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德明

錢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字若瑟，於1718年2月8日出生在法國瓦爾省的土倫（Toulon），曾就讀教會學校。1737年9月27日入阿維尼翁（Avignon）修道院，同年在里昂教區加入耶穌會。錢德明於1749年12月19日，偕同另外兩位返華的傳教士從里昂乘船來華。1750年7月27日（乾隆十五年）抵達澳門。經在京耶穌會士舉薦，錢德明於1751年8月22日抵達北京。在拜會北京耶穌會前輩數日後，錢德明獲乾隆帝傳召覲見，被允准留在北京工作。初時錢德明負責“天神會”的兒童工作，同時研究中國語言。

18世紀的法國，欲避開葡萄牙“保教權”，在海外爭取更大權益。差往中國的傳教士接受法王路易十四的支持與保護，同時肩負巴黎天文台台長卡西尼（G.D.Cassini）的東方天文觀測任務。這要求他們必須學識淵博、有精專的科學技術知識。路易十四授予他們“國王數學家”稱號，並給予科學器材、禮品和養老金等。錢德明為路易十五執政期間差往中國的第二批法籍耶穌會士，在科學素養、傳教預備及基本待遇上承襲了第一批傳教士。錢德明於1750年入華。

1764年，法王路易十五鎮壓耶穌會，其內政部長亨利·貝爾丹（Hernri-Leonard-Jean-Baptiste Bertin）對耶穌會教團出資相助。自1765年起，錢德明及多位耶穌會士與貝爾丹進行長達數十年的通訊往來。錢德明“在寄出論文和書信的同時，通常附上些小玩意、漆器、藝術品、文學作品，以及趣味盎然的科學、軍事、農業乃至醫學報告，幫助貝爾丹（西方）更準確地了解中國”。後來，貝爾丹主要蒐集與四位耶穌會士的書信往來，出版了16卷本的《中國雜纂》（Mémoi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錢德明便是其中之一。該書採納的錢德明文稿涉獵廣泛，內容詳實，極有史料和研究價值。《中國雜纂》極大地促進了中國歷史、政治制度、藝術、科學和文明在法國的傳播。啟蒙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狄德羅（Denis Diderot）等人通過閱讀錢德明的作品建構起自己的中國形象，進而在知識界產生廣泛的影響，甚至形成崇華的學術思潮。錢德明於貝爾丹之間曾有乾隆御品相送，記載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院刊。錢德明曾從清乾隆皇帝處獲得一隻印有清乾隆“三清茶”詩的中國禦制瓷碗——三清茶詩碗，並將其附信及附碗上詩文寄與貝爾丹。這成為朋友相交、器物往來、文字相解、中法文物及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話。

錢德明赴華前不但受到古典學、神學訓練，亦受啟蒙運動影響和科學訓練。他傳承了從路易十四“國王數學家”開始法國耶穌會士一直保持的科學研究的傳統。錢氏來華后，採取適應策略，學習漢語和中國傳統文化，加之他在科技方面的才能，得到清宮皇帝的青睞，憑藉一技之長在北京立足。現可考1757 年初至1762年底，錢德明曾連續六年觀測記錄北京的完整氣象資料，並刊發在1774 年法蘭西《科學院數學與物理報告集》（Mémoires de mathématique et de physique）上。這份氣象資料在當時的科學界具有重要價值，在今天亦是研究氣候變遷寶貴的第一手材料。另在1755年，錢德明寄出兩封有關中國度量衡的信件，由佩茲納神父分別於1756年10月和11月刊發在《馬賽天文臺撰數學與物理報告》（Mémoires de mathématique et de physique rédigées à l’Observatoire de Marseille）上，其中錢德明對中國度量衡體系進行了詳細介紹。耶穌會前輩宋君榮曾在1739年、1751年及以後，分別成為聖彼德堡科學院院士、英國皇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法蘭西科學院院士、法蘭西銘文與美文學院院士。在宋君榮的引薦下，錢德明曾向聖彼得堡科學院提供鐘錶擺長、磁偏角、電以及其他類似事務的觀測和實驗。錢德明也曾對大氣的觀測實驗，與聖彼德堡大氣物理學家和哲學教授進行探討。有資料顯示，聖彼德堡科學院曾刊發北京耶穌會士提供的月象觀測、水星觀測、北極星觀測、御夫座觀測、天琴座觀測等天文觀測結果。 以上簡述是錢德明的科學研究縮影，他既是耶穌會傳教士，也是一位在科學領域有豐富涉獵的學術研究者，他與歐洲科學界有相當多的學術交流。

