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柝聲

根據衆多史料書籍記載，倪柝聲的出生年月日爲1903年11月4日，但他墓碑上所鐫刻的生年卻是1901年。其祖籍爲福州，但他卻出生在廣東汕頭，因爲當時他父親倪文修在汕頭海關供職。他出生後，父親給他取名叫“述祖”，即“光宗耀祖”之意。但他信主後，即改名爲“柝聲”。“柝”，即當時更夫手中敲打的梆子，“柝聲”，即喚人警醒的“更梆之聲”。他以此明志，要做一個時代的晨更守望者，以喚醒世人沈睡的靈魂。他年幼時雖然也取了英文名字叫亨利（Henry），但隨其中文名字之意，其英文名字遂爲“Watchman”（“更夫”或“守望者”）。此後他以“Watchman Nee”而聞名於世。

倪家是福州地區最早皈信基督的家庭，到倪柝聲這一輩已是第三代基督徒。其祖父倪玉成是美國公理會（American Board Mission）的牧師，可說是中國最早的華人牧師之一。美國公理會於1847年（清道光27年）來福州設點傳教，並於1855年開設教會學校。倪玉成受教於該校並接受了福音，不久在閩江受洗成爲基督徒。畢業後四處傳道，數年後成爲閩北三大名牧之一。

因當時福建民風保守，信仰基督教者甚少。作爲基督教牧師的倪玉成雖屆適婚年齡，卻難覓志同道合女性爲妻。爲信仰之故，他毅然打破福建人不與外省人通婚之習俗，從廣東迎娶一位基督徒小姐爲妻，婚後生活十分美滿，他們共養育九個子女。

倪柝聲之父倪文修排行第四，自幼接受良好教育。青年時參加科舉考試，考中秀才，取得謀職爲官之資格。後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與林和平結爲夫妻。林和平（倪母）原出生于一個農民家庭，因家境貧困，從小被父母送人爲婢女；不久又被轉送福州一林姓商人爲養女。幸好這對林姓夫婦視她爲親生女兒，疼愛有加，才使她苦盡甘來。按照當時傳統習俗，女孩兒都要纏足。正當纏足之苦就要臨到小和平之時，其養父突患不治之症，無可奈何之際，經一基督徒友人介紹，請來一位美以美會的牧師爲其禱告，絕症竟得醫治。林氏夫婦遂接受基督教信仰，不久偕養女一起受洗，成爲美以美會教會的會友，小和平因此不僅免受纏足之苦，還被送往教會學校接受教育，成爲一個有知識的女性。

倪文修夫婦共生養九個孩子，五男四女。倪柝聲排行第三，六歲時，倪家搬回祖居地福州。雖然倪家是個大家庭，但在父母辛勤工作與操持下，家道還算富裕。父母爲孩子們請來家庭教師，教他們識字習帖，學習中國古典文化。每逢主日，孩子們隨父母到教會做禮拜之同時，還接受主日學教育，習讀聖經，經歷信仰之熏陶。這些啓蒙教育爲倪柝聲及其兄姊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和信仰基礎。

倪柝聲從小就表現出其過人的聰明才智，調皮、好動的性情，以及組織與領袖才能。1916年，他進入英國聖公會所創辦的福州三一書院（Trinity College）初中部讀書。該校教員多爲愛爾蘭宣教士，校園環境優越，師資力量雄厚，科目繁多，堪稱爲福州一流的教會學校。倪柝聲就學期間，各門功課（除體育課外）都十分優異，但在基督教信仰上他卻興趣缺缺。他雖然出生於基督徒家庭，自幼接受“兒童洗禮”；雖然三一書院宗教氣氛濃厚，他也參加崇拜，修讀聖經課，但基督教信仰一直沒有進入到他的內心深處。

1920年前後，席捲全國各地的反基督教浪潮給基督教帶來極大衝擊，許多青年學生，包括倪柝聲在內都深受其影響；加之教會內的一些現象以及有些牧師的形象都給他帶來負面影響，甚至對基督教産生某些惡感。他在日後的個人見證中，曾提到當時教會牧師在他心目中的形象：那時他認爲牧師很卑鄙，除了來募捐外，平時看不到他們的影子。他們的眼裏只有錢，甚至人家把麻將桌上的錢給他們，他們也照收。此外，倪柝聲還看到教會中有許多人是有名無實的基督徒。這些都使他內心産生懷疑與困惑，從心底裏看不起這些“牧師”和“基督徒”。直到有一天，他參加了余慈度女士的佈道大會，聽了她的講道之後，他的生命才發生了徹底的改變。

