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班•掃馬

拉班•掃馬（Rabban Sauma，又譯列班•掃馬），全稱爲拉班•巴•掃馬（Rabban Bar Sauma）。 “拉班（Rabban）”，敘利亞語 “教師”之意；掃馬（Sauma），乃其本名。

拉班•掃馬大約於1223年出生於大都（北京）一個信奉景教（Nestorians，唐朝時傳入中國的基督教聶斯托利派）的畏兀兒（維吾爾）族富家。父親昔班是汗八裏景教堂的巡察員。拉班•掃馬自幼受到良好的宗教教育。大約於1248年，他到北京城西南50公里外的房山“景教十字寺”隱居修道，當馬可•波羅於1275年到達北京的時候，他已經在那裏修道27年了，已是一位頗有聲望的景教修道士。1260年，一個名叫拉班•馬可（Rabban Marcos，又譯馬古思）的少年，從其家鄉東勝（內蒙古的托可托，即馬可•波羅所說的“天德”）旅行半個月，前來房山十字寺拜拉班•掃馬爲師，與他一同修道。15年後，師徒倆決意放棄山中的隱修生活，同去耶路撒冷朝聖，從而使拉班•掃馬成爲一個馬可•波羅式的偉大旅行家。他從北京不僅行至中東的耶路撒冷，更遠至法國巴黎。他的歐洲之旅遠遠超出個人朝聖的意義，這是一次中國發現世界，甚至試圖改變世界的偉大之旅。

蒙古世紀有許多西方旅行家從歐洲到中國，卻鮮有東方旅行家從中國到歐洲。而羅馬教廷與蒙古汗國一直在尋找接觸與合作的機會。馬可•波羅說蒙古大汗曾請羅馬教皇差派100位精通七藝的教士到中國來，並讓老波羅兄弟帶回一點耶稣基督聖墓長明燈上的聖油。其後不久，拉班•掃馬和馬可就沿著帝國驿道踏上了西去朝聖的征程，這背後是否有忽必烈大汗的旨意，也未可知。他們西行的第一站是馬可的家鄉東勝，受到那裏的景教徒們的歡迎並挽留。但拉班•掃馬去意堅定，稱自己“已經舍棄了這個世界的一切，只希望成爲完人”。

拉班•掃馬和馬可繼續上路，沿著黃河向西南到達唐古特城（今甘肅敦煌），看到該城“信仰非常熱誠、思想純潔”的景教徒“男女老幼都出來迎接”他們。離開唐古特城後，拉班•掃馬穿過河西走廊與塔克拉瑪幹大沙漠的南部邊緣，即古老的絲綢之路南路，先西北再折向西南，兩個月後到達斡端（今新疆和田）。這段旅程非常艱難，大沙漠“天氣幹燥、荒無人煙，水是苦的”，當年多少遠征的士兵因“路絕糧斷”或缺水而死在這荒漠之中。他們在斡端城裏住了6個月，休整後從斡端出發到喀什噶爾（今新疆喀什）。斡端與喀什噶爾都是古絲綢之路上重要的綠洲城市，當年馬可•波羅經過這裏時，見到的是一個繁榮的商都，有發達的商業、手工業、紡織業，以及美麗的花園、葡萄園，清真寺和景教堂等。但拉班•掃馬卻“發現城中沒有居民，因爲該城最近遭到敵人的洗劫”。因爲忽必烈與海都之間的戰爭，毀滅了這裏的一切。

過了喀什噶爾就出了絲綢之路的中國地段，他們來到窩闊台汗國海都汗王所在的怛邏斯城（今哈薩克斯坦的江布爾城）。500多年前大唐的軍隊在此敗給了大食的軍隊，從此這裏就變成穆斯林的世界。高山、荒漠、惡劣的氣候與凶殘的戰爭，使拉班•掃馬師徒經歷了九死一生。無論如何，“他們拿著海都汗王特許給他們的通行證，在極度困難、疲勞和恐懼的情況下來到呼羅珊的塗思城”。

