所募得之款項已經超過30億美元，已支持了超過7000多位傳教士到海外宣教。

當時有許多美國傳教士奉獻自己的一生，甚至死在宣教工場上。慕拉第親眼看到許多傳教士因長年辛勤勞碌，得不到休息而英年早逝。於是她寫信給差會，要求給予傳教士定期回國休假、述職的機會，讓他們可以休養生息，以利再戰。1891年，來華宣教已經18年之久的慕拉第第一次回到美國休假。1894年，她再次來到山東。重回工作多年的故地讓她感到十分親切，她在給友人的信中如此寫道:“近來，我每天在這個城市進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像現在這樣和諧的氛圍，和異常喜悅的心情。”

然而不久，慕拉第就先後經歷了中日甲午戰爭和義和拳之亂。1895年1月18日，日軍三艘軍艦途經登州時，炮擊了登州城。慕拉第在1月22日寫給海外宣道部的信中說:“當我上星期六從平度回來時，……絕大多數傳教士已經離開了。……我家院子的前墻遭受了炮擊，部分墻垣被炮彈炸飛，前面的木門也被炸壞了。” 慕拉第原本打算從平度回來看看就返回去過冬的，然而當此事發生後，在當地官員與士紳的再三挽留下，她決定留在了登州。因為根據條約規定，登州這個地方在美國保護之下，因此有美國人在這裡，日本人就不敢放肆，這樣就可以保護登州城老百姓的生命和財產。故此，慕拉第甘願留下來，與登州百姓共存亡。在患難中，登州民眾把慕拉第和其他傳教士視作朋友和救命恩人。

隨著時間的推移，慕拉第在山東的聲望日高。在義和團爆發之前，時任山東巡撫的袁世凱亦曾慕名前來登州教堂聽慕拉第講道，卻沒有意識到自己坐到了婦女那邊的席位上，慕拉第見狀，就溫和地請他坐到男士那一邊的座位上，一時傳為佳話。

1900年，震驚中外的義和團運動爆發，慈禧太后向西方列國宣戰後，不再對傳教士和基督徒加以保護，置慕拉第等人於十分危險之境地。同年7月，慕拉第被迫離開中國，前往日本避難，1902年再次回美國述職。在美國期間，她曾經兩次受到西奧多•羅斯福（老羅斯福）總統的接見，並與總統共進晚餐，在總統的轎車裡與之交談。回鄉探親期間，許多親友覺得她年事已高，都勸她不要再回中國了，她卻說:“哦！不要再說你不要回去，誰也不能叫我留下來。中國山東現在是我的家，我的幸福，我的快樂。” 1904年2月，慕拉第再次回到了山東，在平度度過了她人生的最後歲月。

連年的天災人禍，使山東的經濟狀況愈加糟糕。此時的慕拉第年已64歲，健康情況已大不如前，但仍每日宣教、賑災，勞苦奔波。1911年，慕拉第在登州組織成立了“華北婦女傳道協會”，並任會長。同時她在膠東地區經管著七個學校。她在山東各地創建的教堂和學校記錄了這位堅韌不拔的女傳教士的佳美腳蹤，也見證了美南浸信會在華北開創宣教事業的歷史。中華民國成立後，臨時約法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這令慕拉第感到格外欣慰。

七、死於飢餓，遺愛人間

不幸的是，辛亥革命之後不久，饑荒和瘟疫再度臨到登州、平度廣大地區，臨到她所愛、所服事的百姓身上。此時的慕拉第已經是72歲的老人，除了繼續搶救人的靈魂之同時，也四處奔走，盡自己全部力量救助災民。當時許多人餓死，連她身邊的人都一個個死去。她請求差會撥款救濟，但差會本身也負債，不只無力救濟，連慕拉第的薪酬也無以為繼。 但她仍拿出自己所有的積蓄和食物與周圍的百姓分享，結果她本人的健康受到極大的虧損，瘦弱到皮包骨，體重僅剩50磅。由於長期的營養不良，心力交瘁，慕拉第的健康狀況日益惡化。1912年12月1日，慕拉第因饑餓昏倒在床上。在當地無力救治的情況下，其他傳教士把她送上開往美國的輪船。當船行經日本神戶港時，慕拉第因長期饑餓而與世長辭，時值1912年12月24日平安夜。12月26日，慕拉第的遺體在橫濱火化；1913年1月29日，其骨灰被運回到美國維吉尼亞州的克魯鎮（Crewe）安葬。在中國勞碌一生的慕拉第，最終安息在故鄉的土地上。

慕拉第在日本辭世的消息傳到山東後，從登州到平度，從基督徒到一般的平民百姓，凡認識她的人無不哀痛悲傷，有些人甚至失聲痛哭。慕拉第終身未嫁，把她的一生都奉獻給了山東人民。她在山東宣教、生活了近40年，撒下了福音的種子，當地的民眾一直忘不了她，紀念著她。1915年，蓬萊官民立了一塊“大美國女教士慕拉第遺愛碑”，使她成為當年眾多來華傳教士中被立碑紀念的唯一的女傳教士。

