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桂珍

早年家世

倪桂珍，祖籍浙江餘姚倪家堰人，其母倪徐氏是明朝大學士，著名科學家、農學家、天文學家徐光啟的第十七代後裔。徐光啟是意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的得意門生，從他皈信天主教，並成為明代“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徐家世代為官，官稱“文定公”，居住在上海徐家匯，而“徐家匯”就是以徐氏家族命名的，意即“徐家中心”，可見徐家在近代上海的地位與影響。

倪桂珍父輩倪氏一族，亦為余姚士大夫望屬，其祖先很早從安徽遷居到浙江余姚縣定居，形成倪家堰村落。倪家有一部分人繼承了祖上信奉天主教的傳統，另一部分則改信了基督教新教，幾乎每一代族人中都有人成為聖職人員。余姚地處浙東沿海，開放較早，康熙五十八年（1719）時，在余姚地區就已有不少天主教徒。咸豐九年（1859）英國傳教士岳斐和美國傳教士藺顯理到余姚地區傳教，倪家堰位於北城區，倪桂珍祖母因而接受了基督教信仰，成為早期信徒之一。倪桂珍父親倪蘊山，因深受兩位傳教士和母親的影響，自幼信仰虔誠，青年時代即赴上海受教，不久成為牧師。倪蘊山和倪徐氏先後生育三女一子，分別為倪桂清、倪桂珍、倪桂殊和倪錫慶。

倪桂珍於1869年6月22日出生於川沙城廂鎮（今上海市浦東新區川沙鎮）這樣一個牧師家庭，在家中排行老二。父親倪蘊山受西方影響，思想開明，所以倪家的孩子不分男女都得受教育。倪桂珍天資聰慧，4歲便跟著家庭教師學習寫字，8歲上私塾。受父母的影響，倪桂珍童年時即受洗信主。14歲時，父母送她進入美國公理會傳教士裨治文夫婦創辦的“裨文女塾”（裨文女中，現為上海市第九中學）讀書，此為上海歷史上第一所女子學校。該校注重聖經課和宗教信仰，所以當倪桂珍17歲畢業時，就已經是一個信仰虔誠的基督徒。由於她英文好，擅長數學，又彈得一手好鋼琴，畢業後便留在學校任教，期間也曾到“中國實業之父”盛宣懷的家中做家庭教師。

由於倪桂珍在基督教家庭和教會環境中長大，接受的又是西方的新式教育，所以她的思想比較自由開放，其精神生活遠超過同時代中國的女孩子，中學畢業時，她已經成為一個端莊、賢淑、有知識、有主見的女子。因此倪桂珍敢作敢為，大膽衝破中國封建禮教的束縛。在當時盛行女子從小纏足的時代，她沒有纏足，人稱“大腳”。當然這也與她家庭的基督教信仰有關，在倪桂珍1931年逝世後，宋家為她所寫的生平事略中說：“宋家幾代以來都使婦女享有相當平等的地位，並且都不纏足。”正因為倪桂珍有虔誠的信仰，又有自由的思想，因此她不流於浮華，亦不冥頑不化，這幾乎貫穿了她一生行事為人的態度。

倪宋姻緣

在自己的婚姻上，倪桂珍也打破了中國的傳統觀念與習俗，追求婚姻自主和自由。當然她的父母也不是那種包辦兒女婚姻或堅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父母。倪桂珍長到18歲時，在那個時代已經到了婚嫁的年齡。但像她這樣素有自由思想，又有著一雙大腳，受過西式教育，多才多藝的女子，可謂鳳毛麟角。而且在中國封建社會，這些優良素質反倒成了倪桂珍覓偶的障礙，她很難找到與她匹配的郎君。就在這時，從美國回來的宋嘉澍來到了她面前。

宋嘉澍，字耀如，其原名韓教准，海南文昌人。早年被其母舅收養後改姓宋，被帶往美國謀生。在美國海岸防衛隊服役時接受福音，於1880年在衛理宗教會受洗成為基督徒，次年入讀神學院，1885年畢業後被按立為牧師，次年作為美國監理會傳教士回到中國江蘇宣教。回國初期，宋嘉澍先被監理會派往江蘇昆山地區宣教。