呼羅珊是波斯伊兒汗國的領土，塗思城（今伊朗馬什哈德附近）是呼羅珊最大的城。這裏有《天方夜譚》中著名的哈裏發哈倫•賴世德的墓，還有聖馬賽揚修道院。伊兒汗國，又譯伊利汗國，爲蒙古汗王旭烈兀於1253年所建，奉大元爲宗主。當時蒙古人主要信奉薩滿教和佛教，但皈信基督教者亦不乏其人，如拖雷的夫人唆魯忽帖尼（克烈部人，忽必烈汗、旭烈兀汗的生母）、旭烈兀汗的夫人托苦斯，以及高唐王驸馬闊裏吉思（汪古部人）等。景教因此得到蒙古高層統治者的認可與扶持，這一兼事多種宗教的傳統在伊兒汗國中被貫徹下來。其統治者主要信奉佛教，同時對基督教也予以保護與優待，故其境內基督教勢力頗爲興盛。

拉班•掃馬在聖馬賽揚修道院裏住了一段時間，感覺自己在精神與身體上都重新得力之後，就準備出發去報達（今巴格達）拜見景教主教長馬•登哈（Mar Denha）。馬•登哈主教長是當時景教世界的最高領袖，此時正巡幸馬拉加城（今伊朗大不里士城南100公裏處）。拉班•掃馬師徒沿著里海南岸趕到馬拉加，那宏大的拜謁場面令人感動，他們跪在地上，像看見耶稣基督那樣淚流滿面：“他們對他說：‘上帝倍加憐憫，廣施恩惠於我等，因爲我們看見了我們主教長容光煥發的面孔’。他問他們：‘你們從何處來？’ 他們答道：‘我們從東方衆王之王大汗的城汗八裏（今北京）來。我們來此是爲接受您的祝福，接受此地衆神甫、修士和基督徒的祝福。如果我們力所能及，如蒙上帝允許，我們還要去耶路撒冷’”。

隨後，他們拜訪瞻仰了巴格達及周邊地區的景教聖地和聖物，受到當地景教徒的歡迎。或許因爲他們從遙遠的東方之都汗八裏來，並且可能身負忽必烈大汗的使命，馬•登哈主教長授意他們去伊兒汗國的新都大不里士觐見阿八哈汗。阿八哈是旭烈兀王室的繼承人，崇尚景教。馬•登哈主教長叫拉班•掃馬去見阿八哈汗的意圖，或許是想借助他們二人的特殊身份爭取汗王對景教的進一步的支持。拉班•掃馬在大不里士觐見阿八哈汗並從他那裏得到去耶路撒冷的通行證後，隨即啓程前往亞美尼亞。他們打算取道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從海路去耶路撒冷。但因途遇戰亂，他們不得不折返巴格達。馬•登哈主教長似乎從一開始就不大熱心讓他們去耶路撒冷，今見及此，就坦言說：“這不是去耶路撒冷的時候。局勢混亂，道路斷絕。你們敬拜了我們國家所有的聖地和聖物。在我看來，一個人以純潔的心靈敬拜了這些，這種敬拜不亞於朝拜耶路撒冷。現在我給你們一個忠告，請你們仔細聽好：我想選任拉班•馬可爲大主教，並授予他來自教廷的禮物。至於您拉班•掃馬，我將委任您爲巡察總監，並將差派你們二人回本國去。”