1920年，女佈道家余慈度應邀前來福州主領新年佈道大會，倪母因早年與她相識，故前去聽她講道。倪母此時只是一個挂名的基督徒，每天熱衷於梳妝打扮，沈溺於打牌等享樂；在丈夫與孩子們面前她也是說一不二。在這次佈道會前不久，因家中她所珍愛的一隻花瓶在孩子們玩鬧中被打碎，她錯誤地認定是倪柝聲幹的，並且在怒氣中重重地責打了他。但就在這次佈道會上，她深深地被余慈度的講道所打動，生命得到復興。回家後，她放下長輩之尊，抱住兒子痛哭，真誠向他認罪悔改。此舉讓倪柝聲大受震動，心中不禁納悶是什麽力量使母親發生如此之大改變。於是第二天，他隨母親一道前往佈道會聆聽余慈度的講道，因聖靈作工，他內心大受感動，悔改認罪，真心接受基督，並決志放下一切，奉獻自己來跟從主。在1936年廈門鼓浪嶼的一次聚會上，倪柝聲曾親口講述自己蒙恩得救的情形：“1920年，我十七歲時蒙恩得救……，我知道我的得救必須是雙重的：一面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一面要以他爲主來事奉他。”

信主後，倪柝聲大發熱心，立志做個傳道人。趁三一學院因內戰停課之機，獨自前往上海進入余慈度所辦的聖經學校學習，但不久即被辭退，原因是因他貪愛美食和穿著，貪睡不能早起。這事雖然使他深受打擊，但也使他認識到，生命的改變必然要帶來生活的改變，否則無法很好地事奉神。

倪柝聲重返三一書院繼續其學業之同時，熱心向同學們傳福音，領人歸主。他還把許多同學的名字一一列在自己的本子裏，每天爲他們禱告。因此他被人嘲笑爲“傳道先生”。但他不以爲意，繼續祈禱傳道不止。結果，到他畢業時，在他所列70名學生中，除一人外，其他皆受感歸主。

此一時期，對倪柝聲靈命成長影響最大的當屬來自英國的自由傳教士和受恩（Miss Margaret E. Barber）。兩人經余慈度介紹而彼此相識，此後和受恩成爲他的屬靈導師，在各方面教導倪柝聲，指導他看書，幫助他解決屬靈生活中所遇到的種種難題。不久，倪柝聲結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基督徒，如王峙和王載兄弟倆、王連俊、繆紹訓和陸忠信等人，他們不僅僅在學校內傳福音，還經常敲鑼打鼓地到街上去佈道、唱詩及散發福音單張等，在福州頗爲轟動。此外，他們也時常利用節假日到四圍鄉村去傳福音。

自1922年起，他們在王載家裏開始了定期的禱告和查經聚會，並且舉行“擘餅”聚會以記念主耶穌的受死。因人數不斷增多，以致王載家容納不下，他們就在福州十二間排地方租了房子作爲聚會場所。

1922年底，倪柝聲創刊《復興報》，以文字佈道，幫助信徒靈命成長。1923年，倪柝聲以優異成績從三一書院畢業。畢業後，他捨棄升學攻讀學位的機會，甘心樂意奉獻自己，成爲一名基督福音的使者。

1924年，由於在教會觀與教會實踐諸多方面的看法不同，倪柝聲與王載分手，各自按著自己的領受，走上不同的事奉道路。倪柝聲離開福州，分赴中國各地主領奮興聚會，並且還到南洋和日本等國佈道。1926年5月回國後，居住在福州羅星塔，創辦《基督徒報》和福音書局，藉此將福音和自己的教會理念傳往全國各地。1926年下半年，倪柝聲不幸染上嚴重的肺結核，不得不停下奔波的腳步，遵醫囑臥床休息靜養。期間，他閱讀了大量教會歷史上屬靈偉人的著作，特別是那些神秘派、敬虔派和弟兄會的屬靈作品，這些幫助他醞釀出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屬靈人》。這本書寫於倪柝聲在福州和無錫養病期間，最後在上海完成出版的。

