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爾生

1871年6月7日，約根·埃德文·倪爾生（J.rgen Edvin Nelssen）出生在挪威北部特羅姆斯郡的瑟雷薩市（Sorreisa,Troms），在那裡度過了他的童年。1882年，其家族遷移到挪威南部。1890年，倪爾生高中畢業，因想成為一名醫生而進入大學學醫。1900年，29歲的倪爾生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其專長為熱帶病、皮膚病和衛生學。同年他與瑪雅小姐結婚；次年生下女兒伊麗莎白·倪爾生。

一、來華宣教

1902年，30歲的倪爾生剛剛從醫學院畢業，便與尼爾斯·阿爾特維特和約翰·歌特博格一起，成為挪威信義會派往中國的第一批傳教士。這三人當中，最年長者為尼爾斯·阿爾特維特，時年56歲；約翰·歌特博格次之；倪爾生則是最年輕的醫療傳教士。但前往遙遠的中國宣教，對他而言卻是一個艱難的決定，因為當時他的妻子已經懷孕，他很想等第二個孩子出生之後再走。但為了信守承諾，不負使命，他還是把孕妻和一歲大的女兒暫時留在挪威，義無反顧地與另兩位同伴啟程前往中國。他們從挪威斯塔萬格市(Stavanger)登上輪船，經過兩個多月的航行才抵達上海。稍事休整後，他們又乘坐“梅里”號江船沿著渾濁的長江逆流而上，最後於1902年5月11日抵達湖南長沙。上岸後再換乘轎子，於當日傍晚總算進了英國教會的大門，就臨時居住在那裡。

到長沙後不久，當地人得知倪爾生是個醫生，就有病人前來找他看病。有一天，他還被請去救治一個因炮走火而受重傷的年輕士兵。1902年秋天，醫生拉格希爾德·哥特貝格太太來到長沙，從此就有了兩名醫生一起工作。但缺少護士仍是個大問題，而且哥特貝格女士還帶著孩子，因此兩位醫生為人看病仍不堪重負。

由於倪爾生三位傳教士是挪威信義會的先遣者，所以他們的當務之急是尋找合適的地方開展宣教工作。當時湖南沿大江大河的航行尤為便利，於是他們開始乘船沿江考察。有一天，他們在資江上航行的時候，驀然看見岸上出現兩座寶塔，隨之看見一個頗為繁華的城鎮展現在面前。得知它的名字叫益陽後，他們就停船上岸，前去拜訪知縣。當地人聽說有外國醫生到來的消息後，就有很多病人湧進縣衙來尋求醫治。因為當時益陽的醫療資源十分匱乏，倪爾生看到當地巨大的醫療需求，就決意做個“開拓者”——開設診所，救治病困，把西醫帶到這片陌生的土地，因此他便成了把西醫帶入湖南的第一人。

尼爾斯·阿爾特維特先在資江北岸建立了宣教站（Mission Station），接著他們對河對岸進行了一些調研，最後選定了一個稻田遍佈、桃花盛開的地方，名叫桃花侖。1902年10月，尼爾斯·阿爾特維特在五馬坊建起了三棟房子，其中一棟綠色琉璃瓦屋頂的房子至今猶存。與此同時，為了改善提高醫療設施，倪爾生萌生了興建醫院的想法。於是向挪威信義會差會提議，在益陽建立一所新的醫院。

倪爾生一直期待著與瑪雅和兩個孩子重聚。1903年，倪爾生的妻子瑪雅帶著二個孩子從挪威歷經兩個月的艱辛旅程終於到達長沙，兒子拉格納見到倪爾生時，已經快一歲了。與瑪雅同行的，還有她的堂妹弗雷德裡克·赫茲伯格、妹夫亞瑟·赫茲伯格，以及她們兩歲的兒子格哈德。在他們到來前，傳教士們已經另置房屋居住，並且附設了一個小醫院。1904年夏，倪爾生夫婦帶著孩子們到江西牯嶺度假，他們的第三個孩子、女兒貢沃爾就於此時出生在牯嶺。