宋嘉澍與倪桂珍相遇相識，是因為宋嘉澍早年在美國波士頓時的兩個好友牛尚周和溫秉忠。奇巧的是，牛、溫二人回國後，分別娶了倪家的大小姐倪桂清和二小姐倪桂姝為妻。宋嘉澍在上海與他倆不期而遇，相敘之後，牛、溫二人馬上想到尚待閨中的妻妹倪桂珍，於是就願意為宋、倪二人牽線，為他們相見創造條件。當時宋嘉澍的身份是國人心感怪異的傳教士，加之他那不中不西的樣子，要找到一個合適、心儀的女孩子同樣不容易。但這一切在一個禮拜天的教堂裡被徹底地改變了。那天，在牛尚周和溫秉忠的精心安排下，宋嘉樹和他們一起來到教堂。當他一眼看到在唱詩班中高歌讚美詩的倪桂珍時，就被她那虔誠、美麗而純淨的面容和超凡的氣質吸引住了。宋嘉澍對倪桂珍可說是一見傾心；而倪桂珍見到他後，也是一見鍾情，兩人很快墜入愛河。不久宋嘉澍便向她求婚，自然如願以償。宋嘉澍如此評價他的愛妻說：“桂珍是生活在東方的堅強女性，她的偉大在於敢於自己選擇配偶，這在東方、在中國簡直是不可思議！” 他們見過倪桂珍的父母之後，婚禮如期而至。1887年仲夏，他們在上海三馬路與泥橋之間的監理會新教堂舉行了中西合璧式的婚禮。先由傳教士克拉倫斯·里德主持了一個簡樸而不失浪漫的婚禮，之後又舉辦了中國傳統的婚宴。恐怕當時在場嘉賓無人料到這兩位新人所組成的家庭會給二十世紀的中國政壇帶來多麼大的影響。

賢妻良母

婚後，倪桂珍隨夫離開上海前往昆山，在宋嘉澍所屬的監理會教會從事宣教工作。此後，她便跟著宋嘉澍到各地宣教，與他分擔各種困難與險阻，共享成功的喜悅。正如她自己所說：“我遵從上帝的啟示，上帝指引我來到查理（宋嘉澍英文名）身邊，我要輔佐他，支持他，為他的事業獻出我的一切！”在傳道過程中，他們熱心地幫助、接濟窮人，在生活與事業上互相依賴與支持。1889年春，其父倪蘊山去世，倪桂珍回川沙奔喪，並繼承其父在川沙開創的教會事業。1890年，宋嘉澍也來到川沙，夫妻倆借川沙城南門大街“內史第”沿街3間居住，並在此開設福音堂。每當禮拜天，宋嘉澍就在城中牌樓橋鬧市街頭佈道。婚後頭幾年，由於在各地奔走宣教，他們過著不穩定卻有著美好憧憬的生活，直到1890年宋嘉澍在上海虹口郊區建造了自己設計的一幢房子，他們才有了安定的居所。

作為一個傳道人的妻子和持家的女主人，倪桂珍是非常稱職的。新婚後不久，倪桂珍便體會到了傳道人的清貧。宋嘉澍的薪資很低，每月不足15美元。寒冬來臨時，倪桂珍連一條新圍巾也捨不得買，日常的生活費用，也要靠她不斷地抽取從娘家帶來的嫁妝才能維持收支平衡。倪桂珍與宋嘉澍結婚時，從娘家帶來一箱價值不菲的嫁妝。這些錢，足以讓他們夫妻生活得很好。但宋嘉澍是個胸有大志的人，他決不揮霍錢財，而是把錢用在刀刃上。後來他們在宣教的同時，亦開始從事工商業活動。他們在川沙辦過家庭印刷所，還在家中織做毛巾，後又在上海開辦印刷所和麵粉廠。夫妻倆用經商所得興辦公益事業，先後在嘉定、太倉、上海等處創辦學校、兒童樂園、施醫診所、工廠，從事教育和實業工作。期間宋嘉澍還參與創立了第一所中國基督教青年會。1904年，宋氏全家遷到上海江灣，他們又開辦了阜豐麵粉公司和華美印書館（商務印書館之前身）。倪桂珍與丈夫相濡以沫，任勞任怨，成了丈夫的堅實後盾，在物質、信仰和事業上義無反顧地支持著丈夫。倪桂珍娘家的聲望和廣泛的社會關係，為宋嘉澍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更多的契機。在妻子的輔佐下，宋嘉澍很快就成為上海赫赫有名的基督徒實業家。

