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若望

湯若望，神聖羅馬帝國科隆（今屬德國）人，天主教耶稣會傳教士。1619年（明萬曆47年）來中國傳教，1666年（清康熙5年）卒於北京，在華歷47載，歷經明末、清初兩個朝代。他是繼利瑪竇之後最為重要的耶穌會士之一。他繼承利瑪竇的科學傳教策略，結交社會上層，自上而下傳揚天主教教義。他科學與宗教著作等身，并在明、清朝廷的曆法修訂、天文學、炮火製造等方面皆有卓越的貢獻。他以其虔誠的信仰，淵博的學識和忠誠的奉獻，奠定了其在中國基督教史、中國科技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早年生活

湯若望德文名為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於1592年5月1日出生在德國萊茵河畔科隆城的一個貴族家庭。父母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出生時，父母抱他到教堂領洗，取名Johann Adam。到中國后，根據Johann Adam 的發音和當時的譯法，取中國名為“湯若望”，還按古時中國習慣，取“道未”為字。“道未”［1］ 出自《孟子》的“望道而未見之。”［2］

時至今日，在波恩附近的呂符騰貝格（Lueftelberg）还有汤若望家族的古典城堡，這裡青山環繞，景緻幽靜。“湯若望在此莊園度過了幼年時光，并受到良好的教育。中學生活是在耶穌會創辦的‘三王冕’中學度過的，畢業時作為出類拔萃的學生被選送進天主教的高等學府──設在意大利的德意志學院。1608年，16歲的他就離開家庭到羅馬讀書了。他先是學了三年哲學，接著又攻讀神學、天文學和數學，先後共四年。”［3］ 　　

1611年10月，湯若望加入了耶稣會，宣誓終生安貧、貞潔、服從。隨後，搬到羅馬耶稣會的聖·安德烈奧修道院，當一名見習修士，接受嚴格的修士訓練。同時他還進入靈采研究院學習，探索不斷發展著的新科學，尤其是天文學和數學。聖·安德烈奧修道院圖書館里有大量的海外耶穌會士寫給總會的年報、報告和信函。其中關於利瑪竇在中國傳教取得的豐功偉績和他“合儒超儒”的宣教策略深深打動了湯若望的心。1613年10月，他進入耶穌会創辦人羅耀拉（Ignatius Loyola）創辦的羅馬學院，開始了為期四年的神學和數學研究。1617年，他以優異的成績完成了在羅馬學院的學業，晉升爲神父。

二、赴華傳教

1618年4月16日，在從中國返歐的耶稣会法國修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的帶領下，湯若望、鄧玉函（Johann Schreck）和羅雅各（Giacomo Rho）等22名傳教士，從葡萄牙的里斯本啓航東渡。［4］ “1618年10月4日，經過了五個半月的苦難歷程，航船抵達印度的果阿。…… 果阿的幾個月調整生活很快就過去了。1619年5月，赴中國的教士們重新啟程了。金尼閣與鄧玉函同乘一船，湯若望與齊惟才（Wenceslaus Kirwitzer）搭乘另一船，先後向中國南海方向駛去。兩個月後，他們分別在澳門登陸。就這樣，湯若望的歐亞之行終於順利結束了，他也就此告別了歐洲故土，一生再未返回。”［5］

1619年7月15日，湯若望一行抵達澳門，时值由沈漼發起的“南京教案”平息不久，传教士们不得不暂时留在澳门聖·保祿學院裏学习中國語言和文化。

1622年6月23日，耶稣会士布鲁诺（Bruno）、罗雅各和汤若望指挥炮手击退了入侵澳门的英荷联军。朝中耶稣会士的朋友们如徐光启等人，借机上奏皇上，力邀传教士进京帮助朝廷，以挽回明朝頹勢。但傳教士們反對以此為藉口進京，強調自己一方面不諳軍事武器知識；另方面，此舉亦與信仰不符。對此，李之藻勸說道：“你們利用這個稱號，就像裁縫用針一樣，針在縫製衣服的時候是有用的；用過之後，就將它擱置一旁不用了。當你們得到皇上的允許，能夠留在京城之後，就可以很容易地將劍放在一旁，而將筆拾起來。”［6］於是，湯若望藉此契機輾轉廣州、江西、浙江等省，最終於1623年1月25日到達北京。

