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維思

早年生活

倪維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於1829年生於紐約州奧維德（Ovid）附近一個農場主家庭，一歲半時父親因意外摔傷而去世，此後跟隨祖父母在農場中長大，並在祖父的影響下接受基督福音，成為基督徒。倪維思年少時常在農場幫忙，喜愛果樹栽培，常利用假期在果園裡做些果樹嫁接工作。1845年，16歲的倪維思考入聯合大學讀書，1848年畢業後，南下喬治亞州謀求發展，在那裡靈性得到復興，遂立志獻身宣教事業，進入普林斯頓神學院深造。在神學院期間，他為自己訂下24條規則，以此來約束並省察自己的生活。例如，他規定自己每天晚上10點鐘入睡，清晨4點鐘即起床讀經、禱告，預備自己做好一天當中每一件事。每周末晚上還要禁食，反省自己一周來實踐這24條規則的情形，操練過敬虔、聖潔的生活。

在華初期宣教

1853年4月，倪維思以優異成績從普林斯頓神學院畢業，遂向美國長老會差會總部遞交申請，要求去中國宣教。長老會差會很快批準了他的請求，差派他前往中國寧波宣教，並按立他為牧師。同年6月15日，倪維思同海倫•寇恩（Helen S. Coan）結婚，婚後僅兩個月，夫婦倆就從波士頓乘船，啟程前往中國。經過四個多月的海上航行，於1854年3月到達上海，然後轉往浙江寧波，開始他們在華的宣教生涯。巧合的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也是同一天從英國啟程來華，而且也是到寧波。在寧波期間，倪維思和戴德生、丁韙良（William P.A. Martin）結為好友。

倪氏夫婦一邊在寧波學習漢語，為宣教作預備，一邊等待時機。此間倪維思還曾去日本從事短期宣教工作。1861年，倪維思攜妻前往登州（今蓬萊），初到時，想找到一處安身之處都很難，幾經周折，總算找到一所殘破的觀音廟，即以那裡作為住處和布道所，開始了在山東地區的宣教工作。不久就有三人受洗，成為登州最早的基督徒。據海倫自述：“一千八百六十二年三月初二日，教會在登郡初立。有三個人領受洗禮：一是寧波人，在我家廚房作活的；一是林壽寶先生，他是拔貢，是幫助倪維思翻書的；一是張幹臣先生，為我們抄書的。” 當時，倪維思夫婦以佛教觀音堂作為教堂，作為敬拜與佈道之所，實為罕見。但倪維思卻獨具慧眼，因他發現這所觀音堂不同於印度的佛教建築，而是一種中國傳統式的居室建築，很容易被中國人所認同。由此他領悟到，佛教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立足並得以迅速傳播，主要原因在於它得到了本地文化的認同。基督教若想在中國生根發芽，就必須要盡快適應中國的本土環境。最初幾年的宣教實踐，逐漸形成了“倪維思計劃”，使他成為最早提出中國教會“自治、自養、自傳”三自原則的人。

倪維思憑藉其銳敏的觀察力，很快就開始了一項新的工作。鑒於中國婦女飽受壓迫、多不識字、纏足、思想封建、迷信等特點，倪氏夫婦就把她們作為傳福音的對象，幫助她們接受教育，學習技藝，而不至於使中國近一半人口的勞動力荒廢。於是，在他們到達登州後的第二年，即收養了幾個因父母雙亡而被遺棄的女孩子，創辦起一所寄宿女子學堂，親自教他們讀書識字，這是山東第一所女子學校，具有開女子教育之先河的意義。

1864年，倪維思夫人因患重病，不得不返回美國就醫。幸當此時，美國長老會宣教士狄考文博士(Calvin Wilson Mateer)攜妻於1863年來到登州，正好接替倪氏夫婦的工作。1869年，倪維思獲得他母校聯合大學授予的神學博士學位。