倪桂珍不僅是一位通情達理的賢妻，更是兒女們的良母。在宋嘉樹的事業騰飛之時，他們的孩子也相繼出生，倪桂珍又挑起了養育孩子的重任。她一生最為人所知的，就是她在教育子女方面的成功。倪桂珍和宋嘉澍先後生育了六個孩子，其中三個女孩：宋靄齡、宋慶齡、宋美齡；三個男孩：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三個女兒中有兩位先後成為民國第一夫人，一位成為巨富夫人；三個兒子中有兩個成為民國政府中的部長。雖然後來因為立場相異，孩子們選擇了不同的道路，但無可否認倪桂珍是一名偉大的母親。

1889年7月15日，倪桂珍在川沙南市街的“內史第”內生下了第一個女孩，夫婦倆為她取名宋靄齡。1893年1月27日，他們的第二個女兒誕生了，取名為宋慶齡，還為她起了個英文名字——羅莎蒙德，是為了紀念恩人裡考德牧師的女兒，自己的知己好友羅莎蒙德·里考德。1894年12月4日，倪桂珍在上海教會醫院（同仁醫院）生下了第一個兒子宋子文。產後不到一個星期，考慮到宋嘉澍正忙於工廠的籌建與進口麵粉機的安裝，倪桂珍就讓丈夫把她與兒子一起接回浦東川沙家中休養。1897年3月5日，他們的第三個女兒宋美齡在上海仁濟醫院出生。分娩後不到一周，倪桂珍仍堅持把三女兒帶回浦東川沙鎮的家中坐月子。

倪桂珍所生的六個子女中，有五個是在宋家居住在浦東川沙鎮“內史第”時降世的。孩子們個個都長得健康俊美，天資聰慧，但性格和興趣卻各不相同。倪桂珍視三雙兒女為掌上明珠，注重家教，在他們年幼時就開始向他們傳授知識並教育他們做人的道理。從孩子四、五歲的時候，倪桂珍就親自輔導孩子們閱讀、英文和鋼琴；她還要求女兒們從小學會做飯、燒菜、做針線活。宋家在重視西方教育的同時，也重視中國經典教育，為此特別聘請家庭教師給孩子們。1898年，倪桂珍把二女兒宋慶齡與大兒子宋子文，送到宋嘉澍借住“內史第”的街對門秀才諸文伯興辦的私塾去讀書。1902年初春，倪桂珍請來川沙城西橋家弄的秀才顧元襄(又名顧佐堯)來川沙家中設館，教授宋慶齡、宋子文、宋美齡三個孩子讀書。倪桂珍和丈夫也採用西方文化的教育方式教育孩子，經常從美國購買大量的幼兒讀物，進行民主的啟蒙教育，帶領兒女合編《上海兒童報》，認真督促子女學好中文、英文，包括會話、演講、打字、寫毛筆字、油畫、彈鋼琴等。對兒女的學習成長，她從不溺愛，早早將子女送入寄宿學校，培養他們獨立生活，以及過集體生活的能力。

