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7  — 1870

瑪麗亞

Maria Dyer Taylor

英國宣教士,是“中國內地會”創始人、英國宣教士戴德生的第一任妻子。

瑪麗亞(Maria Jane Dyer)是宣教先驅台約爾(Samuel Dyer)與其妻譚瑪莉(Maria Tarn Dyer)最小的孩子,生於馬來西亞的檳城。1843年父親台約爾去世後,母親譚瑪莉於1845年改嫁給同為宣教士的包森先生(J. G. Bausum),並且繼續住在檳城。次年,譚瑪莉去世後,瑪麗亞和她的姐姐寶麗娜(Burella)被送回英國跟她們的監護人舅舅和舅媽住在一起。舅舅譚威廉(William Tarn)是聖教書會(Religious Tract Society)的主任。姐妹倆形影不離,當姐姐寶麗娜進入學院接受教師培訓時,瑪麗亞與她同往;當姐姐應阿德西小姐(Miss. M. A. Aldersey)之邀,于1852年啟航前往中國寧波女校教書時,瑪麗亞再次與她同去。

瑪麗亞成長於安立甘教會背景中,她的宗教生活僅僅是禮文式的,直到在去中國的航程當中,她才誠心信靠耶穌基督是救她脫離罪惡的獨一救主。姐妹倆在旅程中學習中文,儘管她們年幼時在檳城都曾學過一些。瑪麗亞抵達寧波時年16歲,隨即加緊學習語言,很快就能說一口流利的寧波話,並且可以一邊閱讀英文書,一邊直接給身邊的學生翻譯成中文。除了在阿德西小姐的學校幫忙外,她還辦了一個“孤兒院”。

三年後,人們如此形容瑪麗亞:“活潑、機智而又聰慧,是一個十分迷人的十九歲少女——一頭淺棕色的秀髮,苗條的身段。並且像當時大多數受過良好教育的女士一樣,她也彈得一手好鋼琴。”(HTCOC 3.40)

這時戴德生(Hudson Taylor)剛好住在寧波。由於當時新教宣教士的圈子不大,他和瑪麗亞在晚宴上,主日敬拜等很多場合都有機會見面。很快,瑪麗亞對戴德生漸生情愫,但她把這份愛埋在心裡。然而不久,戴德生認定,她就是那個他夢寐以求的終生伴侶。在給妹妹的信中,戴德生形容她“一看就是個漂亮的女孩兒”(HTCOC 3.28)。於是他開始主動地追求她,儘管他要面對強大的阻力和阿德西小姐的強烈反對。

因為當時戴德生尚未被按立牧職,又沒有學位,且沒有任何差會支持(他剛從中國傳道會[Chinese Evangelisation Society]辭職),而且還穿著一身漢服,阿德西小姐認為戴德生完全配不上如此優秀的瑪麗亞,因此她堅決抵制他們日益發展的戀情,但最終還是被來自瑪麗亞真正的監護人——舅舅和舅媽——的一封信所顛覆,信中他們同意了這樁婚事,儘管沒有對這對年輕的戀人以及阿德西小姐和她的支持者進行任何批評。如今回過頭去看這件事,各方涉事人,包括年輕的戴德生,都不是沒有過錯的。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人一旦感情用事,其判斷和行為就未必準確了。

1858年1月23日,在瑪麗亞剛滿21歲一周後,他們結婚成為夫妻。婚後他們保持特有的生活習慣:每天早餐前查考希臘文新約聖經;常常向他們在路上所遇到的中國人傳福音。此時,瑪麗亞尚未身穿漢服,戴德生也未要求她這樣做。從一開始,他們就幸福快樂地在一起,並且珍惜彼此的親密關係,浪漫的愛情從未消褪。

瑪麗亞很快就成為戴德生向各階層中國人,特別是向貧窮人傳福音不可或缺的同工和夥伴。在戴德生外出講道、行醫或巡訪慕道友和新信徒的時候,她常常探訪當地的華人婦女,或在寧波自己的家中接待她們,所以教會人數增長很快。

