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堅如

史堅如，原名文緯，字經如。其先祖居住於江浙地區，後遷居廣東番禹，是明末抗滿殉國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後裔。自其遠祖及至父親都是功名中人，祖父是道光年間的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但不久辭官回歸故里，此後數代先人皆不慕仕途。

史堅如於1879年（光緒五年）出生於廣東番禹，兄弟姊妹共七人，在兒子中他排行最小。6歲時，父親病逝。其母“端嚴靜默，賢而知書”，經常勉勵其子女好好讀書。史堅如自幼體弱多病，不茍言笑，稍長入私塾讀書。他雖然出生於書香世家，但對中國典籍並無好感，對八股文更為厭惡。但他對兵法、地輿、和歷史之類的書卻情有獨鐘。他從史書中領略朝代興替、政治得失與治亂之理，書中所記權奸、俠義、賢良、和奸邪等，對其影響甚大，使他自幼崇拜英雄豪傑，憂國憂民，嫉惡如仇。這些塑造了他不惜舍身取義的性格。從少年時期始，他就和二哥史古愚、妹妹史憬然一起，像他們的遠祖史可法一樣，投身於反滿抗清運動。

發生於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國遭到慘敗，這國恥激起了史堅如反抗滿清政府的決心。當時，年僅16歲的他，就指斥清廷：“今日中國，正如千年破屋，敗壞不可收拾，非盡毀而更新之不為功。” 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戊戌變法，維新運動失敗後，史堅如對滿清統治者更為痛恨。他當時選擇的是去推翻，而不是改良現存的滿清皇朝；不是要擁有一個賢明的君主，而是要建立一個新的民主之政府，以代替專制的君主政治。他堅稱：“民主為天下公理，君主專制必不能治，即治亦不足訓也。” 可見，他當時對民主的認識與嚮往，已突破他從中國傳統史籍中得來的“政治得失治亂繫於君臣的賢劣”之觀念的局限。這種突破來自其閱讀基督教機構，如廣學會，出版的書報、基督教學校的教育，以及他對基督教信仰的體會。這成為其革命思想的另一來源。

史堅如對西學和基督教信仰的接觸，始於廣州的大光觀書樓。該書樓為基督徒革命志士左斗山於1898年所開設，其中陳列聖經、基督教信仰及各種新學的書刊，供人閱覽。左斗山的目的是在讀書人中間傳播福音，推廣西學，並藉此招攬革命志士。大光觀書樓開設後，廣受教會內外知識分子的歡迎，每日座無虛席，史古愚和史堅如兄弟便是其中的常客。二人在此開始結識興中會人士，吸取西方知識和民主理想，從而視野得以開闊，觀念有所突破。對基督教信仰也日生好感，與基督徒交往日深。

1898年，史堅如進入教會學校格致書院讀書，正式接受西式教育。格致書院為美國北長老會宣教士哈巴安德（Rev. Dr. Andrew P. Happer）和香便文（Rev. Benjamin C. Henry）兩位牧師所創辦，於1893年以中國基督教大學的名義在紐約注冊，畢業生可以領取學位。1894年，香便文出任格致書院的監督，他曾在廣州起義失敗後幫助革命志士脫險。1897年美國董事會特派尹士嘉（O. F. Wisner）來華擔任該院的監督，校務得以進一步發展。該書院中文科教習崔通約（崔成達）原是康有為的弟子，在戊戌變法中因親見基督徒熱心營救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而深受感動，遂於1899年歸信基督教，自此由改良主義轉向革命，主張以革命和基督教救國。格致書院吸引了不少中國基督徒革命者，孫中山的得力助手陳少白就是其中的一個。

史堅如進入格致書院讀書期間，校園內彌漫著一種以基督教救國的氣息。他在這里進一步接觸西方的科學文明，深入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並認識到民主制度的根本性質和精神乃源自於基督教。在崔通約等中西基督徒老師的熏陶下，他更明白了基督徒的救國責任。由此他逐漸成為一個帶有救國使命的基督徒，雖然他當時尚未受洗。此點從他在香港與日本志士宮崎寅藏的談話中可見一斑：“我是耶穌教信徒，一向相信唯一主宰的上帝，知道四海之民都是上帝的好兒女，所以對弱肉強食的現狀極表厭惡，想要闡明自由平等的大義。” 基督教“唯一主宰是上帝”的觀念和人道主義觀念告訴他，革命行動本身是神聖的，是體現上帝心意的行動，是天經地義的整個世界的潮流，絕不是所謂的草寇叛亂造反。他的這些觀念形成於大光觀書樓，在格致書院得到進一步的強化。當他更多結交基督徒革命志士後，深感“吾道不孤，吾志可行”，同時他堅稱自己是一位基督徒。從其成長歷程及言論來看，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教育確實是形成其革命思想的重要因素。