由於宋嘉樹忙於經商及參與各種社會和教會活動，家庭教育的重任就落在了倪桂珍的身上。她是一位具有剛強意志的女性，對家庭、對孩子們有著強烈的責任感。她對兒女的們關心和照顧傾注著一位母親的深深之愛。但她對子女的教育卻管教甚嚴，俗話說“養不教父之過”，倪桂珍卻常說“養不教父之過，也是母之過”，她一反“嚴父慈母”的習俗慣例，對子女始終嚴加管教，嚴禁孩子們做有失體統的事情。事實上，倪桂珍是家裡絕對的權威，對家人的生活方式有著自己的堅持。倪桂珍虔誠遵守聖經教訓，對兒女們的要求比較高。她以身作則，培養孩子們的禮儀和品行。她絕不允許孩子們養成飲酒、賭博、撒謊、偷懶等不良習慣，她也不許孩子們到交際場合去跳舞。她認為溺愛會害了孩子，所以她拒絕無節制地滿足孩子的欲望。事實上，孩子們先後出生時，宋家已基業豐厚，孩子們生活上衣食無憂，可是倪桂珍卻不允許他們有一絲一毫的奢靡浪費。據兒女們回憶說：“那時母親料理家務，設法量入為出。凡是省吃儉用節餘下的錢，她不是捐贈給革命事業，就是用來接濟窮人，或捐助給教會和教會學校。”埃爾默·克拉克（Elmer T.Clark）在其《中國的蔣家》(The Chiangs of China)一書中如此描述說：“她不但心腸好，而且很嚴格，個性很強”，在許多事情上“要男人聽她的”。“她虔誠地信守十誡,…省吃儉用…對子女採用斯巴達人的訓練方法,…還要進行禮貌規矩的訓練。”斯巴達人的訓練方法十分嚴苛：恪守清規，勤儉樸素，吃苦耐勞，作息規律，勤奮上進。倪桂珍自己就是兒女的榜樣，她每天早睡早起，教孩子們彈鋼琴，做功課，做家務。

雖然宋家家風嚴格，但倪氏夫婦的教育卻不嚴苛、古板。由於他們都接受過西方教育，所以思想都非常開明。在孩子們心目中，“我們的母親，即使是在最困難的時候，仍給我們以快樂而舒適的生活。”“我們的母親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母親。”宋家每個週末都會舉行家庭聚會，並定期開展各種有趣的活動。為了讓孩子接觸田園和自然，宋嘉澍特意在郊外買了套房子，孩子們在那裡可以看到原野、花草樹木、小河等美麗開闊的風景，他們可以在“世外桃源”體驗種菜的同時，也接受當下最先進的教育。以至於克拉克在其傳記中如此寫道：“宗教、田園、鋼琴、英語與民主精神，使這個家庭與當時中國萬千個普通家庭相比，處在一種‘世外桃源’的優越環境中，既有基督教嚴格的生活秩序，又有和諧、歡樂和詩情畫意。”倪桂珍知道，尊重天性是一切教育的基礎，孩子們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性格和志趣自由選擇，而做父母的則適時、適當地加以引導。

倪桂珍在教育孩子方面是嚴格的，但同時她又是民主的，因為她清楚孩子終究要離開父母的，唯有他們自己長出強壯的翅膀，才能夠自由翱翔。她堅強，卻不堅硬；她嚴格，卻不嚴苛；她有自己的主張和看法，卻尊重兒女的選擇。她對孩子們的態度是：你們需要我時，我會竭盡所能給你們最好的教育；但若是你們要飛，我決不會成為你們的阻礙。這是倪桂珍的開明之處。所以後來她和丈夫毅然決然地讓六個子女全都出國留學。這在當時中國可是石破天驚之舉，而送女孩子出國留學更是鳳毛麟角。因為當時國人的傳統觀念是“女子無才便是德”，但接受過西學教育的倪桂珍不相信封建的孔孟之道，她認為女子與男子一樣，都可以成為有作為的公民，為國家作貢獻，所以她才與丈夫共同決定把子女送去美國讀書。宋美齡去美國留學時年僅10歲，倪桂珍為了女兒的未來，寧可忍受牽掛之苦，這在今天也是尤其難得的。宋藹齡，宋慶齡和宋美齡就讀的威斯理安學院的院長曾評價宋氏父母是“具有想像力和勇氣的東西文化融合的先驅”。《宋氏三姐妹》（The Soong Sisters）的作者項美麗（Emily Hahn）說，倪桂珍的“做法之所以與傳統觀念更加背道而馳，是因為她簡直像對待男孩那樣對待女孩，她們的女兒們是首先被送出國的”。有如此超前思想的父母，實在是宋氏子女之幸，他們學成歸來之後都很優秀，成為中國社會精英中之精英。也更是宋氏三姐妹之福，她們不僅僅繼承了母親的美貌和美德，也深受其父母思想與信仰的影響。日後，這三位性格迥異、立場不同的姐妹皆熱心于中國的婦女運動，並程度不同地從事中國的慈善事業，不能不說受她們父母潛移默化的影響。

