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夏理

一、從出生到來華傳教

那夏理女士(Miss Harriet Newell Noyes)於1844年3月5日出生在美國俄亥俄州的吉爾福德 (Guilford, Ohio)。父親Varnum Noyes為長老會牧師，母親 Lois Walker 是虔誠信徒。她在十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六。其兄那夏禮牧師 (Rev. William Henry Varnum Noyes D.D.) 在1866年來華傳教，於1878年在廣州花棣創辦了“培英書院”。其姊那大姑 (Miss Martha Noyes)，也在1873年來華傳教，初期在“真光書院”協助那夏理管理院務、開辦日間學堂。於1886年與廣州博濟醫院院長嘉約翰醫生 (Dr. John Glasgow Kerr) 結婚，此後夫妻協力救死扶傷。兄妹三人一生獻身中華。夏巴 (哈巴) 醫生 (Dr. Andrew P. Happer)、香汴文 (香便文) 牧師 (Rev. Benjamin Couch Henry) 等都是與那夏理同工的美北長老會傳教士；而廣州嶺南大學、夏葛醫院和真光書院也有著不可割切的關係。國父孫中山先生曾致函感謝那夏理女士對中國婦女教育所作的貢獻。

那夏理在13歲時從一女傳道報告中，得悉東南亞人民大都迷信、拜偶像、不認識真神，遂立志長大後要到不認識上帝的地方傳揚福音。大學畢業時，適逢美國爆發內戰，她以護士資格應徵入伍，曾井井有條地管理一所可容納千餘人的醫院，看來神早已裝備她的管理才能。自清初康熙帝開始長期實行閉關政策，西方傳教士欲在1840年以前來華傳教是非常困難的。直到兩次鴉片戰爭後，才使中國門戶大開，各國基督教差會紛紛差派其傳教士來華，分別在各通商口岸設立傳教基地。尤其在美國第二次大覺醒運動 (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 的推動下，從19世紀30年代起，有很多美國女傳教士開始來華，那夏理便是其中一人。在21歲時她被美國北長老會差派前往印度傳教，後受感動而轉往中國廣州。當時交通很不發達，從西到東來要坐船數月，遠渡重洋艱險重重。那夏理隨同嘉約翰醫生夫婦，於1867年11月冬起程，歷時約三個月，終於在1868年1月14日安抵廣州，加入當地美北長老會的傳教團隊。她初到異國不懂當地語言，每天要花六小時苦學中文，勤習粵語，在短短數月間便能說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

二、從傳教到辦學

那夏理抵穗初期的傳教工作極其艱難。因著中國長期的仇外心理，也礙於中西文化的隔膜，在傳道之初，那夏理與同工每日在街上走來走去，逐家逐戶叩門，希望有人開門接待進屋。但鄉人每見洋人出現便大喊“番鬼婆來了”，並雞飛狗跳地馬上把大門關上。雖然那夏理她們吃閉門羹無數，屢遭挫折，但仍堅持日復一日叩門造訪百姓歷四年之久。因感到以傳統方式直接傳道的效果不大，所以她便邀請婦女來學校，藉著參觀校舍、聽風琴彈奏、詩歌頌讚、看圖片和書本等來引發她們的好奇心，然後解答她們提出的問題。當得著她們的興趣和信任後，便進一步開始日間學堂 (對象是女孩) 和小禮拜堂 (對象是已婚婦女)，藉此機會向她們傳福音。過了一段時間，她感到學生若能住校寄宿，女傳道將有更多的機會與學生接觸，更方便向她們傳道。

1870年，那夏理深感興辦女學為當務之急，遂於1871年4月去信美北長老會差會總部，倡議在廣州興辦女子寄宿學校，作為培訓女教師和訓練女傳道之學院。適逢長老會的“婦女海外宣教部”剛剛成立，她們為此項事工致力禱告，並籌得足夠的款項興建校舍，和應允每年資助1000美元作為辦學經費。新校舍地點在廣州金利埠，那夏理親自設計教學樓之藍圖。新校舍於1872年6月16日落成並舉行開學典禮。書院分設有女童班和婦女班，可供20名女童和10名已婚婦女之用。但初開辦時只收得6名女生，而其中3名是已婚婦女。學生在校期間，除接受教育外，還需學習持家之道，如清潔房間、洗濯衣物、女紅刺繡等技能，以便日後可過自立自養的生活。

