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永恩

彭永恩（Frank A. Brown），1876年生於美國弗吉尼亞州諾福克市。美國漢普登悉尼大學畢業後，曾在弗吉尼亞聯邦神學院學習兩年。1910年，作為美國諾福克長老會宣教士被派往中國傳教，在江蘇省泰州短暫停留後即被派往徐州。自1911年始直到1949年，他在徐州教會侍奉長達38年，主要工作為鄉村布道及成立鄉村教堂，足跡遍及徐州周圍鄉村。抗戰期間，彭永恩積極投入到對徐州民眾的人道主義救援工作中，並不遺余力地在西方媒體上公開譴責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暴行，呼籲美國中止與日本的戰備貿易。因此，他被徐州人民譽為“徐州的拉貝”。

福音初臨徐州地區是在1890年，當時在山東宣教的英國浸信會牧師仲鈞安 (Alfred G. Jones)，曾數度造訪徐州並為五位信徒施洗。仲鈞安因路遠不便，不能經常來徐州，就央請在淮陰傳教的美國南長老會傳教士賽兆祥（Absalm Sydenstricker）前往徐州地區傳教。賽兆祥和另一位傳教士葛馬可（Mark Grier）於1895年到達徐州。後因賽兆祥健康欠佳，就把在徐州的教會工作交給了葛馬可夫婦和白秀生（Hugh White）夫婦。1896年12月3日，他們在徐州西關購置了四棟老房子作為傳教之地及住所。白秀生夫婦於1896年12月從宿遷搬到徐州。葛馬可夫婦則於1897年4月遷到徐州。1904年，他們在徐州西關建成徐州第一所磚結構西式教堂。1908年白秀生夫婦調離徐州，安士東（Oscar Vance Armstrong）夫婦前來接替，任西關教堂牧師。由於教會發展迅速，為了容納迅速增加的信徒，教會於1911年購置地皮籌建新教堂，1914年建成。在建造教堂的同時，他們還先後建成了幾所教會醫院，1897年建成“福音診所”；1900年建成“博濟醫院”；後易名“基督醫院”（今徐醫附院）；1914年，建成“坤維醫院”。

1911年，彭永恩正式開始了他在徐州的侍奉工作，並且在那裏得遇其人生的伴侶，就是先期來徐的傳教士夏洛特•湯姆森（Charlotte Thompson）女士。夏洛特•湯姆森與妹妹瑪麗•湯姆森（中文名陶美麗）於1910年創辦桃李女學堂，1913年更名為正心女校，後成為徐州五中的組成部分。兩姐妹一同組織“反纏足協會”，由夏洛特任副會長，一位中國女士任會長，鼓勵女校學生反對裹腳或將已裹的小腳放開。

1914年，彭永恩與夏洛特結婚後，在牌坊街（中樞街一帶）一個被他們稱為“屋頂長滿了草”的泥房子裏安了家。夏洛特隨丈夫中國姓氏，取中文名為彭夏麗。1922年，教會買下雲龍山下“王嬤嬤墓地”（即王陵母墓）旁的土地，他們與兩位美南長老會傳教士海姆登（Hamilton）、藍士登（Lancaster）一同建造了三座小洋樓，均為二層磚木混合結構，作為住所。彭永恩夫婦就搬到這裏居住，即現今王陵路57號。

1921年山東饑荒，徐州教會接到美國紅十字會救災委員會的求助。彭永恩等傳教士會同醫療人員，及一群大學生前往山東泰州地區幫助分發救災物品。

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徐州地處津浦、隴海鐵路交點，成為激戰之地。雙方大批傷兵均在徐州教會醫院就醫。由於戰亂，外籍傳教士被本國領事告知離境，以策安全。他們有些人北上青島、天津，有些人前往他處。教會財產被占用、劫掠數月之久。外籍傳教士離開期間，在彭永恩的事先安排下，中國籍教牧人員以王恒心為首，成立了十九人委員會，井然有序地處理各項事宜。王恒心，江蘇銅山人，1920年金陵神學院畢業後，回到徐州教會侍奉，是徐州教會第一個中國籍牧師。戰亂後，王恒心等中國籍教牧人員的工作贏得返回之外籍傳教士的贊許，因而自此成立聯合委員會，由外籍及中國籍傳教士各五名組成，共同管理教會醫院、學校及傳教工作，此舉在蘇北地區開創了先例。在此之前，1924年王恒心牧師在《中國基督教會年鑒》第七期上的一篇題為《徐州基督教長老會概略》的文章中，希望中國人能在教會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主張中國人自己管理自己的教會。彭永恩對此也十分認同，他也主張教會應該由中國人自己管理。正是他們的共同努力，才促成該聯合委員會的成立。

1928年，彭永恩的妻子彭夏麗創立婦女學道院，分春秋兩季各上課兩個月，據1934年統計，有從37個村子裏來的117位婦女來上學。她們畢業後，有些在教會中幫助聖經教學，有些繼續升學，也有些返回本鄉。

