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葆真

童年時代施葆真膽子很小，見了生人就往母親身後躲。初一時在班上講故事，她緊張得聲音發抖。但自考入金陵女子文理大學之後，她性情大變。因爲“金女大”一向主張學生要自我管理，自我領導，自我發展，並成立各種學生組織，如學生會、自治會，或體育會等。四年的“金女大”生活培養、錘煉了她，到大四時，她已成爲學校女青年會（後改爲“厚生團”）的會長，經常主持會議、演講和接待外賓。

1932年，施葆真從“金女大”畢業，到上海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擔任幹事。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八·一三”戰火在上海點燃。這一年施葆真有機會到美國去進修一年。當時有150名中國學生集合在上海，準備赴美留學。因戰爭幾乎不能成行，後經多方接洽，繞道香港，集體乘坐“格蘭脫總統號”郵輪直駛美國西雅圖。他們於9月中旬離開香港，29日抵達西雅圖。28日在船上時，施葆真收到紐約女青年會拍來的電報，請她於9月30日到紐約，在Madison Square Garden所舉行的支援中國抗日的群衆大會上報告上海人民抗日的情況。她是在抗戰發生後第一批離滬的人員之一。施葆真接到電報後，一天之內就準備好了演講稿。當29日傍晚船抵達西雅圖時，當地新聞記者紛紛圍上來採訪並拍照，次日在西雅圖各大報紙上刊出。

9月30日傍晚，施葆真一行人乘飛機抵達紐約，直接從機場被接到會場。施葆真在演講中譴責日本的侵略暴行，介紹了“八·一三”事件後，上海地區難民的悲慘情況，中國政府的抗戰決心，以及中國人民抗日情緒的高漲和信心。當晚的與會者多是美國人，但紐約市區和附近地區的華人全部店鋪都提前打烊，趕來參加大會。當年美國人民很需要瞭解中國，因此不斷有人邀請施葆真去演講。上海女青年會經常把抗戰最新消息寄給她，通過她轉達給美國人民。在國家生死存亡之際，她利用各種機會爲抗日做貢獻。那一年正在攻讀碩士學位之同時，課業很重，爲趕交作業，她常常晚上熬通宵。那一年她在兩次重要集會上演講，並爲中國募捐，一次是在Theatre People’s Rally for China戲劇工作者援華大會上。另一次是在Associated Board for Christian Universities in China在紐約Hotel Waldorf Astoria召開的盛大午餐會上。當時到會者都是一些資助中國教會大學的上層人物，施葆真的講題是：“戰時中國的教會大學”（Christian Universities in Wartime China）。在美期間，施葆真還積極參與過一次爲中國難民募捐的活動，當時的口號是A Bowl of Rice，即“一碗飯運動”，號召美國人只要獻出一頓飯，就可以使中國難民少挨餓。募捐活動持續了兩天，得到各界華僑的熱情支援。

施葆真完成學業後，於1938年7月離開美國經歐洲回國。途中在英國參加了英國基督教學生運動每年一次的聖經研讀會；在法國參加了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的總議會。10月乘坐義大利“康脫浮特”號輪船回國。

回國後她組織過學生救濟委員會，爲流亡學生補助旅費、及生活費，包括夏天的蚊帳和冬季的棉被。她繼續在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工作，擔任過總務部主任，是蔡葵和鄧裕志先後兩位總幹事的得力助手。總務部處理日常行政工作，繁雜瑣碎，但她總是不厭其煩地認真對待。她關心同工，使大家心悅誠服。

文革大革命前夕，她被調離女青年會，到工廠去勞動。“文革”中受到過衝擊，及各種不公正的對待，但她都泰然處之，樂觀面對，她說一切都由主安排。十年動亂結束後，女青年會復會，鄧裕志繼續擔任總幹事，迫切需要退休老同工返會協助。本著對女青年會工作的熱愛，以及對鄧裕志多年的深厚友誼，施葆真雖然已屆八旬高齡，仍然回去工作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施葆真現在是“上海金女大校友會”中年齡最長，德高望重的老學長。她熱愛母校，當1978年，“金女大”老校長吳貽芳呼籲在各地建立校友會時，施葆真與嚴蓮韻、楊立林、王應安等校友積極回應籌建上海校友會。該會成立後，她被推選爲歷屆理事會理事和會長；換屆後仍擔任理事會顧問之一。90歲時她還帶保姆去看望病中的校友。她關心金女大校友會秉承吳貽芳遺願建立起的金陵女子學院的成長，爲母校金女大後繼有人感到欣慰。因她與“金女大”校友鄧裕志多年的親密關係，鄧去世後，其家人在其遺款中捐出四萬元作爲“金女院”的“厚生”獎學金，以紀念鄧裕志對母校的熱愛。

施葆真生活很有規律，飲食有度，適當活動，並經常去教會做禮拜。她雖已年過百歲，依然精神矍鑠，思想敏捷。她一生爲中國的婦女事業所作出的貢獻，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