當革命黨人在香港、廣州策劃第二次起義之時，史堅如決定將革命理想付諸於行動。為實現其理想，他曾有過投身廣東綠林會黨之念，但因為覺得“此輩不足謀”而打消念頭，因他深知革命不是草莽英雄式的造反。後來他通過日本志士在廣州所設的東亞同文會，與革命黨人取得聯系。此時史堅如對孫中山已經十分景仰，希望能有機會跟隨他。因當時孫中山正在日本，所以他請求東亞同文會會長高橋謙介紹他前往謁見孫中山。高橋謙先寫信介紹他去香港見陳少白，加入興中會，然後才去日本面見孫中山。二人一見如故，甚相契合。隨後史堅如接受孫中山委派，正式投身革命工作。

興中會經過多年努力，重新集結革命力量，準備發動第二次武裝起義。1900年，興中會計劃分兵兩路起事，一路由鄭士良在惠州三洲田發動起義；一路由鄧蔭南領導，在廣州謀炸巡撫兼署理總督德壽，牽制廣州清軍兵力，以作策應，史稱“謀炸德壽之役”。參加此役者除鄧蔭南和史堅如外，還有李植生、蘇焯南、練達成、宋少東和宋居仁等基督徒革命志士。這是興中會第一次進行暗殺行動，雖然基督徒必須要面對“十誡”中“不可殺人”之信仰，但他們相信自己所從事的革命事業是正義的，是要在中華民族中實現神的心意，而暗殺是實現這一理想的不得已的手段，況且他們暗殺的對象是虐殺上帝兒女的兇手，死有余辜。

史堅如、蘇焯南、宋少東夫婦、史古愚等多人擔負起謀炸督撫和督撫衙門的重任。他們挖地道，埋炸藥，苦干多日，終於在1900年10月27日點燃導火線，然後逃離廣州，搭船去香港。因炸藥未炸，史堅如堅持讓其他人先走，自己則折回廣州，潛返撫署，重新點燃藥引，然後躲入寶華大街長老會教會等待。未幾，聽聞轟然巨響。後據消息稱，此爆只炸毀撫署部分圍墻，督撫德壽也只是從床上被震落在地，有驚無險。史堅如在長老會培英書院躲藏兩日後，心有不甘，外出四處打探，伺機行動。29日，當他欲搭船去香港時不幸被捕。

史堅如被捕後，被解往南海縣署，南海知縣因史堅如有教會背景，恐怕牽涉洋人教案，故拒不受理。史堅如遂被轉解至番禺縣署審理。在番禺縣衙審訊中，史堅如遭受殘酷刑訊，但他“惟怒目不答，傲睨自若”。史堅如被捕的消息很快便傳到格致書院院長尹士嘉、老師崔通約和鍾榮光耳中。因事態嚴重，尹士嘉急赴廣州，前往官署要求保釋史堅如，但那時史已承認自己的身份及所為。尹士嘉無奈之下，聯同博濟醫院的嘉約翰醫生（Dr. John G. Kerr），到沙面美國領事館請求領事出面營救。新任領事默為德（Robert Malachi McWade）雖前往官署營救，結果也告失敗。

史堅如最終被判斬首極刑，於1900年11月7日英勇就義於珠江天字碼頭，年僅21歲。同志們聞訊皆痛哭不已，深感痛惜。孫中山後來稱其“死節之烈，浩氣英風，實足為後死者之模範”，“為共和國殉難之第二健將”（第一健將為陸皓東）。史堅如生前曾對宮崎寅藏說，要改變中國現狀，就“只有用鮮血來洗滌人心”這個辦法，最後他不惜犧牲自己性命來改變人心。他和當時許多基督徒革命者那種為救國而自我犧牲的做法，實乃效法耶穌基督為救世人而殉難的十字架精神。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亲自募款为史堅如修墓立碑，并追封他为上将军。其墓祠於1913年落成於先烈路青菜岗；1978年因建设需要，迁至先烈路黄花岗内。墓园的大门上有胡汉民题字的“史坚如先生祠”石额，墓園內還有原墓遺留下来的一座史坚如烈士立像，由白云石雕成。基座的正面刻有烈士的生平简介，末署“中华民国二年七月孙文等公建”字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