1927年底，倪柝聲來到上海，與其親密同工李淵如、汪佩真和祝康寧（Charles H. Judd）等人在辛家花園汪佩真家中聚會。在倪柝聲領導下，聚會人數迅速加增，於是他們就在哈同路文德裏租了房子開始聚會，稱“基督徒聚會處”。倪柝聲也把福音書局搬到這裏來，改稱爲“福音書房”，從而成爲其文字宣教和推展地方教會的基地。1928年2月1日，倪柝聲在這裏爲來自各地的五、六十位同工舉辦了爲期一個月的特別聚會，栽培、造就他們的靈命，爲他們指明道路。

倪柝聲在養病期間，有更多的時間思考其教會路線和宣教事工等問題，最後歸結爲四個方面的工作， 即，1）文字工作；2）定期舉辦得勝者聚會；3）建立地方教會；4）青年訓練工作。待病好後他全力以赴，將這四方面的工作付諸實施。他藉文字工作向各地信徒傳遞屬靈信息和生命之道；藉得勝聚會培養、造就信徒靈命，提高信仰素質；藉青年工作培訓新一代教會領袖；爲反對、脫離教會內的宗派，他堅持建立不屬任何宗派一地一方的教會。受其影響，許多信徒脫離原來的宗派教會，加入到地方教會中來。1931-33年間，倪柝聲多次沿長江而上，到沿江各地，如南京、漢口等城市宣道；還北去北京和山東青島、煙臺等地主領聚會，所到之處，地方教會紛紛建立起來，逐漸自成體系。

因訂購屬靈書籍，進而書信往來，倪柝聲與英國“閉關弟兄會”建立了聯繫。1932年，“閉關弟兄會”一行七人到上海專誠訪問了上海基督徒聚會處。通過幾天的交通與分享，雙方發現在信仰與教會立場上有許多契合之處，聚會處的模式與倪柝聲的講道爲客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1933年，倪柝聲接受邀請，赴英國回訪“閉關弟兄會”。幾天的相處，對倪柝聲的影響頗深。但因他在英期間和途經美國之時，順訪了其他教會，拜會了他所仰慕的、後來成爲其靈性導師的史百克（Austin-Sparks）先生，而不被“閉關弟兄會”所容忍和接納，終至兩下分道揚鑣，是爲憾事。無論如何，該弟兄會對倪柝聲的影響是不容置疑的。

1934年10月，倪柝聲到杭州主領特別聚會。10月19日特會結束那一天，他與張品蕙小姐舉行了婚禮。兩人自小在福州一起長大，青梅竹馬。長大後，張品蕙赴北京到燕京大學讀書，兩人關係曾一度中斷。張品蕙畢業後回到上海，到文德里參加聚會，共同的信仰追求使兩人重續舊情，終成眷屬。結婚時倪柝聲32歲。

1935年，倪柝聲先後在山東煙臺、上海以及福建泉州等地舉行特別聚會，所到之地，給教會帶來極大的奮興。1936年，由於上海基督徒聚會處的信徒人數猛增，不得不建立新的聚會場所。全體會衆同心協力，熱心奉獻，新會所很快在南陽路落成。同年，倪柝聲特別邀請在湖南長沙行醫的俞成華醫生回上海與他同工。俞成華果然不負重托，與倪柝聲一起使教會工作更加興旺。

由於聚會處的中國特色，信衆之間的真誠相愛，以及領導同工的屬靈領導能力，在短短幾年內，聚會處得到迅猛、蓬勃的發展。到1937年抗戰爆發前，他們在全國三十多個城市建立了教會，而且還遠播到南洋一些地方。許多大學的知識份子、醫院的醫護人員都被吸引到聚會處中來。還有許多基督徒紛紛脫離其他的宗派而轉到聚會處來聚會，因而引起一些西方傳教士以及宗派教會的不滿，甚至稱他們爲“偷羊者”。

