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約瑟

早年背景

1831年5月21日，施約瑟（Samuel Issac Joseph Schereschewsky）出生在俄羅斯帝國統治下的立陶宛小鎮陶羅根（Tauroggen）的一個猶太人家庭，父母親皆為敬虔的猶太人。他們希望自己的兒子長大後能夠成為拉比，故在施約瑟15歲那年，特意送他進入支托米爾拉比學院（Rabbinical School of Zhitomir）接受嚴格的猶太教教育。那時，有些倫敦猶太人傳道會（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ity amongst the Jews）的傳教士正在當地宣教，向猶太人派發希伯來文新約聖經。施約瑟從一位同學手中得到一本，細心閱讀之後，始信耶穌基督就是舊約中所應許的、猶太人所盼望的那位彌賽亞。

1852 年，施約瑟離開修讀四年之久的拉比學院，轉往德國，進入布雷斯勞大學（Breslau University）攻讀東方語言課程，在那裡他接觸到希伯來基督教（Hebrew Christianity），並結識了不少從猶太教改宗基督教信仰的猶太人（Hebrew Christians），而且布雷斯勞大學神學系的希伯來文講師紐曼（Henricus Christophilus Neumann）就是一個猶太人基督徒。在他們的影響下，施約瑟對基督教信仰有了更深的認識。

1854年6月，施約瑟移民美國紐約，做裝運工作。經人介紹，他結識了專向猶太人傳福音的長老會牧師尼安德（John Neander），並通過他認識許多已經信主的猶太人朋友。他們都非常關心施約瑟靈命的需要，經常和他一起查考聖經，幫助他明白基督教真理。次年4月，施約瑟應邀參加一個猶太人基督徒的逾越節紀念聚會，在同守逾越節晚餐時，他心被恩感，決志信主。他的“頭慢慢垂下，雙手掩面。…… 他的每一個神情都像一個心緒被深深地攪動著的人一樣。然後，他的嘴裡念念有詞，默默的祈禱。最後，他抬起頭來，以激動的聲音說：‘我不能再否認我的主了！從今以後，我要忠心地跟隨祂，至死不渝’。”

1855年，施約瑟接受浸禮歸主，加入紐約浸信會。之後不久，他轉而參加了長老會的聚會。同年12月，施約瑟獲得紐約長老會教育委員會助學金，進入紐約州的長老宗西方神學院 （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Allegheny City, New York）學習。畢業後向長老會差會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申請赴海外宣教，未獲批準。遂轉往紐約市的聖公會總神學院（Episcopal General Theological Seminary）繼續深造。1859年，施約瑟如願以償，成為美國聖公會的海外傳教士。當時有一位神學院教授很不理解他為何要選擇前往中國，施約瑟如此表白自己的決心和抱負：“我一定要前往中國，因為我要把聖經翻譯成中文。”

1859年7月7日 ，施約瑟在紐約的聖喬治教堂（St. George’s Church）被按立為會吏（Deacon），按立他的是美國聖公會派駐中國的差傳主教文惠廉（William J. Boone）。一周後，施約瑟即與文惠廉一道，乘坐“金科玉律號”（Golden Rule）貨船前往中國，時年28歲。

入華初期

1859年12月，施約瑟抵達美國聖公會總部所在地上海，開始刻苦學習中文、上海方言和文言文。他說：“……與其說我要學會中文，不如說我要掌握多種中國語文。因為一個渴望能夠熟習中文的人，必須研習至少兩、三種獨特的中國語文：第一種是他所居之的地的人所說的方言；第二種是全中國的官員，以及很多省份的人都使用的官話；第三種是中國知識分子們所使用的文言文。” 八個月後，施約瑟即用中文寫了一份報告，其中含有關於中文學習的一些獨到見解。他在結論中說：所有西方傳教士至少應該花上十八個月的時間密集學習中國話後，才能開始講道。因為中國人“對語言的挑剔”的程度比其他民族更甚，他們對只會講“幾句破句子”就想傳道的外國人，是極為不屑一顧的。

施約瑟在上海生活了大約三年，除了一般的宣道工作外，他全力學習各種語言，但他力主要學好官話。在1859 年時，北方還沒有對外國人開放，西方傳教士只能在香港、澳門和五個通商口岸活動，因此大部份傳教士都只學習當地方言，很少人想到要學北方的方言。但施約瑟看到官話是全中國的官員、商人和文人之間的語言，因此學官話是必須的。此外因為如果不懂得中國的文史典籍，根本就無法明白中國人的思想，更無法與士大夫們溝通。只有學會中國古文，才能夠了解中國傳統文化，才能以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心靈和精神層面的東西。正如使徒保羅一樣，他對猶太人說話，就作一名猶太人；對著希臘人，就作希臘人。那麼傳教士也須一樣，應該在向中國人講道時，像是一個中國人。