在對待子女婚姻、支持子女從政等方面，倪桂珍同樣懷有博愛與包容之心，特別是在對待女兒宋慶齡、宋美齡的婚事上更為突出。1915年6月，宋慶齡特地為自己和孫中山的婚事而返回上海，以徵求父母的同意。起初，倪桂珍是反對這門婚事的，作為母親，她苦口婆心地勸導慶齡說：孫已有妻室，兒子孫科比她還大，兩人年紀相差懸殊。但鐵了心的慶齡不聽勸告而離家出走。倪桂珍立即與丈夫搭船追至日本攔阻，然生米已成熟飯。雖然這樁婚事令宋嘉澍和倪桂珍痛心，但他們和孫中山多年的革命情誼和私人交情終究還是使他們選擇了原諒。

而宋美齡和蔣介石的婚姻，則是在宋嘉澍去世九年後的1927年。起初，倪桂珍也是反對他們結合，但後來她同樣選擇了妥協。當蔣介石去日本面見倪桂珍，並正式提出求婚時，她說我的女婿必須是一個基督徒。基於這個承諾，蔣介石在婚後努力追求信仰，終於成為一個基督徒。對於三個女兒的婚事，倪桂珍都曾反對過。但因為愛，她最終都選擇了退讓和尊重，接納孩子們的選擇和決定，並為她們送上祝福。

虔誠仁愛

倪桂珍除了培養出極其優秀的兒女外，她在基督教信仰和生活方面也享有極高的讚譽。從宋美齡的個人見證中可知，她母親是一個非常虔誠、熱心的基督徒，在孩子們成長的家庭生活中，宗教氣氛一直是很濃厚的。倪桂珍一生篤信禱告的力量，常常一跪就是幾個小時。宋美齡曾為此作見證說：“我父母親都是非常虔誠的基督徒。我母親與主的關係非常親密，她的生活與上帝極其親近，她常花好幾個鐘頭來禱告，與主交通。我們每逢遭遇困難，總是找她替我們禱告。我無論做什麼事情，她總是一直為我禱告。”“在母親看來，禱告上帝不僅是請求祂祝福她的子女，乃是等候祂的旨意。她按照上帝的話語生活，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上帝同行。她常向我強調這一點：我們不應當要求上帝做任何可能傷害別人的事。”（宋美齡：“祈禱的力量”）

倪桂珍似乎比她的丈夫更加虔誠、熱心，凡是在宗教信仰範圍內所能做到的事，她都不遺餘力去做。她經常接濟窮人，慷慨捐款給教會和學校。1918年5月，宋嘉澍因腎病不治而去世，倪桂珍非常傷心，之後她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教會活動和工作上，而很少過問別的事。她仍然一如既往地樂善好施，對各處的教會學校、醫院以及賑濟等慈善事工非常熱心，經常慷慨捐助。她的作為贏得了人們的普遍尊重，她身邊的人如此說她“平時樂善好施，尤非他人所能及。……待老年人親如手足，待幼年人寶如孫子，一生自奉簡約，節食省衣，從未沾染奢華以表示自尊自貴之意，常自備佳宴恭請寓所近鄰同來作樂。”朋友們稱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總之，人們對她的風評甚高。在丈夫眼中，她是好妻子；在孩子眼中，她是好母親；在親朋好友和鄰居同鄉眼中，她都自帶光輝。