在1966-1976年的“十年浩劫”中，山東西方傳教士的墳墓皆被摧毀。蓬萊的基督徒將這塊“遺愛碑”放倒，藏在建於1872年的登州聖會堂墻角的亂石中，躲過了浩劫。1988年，“遺愛碑”被加上碑座，重新豎立在聖會堂西山墻外，碑面朝向她的家鄉，碑文盛贊了慕拉第獻身宣教事業的精神和她的慈祥與仁愛：

主降世一千九百十五年大美國慕拉第女教士遺愛碑登州浸信公會紀念

基督教浸信會美國教士得植磐石於黃縣、平度、掖縣等處，宣布救主福音，迄今數十年。播種愈繁，結實愈茂，日滋而未有艾。俾各縣信徒受賜無量者，慕拉第女士也。登州浸信會初立蒙小學校於北門裡，立女小學校於小十字口南，收集寒家男女學童無力讀書者，以教以育，女士獎勵不遺余力，培成今日慕貞中學校、育英女中學校基礎，造成高材生徒者，亦慕拉第女士也。女士為美國斐真伊省人，生於主後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幼受宗教教育，既卒業，矢志不嫁，期靈魂與身體俱潔，以事主、事上帝。一千八百七十四年，越重洋來登州，任傳道職。慶有膏區可以播谷，無慮數百裏，不憚艱苦，必按期身赴其地，以播嘉種。寧使他人享收獲之功，心無芥蒂。暇輒入人家，與婦孺老稚縱談救主事實，娓娓動人，諄諄不□，□□□□親近。性復慈祥，好施，濟孤寡惸獨。貧苦無告者，有聽見□□按日給養□□□□□經行道上，輒有乞兒追隨，一一以善氣應之，無幾□憎惡，其尤著者：宣統三年，平度水災，淹沒人民無算，捐賑款四百元之多；民國光復，身蒞紅十字會赴黃縣戰地扶傷救危時，其年已老，猶不憚蹀躞；因是薪俸所入，不給日用，晚年至嗇衣減食，甚至絕糧，不稍悔恨。善夫！女士之好行其德也！女士在登州，久慕華人風俗，服裝多效華式。愛華人尤愛登州人，謂姊妹朋友多在中國，甚不欲舍去登州。卒以他故，不獲適其誌。一千九百十二年遣回美國，道出日本神戶，歿於輪舶中，享壽七十有三。至今人皆追思不置。女士歿後，董牧師即其寓舍，設婦女學校以為紀念。吾儕同人，恐歷年久遠，其苦心孤詣，誠已達於上帝或無以風來茲也，謹摭遺行，泐諸貞石，永矢弗諼。（註：原文無標點，筆者點校）

如今，地處蓬萊老縣城畫河南段西側的聖會堂已經被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自1988年始，每年都有許多外國人，特別是美國人專程到慕拉第長期生活和工作過的蓬萊聖會堂，在“遺愛碑”前憑吊這位平凡而偉大的女傳教士。慕拉第在華期間，先後經歷了中日甲午戰爭、義和團運動，和辛亥革命等，社會長期動蕩不安。但無論在何種環境中，慕拉第一直堅持自己的信念，抓住每一個機會向眾人傳福音，尤其是向那些地位最卑下、受苦受難最多的農村婦女們傳福音。她還為那些沒有讀書機會的農村孩子辦學校，將募捐得來的錢分給窮人。她不僅僅帶來了先進的耕種技術和農作物良種，而且解放了婦女的思想，乃至在近代中西文化交融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慕拉第的生平事跡受到了中美兩國人民的敬仰。在遠隔重洋的美國維吉尼亞州克魯鎮的一個墓園裡也有一塊墓碑，墓誌銘為:“四十年在中國傳道的美南浸信會傳教士慕拉第之墓。” 1973年，為了紀念慕拉第到達登州100周年，美國特別拍攝了一部關於慕拉第的電影。前美南浸信會海外宣教會主席傑瑞•潤肯以攝影圖片記錄了慕拉第的人生足跡，於1996年出版了《忠誠與獻祭之旅——慕拉第之路尋蹤》，其中有這樣一段評價：“維吉尼亞出過象總統喬治•華盛頓、托馬斯•傑斐遜這樣的偉大人物。但當我凝視著克魯公墓裏慕拉第那塊不起眼的紀念碑時，頓時意識到沒有哪一個維吉尼亞人擁有慕拉第這樣全球性的影響力。她的影響範圍不僅僅局限於這個國家，或者這個世界，而是永遠的、不可磨滅的。”

就這樣一位曾經坐在老羅斯福總統的轎車裡，與美國總統交談過的女士，一位在講壇上傳講福音，而中國近代名人袁世凱曾前往聆聽的女傳教士，竟然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中國鄉間、社會最底層的老百姓。慕拉第深愛中國人，其大半生是在孔夫子的故鄉山東貧困的農村度過的。一位中國牧者如此描述慕拉第說：“她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中國鄉間最不為人所知的村民，在崎嶇泥濘的小路上奔走，把耶穌基督的福音傳給山村婦女、農夫；在荒野開墾福音良田，建立基督的教會。這一個曾有數位僕人伺候的大家閨秀，受過高等教育的闊小姐，卻寧願遠航半個地球，來到中國與最窮困的乞丐為伍，把自己的錢財與饑餓的人分享，最後卻餓死在聖誕夜。” 她的生平事跡感動了成千上萬的人，雖然她已離開世界100多年了，但她的名字在中美兩國許多人心中依然響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