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

五、外交家和駐華大使

從燕大建校到抗戰勝利，中國時值兵荒馬亂之年代。為了讓燕大能夠在內憂外患中生存下去，司徒雷登時時關注著中國國內外政治與時局的發展，因此與中國政壇風雲人物的接觸也日漸頻繁。早在1927年9月，國民政府宣布定都南京後，司徒雷登即造訪南京，目的是確認新政府對教會學校的政策。經孔祥熙介紹，他結識了蔣介石夫婦。此後他在更多的機會和場合接觸、認識了汪精衛、李宗仁、宋子文，以及上海市長吳鐵城等政要，請他們幫忙、捐款，幫助燕大度過一個個難關。同時他也在他們中間穿針引線，致力於他們之間的和好與團結。宋美齡甚至把他看為自己的牧師，向他傾吐自己在婚姻生活中的煩惱。周恩來是他所認識的第一個中共領導人。這些都為司徒雷登日後登上政治舞臺奠定了基礎。

正當中國人民歡慶抗戰勝利之日，司徒雷登的人生軌跡卻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1945年秋天，在燕京大學開學前一個月，司徒雷登前往重慶，出席慶祝抗戰勝利招待會。在那次招待會上，他第一次見到了前來參加國共談判的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和董必武等人。毛澤東熱情地與他握手，口稱“久仰，久仰”，然後告訴他說在延安有許多燕大的學生，並誇讚道“你們燕京的學生在我們那邊工作得很努力。” 當晚，他和毛澤東說古論今，展望未來，談得十分融洽。9月19日，在燕大校友，周恩來的英文秘書龔澎和她丈夫喬冠華的安排下，毛澤東和周恩來設午宴款待了司徒雷登。在談到中國的前途時，司徒雷登對未來的和談寄予厚望，認為“只有和談成功，中國才有希望。” 毛澤東當即建議司徒雷登到延安去看一看，司徒雷登亦欣然表示接受，只是當時因身體欠佳而未能成行。

11月下旬，司徒雷登去美國為燕大募捐，第二年4月回到中國，順便去南京拜訪了相識多年的蔣介石，並在那裏見到了作為美國總統私人代表、負責調停國共兩黨糾紛的馬歇爾。司徒雷登對中國的深入了解給馬歇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於復雜的政治原因，最後調停失敗。這時，馬歇爾覺得自己已經無能為力，換一個人，也許會出現轉機，而最為合適的人選當屬司徒雷登。馬歇爾認為“德高望重”，並且“在中國有長久經驗”的司徒雷登“對於中國及其人民心理的了解，對於中國語言的運用自如，國民黨和共產黨對他同樣的尊敬，使他具備了參與調解努力的極好條件。” 於是，馬歇爾致電美國政府，正式提名司徒雷登為駐華大使。“我希望司徒雷登博士就任一個高級職位，這樣我就能利用他對各派政府領導人的影響，所有這些人大多數他都是熟悉的。在政治談判中他將是特別有幫助的。” 儘管司徒雷登身為傳教士、教育家，在外交方面似乎是個“生手”，但考慮到司徒雷登對中國和中國事務知之甚廣，中國各階層人士都能接受他，國共雙方又都有他的學生擔任著重要職務，美國政府還是選擇了司徒雷登，並於1946年7月11日，正式任命司徒雷登為駐華大使。

中共對司徒雷登擔任大使表示了歡迎。周恩來夫人鄧穎超在《群眾》周刊上發表談話說：“司徒雷登先生生長在中國，對中國情形很熟悉，對我們一向有良好的友誼，而且正為中國的和平民主在努力，所以對於他的出任駐華大使很熱烈的歡迎，同時也寄予很大的希望……。” 國民政府中大多數人，包括蔣介石在內，也都贊同司徒雷登出任駐華大使，並對其寄予厚望。

消息在媒體公佈後，燕大的師生都非常興奮，認為司徒雷登可以發揮他的作用，為中國和平作出貢獻。司徒雷登本人也是這樣認為，長期以來，他一直渴望能為中國做一些更有價值的事情。應該說，做大使與司徒雷登服務中國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他私下裏曾對傅涇波（司徒雷登的私人秘書和顧問）說過，他不是政治家，也不為名為利，只是基於愛中國，希望中國和平昌盛，百姓少受苦難，才同意擔任大使的。實際上他還有一個不好明說的原因，就是做大使更便於他為燕大尋求支持。

