龐迪我

龐迪我 (Diego de Pantoja)，號順陽，於1571 年 4 月 24 日出生在西班牙馬德里巴爾德莫羅（Valdemora）一個遠近知名的天主教家庭裡。其父母名叫Diego Sánchez和Mariana Pantoja，家庭成員中有很多是從事宗教方面工作的，所以龐迪我在出生當天就受洗了。1589年4 月 6 日，龐迪我進入耶穌會阿爾卡拉大學（Alcalá College）學習，在耶穌會實習後繼續接受耶穌會的教育與培訓。1593年，龐迪我在普拉森西亞學院（Plasencia College）繼續學習神學、修辭學、語法、邏輯、哲學、科學、建築、拉丁語和藝術等學科。由於他的聰明、勤奮、和成績優良，他被推薦去托萊多學院（Toledo College）深造。在那裡他聽到了吉爾·馬塔神父（Father Gil de la Mata，傳教士）向學生們講述日本的傳教事工的情況，這個信息為龐迪我立志去亞洲傳教埋下了種子。1596年，當馬塔神父為亞洲尋找傳教士時，龐迪我不顧家人反對，毅然決定前往日本傳教。出發之前龐迪我被封立為神父。

1596年4月10日，龐迪我乘船前往印度果阿，經過漫長的航行之後，於10月25日抵達果阿。1597 年 4 月 23 日，龐迪我在範禮安神父（Alessandro Valignano）等陪同下啟航至澳門，於 7 月 20 日抵達。他本想前往日本傳教，然而，由於戰爭局勢以及日本對傳教士的敵視，他未能成行而滯留澳門，直到1598年夏天。龐迪我利用這段等待的時間學習中文和中國文化，增進對中國的了解。

1599年10月，範禮安派遣龐迪我去南京協助利瑪竇（Matteo Ricci，耶穌會赴華傳教先驅）。當時明朝政府對外國人的管控十分嚴格，但與西方尚有貿易往來。龐迪我於是装扮成葡萄牙商人，在同年11月1日，身着漢服，向北經南雄、贛州、吉安、南昌，沿長江航行；再經安慶、蕪湖等地，經過五個月的長途跋涉，於1600年3月抵達南京。在那裡龐迪我得遇利瑪竇，並成為利瑪竇的同工，協助他傳教、發展教務。

1600年5月20日，龐迪我和利瑪竇帶著大量禮物去北京覲見萬曆皇帝。由於貢品和行李很多，他們乘船離開南京，順揚子江而下，再溯大運河向北行駛，途中見識到漁民如何用鷓鴣捕魚，以及魚類種類之豐富，令龐迪我大為驚訝，感嘆稱“長江是我一生中見過的最大的河！”。

龐迪我和利瑪竇用了40天的時間，才到達山東省的臨清，之後又繼續前往天津。期間他們遇到了一起大麻煩，險些使他們的北京之行夭折：他們和一個名叫馬唐的、有權有勢的太監發生了嚴重的衝突。龐迪我在後來寫給主教的長信中，用好幾頁的篇幅寫到“這個作為帝國侍從的太監的卑鄙和貪婪”。簡而言之，就是馬唐想要奪走龐迪我他們帶給皇帝的禮物，並以中間人的身份從中獲利，甚至搶奪他們的東西（後聽說皇帝召見他們才歸還）。

經過半年之久，他們於1601年1月24日終於抵達北京，呈上奏疏和其他禮物。關於當時皇帝是否召見他們，史學家說法不一。據《利瑪竇中國札記》所述，“皇帝未召見他們，而是命畫師去畫了利瑪竇的畫像。”（利瑪竇中國札記下冊，406頁）而有的史學家則認為他們奉旨在偏殿被召見。無論如何，他們赴京覲見皇帝可被視爲耶穌會在華傳教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龐迪我和利瑪竇進獻的禮物包括一幅天主畫像、兩幅聖母瑪利亞畫像、《聖經》一本、珍珠鑲嵌十字架一個、報時自鳴鐘兩個，和《萬國圖志》（後稱《坤與萬國全圖》），其中《萬國圖志》和自鳴鐘深受萬曆皇帝的喜愛。為了以後經常有人給自鳴鐘上弦，萬曆皇帝特別派了幾個小太監跟著龐迪我學習上弦技術，為此緣故龐迪我能經常進出皇宮。後來因為在他們進獻的禮物當中還有一架古鋼琴，皇帝又派了四個小太監跟著龐迪我學習彈琴，時間持續差不多一個月，這個绝好的机会加深了龐迪我對紫禁城的了解（張铠，《龐迪我與中國》）。