“真光書院”（True Light Seminary）之校名，是那夏理女士按著聖經 (太 5:14-16；約 8:12) 的詮釋而命名的。希望其學生都能高舉真光，努力傳揚福音；校訓為“爾乃世之光”；校徽為一顆“銀星”，如伯利恆之星，把人引領到神面前。那夏理開辦書院的目的是要把學生訓練為基督徒領袖，出色的傳道人；藉著教育提升婦女的地位，讓她們懂得夫妻之道，處世之道，和得著救恩之道。

三、真光書院之歲月

1. 初期招生的困難

因民風未開，當時中國婦女地位非常低微。在封建舊禮教的約束下，視女子無才便是德，故婦女多是文盲。社會上流行男女不平等、一夫多妻，又因時尚三寸金蓮而強迫女子纏足等陋習。當時很少父母願意送女兒來上學，就算要讀書也得在家學習，避免拋頭露面。唯恐婦女一旦上學，接受西方教育思想便自行擇偶，不再聽從父母、兄長或丈夫之命。當時若有學生信教或受洗，大都會受到其家庭的阻止或迫害；尤其是已婚婦女，可能被丈夫或夫家的人逐出家門。即使到了19世紀末，這種封建思想依然存在。

另一難題是，因當時國人普遍對洋人存有誤會、懷疑而導致不信任，故辦學初期很難吸引女學生進來。自1870年“天津教案”開始，全國各地相繼有教案發生，原因多起於對洋人的謠傳，如洋人散播毒藥、洋人殺嬰等，讓華人排洋之心日益加增，幸好在廣州沒有遇到太大的騷亂。辦學初期在書院附近也曾有些謠言流傳，說女學生在上課時被點名，為的是把她們運到外國去；或是洋人把女孩收藏，挖其眼睛作藥用；或是懷疑洋人是政府派來的間諜，對他們圖謀不軌等等。類似傳言皆需時日才能消除疑慮。隨著時間的流逝，當地民眾對教會學校的觀感才開始從懷疑改為信任。

在辦學初期，只有窮苦人家才願意送女兒入學，因為書院提供免費教育，包括學費、書簿、衣物、食宿，和雜費等。但每當女孩的家境開始有改善便馬上退學，所以初期學生人數很不穩定。為了確保學生來上學，那夏理要求家長簽同意書讓女兒留校三年，否則要退還全部學費。書院經過三年艱苦經營開始漸上軌道，學生人數也隨之漸增。

2. 書院經費的籌募

書院的經濟在初開辦時因有美國差會的支持，由於學生人數不多，所以可以應付有餘。但隨著書院發展，學生人數開始增加，偶有入不敷出之情況。那夏理作為書院的校長，每遇經費緊張時都會親自四出奔波。她一方面赴美向差會籌募，一方面自己節衣縮食以減少開支。離校的畢業生聞訊亦多有捐款支持以回饋母校，或應書院之需要回校幫忙擔任義工。因差會的經費有限，在擴建新校舍後更見不足。但隨著教會學校漸被社會接納，入讀教會學校反倒成為時尚。學生質數也由初期的社會邊緣人漸漸轉變為社會中上層人士的子女。書院在1900年開始收取學費，由半費至全費不定，視個別經濟狀況而定。

3. 校舍的遷徙

不幸的是，1875年1月10日，一場大火燒毀了校舍，那夏理三年的心血付諸一炬。這可說是書院最黑暗的日子。可幸的是，當天全校師生去了教堂崇拜，只留一名校役看守，因此無人傷亡。為此那夏理又四處奔走，很快便籌足1250元的重建費，並於數月後完成校舍的重建工程。

五年後 (1880年) ，由於學生人數不斷增加，校舍不敷應用而需擴建，那夏理再次為籌款奔波。藉著美國一位傳道差會會員留下的遺產，加上費城婦女部的補足，終於達成3000元的目標，在廣州仁濟路建成一間樓高三層可容下80人的新校舍。可笑的是，這三層高樓曾一度成為附近居民認為是破壞他們“風水”的不祥之物，到了20世紀初這種迷信思想仍舊存在。