山東賑災

倪維思攜妻五年後再次來華，1871年從登州移居煙臺，此後在那裡生活22年之久，直到去世。除建立教會和辦學外，倪維思經常深入山東內地傳福音，分發福音書冊，足跡遍及青州府（今益都）、濰縣（今濰坊市）和沂州府（今臨沂）。1877年，山東因連年乾旱造成空前的大飢荒，倪維思決意放下一切事情，同郭顯德牧師(Rev. Hunter Corbett)等人，專門從事賑災活動，同時把福音傳給當地民眾。他以臨朐縣的高崖為中心，遍訪受災之地，了解災情，統計受災人數，制定放賑辦法，發放賑款。為了向外界募款，他經常把災情和賑災情況寫信告訴他在煙臺的妻子，再由她轉發到國外。從其信件片段中，可見當時災情之嚴重：

“一八七七年三月：此處災情極為嚴重，幾乎人口的一半被迫分散到鄰近幾個省份逃荒要飯。過去六個月平均百分之十五的人口已經餓死了，有的地方死亡率比這個還要高。……老百姓的糧食已經吃盡了，連小米糠、地瓜秧、豆稭也都吃盡了。現在是靠樹皮、草根等充飢。我們所遇見的人，十個中就有九個都是面黃肌瘦，眼睛凹下去，有的骨瘦如柴，僅僅有個骨架。他們不敢求吃飽，但求能活下去。許多人以售妻賣女作為最後一著。六七歲的女孩賣一二元錢，十至十二歲的賣三至五元錢。”

“一八七七年六月：過去幾個星期死亡率更高了，……五百人的村莊就有三百人餓死；三百人的死了一百多。臨朐有個村莊，去年夏天有一百八十人，現在只剩下九十三人。他們衣服賣光了，沒有衣服，就在地底下挖個大坑，擁擠著取暖，死了一個就補上一個。”

倪維思全力以赴投入賑災，根據他給美國差會的報告，共捐助救濟銀7600餘兩，賑濟了383個村的32593餘人。他們的義舉見證了基督的美善，使數萬百姓受惠，贏得了眾多災民的尊重，於是有不少人慕而聞道，受洗成為基督徒，一年之內就新增教友不下一千數百人。其中有些信徒以家為教會，成為福音中心，逐漸發展出許多佈道所。倪維思還將十幾個男女難童帶回煙臺，把這些“將要餓死的孩童，收為學生，養至成人。”

倪維思在鄉間為親自設計建造了一所別緻的西式小樓，名為“南樓”，成為接待宣教士和聚會的最佳場所。當他看到山區的土地貧瘠，農民普遍貧窮，就決意引進先進農業科技，提高農民收入，改善人民的生活。倪維思發現煙臺的地理位置與其紐約州家鄉所處緯度相差不多，氣候相似，水果種類也不少，只是“品質不好，大多口感很差”。由此倪維思推斷“中國水果品質差的原因不在於自然條件，因為這裡的土壤與氣候都非常適宜，問題在於缺乏優良的果樹品種和栽培技術”。於是，倪維思萌生了改良山東水果的念頭。倪維思原本出身農家，對於各種果樹的種植與栽培方法素有經驗。他在毓璜頂山下的東南坡買下十多畝土地，建起一座示範農場。為尋得優良的果樹品種，他廣泛搜羅美國以及歐洲各地適合於山東土壤氣候的果樹品類，將美國的蘋果、梨、桃、李、歐美的葡萄和日本的草莓引進煙臺，以嫁接、插枝、育苗等方法，與中國原產果樹交配，繁育新種。這片果園位於“南樓”之南，故得名“南園”，又名“西洋果園”。在這片果園裏，倪維思培育出多種西洋果木，僅葡萄就包括特拉華（Delaware）、戴安娜（Diana）、甘汁（Sweetwater）、黑香（Black Hamburg）、玫瑰香（Muscat）等5個品種。此外還有巴特利特（Bartlett）梨，以及蘋果和李子等。倪維思在果園裡經常備有嫁接用的外國果樹枝芽，隨時準備無償送給那些前來索要的當地農民。起初幾乎無人問津，但當人們驚訝地發現這些洋水果因口味鮮美，市價竟是本地水果的十倍以上，於是紛紛前來索要種苗。倪維思免費贈送果苗給附近各地鄉民，並定期傳授種植技術和經驗，推而廣之，裨益民生。後來農場規模越來越大，倪維思就組織當地信徒來經營。洋水果物美價廉，很快就取代了當地的水果，成為山東農民的新寵，為他們增添了不少財富。種植果樹，需要蜜蜂幫助傳播花粉，才得高產。這樣，又發展出養蜂業，成為農家重要的副業。倪維思還進口了優種的荷蘭乳牛，養在他的農場上，經交配育種，再介紹推廣到各地。這些都成為當地人民的富源。