事不容違，1280年，35歲的拉班•馬可被任命爲“契丹城和汪古部的大主教”，名馬•雅伯拉哈。而拉班•掃馬卻在主教長的祝福中成爲巡察總監。但他們二人都不想回中國去。理由可能有三：一是他們可能負有忽必烈大汗的使命；二是他們尚未完成朝聖之舉，沒到聖地不能回去；三是來路漫漫，天災人禍，九死一生，歸途之凶險難以想像。但馬•登哈主教長最後還是說服了他們。如果不是忽必烈與海都之間的戰事又起，歸途被阻斷，拉班•掃馬師徒可能就啓程回國了。戰事所阻，他們滯留在馬拉加一年。此時的拉班•馬可似乎很走運。他本來是拉班•掃馬之徒，又比他年輕許多，但卻成了契丹城和汪古部的大主教。更爲令人稱奇的是，36歲時馬可于翌年在巴格達，竟一躍成爲“東方教會大總管”——主教長馬•雅伯拉哈三世（Mar Jabalaha III）。

那是在1281年初，馬•雅伯拉哈（拉班•馬可）前往巴格達接受主教禮服與權杖。當他行至巴格達城外時，遇到一個神秘的人告訴他，馬•登哈主教長去世，如果他策馬速行，還可以趕得上葬禮。結果他不僅趕上了葬禮，而且還被推舉爲主教長，繼承了馬•登哈之宗座位。隨即在巴格達的馬•科卡大教堂就職，稱馬•雅伯拉哈三世。這樣，這位來自東土的朝聖者變成了當時景教世界的主教長。他過去的老師拉班•掃馬，現在卻成爲他的內務總管。至此，他們的旅行似乎已經結束。如果不是五年以後阿魯渾汗要聯合羅馬教廷進攻敘利亞、巴勒斯坦，馬•雅伯拉哈三世推薦拉班•掃馬出使歐洲，拉班•掃馬很可能就會無聲無息的終老於此了。

從1281至1287年這六年間，拉班•掃馬沒有什麽變化，他身邊的世界卻動蕩不安。阿八哈汗去世後，繼位的阿合馬汗要將整個伊兒汗國伊斯蘭化，景教遭受到摧殘，馬•雅伯拉哈三世曾一度變爲囚徒。直到伊兒汗國的新汗王阿魯渾打敗阿合馬，馬•雅伯拉哈三世才得以重掌教權。於是，他們決定遣使去歐洲，希望與羅馬教皇和英、法等國結盟，以便消滅共同的敵人——馬木魯克（原意爲“奴隸，或奴隸出身的人”，是穆斯林軍隊的重要組成部分）蘇丹，進而攻取敘利亞和耶路撒冷。

馬•雅伯拉哈三世不失時機地向阿魯渾汗推薦了拉班•掃馬。1287年3月，65歲的拉班•掃馬一行帶著信札、禮物從大不里士起行前往羅馬。他們在特烈比宗上船，途徑東羅馬的拜占庭（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受到東羅馬皇帝安東尼庫二世的熱情召見。雖然出使拜占庭幾乎一無所獲，但聖索菲亞大教堂卻令拉班•掃馬驚慕不已。聖索菲亞大教堂是當時世界上最爲壯觀的基督教建築，宏偉的穹窿、券柱；豪華的大理石、輝煌的金底玻璃馬賽克等等，令拉班•掃馬覺得“根本無法用語言描繪”。但他不能流連於此，很快就踏上西去之舟船。

在海上經過兩個多月的艱難航行後，拉班•掃馬一行於1287年6月23日抵達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港口。在那不勒斯稍事逗留後，即轉赴羅馬、梵蒂岡。抵達後方知羅馬教皇何諾留四世已於兩個月前去世，新的教皇尚未選出。

梵蒂岡裏的觐見儀式充滿繁文缛節，紅衣主教們對拉班•掃馬進行了教義诘問。當他們得知景教徒的崇拜儀式與西方基督教大同小異時，顯然有些吃驚。拉班•掃馬向他們說明來意：“我從遠方來此不是爲了討論或講述我的信仰，而是爲了晉謁我主羅馬教皇和敬拜聖徒遺物，爲了送交國王與主教長的信件。” 由于新教皇尚未産生，紅衣主教們安排拉班•掃馬一行觀光朝聖。梵蒂岡的聖彼得大教堂比聖索菲亞大教堂使拉班•掃馬更加震撼，這裏可看的東西更多。最令拉班•掃馬感興趣的是聖彼得的墓，和教皇的“聖彼得宗座位”。在梵蒂岡教士陪同下，拉班•掃馬遍遊了羅馬城內的教堂和聖迹。

