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犖伯

1850年3月9日，史犖伯出生在愛爾蘭都柏林一個極有名望的家族，其祖父是赫赫有名的威靈頓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史犖伯曾就讀于英格蘭馬爾伯勒學院（Marlborough College）和都柏林三一大學（Dublin Trinity College），畢業後，前往倫敦攻讀法律。1875年，他成為英國聖公會差會成員（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又名英國海外傳道會、安立甘會），接受一年的訓練之後，於1876年在英國聖公會倫敦教區的主教座堂聖保羅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被按立為牧師，同時被按牧的還有同去中國宣教的羅為霖（Rev. Llewellyn Lloyd）。

1876年9月，26歲的史犖伯受英國聖公會差會派遣，攜新婚妻子路易莎（Louisa Kathleen Stewart）和羅為霖牧師一道前往中國宣教，11月14日到達福州。

不久，史犖伯開始購地建校，招生授課，培訓當地小學老師，並自編基督教教義要理問答。當地人很難理解洋人跨越千山萬水來華宣教的目的，甚至有位中國人很不屑地對史犖伯說：“我知道你為什麼到中國來，不過是為了混口飯吃。”[1] 這個人邊說邊做出扒飯入口的動作，顯出奚落嘲諷的態度。如果這人見識過史家坐落在愛爾蘭的豪華宅地，得知他本可擁有的錦繡前程，就會為自己粗鄙的論斷而感到慚愧。史犖伯對這種嘲諷和羞辱並不在意，只是淡淡地表示：“他對我的瞭解太少了！”[2]

史犖伯的妻子路易莎，不僅在艱苦的環境下生養兒女，而且負責培訓將來可以教導聖經的女信徒（Bible women）。她極具語言天賦，很快就能說一口流利的福州話，聽起來簡直與本地人無異。她曾說：“直到每個村子裡，至少都有一名能教導聖經的婦女，我們的工作才算成功。”[3]

1891年，史犖伯因感染嚴重的痢疾，被迫回到英國休假治療。痊癒後，被英國聖公會派遣，陪同尤金·斯托克頓（Eugene Stockton）前往澳大利亞，在各地舉行巡迴聚會。史犖伯的講道十分感人，引起熱烈的回應，招募到有奉獻精神的青年宣教士前往中國宣教。

在澳大利亞巡迴佈道之後，他造訪了印度和加拿大；於1893年秋天，再次來到中國。史犖伯夫婦遂被調往古田縣，負責照顧當地英國聖公會差會的12位單身女宣教士（在福建共有26名）。

華山距離古田縣城約20公里，氣候涼爽，盛夏之際，常有宣教士來此退修。1895年8月1日，本是史犖伯的兒子六歲生日，屋裡屋外，歡聲笑語。忽然之間，數百名面帶殺氣，手持兇器的齋會匪徒闖入，他們慘無人道，見人就砍，共殺死11人，傷5人，焚房2幢。殉道者之中，除史犖伯外，都是婦女和兒童，連13個月大的嬰兒也不放過。獻身中國近二十年的史犖伯夫婦就這樣死於亂刀之下，兒子的六歲生日竟然成為忌日。這就是史上聞名的“古田教案”。在這起慘案中，僅有5 人倖存，其中有二個是史犖伯的孩子：一個摔斷了一邊膝蓋，另一個被戳瞎了一隻眼睛。史犖伯及其遇難家人的遺體被葬于福州倉山的洋墓亭。

“古田教案”發生時，史犖伯另有三個較大的男孩正在英國求學。噩耗傳到英國，史犖伯的兒子們悲痛萬分。然而，他們不是要為父復仇，而是立定心志，繼承父母的心願，要用基督的大愛拯救中國人的靈魂。後來，長子史超域（Arthur Stewart）來到香港，擔任聖保羅書院的院長，退休後，由曾在古田教案中受傷的弟弟Evan繼任。兄弟二人前後共計掌教五十餘年。三子史文軒（James Stewart）于1907年來華，在四川成都主持“輔仁學會”，服事青年學生。史家胸懷基督之愛，以德報怨，感動了一個寄宿於此的中國青年，就是後來以推動“平民教育”而舉世聞名的晏陽初。

為紀念史氏殉道，古田的聖公會學校以他命名，1920年代發展為史犖伯初級中學（即今日的古田第二中學），栽培古田的子弟。《古田文獻》記載其校歌中寫到：“美哉有我史公校立其巔，真光無遠弗屆，有若明星高懸。”悠悠百年，“他雖然死了，卻因這信仍舊說話。”（希伯來書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