倪維思也因此贏得當地民眾的好感與尊敬，大大有助於福音的傳播。倪夫人說：“我丈夫之所以將西洋水果引入中國，是因為他持有一個信念，即一個傳教士的職責不僅在於為周圍人謀求精神上的福祉，還要關心他們當下的物質需要。” 倪維思確實是以農業科技為“婢女”來服務於宣教事業的。因為倪維思註意到中國民眾對基督教的排斥心理和現世功利性的實用觀。在倪維思夫婦來華宣教之初，倪夫人曾勸說一位患病的中國老嫗相信耶穌，但這位婦人的反應卻是：“如果耶穌能讓我恢復健康，我就相信他。” 由此，倪維思夫婦意識到“中國人拜神、敬神是出於對神有所欲求。” 於是，倪維思嘗試運用“適應策略”，以引進農業科技，移植西洋果樹為手段，從物質實用層面惠及中國百姓，進而使後者對西方傳教士與基督教產生親近感與皈依感。雖然倪維思在其有生之年並未看到其宣教目標的實現，但事實證明他在策略上是成功的。他為煙臺帶來的各式西洋果樹，作為獨特的“福音”造福了當地的百姓，也成就了中西科技交流史上一個奇蹟。是倪維思使煙臺水果譽滿天下，也使煙臺成為水果之都，他本人未曾想到，五十年後，煙臺會成為中國第一“水果之鄉”。南洋富商張弼士聞訊，到煙臺買下一座小山，即今日仍沿用舊稱的“葡萄山”，並設立了張裕釀酒公司，其產品曾多次榮獲國際大獎。倪維思在山東付出了差不多40年的歲月，造福山東人民，故有人建議在煙臺公園中為他豎立雕像，並加上封號：“蘋果與葡萄之父”。

倪維思宣教方法

倪維思也有“宣教學之父”之稱。1886年，在宣教士刊物《教務雜誌》（China Recorder）上，倪維思以他多年的宣教經驗，發表了一系列論文，討論宣教策略，這就是“倪維思計劃”的雛形，實際上就是聖經模式的宣教。在他的《差會工作方法》（Methods of Mission Work）一書中，提出許多新的宣教方略，每一項都是引用聖經為根據，沒有高言大智，樸實無華。他極力主張中國教會要本土化。可惜他的許多宣教理念並未得到多少認同與回應便歸於沉寂。反倒被朝鮮半島上的教會所接受過去，在那裡生根、開花、結果了。在1890年在華宣教士第二屆宣教會議上，倪維思是兩位大會主席之一，發表了重要論文“在華宣教方法的回顧與檢討”。會後前往韓國訪問，將其宣教新理念帶到韓國。

1890年，倪維思應邀到朝鮮半島傳遞宣教信息。那次聚會的結果，產生出一本小冊子《宣教士教會的建立及發展》(The Planting & Development of Missionary Church)，廣為朝鮮宣教士和基督徒所接受。後來朝鮮半島雖然在1894年戰爭後，淪為日本佔領之下；雖然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苦難，又復歷南、北韓之內戰，但基督教會卻得以持續增長，成為聖靈工作的奇蹟。如今他們不僅擁有世界最大的教會，甚至即將超越美國，成為差派宣教士去往世界各地人數最多的國家。有宣教學者指出，今日韓國教會增長原因之一，可以追溯到當年韓國教會普遍採用了“倪維思方法”（Nevius Method）。

聖經翻譯與著述

在1890年上海傳教士大會上，成立了中文聖經翻譯委員會，倪維思參與了官話聖經譯本的翻譯與校對工作。他對官話有著特別的興趣，為自己能夠參與這項工作感到非常高興。倪維思此時的身體狀況已不大好，但是他覺得自己還是完全能夠勝任聖經翻譯工作的。他連續幾個月把自己關在書房裡，專心從事翻譯工作。1891年9月底，倪維思基本完成了分派給自己的翻譯任務。從10月初開始，他又參與校對另外一個委員的翻譯文稿。