美國長老會傳教士、著名漢學家丁韙良（William A. P. Martin）如此描述施約瑟說：“我第一次與他見面，是在他剛剛抵達中國之後。當時他住在上海的一所教堂裡，他已經有一個星期的時間沒有離開過寓所。他每天日以繼夜地閱讀一本名為《三國演義》的古書。就是藉著不間斷的研讀，他在對這本中國巨著的認識上建立了穩固的根基。”

僅僅幾年時間，施約瑟就能熟練地使用上海話、北京官話和文言文等交流、書寫。以至於丁韙良如此評價說：“當日說國語而能將其成語應用自如的，沒有別的人可以與他相比。” 1860年10月，施約瑟被按立為聖公會的會長（Presbyter）。

北京十二載

當第二次中英戰爭結束，《北京條約》簽訂後，北京始向外國人開放。施約瑟不失時機地向美國聖公會差會（American Episcopal Church Mission）請求前往北京，獲準。此後他在北京居留12年之久（1862-1874）。若以宣教而論，他並無多少成就，入京九年後，他僅為三個中國人施洗。不知他是否因此發現自己沒有佈道家的口才，而轉從文字宣教和譯經的。

施約瑟在北京期間，除了宣教之外，他還主導了北京官話譯本聖經和《公禱書》的翻譯工作。1864年，施約瑟與美國資深傳教士丁韙良、倫敦會的漢學家艾約瑟（Joseph Edkins）、後來成為香港聖公會維多利亞主教的包約翰（John S. Burdon），以及被譽為“不論在品性、德行、修養上都堪作傳教士模範”的白漢理（Henry Blodget）等五人組成了北京譯經委員會（The Peking Translation Committee），著手將聖經翻譯成北京官話。當時流通的聖經譯本，多是文言文譯本（如“委辦譯本”，Delegates’ Version ）和方言譯本（如廣東話、寧波話等譯本）。該委員會計劃先翻譯新約聖經，但很快他們覺得，讓具有猶太背景，精通希伯來文的施約瑟專注於舊約聖經的翻譯，當是最好的分工。於是他們請施約瑟主要負責舊約的翻譯工作。施約瑟視此為上帝所賦予他的神聖使命，曾如此記道：“他們（其他譯者）告訴我，將舊約譯成人口最多的帝國鮮活的語言是特別交付給我的責任，直到這項工作完成為止。我將此視之為我在這個國家的特殊召命，…… 靠著上帝的幫助，我……將會對在華的傳教事業作出莫大的貢獻。”

經過十年的艱苦努力，新約聖經北京官話譯本於在1872年譯竣出版。這是繼1854年《南京官話譯本》之後的又一部官話版新約聖經。外界對該譯本給予高度的肯定，傳教士惠志道（John Wherry）如此評價說：“新的官話新約譯本差不多在帝國的一半地區取代了文言譯本，在家庭、教堂、街頭佈道所和教會的主日崇拜中通行，並且從那時開始就站穩了腳跟。……這譯本對華北地區未受過教育的人來說，其意義就像威克里夫譯本與路德譯本之於英國人和德國人一樣。譯本的文筆簡潔有力，清晰明暸，雖淺白卻不流於俗氣，雖莊重敬虔卻不舞文弄墨。”

北京官話新約譯本問世後，施約瑟隨即著手進行舊約的翻譯工作。事實上，這項工作是他應翻譯委員會的邀請，獨立翻譯完成的。施約瑟覺得沒有其他人會比他更適合承擔這項任務。他說：“我或許可以表明，我的希伯來文知識賦予我資格，大概比現今在中國的任何傳教士更適合著手進行這項工作。由於我生來是猶太人，並且在早年得以接受良好的猶太教育，使我對希伯來文比任何其他語言更為熟悉。至於我的中文水平，我希望我能擁有不下於大多數傳教士的中文知識。” 施約瑟此言不虛，當時的傳教士對他的自我評估絕無異議。