二、創建西醫院

倪爾生很有遠見，當他在益陽城裡為百姓看病之同時，他也為將來建造新的醫院做準備。1904年，他以獨到的眼光，選擇桃花侖作為建院的理想之地。當時那裡有一大片地由姚姓和陳姓兩個家族共有，倪爾生就與兩家談判，最後以一個好價錢買下了那個地塊。那時，挪威信義會差會也來電批准他在益陽興建新醫院的提議。建院經費則來自於挪威各地，特別是斯塔萬格市信義宗教會和基督徒的個人捐款。

艱巨的建院工程開始了。倪爾生先建了一座簡陋的小棚屋供自己在建設期間居住。在那個小屋裡，他用繪圖板、直尺和三角板繪製醫院平面圖，同時還要計算人工和材料成本。當時合適的建材很難找，找到建材要先用船運，再靠人工搬運上桃花侖。為此，倪爾生特地在江邊購置了一塊地存放材料。他還要找到合用的中國工人，按照歐洲的方式來建房子。挪威信義會各教會團體也熱情關注著醫院的進展並積極籌款相助。經過艱苦努力，克服重重困難，一座又大、又漂亮的醫院終於建成了。倪爾生還在旁邊為自己和醫生們建造了一座住宅。

1906年12月14日，新建的醫院正式落成並開始啟用，接診、收治了第一批病人。醫院設有男病區、女病區，還設有手術室、更衣室、廚房、辦公室和藥房。這是益陽歷史上第一家西醫院，雖然在初期僅有一間門診室和六十張病床；雖然只有一名醫生，甚至倪爾生要親自培訓中國護士；雖然還沒有電燈和自來水管道，飲用水全靠工人搬運到醫院裡來。儘管如此，新建的醫院對當地百姓來說，福莫大焉，而且效果顯著。在醫院開張的第一年裡，就有6000名患者在門診室接受了治療，200名入住病房接受治療。倪爾生還在江邊那塊地上建造了一個綜合診所，供江上來往的人看病。

當時中國正處於政治上非常動盪的時期，盜賊四起，倪爾生不得不建起一座圍牆將醫院等建築圍起來，但在圍牆的入口處建有一棟門房，門房裡還辟出一個候診室和一間小圖書館。接著，倪爾生又建造了桃花侖教堂。幾年以後，桃花侖變成了一個有著許多優美建築的小村莊。

三、創辦學校

除了興辦醫院外，倪爾生夫婦偕同其堂妹和妹夫，還將工作重心投入到教育事業的發展上。他們同心協力在益陽先後創立了一所初中、一所盲人學校、一所殘障兒童學校和一所孤兒院。

1906年，他們在桃花侖創辦了“信義中學堂”；1907年校舍落成，開始招生，倪爾生妹夫安瑟·赫茲伯格擔任校長多年。這所學校後稱“信義中學”（現為益陽市第一中學），在益陽很受歡迎，大批益陽本地及周邊地區的孩子在這裡獲得教育，其中包括二戰期間不畏納粹淫威、勇敢救助猶太人的中國近代著名外交家、被譽為“東方辛德勒”的何鳳山博士。

在當時的湖南，許多孤兒流浪街頭，盲人的處境更是悲慘，他們只能搖著鈴鐺沿街乞討。倪爾生夫人瑪雅與其堂妹弗雷德裡克·赫茲伯格非常同情這些可憐的孩子們，常常將一些孤苦無依的女童帶回家中，給她們食物吃，親自照看她們。後來她們就給挪威信義會差會寫信，希望能為這些不幸的孩童們建立一個孤兒院。她們的設想得到挪威兒童信義會支持，立即為此籌款，決心為這些孤苦的女孩們建造一個家。孤兒院就坐落在靠近桃花侖入口處的圍牆邊，是一棟漂亮的白色房子，擁有兩個房間、十張床。瑪雅和堂妹就成了這些孤兒的媽媽。起初她們只收女孩兒，後來他們也收養了幾個男孩子。