由于競爭激烈，新教皇一時選不出來，拉班•掃馬的政治使命無法完成，只好北上巴黎觐見法國國王菲利浦。途經國際化商都熱那亞（威尼斯）時，受到隆重的歡迎。初秋時節抵達巴黎，在盛大的歡迎儀式中進城。拉班•掃馬休息三天後，觐見了新即位的年輕法王菲利浦四世。法王垂詢過他的使命後，被阿魯渾汗的誠意所感動，慨然允諾派大軍與阿魯渾汗聯合行動，進攻馬木魯克蘇丹。拉班•掃馬如釋重負，在巴黎住了一個多月，“參觀了市內的一切”。

拉班•掃馬於1287年10月初告別巴黎後，隨即前往法國西南部的加斯科尼首府波爾多，觐見英王愛德華一世。英王與他會談後，表示收復聖地耶路撒冷，基督教君主責無旁貸。愛德華一世還邀請拉班•掃馬到其宮廷領彌撒，並盛宴招待他。期間，拉班•掃馬還瞻仰了許多教堂聖迹。

離別法國時已是冬季，拉班•掃馬決定返回熱那亞過冬。那裏氣候溫暖，海風和煦，拉班•掃馬將熱那亞比作“花園般的天堂”。此時他出行的使命已完成大半，歐洲兩位最強大的國王已經答應出兵配合伊兒汗國進攻馬木魯克，收復耶路撒冷。剩下的只有教皇了。他期盼著新教皇的産生，更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

經過半年多的等待，新教皇終於在1288年2月20日選出，就是當初诘問拉班•掃馬教義的那位紅衣主教。新教皇稱爲尼古拉四世。拉班•掃馬聞訊急忙趕往羅馬，受到尼古拉四世的禮遇，並被挽留下來過復活節，更有幸在梵蒂岡領了一次彌撒。當他從教皇手裏領了聖餐，並參與、目睹了復活節期間所有重大儀式，聆聽了教皇佈道的聲音和成千上萬會衆們響徹雲天的歡呼聲，他真是感動、幸福極了。但是作爲使節，此次出使教廷的結果卻令人失望。復活節之後，拉班•掃馬將返回伊兒汗國，教皇分別致書阿魯渾汗和馬•雅伯拉哈三世等人，信中只字不提派遣十字軍配合攻打馬木魯克，以及收復聖地之事，而是再三敦促阿魯渾汗接受基督教洗禮，受洗後“借助主的幫助，收復耶路撒冷指日可待”。在給馬•雅伯拉哈三世的信中，教皇一方面感謝馬•雅伯拉哈三世恩待在東方傳教的天主教聖方濟各會修士；一方面也不失時機地暗示景教的信仰不純正，羅馬教廷對景教教會擁有“像慈母一樣”的絕對的權威性。爲了讓這些景教徒“保持羅馬教會所遵守的純正信仰”，教皇在信中還不厭其煩地闡釋基督教教義，目的是要阿魯渾汗接受洗禮，讓景教主教長、波斯大主教、以及汗王的遺孀修正信仰。

1288年底（一說1289年7月），拉班•掃馬帶著信件與禮物回到波斯。晉見並向阿魯渾汗禀報過出使之行後，受到汗王的嘉獎。由于長期出使在外，掃馬的健康大受虧損。汗王見狀說：“我使您太勞累了，因爲您是位老人。此後我們不再讓您離開我們。我們要在宮外建一教堂，您可在那裏領禮拜做祈禱。” 遂在大不里士宮門旁興建教堂一所，供他崇拜之用。1294年1月10日，拉班•掃馬在祥和的氣氛中，逝世于波斯(今伊朗)北部的一個小鎮（一說在巴格達），享年71歲。