三、以科技之長效力朝廷（明末）

抵京後，湯若望仿效當年的利瑪窦，將他從歐洲帶來的數理天文書籍列好目錄，呈送朝廷。還在住所陳列從歐洲帶來的科學儀器，供官員和學者們參觀。到北京不久，就成功地預測了當年10月8日出現的月食，後來又成功地預測了第二年(1624年)9月的月食。［7］ 此外，他還採用一種羅馬關於月食的計算方法，計算出北京子午圈與羅馬子午圈的距離。爲此，他寫了兩篇關于日食的論文，印刷分贈給眾官員並呈送朝廷。 1627年夏，由于惡黨魏忠賢專權，京師的傳教氣氛不佳。同時，應教徒王徵懇請，湯若望被派往西安接替金尼閣。他在西安城內建立了一座小教堂，除了開展宗教活動外，他始終堅持科學研究和著述工作。1629年，他用中文寫了一本介紹伽利略望遠鏡的《遠鏡說》。此書圖文並茂，從原理、結構功能和使用方法上詳細介紹了伽利略式望遠鏡，成爲中國科技史上關於光學和望遠鏡的奠基性著作，對後世有重要影響。湯若望和鄧玉函是第一批把望遠鏡帶進中國的傳教士。“但最終成功把望遠鏡帶到北京并廣為應用的，卻是湯若望。”［8］

1630年（崇祯三年），由于鄧玉函去世，主持修曆的禮部尚書徐光啓急需精通天文學的人才，故上奏皇上，力薦湯若望回京供職于欽天監。在欽天監，湯若望譯著曆書，推廣天文學，製作儀器。 1631年，徐光啓和下屬首次用望遠鏡觀看了日食。觀測過後，徐光啓歎爲觀止，在給皇帝的奏摺中寫道：“若不用此法，止憑目力，則炫躍不真。” 除此之外，湯若望還編寫和翻譯了大量書籍，內容大多集中在恒星交食方面。

湯若望在徐光啓主持下參與測量並繪制了大幅星圖的工作。他們繪制的星圖“突破了中國兩千年的傳統”，“形成了現代中國星象的基礎”。繪制時所使用的數據都是在徐光啓主持下重新測定的。這幅星圖“是近代恒星天文學理論和實踐結合的産物。從此在星名表達方式、星座的組織和體制，恒星的測量和推算、星圖的形制和表繪方式、星座星數的擴充等許多方面，改進了我國歷史悠久的傳統星圖的形式和內涵。它使突出于世界天文學史的中國古星圖，在歐洲科學革命時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成爲一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傑出星圖。” 他們繪製的大幅星圖有兩幅現存於羅馬梵蒂岡圖書館。［9］

1634年12月,在徐光啓和湯若望主持下，經過十多年的辛勤工作，欽天監終于完成了卷帙浩繁的《崇禎曆書》，共計46種137卷。《崇禎曆書》是對中國傳統曆法的重大改革，它的編撰完成，標志著中國天文學從此納入世界天文學發展的共同軌道。1639年1月6日，崇禎皇帝對湯若望等人的治曆工作十分贊賞，親賜北京南堂耶穌會所御匾一方，上面親書“欽褒天學”四個大字。《熙朝崇正集》卷二載崇禎十一年，顧錫疇《禮部體准給匾欽褒天學疏》，謂：“如遠臣湯若望創法立器，妙合天行，今推步前勞已著，講解後效方新，功宜首敘。”［10］

1640年［11］，湯若望還同中國學者李天經合作翻譯了德國礦冶學家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12］ 于1550年撰寫的論述16世紀歐洲開採、冶金技術的巨著“礦冶全書”（Dere Metallica Libri XII），中譯本定名爲《坤輿格致》。［13］ 此書編成後，湯若望進呈給朝廷，崇禎皇帝御批：“發下《坤輿格致》全書，著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採取。” 但因明王朝迅速崩潰，該書未及刊行。［14］