萬曆皇帝容許他們永駐北京，藉此他們在士大夫中間建立起良好的聲譽和關係，開啟了日後其他傳教士進入中國的大門。萬曆皇帝經常派太監來詢問一些問題，如國王、他們的衣服、帽子和喪葬方式等。利瑪竇和龐迪我利用了這種好奇心，向他展示了埃斯科里亞爾修道院（El Real Sitio de San Lorenzo de El Escorial）的版畫，並利用中國文化中喪葬儀式的重要性解釋了皇家墓葬的方式。隨著關係的加深，皇帝下令給龐迪我和利瑪竇津貼，讓他們能夠長久地在北京生活下去，並且還另有一筆資金給他們用於購買房屋，就是南堂。此時，龐迪我的傳教生涯到達了一個良好的階段。利瑪竇被尊爲數學家和佔星家，龐迪我被尊爲製圖師和音樂家。

1601年，龐迪我與利瑪竇對華傳教所採取的是“適應策略”，也就是在尊重中國文化的基礎上開展傳教工作。他們遵漢禮、著漢服，就這樣，龐迪我成為了第一位走進紫禁城的西班牙人。他們可以自由地進出宮廷，結交朝廷官員。他們希冀說服統治階層甚至皇帝本人來達到讓民眾皈依基督教的目的。

1602 年 3 月 9 日，按照耶穌會成員的慣例，龐迪我給托萊多教區路易斯·古茲曼神父（Father Luis de Guzmán）寫了一封長信，其中詳細介紹了他在中國的旅程和生活情況，這是當時歐洲人撰寫的對中國情況最為詳實的描述。該信件加上正面和背面一共有133張紙組成，總共266頁，是用卡斯蒂利亞語、偶爾用葡萄牙語寫成。從這封信可以看到當時龐迪我在華傳教的真實處境。長信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他到達北京之前的整個過程；第二部分比較側重於中國文化，表達了異國文化的多樣性和獨特性，內容涉及明朝社會的地理、歷史、文化等眾多方面。此外他還用大量的篇幅介紹了中國的科舉制度。龐迪我的這封書信先後在西班牙、巴利亞多利德（Valladolid，1604年）、塞維利亞（Seville ，1605年）和帕倫西亞（Palencia，1606年）等地發佈，並被翻譯成法語、德語、拉丁語和英語多種語言，促進了西方人對中國的好奇與嚮往。

龐迪我在地理學上貢獻巨大，他是第一位明確認定《馬可波羅遊記》中描述的充滿異域風情的國度“CATHAY”為“中國”的人。龐迪我親自登上長城用星盤測量地形地貌，為明朝皇帝繪製了四大洲地圖，每圖周圍並附有解說，略述各地歷史、地理、政治和物產。龐迪我對中國科學發展另一重大貢獻是著寫了《日晷圖法》，推動了中國製表技術和時間計量的發展。龐迪我其他著作還有《七克》、《天主實義續篇》、《人類原始》、《龐子遺銓》、《實義續編》、《天神魔鬼說》、《受難始末》、《辨揭》等書。其中最著名的著作是《七克》，首次出版於1614年，後收入四庫全書。他將基督教義中的“七宗罪”和“七大美德”與儒家思想的傳統道德倫理觀念結合起來。在書中，龐迪我描述了如何通過克服七個主要的罪惡：驕傲、色欲、貪婪、暴食、憤怒、嫉妒和懶惰，來達到自我修養並獲得救贖。書中包含了許多對聖經、聖人和西方哲學家的評論及故事的引用。該書的幾篇序言由當代中國文人所寫，從中可以讓我們了解到他們對傳教士教義的態度。這本書讓人們看到西方文化與中華文化之間可以找到共通之處，很符合中國儒家的倫理道德，對中國傳統的道德倫理及家庭建設頗有影響和建樹。

龐迪我還開發了中文-拉丁字符的翻譯系統，這項工作首先由利瑪竇開始，但利瑪竇1610年去世之後就一度擱淺。龐迪我的中文水平很高，他甚至可以用古漢語寫作，並時常與明朝學士們就儒家思想進行討論。他與徐光啟等人，共同翻譯了《幾何原本》；還參與編著了歐洲地理學的代表作《職方外紀》。

