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衛道

W.Limpricht在1912年說到：“他的動物學藏品種類之多，前無古人，更不用說超越了。至於他考察過的地區的地質學和植物學，最大的進步都要歸功於他。”另一個德國人Hartlaub也在1876年評價說“他是有史以來最傑出的探險家和博物學家之一”。

譚衛道於1826年9月7日出生在法國巴約訥（Bayonne）附近的埃斯佩萊特村（Espelette）。他的父親是當時的市長和醫生，對大自然有著強烈的熱愛和好奇心，譚衛道繼承了這些特質。他除了是法國遣使會傳教士外，也是一位傑出的地質學家、植物學家、鳥類學家、昆蟲學家、哺乳動物學家。在他那個時代，教會的職業生涯和對自然科學的追求並不衝突，而在這些不同的研究領域，他都有卓越的成就。他在巴約訥神學院學習兩年後，於1848年前往巴黎，在遣使會見習，並被祝聖為神父。他於1850年11月宣誓時，就想著去遠方傳教，但他先被派往意大利熱那亞附近的薩沃納的拉扎里斯特學院（Lazaristes de Savone）教授自然科學，他利用這十年來完備其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

1852年，譚衛道向教會提出要到中國傳教的申請，1862年他被派往中國北京。當此消息傳到法國科學界時，許多科學家要求允許他為巴黎自然史博物館收集標本。因此，1862 年，譚衛道帶著修改後的命令被派往中國。

當時，世人對中國的動物和植物所知甚少，譚衛道可說是來到一個科學的寶地。但另一方面，當時的清朝正處於太平天國之亂、捻亂和同治陝甘回亂的時期，軟弱腐敗的清中央政權也遭受了法英殖民軍隊的打擊。清朝在英法軍隊面前慘敗後，才開放讓西教士傳福音的權利，但同時也導致清官員們對傳教組織產生了帝國主義的敵意，視之為外國試圖覬覦中國領土與資源的手段。但譚衛道對動物學和植物學充滿熱情，大部分時間都獨自一人面對大清帝國的數千種自然和人類危險（愚民政策和仇外心理）。

1862年2月20日，譚衛道從土倫出發，經過大約五個月的旅程，繞過好望角到達中國。“在學習這個國家的語言的同時，並在神職人員的工作中進行合作，我開始探索首都的周邊地區”，他寫道。1862年到1866年，他在北京附近進行了第一次探索。1863年夏天，他先探索了北京以西的山區；次年5月，他又探索了承德市附近的熱河行宮。這時譚衛道發現了麋鹿 (Cervus comeloides)，後稱之“大衛神父的鹿”(Elaphurus davidianus）。這種鹿因具有鹿角、駱駝頸、牛足、驢尾而得名“四不像”。這種在野外幾乎滅絕的動物由士兵看守在皇家獵苑。譚衛道把活的麋鹿引回了歐洲，並建立了幾個繁殖群。1895年，皇家獵苑圍牆被洪水沖垮，許多鹿被飢餓的農民吃掉。其餘的在1900年義和團運動期間被消滅。在20世紀80年代，幾十頭鹿從歐洲引回到中國，並被放到當年的獵苑。此後又進行了幾次移植，如今在中國的各個自然保護區中已有數千頭麋鹿。

譚衛道收集到的標本送到巴黎，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在博物館的教授請求下，譚衛道獲得了特別的許可，免除所有的傳教工作，讓他專門從事自然探索。同時，法國內政部授予他官方使命的稱號，並提供必要的費用。於是在公共資助下，譚衛道到中國鮮為人知的地區進行了三次大探險（1866,1868-1870,1872-1874），成功獲得當時未知的動物和植物的許多標本，並且他的全面收藏對系統動物學的發展，以及對動物地理學的推進做出很大貢獻，獲得了科學界的普遍認同。 

1866年3月至10月，譚衛道前往蒙古南部進行了為期七個月的探索：

• 當時，歐洲人還完全不了解蒙古，甚至北京的學者對蒙古也知之甚少，以至於找不到任何地圖，只能根據喇嘛提供的信息手繪草圖。3月13日，譚衛道偕一支探險隊離開北京，前往探索蒙古地區。由於氣候非常惡劣、缺乏水和食物，以及路上強盜和軍隊造成的不安全，這段旅程非常艱難，需要堅強的體魄才能克服環境的考驗。
• 每天，他都對所觀察到的一切做出大量的筆記：土壤的性質、糧食作物、動植物、人們的習俗和宗教等等。他這支探險隊的大本營位於呼和浩特市和包頭市之間的薩拉齊鎮。他們收集了176種鳥類、59種哺乳動物、1500個植物標本和680個昆蟲標本。
• 在這次探險中，譚衛道將第一批“沙鼠”從蒙古送到巴黎。後來，這20對繁殖的沙鼠成為今天所有寵物沙鼠的父母。
• 譚衛道於1866年10月返回北京，直到1868年5月，他一直忙於他計劃中的大學和自然歷史博物館（也就是後來的北京西什庫天主堂，又稱北堂的百鳥堂博物館）。後來，譚衛道曾在西什庫教堂設立標本陳列室，據樊國梁主教（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1837-1905）的《燕京開教略》所記：譚衛道“抵華後，遍遊名山大川，收聚各種花卉鳥獸等物，以備格致，即於北堂創設博物館一所，內儲奇禽計八百餘種，蟲豸蛺蝶，計三千餘種，異獸若干種，植物金石之類，不計其數。”當時吸引了許多王公貴族前來參觀，慈禧太后也曾微服參訪過。