湯若望初入華時，正值明朝內憂外患之際，滿洲努爾哈赤的勇兵悍將“非火器戰車不可禦之”。1642年（崇禎十五年），湯若望奉旨設廠鑄炮。但他“竭力尋找借口，希望朝廷能原諒他不能從命。他堅持說，爲戰爭制造武器與他的身份是不相符的，而且在造炮方面他僅有一點點書本知識，沒有實踐經驗。但是他的申訴沒有被接受，他不得不屈從於皇帝的命令。”［15］從中可見湯若望內心的掙扎。但就憑著這“一點點書本知識”，他居然能在兩年中鑄造出銅炮20門。在此期間，湯若望不但造出了优质的大炮，还与中国学者焦勖合著了《火攻挈要》。

雖是處於明末的兵荒馬亂之中，湯若望因其信仰，能泰然處之，為了不讓《崇禎曆書》木刻被毀，安然地守護在自己的教堂裡；並且勇敢上奏皇上：“臣自大西洋八萬里航海東來。不婚不宦。以昭事上主，闡揚天主聖教為本。勸人忠君、孝親、貞廉、守法為務……作賓於京，已有年所。曾奉前朝故皇帝令修曆法，著有曆書多卷，付工鐫版，尚未完竣，而版片已堆積累累……”，因而恳请“仍居原寓，照舊虔修”。［16］字裡行間都透露出湯若望雖走科學傳教道路，仍然非常清楚自己來華的首要目的是傳教。

四、以科技之長效力朝廷（清初）

1644年（清順治元年），清軍進入北京，明亡。湯若望以其天文曆法方面的學識和技能受到清廷的保護，受命繼續修正曆法。他多次向新統治者力陳新曆之長，並適時進獻了新制的輿地屏圖和渾天儀、地平晷、望遠鏡等儀器，而且用西洋新法准確預測了1644年（順治元年）農曆八月初一丙辰日食，以及初虧、食甚、復圓的時刻，終于說服當時的攝政王多爾衮，決定從順治二年開始，將其參與編纂的新曆頒行天下。他用西法修訂的曆書（就是《崇禎曆書》的刪節版）被清廷定名為《時憲曆》予以頒行。時憲局是明末實行曆法改革時成立的區別於原欽天監的機構，到了清代，天文、曆法工作統歸欽天監負責。［17］ “湯若望因精確測得順治元年（1644年）八月初一日‘日食’，遂于當年十二月初二，被任命為欽天監監正。” 次年，他將《崇禎曆書》壓縮成一百零三卷，進呈攝政王多爾衮，獲封太常寺少卿。直到今天，《西洋新法曆書》還是我國編制農曆的基礎。在湯若望之後，有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戴進賢（Ignace Koegler）、徐懋德（Andre Pereira）等多位教士出任監正、副監正。［18］ 耶穌會在欽天監工作的這些年，對天主教在華傳教事業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

五、明清兩朝的傳教努力

1627年，湯若望從北京被派到西安接替金尼閣的傳教工作。在王徵的慷慨相助下，他在西安城內建立了一座小教堂。以後這一帶的教友數目逐年有增。單是湯若望一人所施洗禮的，那兩年就有50名。以後教內外人士紛紛捐助佈教活動，經多方努力，另一大教堂拔地而起，此即城塘坊街天主堂之前身。原來的小教堂則專供女界使用。

湯若望初始時曾力圖向崇禎皇帝傳播福音，這也正是他向皇帝敬獻《進呈書像》的深遠用意。《進呈書像》是一本150頁的羊皮薄卷，繪有耶稣的生平事迹，封底封面各是一塊銀板，做工極爲考究。書中注有一行字“崇禎十三年歲次庚辰孟冬朔後一日耶稣會士湯若望撰”。書中與繪畫相配合，言簡意赅地敘述了一些基本教理，如“天主者，天上真主。主天亦主地。主神主人，亦主百物。”［19］除此之外，湯若望還敬呈了蠟紙的三博士朝拜聖嬰像。據蕭若瑟《聖教史略》記載，“皇上因左右不乏信教之人，已習聞其說，閱若望奏本，頗爲心動。……當軍餉告急時，皇上命將宮中之供奉之金銀佛像悉數搗毀，以充軍餉。遠近哄傳皇帝要奉天主教了。”［20］