在他全力以赴地努力之下，1874年12月，在美國聖經公會的資助下，施約瑟的舊約官話譯本出版了。1878年，該譯本和早前的新約譯本合併成北京官話《新舊約全書》，作為英、美兩國傳教士和聖經公會共同合作的成果出版。該版本同樣受到高度讚揚和歡迎，甚至比當初馬禮遜的《神天聖書》譯本更受重視。美國聖經公會的駐華代表海格思（John Hykes）就以“譯經王子”（Prince of Bible translators）之稱，大英聖書公會的出版物以“世界最偉大的聖經翻譯者之一”，來讚譽施約瑟的非凡能力與卓越成就。

在北京期間，施約瑟還完成了他自己的終身大事。1868年，37歲的施約瑟與英國女傳教士蘇珊•沃玲（Susan M. Waring）喜結連理，婚後育有一子一女。

創辦聖約翰書院

1875年，施約瑟計劃在上海籌建一所高等院校。當時許多在華傳教士著重於宣道，所辦學校只有中小學。施約瑟此舉可謂超前之舉，為此施約瑟攜妻室於1875年同回美國，為籌建學院募款。

1877年10月31日，施約瑟在紐約曼哈頓的恩典堂（Grace Church）被祝聖為聖公會上海傳教區的主教（Missionary Bishop of Shanghai）。1878 年7月，在返回上海途中，他順道以上海主教身份，出席了在倫敦舉行的普世聖公宗藍柏會議（Lambeth Conference）。

回到上海後，施約瑟將兩所聖公會學校培雅書院和度恩書院合併，組建成聖約翰書院（St. John’s College）。1879年，施約瑟看中西郊蘇州河轉彎處的一塊面積84畝的土地，便從這塊土地的擁有者英國商人、兆豐洋行（H. Fogg ＆ Co.）大班福格（H. Fogg）手中買下。1879年4月復活節的次日，舉行了學校的奠基儀式；同年9月，聖約翰書院開學，有10名老師（美籍華籍各半），及62名學生，用國語和上海方言授課，學習西學、國學和神學。書院共設六年課程，分為預科班、神學院和專上學院。施約瑟出任院長兼國文部主任，並且以私人藏書在院內開辦了圖書館。不久施約瑟又創辦了聖瑪利亞書院（女中），任命中國人黃素娥為校長。黃素娥是聖公會首任中國牧師黃光彩之女。

1881年夏天，施約瑟去武漢視察教務。8月12日，由於當地天氣極為炎熱，施約瑟嚴重中暑，發高燒、痙攣，乃至不省人事。數日後，他終於退燒，醒了過來。8月23日，在夫人陪伴下乘船回上海休養。自此，他四肢行動不便，連說話也受到影響。日後，施約瑟夫人憶及此事時說：“雖然他已經差不多完全失去了說話的能力，但這樣的一句話，卻經常掛在他的嘴邊：‘我一定要活下去，因為我還未完成翻譯聖經的工作’。”

由於康復緩慢，施約瑟和家人最後決定前往歐洲就醫。1882 年3月，舉家乘船前往法國。自此，他有13年不在中國。他先在瑞士居住了4年，之後有5年分別在美國費城、紐約州北部及新罕布什爾州居住，最後在麻省劍橋鎮住了4年。他於1883 年辭去聖公會主教和聖約翰書院院長等職，小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 Jr.）接任院長職務直到1886年卜舫濟（F. L. Hawks Pott）執掌院務為止。為紀念施約瑟創校之功，1894年，聖約翰書院特建一座四合院式兩層樓房，名為“懷施堂”，即今日華東政法學院校園內的“韜奮樓”。

“二指版聖經”

堅定的基督信仰與猶太傳統，加之夫人無微不至的照顧，使施約瑟堅持了下來。雖然嘗試過各種治療方法而不見果效，但他的精神和情緒卻漸漸穩定下來，也慢慢重拾起昔日活躍的思想以及對譯經的熱忱。令人驚訝的是，他以如此患病之軀，竟從1887年夏天開始著手修訂其官話新舊約聖經，同時又開始將聖經翻譯成淺文言，即“施約瑟淺文理譯本”的工作。他深信上帝賦予他在聖經翻譯事工上的恩賜與使命，即使找不到適當的中文抄寫員可以協助，他依舊一面修訂《官話新舊約聖經》，一面靠每只手上尚能活動的一根手指，在打字機上以羅馬拼音逐字譯出淺文理的新舊約全書。有時候，當這兩根手指也無法動彈時，他就以手握拳夾著一支小棍子，在其打字機上，逐字逐句地敲打出來。起初他每天工作五至六小時，後來增至八至九小時。他的兒子回憶道：（父親有）“巨大的專注力，逐件事情去做，直至完成為止，沒有甚麼事可以令他分心──（簡直是）忘卻萬事 …… 。” 就這樣歷時八年，施約瑟在1888年完成了官話新舊約聖經的修訂；1894年完成了新約聖經的淺文理譯本。施約瑟稱這譯本為“淺文理二指版聖經”，因為大部分譯文是他用兩根指頭敲打出來的。施約瑟當時激動地說：“我不是以教會傳教士的身份去承擔這職事，我感覺到上帝的呼召，並且是祂特別地預備我去完成這工作。……我把這譯本視為我宣教事業中最重要的成就。”