1946年6月，為給司徒雷登慶祝七十大壽，燕大專門成立了“司徒雷登七十大壽委員會”，由陸志韋親任主席。生日那一天，賓客盈門，熱鬧非凡。前來祝壽的有國民黨方面的張道藩，共產黨方面的葉劍英，蔣介石還派人送來了一幅匾額為其慶生。國民政府也特地發出一道褒獎令，表彰司徒雷登對中國教育事業的偉大貢獻。

7月，司徒雷登向燕大提交了辭呈，辭呈中說：“我之所以接受此項任命，完全是出於我確信此舉目前最符合我為之奉獻終身的燕京大學本身和其他方面利益。” 遞交辭呈之後的學校茶話會上，司徒雷登又說：“今日燕京的問題，實在與中國不可分割，能出去幫忙使中國渡過今日的難關，實際上仍是為燕京工作。” 燕大校務委員會沒有接受他的辭呈，只是給了他一年的長假。當時司徒雷登也充滿信心地認為，只需要“一年或更短的時間，就可以從我的新職務上引退，重新回到我今天離開的地方。”

1946年7月11日，70高齡的司徒雷登正式出任美國駐華大使，赴南京履職，同時仍擔任燕大校務長之職。同年10月，司徒雷登借參加杭州青年會復會典禮之機，祭掃了他父母之墓，杭州市參議會授予他“杭州市榮譽公民”稱號，並贈送他一把象徵性的金鑰匙。

司徒雷登當時充滿自信，對中國的形勢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認為不能靠武力解決國共兩黨之間的爭端，因為兩黨都不可能戰勝對方。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建立一個聯合政府。此後他以促成中國的和平為己任，致力於組建中國的聯合政府，他曾這樣寫道：“我之參與若存一線希望，促使國民黨人與共產黨人組成聯合政府及統一的軍隊，以結束這場耗竭民力、自相殘殺之內戰，我即不惜代價，全力以赴。” 可惜事與願違，其努力既不可能被國共雙方真正接受，也從未得到美國政府的信任。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不聽他的，美國政府也偏袒國民政府，他作為大使，又不得不服從美國政府的決策——他的一切努力都失敗了，最後內戰全面爆發。中共代表周恩來決定於11月19日返回延安。11月11日，他特意到美國駐華大使館拜會了司徒雷登。11月16日，周恩來再次宴請司徒雷登，正式向他告別。並請中共代表團中的燕大畢業生龔澎、吳青和陳浩作陪。席間，他指著這些人對司徒雷登說：“他們是你培養的學生，你是燕大的校長，可是為我們培養了人才。” 司徒雷登接口說道：“燕京的學生表現出了遠非我們所能預見到的頑強性格和精神，他們充分證明了中國青年的優秀品質，中華民族的生命力和精神力量。” 臨別前，周恩來送給他一個明代的彩繪花瓶作為紀念。

調停失敗，和平理想破滅，司徒雷登痛責自己失職，寫道：“我辜負了中國人民對我的信任。我未能說服任何一方為達成協議而作出讓步。” 當時燕大校務委員會曾致電司徒雷登：“燕京需要你，最熱烈地歡迎歸來。” 但此時的司徒雷登已經深深陷入政治漩渦之中，不能自拔。1948年，在他72歲生日前，全國各地學生紛紛罷課遊行，還有38名校友聯名寫信給他，希望他盡快辭去大使職務，這是以前從未發生過的事情。司徒雷登回燕大僅待了三天，便匆匆返回南京。從此，他再也沒有回到燕大校園。