徐光啟去世之後，因譯書修曆，加之造炮有功，湯若望、羅雅各和龍華民（Niccoló Longobardi）三教士得出入禁中，與太監往來，相機傳教。如權傾一時的太監龐天壽，即是由湯若望傳福音，由龍華民施洗的。龐天壽是最早入教的太監，1645年，龐天壽在福州與同僚何大化見面時說，他於17年前已在北京領洗入教。在龐天壽1650 年致教皇英諾森十世（Innocent X）的中文信劄中，亦自稱“昔在北都，幸遇耶稣會土，開導愚懵，勸勉入教，恭領聖水……信心崇奉，二十余年，罔敢少殆。” 由此可見早在崇禎二年（1629）前後，龐天壽已領洗入教。與龐天壽一同領洗的還有其弟，教名奈萊（Ne- reus），二人並延其老母前來領洗；稍後又有太監10人領洗入教。

教會史家蕭若瑟《天主教傳行中國考》云：龐天壽“爲明盡忠，誓死不二。永曆用爲司禮太監，多所匡救。” 又云：“天壽奉教熱心，輔相永曆十二年，赤心忠肝，深爲永曆所倚賴。”［21］

太監龐天壽領洗之後，更把福音傳給深宮裏的宮女們。宮女們幽禁深宮，能接觸的唯有太監們；由此更可見湯若望用心之深。宮中更因此建立了一個小教堂，領過洗的人均可去做彌撒。據德禮賢《中國天主教傳教史》統計，“1636年，奉教的親王有140人，皇族40人，誥命夫人中有教友80人。”

德國人魏特著《湯若望傳》記載：“在這樣鄙劣的太監中，尚有一位其他非常優秀的人物，竟成了湯若望勸化宮中婦女入教的好助手。此人姓王。他本來是在先皇帝乳母處充當侍仆的體面位置，可是因爲出身較優階級，所以他的性情行爲俱皆溫和文雅。……他在受 洗時所得聖名是若瑟（Joseph），並且自是之後遂成一位模範的基督教徒。湯若望向他授以勸化宮中婦女入教的使命，他付與他向宮中婦女施行洗禮之權，他令他向她們宣示教義，並且來回轉遞教士與宮中婦女之間的函件。”［22］

1638年，耶稣會士在寫給羅馬的年報中，報道了湯若望在河北河間府的傳教情況。“到河間府去作這樣一次的傳教旅行，河間在北京之南，相距一百五十啓羅米達。在那裏一位告老家居，而資産富有的奉教太監，曾創立傳教區一所。湯若望在那裏已經是能在一大群教友之前講道。”［23］

河間府很早就形成了天主教敬拜傳統。每逢禮拜彌撒，教友們扶老攜幼，披星戴月趕到教堂；更有甚者提前一日在教堂前露宿，以求第二日接受聖體。湯若望的到來，在河間府教會史是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在1638年4月的一次佈道中，他就爲超過50人施洗。河間府教會後來一直得以保持長期聚會，又有主教座堂，甚至配有一座很大的圖書館。遺憾的是在20世紀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教堂遭到毀滅性的浩劫，所有的文物書籍付之一炬。

1640年，湯若望升任北京教區長。在羅馬耶稣會檔案館資料Jap-Sin, 第161,228號，傅汎濟致信羅馬耶稣會總會長說，“現任北京教區區長湯若望神父，爲天主和社會建樹了巨大的功勳。這是通過他撰寫的教理著作，以及有關使異教徒直接皈依聖教的書籍，通過勸奉宮女們入教，還借著向皇上呈送禮物的機會，清晰地書面闡述了我們的信仰。鑒於他的工作以及他在北京對我們的事業所表現的熱忱，才使我們在這個帝國所做的一切成爲可能。”