1295年，信奉伊斯蘭教的合贊繼承汗位，強力推行伊斯蘭教。他的大臣努魯茲下令摧毀景教教堂，沒收景教徒的財産，屠殺景教徒和猶太人。災難降臨後，馬•雅伯拉哈三世被一夥狂暴的穆斯林半夜從家中拖走，慘遭監禁、倒懸、鞭打等酷刑。若不是亞美尼亞國王海屯二世相救，馬•雅伯拉哈三世已慘遭極刑。這兩位來自元大都的朝聖者，死去的已經獲得永恒的甯靜，活著的卻經曆暮年的血雨腥風。在一次可怕的劫難後，拉班•馬可對歷史學家拉施德丁說：“活著還有什麽用呢？我希望國王命我返回東方我來的地方，或者讓我去法國度我的餘年。” 1317年11月13日的冬夜裏，拉班•馬可死在波斯馬米爾耶湖畔的馬拉加城外的修道院裏，終年72歲。死前他傷心地看到巴格達、大不里士、哈馬丹、摩蘇爾、馬拉加的景教教堂全部被破壞，教會財産被洗劫一空，大多數教堂被夷爲平地，景教的黃金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拉班•掃馬和馬可之西行受到後世的景仰與愛戴。當他們先後在波斯逝世後，中國大都的景教徒爲紀念其功績，于1320年至1330年間重修了崇聖院，並於1365年立碑紀念，由元末著名學者黃溍撰寫碑文，即《敕賜十字寺碑記》，該碑至今猶存。

拉班•掃馬遠使歐洲，成爲最早訪問那裏的中國旅行家和使者。遺憾的是，其人其事在浩如煙海的漢文史書中卻未見任何明確的記載。當年拉班•掃馬從歐洲返回波斯後，用波斯文記載了他的出使經歷與見聞。後來在伊兒汗國伊斯蘭化過程中，拉班•掃馬的遊記、出使報告、日記以及書信全部散佚了。拉班•掃馬，這位可以與馬可•波羅齊名的中世紀偉大旅行家，被歷史遺忘了差不多600年。直到1887年，一個偶然的機會，居住在波斯西北的索羅門先生（Mr. Salomon）從一位信奉景教的突厥青年那裏發現了一部敘利亞文手稿《主教長馬•雅巴拉哈三世及拉班•掃馬傳》，才使拉班•掃馬的生平與偉績得以彰顯于天下。該手稿記錄了拉班•掃馬的生平與旅行——一次東方人發現西方的旅行。大英博物館購買了手稿，法國出版了最早的法語譯本，以後又有英語、俄語等譯本。遺憾的是，敘利亞文手稿太簡要了，因爲敘利亞語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刪節了大量的內容。在拉班•掃馬的原始記載中，一定包含著大量的珍貴史料。如果沒有散佚，如果敘利亞文譯者沒有刪節，這部東西方交流的歷史文獻一定彌足珍貴，具有非凡的歷史價值。

拉班•掃馬在一個歷史的關鍵時期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如果當年教皇響應阿魯渾汗的求助，而法王、英王又不食言而出兵的話，那麽西亞伊斯蘭教世界，以及基督教十字軍東征的歷史都可能重寫。雖然拉班•掃馬和馬可朝拜耶路撒冷的初衷並未實現，但他們的活動卻對近東的宗教與政治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拉班•掃馬的出使歐洲，進一步溝通了元代東西方的聯系，促進了伊兒汗國與法、英諸國的友好往來，使羅馬教廷更加相信元朝皇帝及各汗國統治者均崇信基督教，以至多次派遣使者到東方來，這對於促進東西方的政治聯系與宗教文化交流起了重要的橋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