由於兩年多不懈地工作,戴德生積勞成疾,身體垮了下來,他們只好回到英國倫敦療養。此前,大女兒存恩(Grace)在寧波出生;回英國時,已經有三個兒子相繼加入這個家庭(還有一個女兒Jane,因為瑪利亞懷孕時一直生病,到生產時不得不引產,因為若不引產,母女恐怕都難以活命,因此這個女嬰出生後僅存活了一個小時便夭折了)。1865年,當戴德生受感創立中國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時,瑪麗亞傾全力支持他。在內地會早期,她的手為戴德生而寫作,她的信心增強了他的信心,她的祈禱推動了整個事工,她務實的經驗和愛心,使她成為“內地會之母”。(HTSS, 115)

由此,他們家每天聚滿了想去中國宣教的候選宣教士,瑪麗亞不僅要操持家務,還要充任戴德生的秘書。在長達四個月前往中國的“蘭茂密爾”(Lammermuir)船上,戴德生和瑪麗亞分別在上午和下午給這第一批內地會宣教士教授中文。其實在整個航程大部分時間裡,瑪利亞都是拖著病體施教。到達上海後,大家都換上了漢服。儘管穿漢服對瑪麗亞也是一個挑戰,但她還是幫助其他女宣教士和女眷們適應新的環境與挑戰。以她對中國人的觀察和瞭解,她知道這樣做是必須的。為了減少中國人對西方人的偏見與誤解,他們在穿著舉止上必須要入鄉隨俗。

他們乘烏篷船溯江上行,最後到達杭州,住進一個曾經是官宅的地方。不久,一個藥房,一個教堂就建立起來,各項宣教事工也隨之開展起來。瑪麗亞特別為婦女們開辦了一個手工學堂,教她們縫紉等技能,在她們作工時,瑪麗亞就與她們交談,為他們讀經,不久她們就聽信了福音,其中一些人受洗歸主。戴氏夫婦遂差派一些未婚女宣教士到這些女信徒家中,著意栽培、幫助她們成長,久而久之,她們與艾美麗(Emily Blatchley)和福珍妮(Jennie Faulding)的關係變得尤為親密而融洽。戴德生與這些單身婦女的熟悉關係雖然也偶爾惹人非議,但無論是瑪麗亞還是這些婦女都堅稱他們之間的關係是清白、合宜的。每每戴德生深入內地從事開拓性宣教之旅時,瑪麗亞就負起當地教會的事工與責任,她亦常常捉刀代筆,向英國母會報告福音工場的困難與進展。有一次她聽說身在外地的戴德生罹患重病,就馬上就帶著孩子和一女僕,乘坐一隻小船儘快地趕往夫君身邊。當船夫搖櫓疲累之時,她甚至與他輪流搖櫓。其急切之情由此可見一斑。

戴德生夫婦的住所非常原始、簡陋,他們睡覺的地方在二層,進出得登梯子。在瑪麗亞懷孕八個月時,有一天夜裡,她一腳不慎從梯子上跌了下來,好在她本人和腹中的胎兒沒有受傷。但不幸的是,幾個月後,他們8歲的大女兒存恩卻在酷暑中害熱病離世。戴氏夫婦重新堅定他們奉獻的心志,義無反顧地投身到宣教工作中去。他們眼看著一個小教會成長起來,並且華人教會領袖也興起來了,於是他們覺得該是開闢另一個宣教工場的時候了。