湯若望在順治年間所受的恩寵與隆遇使得天主教當時在中國的傳播較爲順利。隨著傳教士人數的增加，活動範圍的擴大，信徒在不斷地發展。1650年（順治七年），清政府賜地在宣武門內原天主堂（聖母無原罪堂）側重建教堂。湯若望將其建成一座20米高的巴洛克式大教堂，聖堂長八丈，寬四丈四尺，奉無染原罪聖母爲主保。同時還在西側建神父住宅、天文台、藏書樓和儀器館，四米高的鐵十字架矗立在教堂的頂端。1657年，順治帝禦賜《天主堂碑記》［24］ 並禦筆親書“欽崇天道”匾額。天主堂碑記中言道：“仲秋月朔，日有食之，……登台測驗，其時刻分秒起複方位，獨與若望豫奏者悉相符合。再驗月食，亦纖毫無爽。……若望入中國，已數十年。而能守教奉神，敬慎斲潔，始終不渝，吱吱之誠，良有可尚。朕甚嘉之，因賜額名曰‘通玄佳境’。”［25］順治帝對湯若望的信賴，足以表明湯若望的宣教策略頗有建樹，在中華古老大地播下了福音的種子。在湯若望時代，教堂在中國已有30多處，據德禮賢統計，“1670年，信徒人數就已達到27，3780余人。”［26］

六、湯若望宗教著述

湯若望在華期間，關于宗教方面的著述，包括由他撰寫，經他譯編，或經他參與校訂過的，總括起來有七、八種之多，包括《進呈書像》、《主教緣起》、《主制群徵》、《真福訓诠》、《崇一堂日記隨筆》、《哀矜行诠》、《靈魂道體說》以及《聖母堂記》。其中，《主制群徵》與《主教緣起》二書爲其力著。

《主制群徵》（Uber die Gottliche Vorsehung) 一書原來的題目叫《論神的智慧》和《論靈魂不滅》，其立意在於深入全面地闡述天主教義。它既是湯氏有關宗教理論的一部力著，又闡述了自然界的許多重要現象。這部著作試圖從宇宙萬物的不同角度，說明“由天主主宰一切”的核心觀點。在書中，湯若望概論上帝造物之奇妙，引人深思造物主的作爲和大能。“物推精美者無他，其體之分與全，適相稱之謂，無生成造成皆然。如宮殿者，視其堂其庑，凡蓋址棟宇之屬，悉合于式，彼此相稱，即征巧工無疑。然則天地一大宮殿也，其形其性其理，無弗稱者，豈不明證厥先造者巧妙絕倫乎？試觀厥蓋，惟天上覆千世不裂，不偏不損，備諸采色變，飾以明耀珍具，大小無算，深淺次第，各得其宜，風霾所不能昏，雷霆所不能隕，精美至矣，莫能加矣，非天主神功，孰能爲之哉？”［27］

該書在敘述自然界的規律時說：“寰宇中物，無一無爲者，亦無一亂爲者。雖體勢性情，種種殊異，或相克相伐，然即此相異相克，而公美正賴以成。匪直無損于大全而已！” 全書列舉了天文、地理、生物中的二十多種事物作爲證據，以證實天主確實存在。通過對天、氣、地、海、人等多方面自然現象的概括描述與分析，充分地展示了他的觀點——宇宙間的一切，都出於上帝偉大的作爲。

在論及耶稣救恩時說：“天主降生爲人，聖恩無限，一啓口，一舉手，即足救人，病者愈，死者活，負魔者安。嘗食饑者，以六七面餅飽數千人腹矣；嘗海浪木石悉如有靈聽命矣。即其受難時，嘗日望退光而食，見者數十萬人矣。至若所召十二守徒，素本專愚無聞名，一受寵任，材質遂變，加以聖人之才，天神之膽力，莫不棄財輕名，絕樂苦身，愛仇善世，甚至致命無難，而天下卒化之，一切誘感凶惡無有沮撓之、震感之者。噫！何異也。”［28］

《主教緣起》(Uber den Ursprung des Christentums)一書，初版爲崇禎十六年，即1643年，刻於北京。其內容主要是論述天主教的起源，材料基本上是根據聖經舊約中所介紹的歷史淵源。全書共分四卷：第一卷主要從哲學的角度論證天主確實存在。第二卷講人的靈魂及性體。第三卷闡述人死後還會經受賞罰。第四卷講述聖母瑪麗亞及耶稣的降生。