錢德明也曾考察中國歷史紀年法的真確性。中國歷史紀年問題曾經在傳教士之間及在歐洲引起廣泛討論，紀年法是影響中國人歸信福音的障礙之一。對於是否採納中國上古歷史為信史，“歷史學派”與“索隱派”持不同立場。“歷史學派”傾向於認同中國上古歷史，他們採用相對科學、客觀的批評方法，認真研讀中國典籍以尋求證據，通過從中國古書中查考天文資訊如月蝕記載等，輔以天文學觀測和數學計算加以驗證，反過來再核查中國紀年的可靠性與可信性。 錢德明及其老師宋君榮支援這種觀點。索隱派則傾向於認為，中國經書中並沒有實證的歷史之源，他們在中國典籍上同樣用功甚勤，但目的在於從中國上古人物身上發現《舊約》的蹤影。在《中國通史編年摘要》（Abrégé chronologiquede l’histoire universelle de l’empire chinois）中，錢德明認為黃帝前六十年屬於存疑時代，從黃帝六十一年開始為具有確切紀年的信史時代。伏羲建國在西元前3462年，即諾亞大洪水之後254年。錢德明仔細研究顓頊時代的“五星連珠”和堯時代的冬至觀測，又研究“仲康日食”，得出最後結論：“仲康五年，日食發生於前2155年10月12日7時30分14 秒，……跟《書經》記載完全相符，即季秋月初一日。”在《由載籍證明中國之遠古》（Antiquité des Chinois prouvée par les monuments）中，錢德明認為《春秋》中記載的大部分日食已被歐洲天文學家核實，可見《春秋》並非憑空杜撰，基本可以定為信史。在確定720年日食之後，他藉助《詩經》中的記載繼續回溯，依據《萬年書》所列年表，得出顓頊在位時間在西元前2513至西元前2435年之間，經推算發現西元前2449 年恰巧出現過“五星連珠”。因此，錢德明認為這是通過科學手段驗證的最接近黃帝時期的年代。 錢德明的詳細研究被記錄在《中國通史編年摘要》和《由載籍證明中國之遠古》中。這兩部書籍的寫作目的顯明他對於福音傳入中國過程中遇到的紀年問題相當重視，並用科學方法和科學研究去應對該課題的挑戰。

在音樂方面，錢德明亦有所斬獲。1754年，他將清康熙文淵閣大學士李光地的《古樂經傳》五卷翻譯成法文，交赴法國刊印，並附《樂記》（我國古代最早的音樂理論），可惜稿件不知所終。錢德明在音樂方面的貢獻包括中國樂籍的法文翻譯、明朝朱載堉音樂理論的法文譯介，編纂並促成《聖樂經譜》的出版等。他的另一大貢獻是將大量中國樂器、中國樂器文獻、樂曲、祭祀樂舞圖示等寄往法國，在18世紀的法國引起研究中國音樂的熱潮。1775年，巴黎出版了錢德明音樂研究著作《中國古今音樂篇》。該書對中國音樂體系，不論是樂律理論，還是樂器制式都充滿讚譽。錢德明論述了律呂的發明和十二律、律呂的度量、律的相生、音階、七種調式和八十四種移調、和聲等中國音樂特有的內容，其詳實的解釋說明，顯明錢氏對中國音樂有深入的看法。錢氏通過對中國樂律數位化的測算分析，認為中國人是理性的，且認為中國在畢德哥拉斯之前已有自己的律制。錢氏高度評價中國音樂體系，稱其是與希臘音樂和埃及音樂並存的另外一種音樂體系，他甚至認為希臘人和古埃及人的音樂體系受到過中國樂制的影響。 錢氏注意到，中國人不但有音樂器物，更有用器之“道”，比如撫古琴有“琴道”。中國人以撫琴養心，克欲念不浮動，達成自我教化的目的。唯有聖賢之人方可彈琴。錢氏認為撫琴的目的是為與“道”相契合，這是對中國音樂和中國文化很深刻的理解。錢德明認為，中國音樂與歐洲音樂的一個重要差別在於中國音樂與中國的倫理制度和社會秩序緊密相連。在音樂方面，錢德明是第一位以中國人的視角向歐洲人系統性的介紹中國音樂的西人。