在1894年3月至翌年8月間在廣東發生了鼠疫，死亡人數超過40萬。書院蒙神保守，每日都可正常運作。那夏理每天向神祈禱，她以詩篇 91:7節：“雖有千人仆倒在你旁邊，萬人仆倒在你右邊，這災卻不得臨近你。”為神的應許，求神保守學院平安。

在1990年拳亂之際，全賴當時的總督理智沒有參予這種愚昧的騷亂，盡力禁止了暴亂的群眾，書院遷至澳門暫避一年。在中華民國成立 (1911年) 至1916年間，學校也曾被迫中斷了好幾次，但只要情況許可便馬上復課。

民國成立後開始推行新學制，到1916年時，書院學生人數已達三百餘人。那夏理有感於畢業生迫切需要合適的學校繼續升學，遂趁著回美述職之機，向美國長老會提出開辦女子中學之建議，得到差會同意並籌募經費。位於廣州白鶴洞的中學部新校舍於1917年落成，聘請祁約翰博士 (Dr. John W. Creighton) 為真光中學部首任校長，舊址仍留作小學部。

在20世紀20年代經過“非基督教運動”和“收回教育權運動”後，教會學校的管理權最後移交中國政府手中，開始由中國人擔任校長一職。1935年，真光在香港開設分校，培育華僑子弟。在1949年秋因國內政局驟變，真光中學同年遷往香港，後數十年間分別在港島與九龍共開設了四間真光，一直辦學至今。各校仍秉承那夏理女士的遺訓，讓真光中學繼續培養青年人為主發光。

4. 課程的擴展

創校初期因學生太少不能分班，校長那夏理與教員身兼數職。長期在校服務的西籍教員有廖霞地女士 (Miss Harriette Lewis) 和畢美意女士 (Miss E. M. Bulter)，她們二人成了書院的教學支柱。基於中國禮教“男女授受不親”，那夏理只聘女教師。從1872-1917年間，書院的教育形式可分作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以宗教教育為主。因辦學初期主要目的是為了傳教，因此她們一面向學生傳教，一面訓練她們成為傳教士。西方傳教士負責宗教與西式課程，上午是聖經課，那夏理親自翻譯聖經並教授；廖霞地也自編教材。下午聘請華籍教員講授中國傳統女學典籍，如四書、詩經、烈女傳等。那夏理還親自教授音樂，設立唱詩班。當時民風未開，女生多有纏足，不良於行，故沒法開設體育課。數年後，她增設了數學、體育和音樂課。隨著書院的發展，進入了第二個以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並重的時期。

自1881年畢美意女士加入為真光教員，引進西方教育，書院漸趨近代化。學生人數不斷增加，那夏理開始按年齡分班，在高年班除數學外，又增設化學、地理、天文、哲學和歷史課；而書院也由三年學制改為九年。藉著她多年的努力，於1887年，學生超過100人；到了1894年，入學人數超过200人。1908年又開設兩年制的師範班，為教會小學培育女教師，課程包括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

5. 教育的成果

隨著書院發展，真光書院自行培訓師資，除供本校用外，也有受聘於外校者。書院的華籍教員漸由書院的畢業生取代，她們成為合格的傳道人。在1873年，第一批畢業的女傳道開始她們的傳道事工，其中有六位婦女在入讀前已有一定的學識。她們每天艱辛地以小腳行走在沙地上，在外數小時逐家逐戶地探訪，而當時也只有年長的婦女才可走到街上。不但如此，當年作傳教士，必需具備極大的勇氣和對主的委身才能面對國人的逼迫和鄙視。但她們都以喜樂的心去傳福音，忠心事主。就這樣一代一代的女傳道成為那夏理她們的接棒人。

在那夏理任職真光書院期間，所訓練並被差派出去的同工共742人。她們所參予的事工包括傳福音、教育、醫療等工作。其中作女傳道310人，教師286人，醫生114人，和受訓護士32人。她們成為社會上最早的一批職業女性，其中也有一些學生進到當時中國第一所女子醫學院——廣州夏葛醫學院深造。畢業於真光的羅劉心慈女士，父母親都是基督徒。她7歲入讀真光，得那夏理悉心栽培，畢業後被母校聘為教員，後來任助理校長多年。她在那夏理離任歸國後，受聘為真光書院的校長 (1919-1925)，她的兩個女兒何羅道真碩士和羅有節博士，相繼出任真光書院的校長，一門三傑，成為真光校史上一段佳話。