1868年夏天,他們乘坐烏篷船駛往長江上游,兩個月後,他們抵達揚州定居下來。不久,在當地鄉紳的煽動下,一群暴徒沖進了他們所住的地方,初時的友好頓時被殺氣騰騰的仇恨所取代。當他們意識到逼近的危險時,首先想到的是婦女和兒童應當躲到安全的地方去。瑪麗亞日後追述說:“我們(婦女們)當時一致請求戴德生不要這樣做,因為在這緊要關頭我們跑了,可能會給那些留下的人帶來更大的危險。”(HTCOC 5.87) 當暴民最終沖進他們的房子,瑪麗亞和其他眾人與暴徒僵持時,戴德生跑去向當地政府官員求助。當房子燒起來時,一些宣教士從二樓跳下去逃生,那時,正如艾美麗所記:“一個高大、光著上身的壯漢闖進屋裡……,瑪麗亞迎面走向他,責問他說:‘你看到沒有?這裡都是些婦女和孩子,你騷擾我們不覺得可恥嗎?’她把那人阻滯在那裡有幾分鐘,但很快他就開始對我們動手,從我們身上搜錢……。瑪麗亞高舉著手與他說話,當那漢子看到瑪麗亞手上的結婚戒指時,就粗暴地將其從手指上捋下。”當一個襲擊者正要把一個男人從屋頂扔下去時,“瑪麗亞和我一起死死地抓住那人,把他拽進屋裡。那個暴徒然後從斷壁上抓下一塊磚,用力砸向魯德蘭先生(Mr. Rudland)的頭上。”

魯德蘭後來如此寫道:“戴師母舉手擋住了這一擊,但那個人轉而砸向她,戴師母對他說:‘你竟要打一個毫無抵抗力的女人嗎?’那人聽到她講的是中文,而且聲音是那麼地柔美,他愣住了,隨即丟掉了磚頭。”最後,瑪麗亞和其他人從15英尺高的二樓窗戶跳下到地面,當時她身懷著她第四個兒子存智(Charles Edward)已經是第六個月了。她摔傷了她的腳踝,因失血幾至昏迷,而當時她最擔心的是可能因此而流產。“但上帝是我們的居所,祂不離棄我們。並且祂使我堅信:祂必藉著我們所受之患難,叫中國得益處。”(HTCOC 5.97-100)

最後他們被政府官員護送到鎮江,一位造訪過他們的內地會宣教士寫道:

“當我見到他們的時候,戴師母正亂中求靜地坐在屋子當中,繼續其寧波話辭典的編訂工作。她竟有如此強大的定力!而當時戴德生先生正在同一間屋子裡臥病在床……。她的信心和勇氣使我受到極大的震動。她的面容柔和、甜美,她的身體孱弱,但她臉上所表現出來的卻是堅韌不屈和無比的勇氣。”(HTCOC 5.106)

當社會秩序恢復之後,他們又回到揚州。他們重新入住舊地,盡情向當地民眾展現出基督的愛與饒恕,宣教士們的溫和、寬恕之精神很快就贏得了百姓的心。1868年12月1 日,瑪麗亞的兒子出生了。在她曾經跳樓逃生的那個房間裡,瑪麗亞如此寫道:“那時,上帝使我的心有這樣一個渴望……,如果我和胎兒得獲平安,我情願我的這個孩子生在這個城市、這幢房子、而且就在這個房間裡,而不是生在其他什麼地方。”(HTCOC 5.159)

無論如何,瑪麗亞受到了永久性地傷害,她的身體變得越來越孱弱多病。但是當戴德生外出傳道或巡診,特別是應召去為人接生時,瑪麗亞還是與他同去產婦家裡,幫助照護母嬰,直到戴德生的工作完成才回家。

每當戴德生經歷屬靈危機的時候,瑪麗亞都以堅定不移的信念,安慰、理解、支持著他。有一位宣教士寫道:“我很少見到像戴師母這樣活像基督的基督徒。”而另一位宣教士則如此說:“她那種在基督裡的美麗的沉靜與信心甚至超過他的夫君。”(HTCOC 5.211)

1870年,隨著酷暑來臨,戴德生夫婦眼看著他們的孩子在中國被熱浪和生活貧困所折磨,於是就決定把他們送回英國老家。艾美麗小姐主動要求照料他們。然而,就在準備啟程之前,他們年僅五歲的小兒子撒母耳的病情突然急轉直下。待其他人離開中國後不久,撒母耳不治而逝,死後葬於離上海不遠的上游城市鎮江。