1610年，利瑪竇因病在北京去世，由龐迪我負責對外事務。龐迪我利用他與官員們的良好關係，和熊三拔（Sabayino de Ursis）一起上奏萬曆皇帝，請求賜地讓利瑪竇安葬於北京城外平側門外二里溝的滕公柵欄，後来很多傳教士都安葬於此，這無疑是天主教傳教士們的一大成果，因為這相當於中國皇帝實際上承認了天主教的在華地位，皇帝的批準使這些耶穌會傳教士們在北京更加受歡迎。在當時的北京府尹王應麟為利瑪竇撰寫的碑文上刻有：“西泰同龐子迪我，號順陽者，債數友輩，西越黃河，抵臨清…利氏卒，迪我偕兼奏請卹…且迪我等願以生死相依…”。可見當時龐迪我是利瑪竇最重要和親密的同工，利瑪竇在北京的傳教事業的果實與龐迪我密不可分。

同年因欽天監推算日食有誤，朝廷禮部開始修曆。此前被稱為“中國天主教開教三大柱石”的徐光啟、李之藻和楊廷筠，均跟從利瑪竇和龐迪我學習西洋的天算曆學，此時都參與了修曆工作。1611年，龐迪我與熊三拔奉朝廷之命，也一併從事修改曆法，編制了第一部以西洋曆法為主的中國天文曆，代替了先前郭守敬的回回曆。

利瑪竇去世後，接任他成為在華耶穌會會長的龍華民（Nicholas Longobardi），改變了利瑪竇的傳教理念和策略，把基督教信仰和中國文化直接對立起來，引起了天主教在華傳教士的辯論，其爭論焦點集中在祀天、祭祖、拜孔等敏感問題上，士大夫們作為中國文化傳統的捍衛者直接反戈一擊，加上中國人對外來者本就充滿了猜疑，一直告狀到羅馬教皇和中國皇帝，從而掀起了曠日持久的“禮儀之爭”。1615年，由於南京禮部侍郎署禮部尚書沈㴶，以及佛教、道教信徒的煽動，以崇正學、黜異端、嚴華夷之禁為根據，力主排斥當時的天主教，更是要除掉傳教士，從而引發了中國天主教史上第二大教案“南京教案”。

沈㴶撰文對天主教多方攻擊，在南京下令抓捕天主教傳教士，連續三次向皇帝上奏疏控告、構陷龐迪我等人。徐光啟、楊廷筠、李之藻等在案發後，或上書皇帝答辯，或藏匿傳教士，或為龐迪我等傳教士辯解，到處奔走呼號，力圖挽救危局，但終歸無效。1616年12月28日，萬曆皇帝頒發了放逐外國教士出境歸國的諭令。《徐光啟傳》第77-78頁寫道：“光啟即勸龐、熊兩司鐸，自動南下，由禮部派人護送。”南京教會領袖高一志（Alfonso Vagnoni）被捕受辱，遭受嚴刑拷打，然後與熊三拔、龍華民、龐迪我等傳教士一併被押送到澳門。

龐迪我於1617年3月18日被逐出北京，5月到達南寧，夏天到達廣州，並在那裡被拘留了幾個月，一路歷經磨難。1618年，龐迪我在澳門因病重而去世。年僅47 歲。

以利瑪竇、龐迪我為代表的耶穌會傳教士在明、清兩朝，對中國的科技、天文、地理、曆法、藝術和軍事等方面貢獻巨大。201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歡迎塞萬提斯學院（Cervantes Institute’s）提議舉辦“龐迪我年”，顯而易見中國政府認可龐迪我和他的同伴在中國所做的科學和文化工作，以及對他的肯定和重視。當時北京塞萬提斯學院院長稱龐迪我是“西班牙語漢學家的典範，可惜的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龐迪我，而只知道利瑪竇。”

2021年是龐迪我傳教士誕辰450週年，西班牙赫塔菲教區（Diocese of Getafe）專門舉辦了慶祝活動，其後由阿蘭胡埃斯（Xerión）出版了《北京紫禁城中的耶穌會士龐迪我（1571-1618）》（Jesuit 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 in the Forbidden City of Beijing by Wenceslao Soto）一書。該書序言由赫塔菲教區主教撰寫。直到今天，龐迪我家鄉的聖母升天教堂仍然保存著當年他受洗的證書。龐迪我不僅是一位偉大的傳教士，也可稱為明清時期中西之間的科學與文化使者，溝通與交流的偉大橋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