此外，基督教《教會新報》（Church News）、《萬國公報》（The Globe Magazine） 的主辦人、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Andrew Young John William Allen）也曾於1875 年在《萬國公報》第362 期刊載了一篇“書申報創設博物院後”，提到自己曾到北京這座博物館參觀的經驗，其云：“搜羅直隸、蒙古、滿州，以及山西、陝西並泰西各處奇禽異獸，大而獅子、小而燕雀，無一不備，即螳螂、蚱蜢等物亦列其中。死者如生、枯者轉榮，居然有活潑潑之機焉。”

1868年5月26日到1870年6月24日，考察中國中部和西藏東部（四川）：

• 譚衛道從其他傳教士那裡得知，在中國西部和西藏有一些高山覆蓋著、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他就沿著長江逆流而上，卻因為當時的河水洶湧被困在九江。他在那裡待了四個月，探索周邊地區，並兩次登上廬山。在這次停留期間，他收藏了十種哺乳動物、植物約有200種、三十種鳥類、50 或60 種魚類或爬行動物，鞘翅目有335種，半翅目有100種——總共有630種昆蟲。
• 1868 年 10 月 13 日，河流可以通航了，他出發繼續探險。急流的通過不能用槳，必須由幾十個人拖著長繩子拉著船逆流而上。不只旅途艱苦，他還必須面對人們的敵意，把他當作間諜，侮辱他，有好幾次，他懷疑有人在他的茶裡下毒。
• 12月17日，他抵達重慶。他將步行或乘坐轎子到達成都以西約250公里處的穆坪鎮外方傳教學院（現四川省雅安市寶興縣鹽井鄉的鄧池溝聖母領報堂）[1]。譚衛道將這裡作為他的基地，他說此地是他的“應許之地”。他在該地區進行了為期9個月的探索。
• 對譚衛道來說，這些山脈與大清王朝的軍隊、和統治該地區的土豪之間的摩擦一樣危險。有一次，當他和他的嚮導試圖抓住雪中矮小的樹木越過陡峭的山脊時，冰雨開始落下時，他和他的嚮導迷路了。後來他們聽到了遠處的聲音，並被山民救了出來。
• 標本的準備和製作困難巨大，難以找到保存獸皮所需的明礬，沒有櫥櫃和箱子來保護遺骸免受蟲和細菌的侵害，過高的溫度與過量的降雨使得空氣中的水氣處於飽和狀態。此外，因百姓不擅使用木板、釘子，譚衛道必須自己製做木箱來包裝。還有，他因長期腸道劇痛，無法正常排尿，但也無法得到任何醫療幫助，他只能自行吃草藥，別無他法。
• 譚衛道的成名就是由於此次探險的一些偉大的發現，例如大貓熊、金絲猴和珙桐。

1869年3月11日，他受邀與獵人一起喝茶，他看到了一個相當大的獸皮：白色和黑色的熊。3月23日，獵人“他們以很高的價格賣給我的小白熊，除了四肢、耳朵和眼睛周圍是深黑色外，它全身都是白色的。”“一個月後，成年熊來了，我可以看到這種動物的顏色不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改變……。它生活在最人跡罕至的山區，以植物為食，尤其是竹根”。這就是大貓熊。

• 譚衛道還發現金絲猴，因為它們鼻孔朝天，譚衛道將它們命名為“仰鼻金絲猴”（Rhinopithecus Roxellana），這個名字直到今天還在沿用。 
• 譚衛道還發現了一種孑遺植物—珙桐。珙桐像大貓熊一樣躲過了第四紀冰川期，花開時節，成雙成對的“花瓣”像是滿樹飛舞的鴿子，因此譚衛道稱它為“中國鴿子樹”。1904年珙桐被引入歐洲和北美洲，成為有名的觀賞樹。
• 他還區分了13種不同的杜鵑花。
• 譚衛道從四川向巴黎的博物館送了676件植物、441件鳥類、145件哺乳動物標本。
• 譚衛道於1869年11月22日離開了“曼茲人的國家，在遭受了比這裡所說的更多的疲勞、痛苦、貧困和疾病之後”（一場當地人稱之為“骨斑疹傷寒”讓他發燒許久，另一場發燒讓他的腳腫脹，在床上躺了12天）。同年12月至次年3月，他繞道青海高原，發現了中國大鯢（Andrias davidianus，原名Sieboldia davidii）。
• 1870年6月24日，反基督教和反法騷亂發生三天後，他死裡逃生，乘船離開上海。身為一個有著堅定宗教信念的歐洲人，他無法理解這些屠殺，內心深受創傷。
• 1870年8月底，他抵達法國馬賽，然後前往巴黎，忙於抄寫考察筆記並撰寫探險之旅回憶錄。恢復健康後，他計劃深入探索中國的中部地區。