革命功臣

宋嘉澍經過二十多年的苦心經營，積累了巨額財富。後來他把大部分資金用來支持孫中山革命，成為孫中山國民革命成功的重要財力支柱。宋嘉澍對孫中山革命事業的奉獻，造就出“一代王朝”的成就，皆離不開倪桂珍的支持。倪、宋二人從民族主義立場出發，嚮往祖國的獨立富強。除宣教和經商活動外，他們積極參與反清鬥爭建立民主政權活動。他們在上海秘密印刷大量宣傳民主革命的“非法”讀物，包括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多次受到清政府的通緝、暗殺。1894年孫中山偕陸皓東北上上書李鴻章，途經上海就住在宋家，從此宋家成了孫中山和革命者的避風港和聯絡點。倪桂珍與丈夫一起冒著傾家蕩產、滿門抄斬的危險，在家裡成立了中國第一個民主主義組織“興中會”，建立同盟會聯絡總部，宋嘉澍擔任總司庫，負責經濟方面工作。倪桂珍始終是丈夫堅定的支持者，曾數次秘密救援孫中山及黃炎培等革命黨人去日本，在經濟上不惜傾囊相助，抵押工廠、書館，支持丈夫到美國向華僑募捐，資助一次次的武裝起義，為辛亥革命的成功立了下了汗馬功勞。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宋嘉澍負責籌建銀行，並擔任全國鐵路督辦司庫後，倪桂珍在家打理宋家與社會各界聯繫的一切事務。1913年袁世凱篡權後，宋家全家流亡日本，直至1915年回到上海帶鉤橋。凡此種種，說倪桂珍是中國革命的功臣絕不為過。

名垂史冊

1931年7月15日，倪桂珍在宋美齡、宋子良等人陪同下，從上海乘輪船到青島別墅避暑。7月19日，宋美齡離開青島回上海。意想不到的是，7月23日，突然傳來宋子文在上海北站遇刺的消息。倪桂珍本已患病，聞此噩耗，血壓頓時升高，一下子就倒在了地上。當醫生趕來的時候，她已經離開了人世，終年62歲。其實，宋子文並未受傷，而是他的秘書唐腴臚中彈身亡。倪桂珍因受到刺激而猝然去世，令人惋惜！

7月25日，宋家六位子女在上海《申報》和《民國日報》上登載“宋母倪太夫人訃告”。8月上旬，宋美齡與蔣介石派勵志社總幹事黃仁霖為特使，前往大連迎候從德國經蘇聯回國奔喪的宋慶齡。8月18日，宋太夫人的葬禮在上海萬國公墓舉行，蔣介石因軍務“一時無暇來滬”，在宋美齡催促下趕赴上海。宋家與孔家眾親屬，以及上海眾多政界名流皆來參加了葬禮，最後倪桂珍遺體被安葬在上海萬國公墓。事後，宋藹齡提出把母親故宅交給教會，宋美齡則堅持保留作宋家人紐帶，宋慶齡支持宋美齡的主張，故宅因此得以保留。

倪桂珍的去世，留給兒女們無限的傷悲。如美齡所說：“她的去世對於她的子女來說，是慘重的打擊，可是對於我的打擊也許更重，因為我是她最小的女兒，曾十分依靠她而不自知。” “那時，許多的困難叫我心灰意冷，幾乎瀕於絕望，而母親卻已不在世間，不能天天為我們祈禱了。我該怎麼辦呢？我能向誰求援呢？”

倪桂珍是清末民初最傑出的女性人物之一和賢妻良母，她的一生，早期在長輩影響下自幼便受洗成為一名基督徒，並在教會學校接受了良好教育；中期與丈夫冒著生命危險參與了推翻滿清統治的鬥爭，成為一位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女傑；後期在民國時期，寄厚望于子女和親屬們在中華大地上建立一個民主國家。她的名字與多位著名的中國近代歷史人物緊緊聯繫在一起：她是明朝重臣徐光啟的第十七代孫女、國父孫中山的岳母、民國總統蔣介石的岳母、“宋氏三姐妹”的母親。宋嘉澍曾經用聖經上的話稱讚她說：“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獨你超越一切！”（箴言3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