當時也有其他內地會宣教士生病,戴德生夫婦不得不照料他們。當一個同工的妻子身患重病,而戴德生無法離開另一位病人時,瑪麗亞隻身坐著手推獨輪車,半夜裡去看望他們。日後她丈夫回憶道:

“那時,雖然戴師母舟車勞頓,非常疲憊,但她仍然堅持讓我去睡,由她來照料我的太太。無論你怎麼說她都不肯去休息。她說:‘不,你不能再坐在這裡熬夜陪伴下去了。快去睡吧,不管你睡不睡,我都會在你妻子身邊陪伴她的。’我永遠忘不了她話語中表露出的堅定和愛,同時她臉上還發出基督溫柔的光芒,那是她在基督裡所支取的喜樂和力量。”(HTSS, 169)

1870年發生了“天津教案”,許多法國天主教傳教士被殺害。教案發生後,內地會許多宣教士聚集到鎮江,以至於這個宣教士之家變得非常擁擠。戴德生睡在客廳或樓道的地板上,這樣瑪麗亞就可以和其他女士們在他們的房間就寢。在如此巨大的壓力下,他們對中國人的宣教事工並未停止。

同年夏天,他們的另一個兒子諾爾(Noel)出生,但因瑪麗亞染上了霍亂,無法好好的餵養他。僅僅一周後,7月20日,還沒來得及給他找到合適的奶媽,他就夭折了。此後瑪麗亞的健康每況愈下,不久因結核性腸炎而與世長辭。多年後,戴德生如此寫道:

“當我對她說:‘我親愛的,你知道你就要死了嗎?’她說:‘親愛的,我感到非常抱歉!’她停頓了一下,就好像要更正一下她貿然表達出的抱歉之情。我說:‘親愛的,你就要與主耶穌同在了,你不會感到遺憾的。’我永遠忘不了她看著我的那個眼神,就好像要看到我的眼睛裡去似的。她回答說:‘哦,不是的,我不是那個意思。你知道,親愛的,在過去十年中,在我的靈魂與我的救主之間是透明無間的,我不會因為要去見祂而感到遺憾。但我感到遺憾和抱歉的是,在你需要我的時候,我卻離你而去,把你一個人留在世上。’”(HTCOC 5.265)

瑪麗亞於1870年7月23日去世,年僅33歲,與戴德生結婚12年餘。他們由始至終相親相愛,日久彌新。在世年月裡,除了多次短暫分別外,他們的身心靈始終如一。有時候,為保護隱私之故,戴德生以羅馬注音的寧波方言寫信給她,表達他內心最深處的思想情感。他們經常通信互表衷腸,字裡行間即便是談公事也充溢著柔情蜜意。“我的心渴想你”是戴德生常用的表達,而瑪麗亞愛的回應絕不比他遜色。

二人一共生育了八個孩子,其中四個夭折,四個兒女存留於世,他們是戴存仁(Herbert Hudson)、戴存義(Frederick Howard)、戴存愛(Maria Hudson)和戴存智(Charles Edward),後來皆成為內地會宣教士。

資料來源

  • A.J. Broomhall, Hudson Taylor & China’s Open Century: Book Three: A Thousand Lives; Book Four: Survivors’ Pact; Book Five: Refiner’s Fire.
  • Irene Chang, James H. Taylor, III, James H. Taylor IV, Joyce Wu, Janet Yiu, Lisa Yu, Christ Alone: A Pictorial Presentation of Hudson Taylor’s Life and Legacy.
  • Dr. and Mrs. Howard Taylor, Hudson Taylor’s Spiritual Secret.

關於作者

G. Wright Doyle

Director, Global China Center; English Editor,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USA.

Translated by 李亞丁

作為世華中國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李亞丁博士現擔任《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執行主任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