繆紹訓是倪柝聲早期在福州的同工之一，1931年移民菲律賓，在馬尼拉華僑中間傳福音，爲那裏的教會奠定下根基。應繆紹訓之邀，倪柝聲於1937年7月赴馬尼拉，在那裏舉行了爲期四周的培靈會，給當地華僑教會帶來極大的激勵。他原本打算由菲律賓經由新加坡等地轉赴英國訪問，但因抗戰突然爆發，國內教會遭受衝擊，他當即決定返國，與教會及其會衆同赴國難，共度難關。在艱苦歲月裏，他往返於上海與漢口之間，主講有關教會問題的信息。日後，他這段時期所傳講的信息經張品蕙與李淵如整理成書出版，名曰《工作的再思》。倪柝聲的“地方教會觀”就此成形並系統化。

倪柝聲根據聖經原則，設立不受薪，完全“過信心生活”的使徒，使徒的責任是宣道和建立教會，而各地方教會則由長老來治理。1938年，他差遣128使徒出去，到全國各地去傳福音、建立教會。

1938年7月，倪柝聲開始去歐洲之行。在英國期間，他拜會了其屬靈密友史百克先生，與他有深刻的屬靈交流。還結識了史百克的女婿金彌爾（Angus I. Kinnear），數周之內，二人成爲知己，倪柝聲給他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金彌爾後來爲倪柝聲寫下一本傳記《中流砥柱——倪柝聲傳》（Against the Tide: The Story of Watchman Nee）。

同年10月，倪柝聲應邀赴丹麥主講《羅馬書》，這一系列講章日後整理成書爲《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並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在海內外教會中影響甚大。丹麥之後，倪柝聲又先後赴挪威、德國、瑞士和法國等地訪問。他原本計劃於11月回國，但因故推遲了歸期。在英國滯留期間，他有更多的時間與史百克就聖經和教會問題做深入的探討；同時他還和西方友人合作，將其《工作的再思》一書翻譯成英文出版，在西方教會圈內引起很大反響。

1939年7月，倪柝聲由英國乘船經印度孟買、科倫坡等地返回上海。經短暫休息後，他就開始舉辦一系列的特別聚會，重點向其同工和會衆講解“基督的身體”教會的奧秘等問題。不久又在法國租界內租房子，作爲培訓同工的新場所。由於倪柝聲無論是在信仰上，解經方面，還是在組織與領導能力上，都十分傑出，無人望其項背，他在國際、國內聲望日隆，人們對他倍加崇敬之同時，對他的期望值也越來越高。但就在聚會處各項事工發展蒸蒸日上之際，卻在四十年代初遭遇到意想不到的挫折。問題主要出在“生化藥廠”問題上。

生化藥廠爲倪柝聲之弟倪懷祖所創辦，他是個化學家，但不擅經營管理之道，故很需要人襄助。作爲家中長兄，當弟弟求助於他時，他不能坐視不顧；同時也爲解決教會工作需要，已及同工就業問題之想，倪柝聲就接下了經營藥廠之責任。但要經營管理好一個偌大的藥廠絕非易事，漸漸地，倪柝聲把越來越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藥廠事業上。這樣，他用於信仰追求，講道和教會事奉的時間就越來越少，以至於造成教會同工和信徒對他的不滿與疏離。久而久之，各種揣測與傳言鋪天蓋地而來，使人真假難辨。有些同工，甚至包括一些他最親密的同工都離他而去。在這種情況下，上海聚會處的幾位長老于1942年底決定停止倪柝聲的講道。倪柝聲沒有爲自己做任何辯解，將此視爲神的管教而默認接受。

退隱後的倪柝聲並非無所事事，經營生化藥廠之餘，他幫助、接濟了許多戰時被日軍關入集中營的西方傳教士。當生化藥廠因戰爭影響被前往當時的大後方重慶時，他協助當地的江守道夫婦開展教會工作。無論是江氏夫婦，還是當地教會都因他大得益彰。日後江守道成爲倪柝聲的親密同工，爲聚會處在海內外的發展功不可沒。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戰爭結束後，倪柝聲從重慶返回上海。由於他和上海聚會處的關係尚未複合，他就回到自己的家鄉福州，安靜等候，尋求神下一步的引領，同時他也主動地致力於複合的預備工作。