1948年間，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攻佔南京。當時包括蘇聯在內的駐華使館都隨國民政府南遷到廣州去了，而司徒雷登則選擇留在南京靜觀時局變化。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的目的很明顯：國民黨大勢已去，正如他不久前在給馬歇爾的報告中作出的預言，蔣介石“將不可避免地被拋棄”。他希望能與共產黨直接接觸，以便有機會討論在新的形勢下如何處理中美關係。他表示中國問題不只是一個對華政策問題，而且也是關係到世界和平的問題。解決好中美關係，對世界和平將是一大貢獻。在解放軍打進南京的第三天，司徒雷登開始起草一份備忘錄，提出關於承認中共的設想。一周後，他派人與中共聯系，而中共方面負責外事工作的，正是當年司徒雷登救助過的學生黃華。黃華奉周恩來之命，多次到南京與司徒雷登晤談，以便借助師生關係了解下一步美國政府的打算。當時毛澤東曾就如何與司徒雷登會談以及會談的內容提出具體的意見。後來黃華也曾回憶當年會面時的經過。司徒雷登表示，美國已經停止對蔣介石的援助，願意與新中國建立新的關係。同時美國在中國一些地方的軍隊也可以作具體的調動，避免與解放軍發生不必要的沖突。此後司徒雷登向黃華表示，希望能親自去北京與周恩來面談。周恩來通過黃華表示，歡迎司徒雷登回燕京大學一行，並表示可能一晤，毛澤東還轉托時任燕京大學校長的陸志韋寫信給司徒雷登，表示他可以個人身份到北平參加燕京大學校慶，並考慮安排他同有關領導人見面。獲此消息，司徒雷登很是興奮，立即向美國政府匯報情況。但就在1949年7月2日這天，他接到了國務卿艾奇遜來電，不僅不允許他去北京，還要他必須於7月25日前回國。司徒雷登雖然知道命令難違，但還是做了最後一次努力，再次提出去北平的請求。但到了7月25日，美國國務院再次電催司徒雷登，務必於8月2日前離開中國。國民黨政府也希望他先到廣州，再回美國，認為這將是對國民黨政府精神上的支持，但司徒雷登沒有這樣做。根據多年後傅涇波的回憶，他曾因是否赴北平之事與司徒雷登發生過激烈的爭論，但司徒雷登最終依照美國政府的指示還是未能北上。對此傅涇波甚感遺憾地說：“如果當日老人家去了北平，恐怕以後很多歷史都要改寫了，甚至朝鮮戰爭都有可能避免!”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登上一架破舊的美國軍用飛機，心情沮喪地離開他所愛的中國，離開他一生大部分事業所系之地，也離開了長眠於西子湖畔和燕園裏的父母和妻子，從此再未踏上中國的土地。他乘飛機從南京直飛沖繩，並在那裏發表聲明，贊成中共領導的中國政府，但美國國務院未讓這個聲明在美國發表，還電告他不得再作聲明。三天後，美國國務院發表了“白皮書”（The China White Paper）《美國與中國的關系——著重1944－1949年時期》。由於 “白皮書”公佈了許多美國駐華外交人員——包括司徒雷登寫給國務院的例行報告和經過“篩選”的資料，這帶有很大片面性的資料給司徒雷登造成了極大的傷害，使他成了美國對華政策的頂罪羊。

隨後，毛澤東於1949年8月8日寫了“別了，司徒雷登”一文，由新華社播發，對國民黨和美國當局，也對司徒雷登本人——作為美國對華政策失敗的代表人物——極盡諷刺。毛澤東開言道：“美國的白皮書，選擇在司徒雷登業已離開南京、快到華盛頓、但是尚未到達的日子——八月五日發表，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系，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因此被馬歇爾看中，做了駐華大使，成為馬歇爾系統中的風雲人物之一。在馬歇爾系統看來，他只有一個缺點，就是在他代表馬歇爾系統的政策在中國當大使的整個時期，恰恰就是這個政策徹底地被中國人民打敗了的時期，這個責任可不小。” 毛澤東在文末還揶揄道：“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司徒雷登看見了什麽呢？除了看見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地走過，工人、農民、學生一群一群地起來之外，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也大群地和工農兵學生等人一道喊口號，講革命。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沒有什麽事做了，只好夾起皮包走路。” 毛澤東這篇文章後來被收入中國大陸的中學語文課本裏，這使得司徒雷登在中國比在美國更知名，只不過是聲名狼藉罷了。長久以來，他輝煌的教育家生涯被人們所遺忘，而僅僅以“披著羊皮的狼”的虛偽形象被留在一代中國人的腦海裏。

六、燕京大學的結局

司徒雷登離開燕京大學轉任大使之後，陸志韋接任為燕大校長。1949 年，燕京大學根據“政府指示”進行了課程改革，增設了政治教育的課程。1951年2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批準燕大改為公立大學，並接管了她。陸志韋在慶祝會上宣佈：“以後不論在名義上，在實際上，在經費來源上，教學的觀點與方法上，燕京都完全而且永久的是中國人民的大學了。” 隨後燕大和其他前教會學校一起，掀起聲討美國文化侵略的高潮，並切斷與美國的任何關係，思想改造運動亦就此開始。司徒雷登被控訴為“美國的間諜和中國人民的敵人”；趙紫宸在師生大會上痛斥司徒雷登是“美國的秘密代理人，是反蘇、反共、反華的反動分子，因此是中國人民最兇惡的敵人。” 但沒過多久，那些批判過司徒雷登的教師也紛紛遭到批判。1952年3月，趙紫宸在全校師生大會上遭到批判，罪名是“裏通外國”。陸志韋更被作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而遭受批鬥，被控訴為“披著學者的外衣，進行親美反共的活動，造成祖國人民不可彌補的損失。” 當時所有燕大的學者都要接受思想改造。當抗美援朝運動開始後，所有英美籍教授都離開了燕大，他們不願意被當作“帝國主義分子”，給他們的同事和朋友帶來麻煩。