四、慈惠事工

在慈惠的事工上，那夏理也是不遺餘力地為著孤兒、奴婢和纏足的婦女奔走。1873年香汴文夫人 (Mrs. B. C. Henry)（其夫是美北長老會差派到中國的傳教士香汴文 (香便文) 牧師（Rev. Benjamin Couch Henry）在廣州開辦了一所孤兒院，那夏理的真光書院負起了這班孤兒的教育和食宿。那夏理也為不少的奴婢贖身，把她們送到真光書院受教育，扭轉了她們的命運，帶給她們前途和希望。她們長大後很多成為基督徒，傳教助人。其時女子仍時尚已有一千年歷史的纏足惡習。那夏理雖然反對這不人道的習俗，但沒有像一些傳教學校般強迫學生放腳作為入學條件。她以愛心接納這些女生，以耐心從教學中引導她們明白纏足的害處；不但不美，反倒危害健康。她積極地鼓勵學生放腳，解除身心的束縛。每當有女學生願意把小腳解放，那夏理都親自為她們放足洗腳，送鞋贈襪。在她的悉心教育下，十年後的真光書院再無一人纏足。她的反纏足策略，實在是比清政府全面禁制婦女纏足超前了20多年，建立起女性自主和自立的根基。

五、後世的典範

那夏理處事很有智慧。書院建立在金利埠的初期環境複雜，那裡是商販往來之地，常出言譏誚往來上學之女生。因此那夏理定下校規：“語禁高聲，喜禁大笑，行禁闊步，犯則記過”（王月華，“那夏理：創辦真光學堂的洋女子”）。為了避免閒言，女學生在校除父兄外一律禁止接見男賓，校風極為嚴謹。在仁濟路新校舍落成時，兩廣總督差了他的助理作代表，還有城中名流紳士，和其他宗派的傳教士同來參加開幕禮，可見書院得到各界的支持和肯定。

梁小初博士在真光創校95周年(1967年) 校慶特刊的序言中說道：真光中學“在過去95年對我國教育的貢獻非常偉大。為家庭造就了許多賢妻良母，為教會培植了不少忠實信徒，為社會訓練了大量的幹練人才，為國家養成了無數的良好公民。”（真光中學，《真光創校95周年校慶特刊》）

那夏理的學生劉心慈女士在其遺作中，論到她的恩師是一位具強健體魄，果敢堅毅，學識淵博的女子。讀書時成績優異，精通英語、數學、音樂等科，以致在真光書院開辦初期，她能身兼數職。她有純潔的品格，慈祥嫻淑，樸實勤勞，多才多藝，相貌威嚴可敬。她嚴謹而灰諧，喜歡講故事，有超然的記憶力，循循善誘，兼具嚴師與慈母之風範，深得學生之敬佩與愛戴。她守獨身顯現她無私的愛，她說：“吾非太上忘情，但念女子適人，僅一家受益，故寧犧牲一己之幸福，以求汎愛眾人也。”（真光中學，《真光創校95周年校慶特刊》）意思是她也希望像常人般結婚生子，但這樣做只一家庭受益，寧守獨身犧牲個人幸福服務人群，讓更多人得福。

當書院處於經濟拮据時期，她節衣縮食，把錢省下供校作開支。1923年5月15日退休回國前，她把一生積蓄3500元全數交給真光就任校長劉心慈女士，作為籌建西村職工學校之經費。臨別時勉勵同工：“行勝於言，言而不行不若不言。”（真光中學，《真光創校95周年校慶特刊》）她一生持守“以身作則”這個原則。對待同工和靄可親，從未發一句怨言。對學生的訓言：“你要記得”四個字，（真光中學，《真光創校95周年校慶特刊》）要她們務要將所學的謹記實行，方能受益。她以聖經民數記 6:24-26節贈給全體師生教職員同工：“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那夏理於1923年返美頤養，因多年勞累，積勞成疾，於翌年，即1924年1月16日安息主懷，在世享年80歲。那夏理本著對基督的信心和愛心，順服神的旨意，並倚靠聖靈的保守和帶領，讓很多家庭貧困原沒有機會受教育的廣州女子，不僅可以進校讀書；而當中更有多人進入高等學府或醫學院繼續深造，且在學成後對社會作出很大的貢獻。那夏理奉獻其一生為主擺上，實屬基督徒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