錢德明擅长演奏羽管键琴和横笛，在音樂方面為18世紀的中國天主教教友編纂《聖樂經譜》及《中國通俗音樂曲集》選曲。他創作的《聖母經》，至今仍在北京西什庫北堂頌唱。天主教極為重視禮儀聖事。18世紀初，精通音樂的隨行西班牙教士潘托亞為西什庫北堂打下聖母晚禱儀式音樂的基礎，至今還在西什庫北堂演唱。因明清時期的法國耶穌會士均居住於西什庫北堂，所以18世紀他們書信中提到的音樂場景多為西什庫北堂所屬。20世紀90 年代末，法國漢學家皮卡爾聲稱在法國某大學的圖書館發現錢德明18世紀寄回法國的一些中國樂譜和西什庫教堂的音樂資料，其中有《西琴曲意》的全套和不全的北堂聖母晚禱（聖母小日課）音樂。

在滿文西傳方面，錢德明亦有重要貢獻。早年間錢德明在翻譯滿文/中文作品為法文時，編寫了《滿語-法語詞典》（Dictionnaire tartare-mantchou-françois）、《滿語語法》（Grammaire tartare-mantchou）等多部字典。可考錢氏的法譯《御制盛京賦》以滿文為底本。因為清廷為滿人統治，且滿譯漢籍功績斐然，耶穌會士向歐洲傳譯中國典籍時，通常會選取滿文作底本，錢德明繼承了這一傳統。縱觀歐洲漢學史，法籍耶穌會士是18世紀滿文西行最主要的推動力，也是歐洲本土滿文研究的重要奠基者，錢德明是其中的重要貢獻者。

除《中國雜纂》中大量採納錢德明的手稿及錢德明在音樂方面的著述外，錢德明另外引起西方世界關注的作品有《孫子兵法》，《論中國功夫》等。他向歐洲世界的主要譯介法文作品如下：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œurs, les usages，etc.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naires de Pekin（《中國雜纂》，多處採納了錢德明的文稿）；

Dictionnaire tartare-mantchou-françois（《滿法辭典》），1789-1790年出版，巴黎。

Grammaire tartare-mantchou（《滿語語文典》），1788年出版，巴黎。

《滿語詞典》（Mandchon is aboukka bitkhe）法文版，1752年在北京刊行，漢文稱《清文彙書》。

《滿族勝利的頌歌》法譯本，1792年M.Langlès 發行，巴黎版。

《滿洲禮規》，1804年，巴黎出版，Langlès刊行。

Eloge De La Ville De Moukden（《御制盛京賦》），1770年出版，巴黎。

Mémoire sur la musique des Chinois, tant anciens que modernes（《中國古今音樂考》），1776年北京完成，巴黎。

Art Militaire des Chinois（含《吳子兵法》、《司馬法》、《六韜》（節譯）及《孫子兵法》十三篇），1772年出版，巴黎。

Lettre de Pékin sur le génie de la langue chinoise et la nature de leur écriture symbolique , comparée avec celle des anciens Égyptiens（《來自北京的信：古埃及楔形文字與漢語象形文字對比研究》）；