倪維思也從事文字事工，在華40年間先後寫下《中國和中國人》、《差會工作方法》、《神學總論》、《祀天辨謬》、《被鬼附著及有關論述》和《天路指南》等多部書籍。他用英文所著的《中國與中國人》（China and the Chinese）一書，分為28章，內容涵蓋中國的史地、物產、制度、政府、宗教、民俗、文字、語言等，是一本妙趣橫生的有關中國的百科全書，有助於西方對中國的認識，亦為後來宣教士提供許多重要的信息。

倪維思夫人倪戈氏也頗富寫作才華，除著有《倪維思生平傳記：一個在華傳教士四十年生涯》（The Life of John L. Nevius, for 40 years a Missionary in China）之外，還寫有《耶穌教問答官話》、《恒心守道》、《梅莫氏行略》、《孩童故事》、《女四書》等書，大都由美華書館出版。

最後的日子

1890年，倪維思最後一次回美國休假。在接近兩年時間裡，他時刻掛記著中國的宣教事業。1892年2月4日，倪維思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我已經休養了很長一段時間。我覺得我應該回到中國，繼續我在那裏的工作。親愛的媽媽，我又要不得不與你分別。對我來說，這是最大的考驗。但是只要一息尚存，我就必須工作。我很快就會回來，到那時我們再也不分開了。” 實際上，倪維思已經清醒地認識到，他這一去，可能再也無法與母親見面了，因此在這年夏天，他盡可能多騰出些時間陪伴母親，與她享受天倫之樂。

1892年9月初，倪維思從紐約州家中再度出發，北上經休倫湖和蘇必利爾湖，輾轉到達溫哥華。9月18日，倪維思一行登上“中國皇後”號，開始了他們的最後一次中國之旅。經過近一個月的海上顛簸，他們抵達上海。短暫停留幾天後，再搭船前往煙臺。經過六個星期的風浪旅程後，終於在10月13日抵達煙臺。許多中國朋友趕到碼頭去迎接他們，帶他們回到闊別兩年的家——“南樓”，鄉民們也紛紛前來，向他們表達問候和歡迎。

在離開美國前，倪維思的心臟就已出現一些不正常的情況。回到煙臺後的喜悅與興奮，以及所要面對的各種工作壓力，使倪維思的心臟幾乎有點承受不了。嚴重的心臟病的征兆突然變得越來越明顯。但是他依然那麽開朗，那麽精神振奮。幾個星期過後，他的身體開始慢慢地好轉起來。1893年春天，倪維思把“南樓”的屋頂全面維修了一下。他相信這座房子至少可以再使用20年而不用做大的維修。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希望能給別人省下點麻煩，因為他知道，說不定在什麽時候他就可能不住在這裡了。同年夏天，來自各地的傳教士雲集煙臺，參加在這裏召開的祈禱聚會和宣教會議。很多活動都是倪維思親自出面張羅的。按照預先的安排，1893年秋天，倪維思還要在F.W.約克遜的陪同下到各地的傳教點和教堂尋訪，然後前去參加在濰縣舉行的一次差會會議和在青州府舉行的山東傳教士會議。10月18日，這天是星期三，倪維思比往常更加忙碌。上午，他先到領事館區參加了一次重要的會議。下午，他必須還要再次去那裡一趟。在回到家裏的一點點時間，他除了不斷地會見來訪者，還要抽空收拾、整理外出尋訪時必需的行李。晚上，倪維思來到妻子的房間與她做伴，因為倪夫人此時患上了嚴重的氣管炎。整個晚上倪維思的精神都很好，談話中神采飛揚，絲毫沒有焦躁不安的跡象。但倪維思感到很勞累。他說,他感到比去年生病的時候還要累。次日，倪維思病逝於煙臺，享年64歲，安葬在他親手種植的綠樹之下，墓碑上刻著兩句經文：“那使多人歸義的，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但12:3）；“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腓1:21節）。倪維思故後，其夫人在宅旁建屋，設立了婦女學校，專門收納成年不識字的婦女，即後來“愛道女校”的前身，直到珍珠港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