先是上海教會居領導地位的俞成華醫生發出複合的呼聲，接著，煙臺的倪柝聲的得力同工李常受也受託前往上海促成複合之事。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終於在1948年4月，倪柝聲重新回到上海聚會處，在衆長老面前，他承認自己過去的失敗，受到衆人的接納與歡迎。當他重新出現在講臺上時，許多人感動落淚，場面十分感人。

此前此後，倪柝聲推出“耶路撒冷模式”，使徒握有更大的權責；同時他推行“福音移民”的主張。所謂福音移民，就是有計劃的派遣成批的同工或信徒，去福音未達之地，拓展新的領域，建立教會。爲配合“耶路撒冷模式”的教會路線，倪柝聲在上海和福州兩地連續宣講“交出來”這個信息。所謂“交出來”，大致就是“工人”要交出來，在教會中配搭事奉，在工場上接受調遣；“工作”要交出來，不可將神的工作，當作自己的工作；信徒要將財物交出來，就如使徒行傳第二章所記的那樣。隨後一場“交出來”運動在聚會處教會內展開。倪柝聲身體力行，首先把生化藥廠交出來，作爲教會公産。在他的帶動下，福州教會們於1948年3月，依“耶路撒冷模式”，把教會的一切都交出來，供使徒們調遣使用。接著，上海教會的同工與會衆紛紛把自己的工廠和産業交出來，其中包括印刷廠、藥廠和油墨廠等，教會的財産因之劇增，在教會中造成很大震撼。此時，倪柝聲已在全國範圍內的聚會處教會中高居領導地位。各地教會人數倍增，到1949年時，聚會處信徒人數達七、八萬人，占全國總基督徒人數的十分之一。這一階段可謂基督徒聚會處的黃金時期。

1948年6月，倪柝聲在福州鼓嶺開辦長達四個月之久的同工訓練聚會，共有來自南洋和全國各地七十多位同工參加。爲應付時局的改變，倪柝聲在聚會中傳授了教會所面臨的信仰上的、教會觀方面的、解經方面的、基督工人的訓練，以及信徒造就等許多實際問題，使與會者有茅塞頓開之感，皆稱有很大的收穫，蒙福匪淺。

同年冬天，倪柝聲回到上海，此時，共產黨將要接管政權似已成定局，面對教會可能遭遇的困難，他與其同工們已做最壞的準備。但無論時局如何演變，他堅持自己要留在中國，因他深知神對他的呼召是在中國，他說，政府可以撤退，但神的教會不能撤退。他也有計劃地指派一些同工移居臺灣、香港和東南亞國家，爲聚會處在海外的發展作了富有遠見的部署和安排。

1949年4月，儘管時局緊張，倪柝聲還是在福州鼓嶺舉辦了第二次同工培訓聚會，這次參加者有百餘人，至同年八月結束。接著他又去臺灣、香港，差派同工在當地拓展教會，勉勵造就信徒。1950年1月，他在香港九龍聚會處舉行爲期一個月的特別聚會，並按立長老、執事，幫助建立健全教會組織。在港期間，許多同工出於安全考慮，極力勸說他留在香港，均被他謝絕。他順從內心的呼召和責任感，毅然於1950年6月返回上海。

1952年4月，倪柝聲在去往東北處理生化藥廠事務途中，被公安人員逮捕。被捕後並未被立即判刑，直到1956年6月，他才以多項政治和經濟罪名被起訴。在正式宣判之前，由宗教局和“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組織發動各教會信徒對倪柝聲進行控訴和批判。會前會後，在上海以及全國各地聚會處凡不妥協的負責同工系遭整肅或監禁，聚會處教會遭到沉重的打擊。

1956年6月21日，倪柝聲被作爲所謂“倪柝聲反革命集團”首犯，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但到1967年4月，也就是十五年期滿之時，他仍沒有被釋放。雖然他在獄中多年，受過許多非人的折磨與苦難，更無聖經可讀，但他始終堅持自己的信仰。直到1972年6月1日，經過二十年的牢獄生涯之後，有消息傳出，他死于安徽白茅嶺勞改農場。當其親屬前往農場善後時，該農場官員向她們出示一張發現于倪柝聲枕頭下的字條，上書：“基督是神的兒子，爲人類贖罪而死，三日復活，這是宇宙間最大的事實。我因信基督而死。——倪柝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