湯若望科學著述遠比他關於宗教方面的著作多，故當後人論及湯若望的著述時說，“言曆算天文者眾”，“故若望談道之名，反為其曆學天文所掩”。關於這一點，在湯若望本人及其耶穌會同仁和許多天主教教友看來，可能頗覺遺憾。但客觀地講，在明末清初的中國，朝廷極度自閉守舊，民間則愚昧迷信。傳教士自上而下科學傳教無疑是撬開中國人心這塊頑石的有效利器。更何況，湯若望等帶來的科學知識從廣義上來說，一方面是造福中國百姓。另一方面也是提升國民知識素養，預備一顆接受明白福音的心。

七、“曆獄案”

“曆獄案”發生於1659年至1665年間，是由欽天監官楊光先等人發難，矛頭直指湯若望等耶穌會傳教士。楊光先控告湯若望等傳教士有三大罪狀：（一）潛謀造反；（二）邪說惑衆；（三）曆法荒謬。適逢1661年順治病逝，八歲的康熙登基，輔政大臣鼇拜等一直以來反對西洋學說，敵視傳教士。於是楊光先夥同鼇拜等陷害湯若望等傳教士。1664年（康熙三年）9月26日，清廷會審湯若望，以及欽天監官員。时湯若望年過古稀，重病在身，久已癱瘓，言語不清，只能由南懷仁代言。同年冬天，鼇拜廢除新曆，逮捕湯若望和南懷仁等傳教士。翌年3月16日，廷議將欽天監監正湯若望，刻漏科杜如預，五官挈壺正楊弘量，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發，冬官正朱光顯，以及中官正劉有泰等皆淩遲處死。按照判決，次年湯若望應淩遲處死。但不久天上出現被古人認爲不祥之兆的彗星。緊接著京城又突然發生了大地震，“且一连地震三日，人皆露宿，惴惴不安。”［29］皇宮在地震中遭到破壞，而且有宮殿著火。清統治者視其爲上天示警，正所謂“天垂象，示吉凶，聖人則之”。不久以後獲孝莊太皇太后懿旨釋放汤若望：“湯若望向為先帝所信任，禮待極隆，爾等欲置之死地耶？”［30］ 湯若望因此得以獲釋免死。

湯若望雖被釋放，楊光先還不放過他，親自霸佔南堂，將湯趕至簡陋的東堂。在東堂，湯若望捱過了他人生最為悲涼的最後十四個月。此間，他向教會寫下了懺悔書，由他口述，南懷仁記錄。最後他用顫抖的手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時間為1665年7月21日。［31］ 懺悔書中，他為自己與同會弟兄之間的矛盾表示懊悔，為自己沒能順服上司關於讓其辭去欽天監職位懊悔，為自己忙於工作以致疏於祈禱等懊悔。1666年8月15日（康熙五年七月十五)，湯若望病逝於寓所，時年75歲。在其人生最後十數月中，雖是備受他人陷害和病痛的折磨，湯若望不僅沒有怨言，沒有復仇心理，反倒接受苦難，懺悔己心，此其最為感人之處。他的人生潮起潮落，但每一步都見他將心歸回到神那裡。

1669年11月16日（康熙八年），康熙給湯若望平反，發佈了對湯若望的祭文：“皇帝諭祭原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級又加一級，掌欽天監印務事，故湯若望之靈曰：鞠躬盡瘁，臣子之芳蹤；恤死報勤，國家之盛典。爾湯若望，來自西域，曉習天文，特畀象曆之司，爰賜‘通微教師’之號。遽爾長逝，朕用悼焉。特加因恤，遣官致祭。嗚呼，聿垂不朽之榮，庶享匪躬之報。爾如有知，尚克欽享。”［32］同年12月8日，康熙帝賜地厚葬湯若望於利瑪窦墓旁，禦賜祭文一篇，镌刻在湯若望墓碑的反面，從“鞠躬盡瘁，恤死報勤，國之盛典”等用詞，足以見中國一代明君對這位來自萬里之遙、萊茵河畔的德國傳教士高度的評價和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