倪爾生對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無人關注的盲人的悲慘遭遇和處境非常心痛，一心要為他們做些什麼。他經常給宣教雜誌寫信，分享自己在益陽的工作和生活經歷，也常常提到他所看到的盲人的悲慘處境，同時把他平時拍到的真實人物和場景的照片寄給差會和朋友，最後他提議在益陽建立一所盲人學校。他的呼籲得到挪威信義會教會和信徒的響應，於是他們特別為此籌款，盲人學校最終於1913年9月16日建成。盲人們在這所學校裡可以學到由西方傳教士發明的布萊葉盲文，他們學習如何用指尖觸摸紙上突起的點點來閱讀和寫作。此外他們還可以學習紡織和樂器演奏。凡在這所盲校受過教育的人，都成為一個有信仰、有教養、有知識、有生活技能的人。每逢主日教堂做禮拜時，人們總會看到一支奇怪的隊伍，領頭的那個人是個明眼人，後面盲人的手依次搭在前一個人的肩上，相隨而行。許多從這所學校畢業出來的盲人結局美滿，比如有人成了教堂的風琴手，有人娶妻生子成為獨立謀生的人，有的甚至成為成功的商人。

倪爾生還注意到那些四處乞討的流浪兒和殘疾人，他們在社會上要找到工作可以說是難上加難。因此他慢慢地也允許這些人進入盲人學校學習，後來乾脆為他們設立一所殘障人學校，讓他們學習紡織等生活技能，幫助他們成為一個可以自食其力，對社會有用的人。

1909年，已經在中國工作了7年的倪爾生偕妻子兒女回到挪威述職。1911年2月24日，倪爾生的兒子斯萬出生。同年，夫婦倆帶著四個孩子返回益陽。此後，倪爾生便負責和挪威總部的聯絡。除了繼續其行醫、辦學等各項事工外，他還幫助在華挪威孩子結對幫助中國孩子，或者給有志成為醫生或護士的中國學生尋找經濟幫助。

四、創立紅十字會醫院

1911年，在人道主義、公共衛生和教育事業中，倪爾生和中國近代醫學教育的先驅顏福慶結下了不解之緣。當時顏福慶是紅十字會的主席，而倪爾生則在紅十字會負責財務等工作。為了幫助因動盪而受難的人們，他和顏福慶一起，安排床位、床墊、床單床罩和採購其他設備，共同創立了湖南第一所紅十字會醫院。這所醫院就是現在的湖南省人民醫院之前身。

五、回國與去世

1915年10月27日，倪爾生最小的孩子崔格維·尼古拉出生在益陽。1918年，倪爾生被任命為挪威信義會秘書長，奉命離開這個他為之燃燒了自己生命的國家和事業。這次，他永遠地離開了中國，回到斯塔萬格。

1922年10月28日，倪爾生在睡夢中安然去世，享年51歲。就在前一天，他的幼子崔格維剛剛過完7歲生日。無論是在挪威還是中國，人們都感到悲痛萬分，難以接受這一事實，挪、中兩國都舉行了大型的悼念活動。中國人穿著白色的，挪威人穿著黑色的喪服悼念他，為他送葬。他的棺槨被運送到奧斯陸下葬。倪夫人瑪雅于1953年9月15日去世，與他合葬在一起。

六、後續

斯人已逝，但倪爾生的三個孩子拉格納、斯萬和貢沃爾後來追隨父母的腳蹤，又陸續來華服務中國人民，延續著其家族與中國的情緣。

1995年，挪威駐華大使斯維勒收到一封來自益陽市中心醫院的信件，尋找醫院創始人倪爾生的後人。大使登報找尋後，倪爾生的後人出現了，這人就是倪爾生的外曾孫、在挪威赫赫有名的達芬・霍博拉騰(Dagfinn Hoybraten)。