1872年10月至1874年4月，譚衛道從秦嶺到江西的探索：

• 1872年3月，譚衛道到浙江進行了一次小規模的探索。
• 1872年10月，譚衛道到西安以南的秦嶺探險。當時那是一個仍然荒涼的山地屏障，是黃河流域（及其支流渭河）和南方長江流域（及其支流漢江）之間的分水嶺，它也分隔北部溫帶氣候區和南部亞熱帶氣候區，這位置使得植被和動物特別豐富。
• 1872年11月，他停留在一個相當偏僻的小村莊殷家坡。他說到：“我們很不高興地看到這些原始森林的破壞速度如此之快，在中國各地只剩下殘片，而且永遠不會再被取代。隨著大樹的消失，大量只能在陰涼處繁殖的灌木和其他植物也隨之消失，還有許多大小的動物都需要森林來生存和延續自己的物種。不幸的是，中國人在這裡做的事情，其他人在其他地方也在做。令人遺憾的是，人類的教育沒有及時發展到足夠的程度，無法及時拯救如此多的生物免遭不可挽回的毀滅，造物主將這麼多有組織的生物安置在我們的地球上，與人類共同生活，不僅是為了點綴這個世界，而是在整體經濟中發揮有益且必要的作用。自私和盲目地專注在物質利益，讓我們懂得欣賞的人看來，是將這個奇妙的宇宙簡化為一個平庸的農場。……與我們共同生活的成百成千種動植物，它們擁有生存的權利，而我們卻殘酷地的消滅它們，讓它們無法生存。”150年前就有如此之洞見，令人敬佩！
• 1873年1月初，他再次踏上秦嶺直到4月，繼續收集動植物，並對當地的地質、鳥類的遷徙和人們的風俗習慣做出非常詳細的描述。接著他進入漢江流域，到達漢口，入長江。但在經過急流時，超載的船撞到了岩石，估計一半的植物收藏因而損失了。
• 恢復體力後，1873年5月22日，他往東南方向走去，經南昌，他定居在江西撫州，在不衛生和酷熱的折磨下，譚衛道和他的中國助手感染了瘧疾，健康狀況迅速惡化，整個夏天他都只能躺在床上或房間裡，但仍然努力研究所有被帶到他面前的標本。
• 九月底，當他感覺好一點時，他前往福建山區，他以超人的努力為代價，在體力耗盡的情況下到達了某個小村。但他的健康狀況進一步惡化，以至於人們為他舉行了最後的儀式，還好他堅強的體質再次拯救了他。
• 他如此寫道：“歸根結底，儘管遭受了種種苦難，我發現自己對江西東部和福建山區的收藏很滿意。它們裝滿了兩個大板條箱、另外三個小板條箱和九個不同尺寸的箱子。光是這裡採購的大大小小的哺乳動物就有35到40種不同的物種，其中有幾種是新的，鳥類也是新種的，爬行動物、昆蟲等也是如此……。”

在三次偉大的遠征之後，譚衛道回到了法國。他在巴黎過著平靜的日子，整理了所有從中國帶回來的科學筆記，並為神學院的學生講課。他還承擔了他一直非常關心的任務：建立一個自然歷史博物館，這是他繼意大利薩沃納和北京北堂之後，所創建的第三個博物館。

1875年，他與阿歇特（Hachette）一起出版了兩卷大卷本《中華帝國第三次探險日記》。兩年後，他出版了一部關於中國鳥類的傑作《中國的鳥類》，包括有807種。

1888年4月，譚衛道在巴黎舉行的天主教國際科學大會的致辭裡面總結了他的研究：

• 他在中國發現了200多個種類的動物，其中63種當時不為動物學家所知，包括北京的麋鹿、大貓熊以及金絲猴和藏獼猴、蝙蝠和眾多囓齒動物。生活在中國的四種羚羊中他發現了三種。
• 他並且發現了807種鳥，其中65種以前從未被描述過。
• 他大量的收藏爬行動物、無尾兩棲動物和魚類，並把它們送給物種學家進一步研究。
• 他還大量的收集飛蛾和昆蟲標本，大多數在當時都不為人所知。
• 他對植物學的貢獻：在他收集的杜鵑花之中有不少於五十二個新種類，在他收集的報春花之中大約四十種是當時未知的。大葉醉魚草的學名Buddleja davidii就是紀念他發現此品種。此外還有青榨槭（Acer davidii）、刺榆（Hemiptelea davidii）、西北薔薇（Rosa davidii）、白刺花（Sophora davidii）以及珙桐（Davidia involucrata）。

但他在大會上因捍衛達爾文進化論而受到廣泛的噓聲。

譚衛道運送到巴黎自然史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France）的標本數量相當可觀：有2919種植物標本；9569種昆蟲、蛛形綱動物和甲殼類動物標本；1332種鳥類和595種哺乳動物標本。其中大約70個植物物種的科學鑑定以他的名字命名。

1900年11月10日，譚衛道在巴黎去世，享年7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