1894年12月，施約瑟寫信給差會，要求批准他重新回到中國工作。為了說服差會，他動情地說：“有關我的健康狀況，在過去七年來，我每天都能夠工作八到九個小時。我相信靠著上帝的幫助，我回到中國後同樣可以這樣工作。……如果我再不回去，我過去所做的一切都會完全落空，我也要面對難以承受的打擊。……我可以向差會保證，如果我有機會回去，我將會在中國工作直到我離世為止。讓我能夠在一塊我已獻身的土地上工作至死，是我畢生的榮幸。”

最後，差會批准了他的請求。1895 年9月，64歲的施約瑟在妻子和女兒的陪伴下，帶著那用羅馬拼音打出來的淺文理譯本和修訂官話譯本回到闊別已久的上海。在他的指導下，其中國助手、畢業於中國登州長老會學校的蓮英煌用了兩年的時間將文稿從羅馬字母轉換抄寫成漢字。在美國聖經公會的海格思的建議下，他們於1897年移居日本東京，因為那裡的聖經印刷比當時中國的來得便宜，也更有效率。最後，他的官話舊約聖經和淺文理新舊約全書分別於 1899 年和 1902 年在東京印行，名為《施約瑟淺文理譯本》。在《官話和合譯本》出版前約二十年間，它是通行最廣、最受中國信徒歡迎的譯本。

一代譯經偉人

然而，施約瑟仍心願未了。1903年，他又開始了新的計劃：編訂官話和淺文理譯本串珠註釋版聖經；完成統一兩個譯本的用詞譯法；並修訂官話新約譯本。但就在他差不多完成這幾項計劃之前，他行完了世上的路程。施約瑟一直工作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1906年10月14日清晨，施約瑟的主治醫生丟斯勒（Rudolf B. Teusler）已經發現施約瑟的情況不妙，擔心他活不過24小時。當麥堅主教（Bishop Mckim）趕到施約瑟住所時，還以為丟斯勒醫生診斷錯誤，因為他看見施約瑟如常坐在輪椅上，為他的《淺文理譯本》進行編寫串珠經文的工作。然而就在翌日早上的10點零五分，施約瑟安詳地離開了世界，終年75歲。只可惜在有生之年他沒能見到中文淺文理串珠聖經出版，這本聖經最終在1910年，由他的中國助手蓮英煌協助完成。

施約瑟把一生中的32年，全部傾注在聖經的翻譯上，在中文聖經翻譯的經歷比任何人都多。在施約瑟身上，猶太人和基督徒這兩個身份奇妙地結合在一起，成為他譯經生涯的寶貴資產。而且他繼美國之後，選擇中國成為他第二個自我歸化的國度，盡其大半生的心力，鑽研中國語言和文化，最後貢獻給中國一本官話舊約聖經譯本。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有二十多年時間是在身體癱瘓，僅有兩個手指能夠動彈的情況下，從事譯經工作的。他曾說：“我已經癱在這椅子上超過二十幾年了。剛開始這對我而言，很難接受；但上帝比誰都知道，祂把我放在一個最適合我的地方。” 他這樣不斷面對生命中許多極大的挑戰，卻仍能續堅持，其毅力非凡人所能及，更贏得了他的傳教士同工和後來的歷史學者對他的最崇高的敬意。

在美國聖公會為施約瑟撰寫的傳記中，對他一生的事奉有如下的評價：“作為一位從事聖經翻譯工作的人，他在譯經方面的影響，比他作為一位主教的影響來的深遠。中國的基督徒將會存著感謝上帝的心，永不遺忘這位被上帝從軟弱變為剛強的偉大學者——他已經適當地和正確地為聖經的中文翻譯工作奠定下基礎。” 美國聖公會代表史蒂芬牧師（William Bacon Stevens）在其悼文中也如此說：“世界上最偉大的英雄所達至的最偉大的成就，當拿來與施約瑟主教所作的相比時，都會變得渺小，……因為他使聖經用中文來向人說話，把福音傳遍了半個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