Observations météorologiques faites à Pékin（《北京天氣觀測》）；

Abrégé historique des principaux traits de la vie de Confucius（《孔傳大事志略》）；

Vie de Kong-tse（《孔子畫傳》，廣泛引用《論語》、《家語》、《史記·世家》、《闞里志》），1784年北京完成，巴黎。

L’antiquité des Chinois prouvée par les monuments（《中國古史實證》），1775年撰於北京。

《漢滿蒙藏法五國文字字彙》，1783年北京刊行。

《孔門諸大弟子傳略》，蒐集在《中國雜纂》第13卷。

《歷代和當代中國各藩屬的介紹》，1787年北京出版。

《中國歷代帝皇紀年表》，1769年北京刊印。

《有關通古斯（Tourgouths）族三十萬移民從裡海沿岸進入中國的石碑的譯文》，1771年11月8日北京出版。

《由經典古籍證明的中國歷史之遠古性》，蒐集在《中國雜纂》第二章，為300頁論著。

《聖門禮樂統》、《四書人物別傳》，蒐集在《中國雜纂》第12章。

《聖樂經譜》、《中國古今音樂考》、《中國古代的宗教舞蹈》。

〈針灸穴位銅人像，供學習之用〉，伯希和，《通報》1921年，第231頁。

〈有關中國古代宗教儀式中歌舞的紀錄〉，伯希和，《通報》1928年，第47頁。

〈論中國的理學和有關書籍〉：M. Bonnetty，刊載於《哲學年鑒》。

〈論中國功夫〉，載（法）《北京傳教士中國論叢》第四卷。

另外遺有書紮七十餘篇，涉及宗教、歷史、文化、藝術等。可見其著作甚豐。

錢德明的上述成績並非一蹴而就，其在華四十三年，亦曾在傳教中途遭遇重大挑戰。1750年，歐洲詹森派（Jensenists）與哲學家對在華傳教策略提出抨擊。1759、1764年耶穌會分別在葡萄牙、法國被禁。1773年，羅馬教皇克雷芒十四世取締耶穌會總會。1775年11月，教廷敕書傳至北京。至十九世紀重新恢復之前，不再有耶穌會士被派往中國。1789年法國大革命，此後新建的平民政府對駐外傳教士不再提供匯款支持。在中國方面，雍正初年禁教，大批傳教士被逐，或遣澳門。乾隆對西方科學興趣寥寥，科學活動僅限於北京和廣州，錢德明是少數被允許留在宮中任職的傳教士。到乾隆末年，法國遣使會士接管耶穌會在西什庫北堂的財產。以上皆為傳教中的不利因素。儘管如此，錢德明還是排除萬難，為傳教事業和中法文化交流留下越世長存的基業。

錢德明於1793年10月8日獲悉法王路易十六1月21日的死訊，當夜突然中風，病逝於北京。死後葬於北京海淀區彭化村正福寺墓地，此墓地乃1732年雍正帝所賜法國耶穌會公教公墓。該墓地在清朝經過三次大的修建，在1900年爆發的北京義和團反洋教運動中遭到毀壞；又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再次遭到毀壞，如今原塋地僅存部分教堂虎皮石殘牆等。1990年，在西城區月壇北街醬菜廠內廢棄防空洞里發現一批清代傳教士墓碑，錢德明墓碑在其列。 北京市文物局派石刻藝術博物館專業技術人員前去勘察，後將這批傳教士墓碑遷至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

縱觀錢德明的一生，他接受耶穌會的古典學、神學、科學訓練，32歲入華傳教，畢生愛中國、奉獻給中國。在羅馬教廷、法國政府和中國政府的各種不友好政策下堅守初心，不斷深入了解中國社會、風土人情、民俗曆法、音樂舞蹈以及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等，並不遺餘力地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在18世紀的世界漢學中心——法國——掀起中國熱。錢德明是一位漢學巨人，在漢學界的貢獻有目共睹，值得中國人珍惜、懷念、重新審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