1952年，幾乎熔鑄司徒雷登畢生心血的燕京大學被解體，分別併入了八所大學。而新北京大學的校址，便坐落在原燕京大學的校址上。至此，燕京大學不復存在。司徒雷登悲劇性的命運和燕京大學的消亡，實為那個特殊時代東西方關係的結果。

燕大雖然不復存在，但其桃李芬芳，溢美天下，遺澤後世。僅就中國外交界而言，新中國外交部的第一位女司長龔澎，中國首任駐愛爾蘭大使龔普生，駐英國大使胡定一，駐意大利大使張越，駐希臘大使楊公素，常駐聯合國代表淩青、副代表賴亞力，以及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都是燕大畢業生。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負責全程接待他的是燕大畢業生、時在中國外交部任職的韓敘，他後來成了中國駐美國大使。1979年鄧小平訪問美國時，隨行人員中有四位出身於燕大。同年，黃華以外交部部長身份同美國談判，中美正式建交。除外交界外，燕大在其他領域亦碩果累累，不再一一贅述。

七、美國晚年

司徒雷登回到美國後的生活似乎十分閒適，多有時間與家人和老朋友聚會、吃飯，但他內心裏卻充滿了失望與惆悵。更加令他痛苦的是，在麥卡錫反共運動籠罩下的美國國務院對他下了“禁言令”，不能參加任何正式活動，同時又被麥卡錫主義者騷擾。在這一連串巨大打擊下，古稀之年的司徒雷登身體迅速垮掉。1949年11月30日，司徒雷登拜訪過曾在燕大任教的喬治•巴博後，在乘火車返回華盛頓途中突然中風倒下，被送進馬里蘭的貝塞斯達海軍醫院治療。在昏迷中甦醒之後，司徒雷登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焦急守候在床邊的傅涇波。在將近四個月的特護中，傅涇波每天都到醫院去探望、守護，陪老人待上幾個小時。出院後，傅涇波把司徒雷登接到他在華盛頓的家裏，與自己和家人同住，像對待自己的父親一樣對待他。因中風而導致的半身不遂和失語癥，使司徒雷登在輪椅和病榻上度過了最後的13個春秋。那時，司徒雷登身邊沒有親人相伴，唯一的兒子也不在身邊。他的生活起居完全依賴傅涇波及其家人照料。傅涇波自年少時就追隨司徒雷登，從司徒雷登受洗成為基督徒，又長期生活、工作在他身邊。外界一直將他視為司徒雷登的私人秘書和顧問。他和司徒雷登情同父子，一方面是由於基督之愛，另一方面是中國人知恩圖報之心，同時他也是在為燕大所有的學生報答這位老人。

1952年11月28日，司徒雷登向即將離任的美國總統杜魯門遞上辭呈，提出因健康原因，希望辭去駐華大使的職務。3天後，杜魯門在給他的回信中，對他在中國期間為增進中美關係所做的努力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司徒雷登晚年的最大也是最後一項成就是在病榻上完成了他的回憶錄《在華五十年》。他在開篇第一行寫道：“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都是以中國為家。精神上的縷縷紐帶把我和那個偉大的國家及其偉大的人民聯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個國家裏，而且還在那裏長期居住過，結識了許多朋友。我有幸在那裏度過了我的童年，後來又回到那裏當傳教士，研究中國文化，當福音派神學教授和大學校長。1946年，我在意想不到的情況下，被提升為美國駐南京大使，然而，在1949年，我作為大使，最終卻是很不愉快地離開了那個國家。” 寥寥數語，其中國情懷躍然紙上。1954年10月15日，司徒雷登回憶錄Fifty Years 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由美國紐約蘭登出版社正式出版。同年12月，中譯本《在華五十年——司徒雷登回憶錄》在臺灣出版。1955年和1982年，香港和中國大陸也分別出版了司徒雷登回憶錄的中譯本，可見司徒雷登在中國的影響力之大。

1955年，司徒雷登立下遺囑，將他的全部文件贈送給傅涇波，並要求傅涇波替他完成兩個心願：一是將當年周恩來送給他的那只明代彩繪花瓶送還給中國；而是將他的骨灰送回中國，安葬在未名湖畔他妻子的身旁。