1936年，黃河泛濫成災，沖毀了無數道路和村莊，許多災民流離失所。彭永恩被任命主持徐州地區國際救災總署，他發動災民修理徐州地區道路以獲得糧食。據《徐州交通史》記載：彭永恩受華洋義賑會委托，主持徐州地區救濟修路工作，他征募災民2500余人修築鐵路、公路，工錢由救災糧墊付。這些公路包括海鄭路、徐豐路、銅沛路、銅睢路、銅宿路、銅蕭路、銅邳路等共計113公里，新修環城路5公里。

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悍然發動侵華戰爭，抗日戰爭爆發。美國國務院發布警告，要求所有在華美國人離開中國。徐州作為鐵路樞紐城市，必將是日軍進攻的主要目標。彭永恩經過深思熟慮後毅然選擇留下，並向領事闡述了理由：傳教士的存在會遏制日本的殘忍進攻，傳教士們會將他們看到的任何兇殘的行為寫信報告給國內，日本不會對國際輿論無動於衷的。除了彭永恩外，當時留在徐州的美國傳教士還有彭永恩的妻子、葛璧璽醫生和麥克菲迪恩醫生。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軍在相繼占領南京、濟南後，為了迅速實現滅亡中國的侵略計劃，連貫南北戰場，決定以南京、濟南為基地，從南北兩端沿津浦鐵路夾擊徐州。大批在臺兒莊會戰中受傷的軍人均在徐州教會醫院中就醫。由於醫院藥物短缺，有些傷兵因為缺乏抗破傷風藥物正面臨死亡，彭永恩獲悉後十分擔心，得知漢口有藥，他不顧時局混亂親赴漢口向當地負責醫療的官員說明情況，為徐州爭取到了很多藥品援助。

1938年，彭永恩夫婦在王恒心牧師的大力協助下，將位於王陵路的傳教士住所、婦女學道院、教會醫院、西關基督教堂等處設立為難民保護區。由於中國籍守門人員均將被日軍射殺，葛璧璽醫生和彭夏麗親守保護區大門，日軍雖然將刺刀伸進鐵門卻未能獲準進入。這些傳教士殞身不恤、全力以赴保護徐州平民。在徐州淪陷時期，他們救助了3000余名婦女兒童，最高峰時達到4300人。彭永恩是生活在徐州最長，留下東西最多的傳教士之一。他在危難時期，主動留下保護徐州人民，並在日記裏記下日軍的暴行，他的日記文章被當時許多國外媒體報道。因為他的所為與約翰•拉貝在日本侵略軍占領南京期間救助中國百姓的事跡有相似之處，故此徐州人稱其為“徐州的拉貝”。

1939年5月7日午夜，徐州日軍軍警詭稱基督教會內部設有“抗日救國會”，將王恒心牧師等17人逮捕，並進行嚴刑拷打。彭永恩、海姆登等美國傳教士與日軍反復交涉，並對徐州、南京、上海的日軍指揮部提起訴訟，但一無所獲。後來彭永恩夫婦利用休假期間，乘船經過神戶，從神戶急速趕到東京，直接與日本負責國外事務的高級官員進行嚴正交涉，要求立刻釋放王恒心等人。由於其身份特殊，彭永恩的抗議，受到了日軍軍方的重視。7月30日，被逮捕的17人終於全部獲釋，所有的罪名也都不了了之。

彭永恩回到美國之後，並沒有在遠離戰場的數千里之外度過自己的悠閑假期，而是利用所有機會公開譴責日本侵略的戰爭暴行，反對美國賣給日本廢鐵、飛機燃油和其他戰略物資，要求美國中止與日本的戰備貿易。

1941年夏天，彭永恩夫婦休假後再次返回徐州。看到戰亂中的中國一片荒涼，民不聊生，他們就開始做分發糧食等救助工作。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隨後美國對日本宣戰。次年6月12日，包括彭永恩在內的美國傳教士被迫乘車前往上海，隨後不久回到美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時刻關注著徐州時局的彭永恩夫婦，於年底再次來到徐州。此後四年，彭永恩一直致力於幫助徐州重建，救助貧苦百姓的工作。1949年1月淮海戰役勝利，彭永恩晚於妻子三個月離開徐州，1949年4月回到美國。1967年2月1日病逝，享年90歲。

由於彭永恩在中國的生活經歷，他的後代對中國有著深厚的感情，大多從事與中國文化交流的工作。他的孫子喬治•布朗為美國“國際友誼之力”總裁，多年來一直致力於開展中美民間的友好交流，每年均組織多批團組訪問中國，同時接待中國的民間友好使者在美國的交流活動。比爾•布朗曾在美國商務部工作，負責中韓貿易事務。孫女瑪麗•布朗•布洛克為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董事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