霍博拉騰於1957年出生於挪威奧斯陸，曾任挪威基民黨主席、財政部國務秘書、衛生大臣、勞工與社會事務大臣、全球疫苗免疫聯盟董事會主席以及北歐理事會主席、北歐部長理事會秘書長等職務。1999年，時任挪威衛生大臣的霍博拉騰首次訪華，第一站便是益陽。當他走進益陽市中心醫院時，禁不住流淚了。他在這片祖先曾經居住並奮鬥過的土地上，追尋著家族的痕跡。雖然是第一次到訪中國，但他卻說：“我就是一個湖南人。”其後霍博拉騰被授任益陽市中心醫院名譽院長，其家族與益陽的百年情緣再次聯結在了一起。

正如他的外曾祖父把西醫帶入中國那樣，霍博拉騰後來把傳統中醫帶入了挪威。2002年，霍博拉騰等人將益陽市中心醫院納入中挪健康合作計劃,並為益陽的醫生提供了獎學金項目,項目以約根·倪爾生的名字命名。

2006年，霍博拉騰和太太一起，應邀前來參加益陽市中心醫院百年慶典，並為該院為倪爾生豎立的半身雕像揭彩。2015年，霍博拉騰應邀再次訪問益陽。

2019年，湖南省委書記杜家毫訪問挪威時，特地會見了霍博拉騰，感謝他延續外曾祖父的情懷，為湖南與挪威在醫療衛生領域的交流合作所付出的努力。並說：“喝水不忘挖井人，湖南人民永遠不會忘記恩人和老朋友。”

倪百禮女士是倪爾生二兒子斯萬的女兒，1942年8月5日出生於安化天罩坪，童年在資陽區五馬坊生活，7歲時離開中國。她能流利地用中文閱讀和交流，現與丈夫一起生活在挪威首都奧斯陸。在她心裡，益陽是她無法忘懷的故鄉。她曾先後四次帶著自己的丈夫、子女和孫輩回到益陽和安化，尋訪祖輩、父輩留下的足跡。她說：“祖父的人生選擇影響著他的子孫，他有三個孩子回到益陽工作，我父親便是其中之一。1942年8月5日，我出生在安化縣天罩坪，後來我們搬回五馬坊，住在那棟綠色琉璃瓦屋頂的房子裡。我在益陽度過了平安、快樂的童年。我的中國媽媽“何奶奶”比我的親媽媽更加愛我。當1949年4月我們分開時，我倆都哭得很傷心。我答應她一定會回來。

我的父母親內心從未離開過中國，中國對我而言也意義深厚。我多次回到益陽，現在是第四次了。1949年到現在，益陽的變化和發展太快了。桃花侖的稻田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由漂亮大樓和林蔭大道組成的現代都市。但有一件事情沒變：那就是益陽人的熱情和友好。”（《獻給我最愛的益陽——祖父約根·埃德文·尼爾森回憶錄》）

一百多年過去了，當年倪爾生所創的醫院和學校都還在，並已發展成為湖南有名的綜合醫院益陽市中心醫院和重點高中益陽第一中學，它們就是在信義醫院和信義中學基礎上發展而來的。益陽唯一的醫學高等專科學校益陽醫專，也由此脫胎而來。當年倪爾生他們生活的桃花侖區域現在已經變成了益陽市的核心商業區。

2017年，由達芬・霍博拉騰撰寫，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北極光照耀桃花侖――一個挪威家庭的中國情》（Northern Lights at Peach Flower Hill）在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和北歐中心首發。書名中的“北極光”源自于倪爾生出生的城市——特羅姆斯郡的瑟雷薩市，這個典型的北極地區能在晴朗的夜空中看到神奇的北極光。而“桃花侖”，則是指資江邊上的桃花侖地方。霍博拉騰結合家庭日記、回憶錄以及相關檔案資料，生動地講述了一個挪威家庭與中國、與益陽、與復旦的世紀情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