從1960年開始，司徒雷登臥床不起，在臨近生命終點的時候，他有了更多的時間回顧自己的一生。晚年的司徒雷登仍然堅信，“人生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榮耀上帝並且永遠愛祂。”人類的生活方式越接近耶穌，世界就會變得越好；個人的命運，以及人類的命運也就越幸福。傅涇波如此描述道：“他以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和人類的仁者身份，幾乎每天都在為和平、為中國的統一、為結束世界動亂等問題祈禱。” 他對死亡毫無懼怕，因為他相信自己已經完成了上帝所賦予他的使命。

1962年9月18日，司徒雷登突然覺得胸間一陣隱痛，立即被送往華盛頓中心醫院搶救。在那裏他走完了他人生的路，安詳地離開了人世，享年86歲。11月30日下午，葬禮在紐約基督教中心舉行，由協和神學院院長杜森博士主持，幾百名燕大校友從世界各地趕來參加了葬禮。所有人一致稱讚他是一個最無私、最接近於耶穌偉大人格的人。葬禮是在管風琴演奏的中國民族樂曲《陽關三疊》中結束的。司徒雷登生前常說：“我出生在中國，也願意死在中國。” 傅涇波之子傅履仁先生這樣說：“司徒雷登先生的一生都奉獻給了中國的教育事業，回到中國是他最後的心願。”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重啟中美關係的大門。一年後，傅涇波應周恩來總理邀請，回到闊別24年之久的燕園，與吳文藻、冰心夫婦等燕大老友相聚。1988年5月，動過四次手術的傅涇波自感體力不支，派小女兒傅海瀾專程將花瓶送還中國，陳列在南京梅園新村紀念館內。5個月後，傅涇波在華盛頓逝世，他只完成了司徒雷登的一樁遺願。

八、魂歸故里

傅涇波之子傅履仁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華裔陸軍二星準將，他和父親兩代人為司徒雷登骨灰歸葬中國做了半個多世紀不懈的努力。傅涇波死後，傅履仁想盡辦法，最後才將司徒雷登骨灰空運到中國。原本要葬在燕大舊址的計劃已經獲批，但後來又因遭到反對而擱淺。因上個世紀80年代後期，中國上層依然有人認為司徒雷登是敵視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帝國主義分子，竟至聯名上書反對他歸葬燕園。此外，司徒雷登夫人當年逝後，被安葬在燕園的西南角，但那片地方早已被鏟平，夫人的墳墓也不知去向。直到2006年習近平在訪美期間，聽說了司徒雷登的遺願，並經過多方斡旋和努力，司徒雷登的骨灰才最終歸葬於生於斯長於斯的杭州。此舉雖然與司徒雷登的遺願並不完全吻合，但也算是個折衷之舉，在客觀上也修正了司徒雷登長期以來在國人心目中的形象，具有一定的驅魅效果。雖然司徒雷登的最後遺願至今還沒有完全實現，但是，從他親手締造了燕京大學那一刻起，他的靈魂就已經永遠地留在了燕園。

2008年11月17日上午，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儀式在杭州半山安賢園舉行，現場一片肅穆，音樂低迴。在美國駐華大使雷德（Clark T. Randt, Jr.）、燕京大學老校友們和杭州市民的注視下，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被輕輕安放在安賢園的文星園，四周青松蒼翠，遠處青山環抱。墓碑上只簡單寫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學首任校長。” 燕京大學校友會北京校友代表國仲元把一捧潔白的百合花輕輕放在了墓碑前：“老校長，您安息吧。” 杭州校友姚林傑感嘆說：“司徒雷登先生總說西湖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這裏就是他的故鄉。今天，他總算回家了。”

司徒雷登在杭州的出生地——耶穌堂弄的故居也已於2002年得以恢復並修繕，作為文物得到保護。又於2005年6月闢為“司徒雷登紀念館”對外開放。當年國民政府授予司徒雷登的“杭州市榮譽市民證書”，並那把象征榮譽市民的金鑰匙，如今也靜靜地陳列於館內。

歷史學家林孟熹如此評論司徒雷登說：“整個20世紀大概沒有一個美國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樣，曾長期而全面地捲入到中國的政治、文化、教育各個領域，並且產生過難以估量的影響。” 誠然如此，過去因著許多複雜的歷史和政治原因，中國人，特別是生長於中國大陸的中國人對司徒雷登的評價有失公允。他一生絕大部分時間以中國為家，為中國效力，對中國的貢獻遠超過許多中國人。美國人可以忘記他，但中國人不應該忘記他，北京大學更應該感念他。當然，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每個人都有其局限性，但縱觀司徒雷登的一生，相信每個人自會得出一個公允的結論：他是一個偉大在傳教士、教育家、學者、仁者和愛國者——尤愛中國；他對中國的教育事業，以及對中國革命貢獻甚巨，在中國教育史和中美關係史上佔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