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韜

早期生平

王韜，生於1828年（清道光8年），初名利賓，字紫詮，號仲弢仲，江蘇長州（今吳縣)人。王韜自幼隨父親熟讀四書五經，博覽群書，擅文工詩。1843年（道光24年），他到昆山縣應考，中秀才；1846年（道光27年）到金陵應考未中，即摒棄八股帖括和科舉制度，致力於經世之學。

翻譯聖經

1847年，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等人组织重译圣经，史稱“委辦譯本”。翻譯啟動之時，王韜的父親王昌桂即開始協助其工作。同年，王韜到上海探望父親，參觀了麥都思所主持的墨海書館，對新式活字印刷印象極深。同時他也在墨海書館結識了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和艾約瑟（Joseph Edkins）等傳教士。

1849年，王韜父親病故。應麥都思聘請，王韜到墨海書館工作，擔任麥都思的翻譯助手，繼續“委辦譯本”《聖經》的翻譯工作。1850年新約翻譯完畢；1853年舊約翻譯完畢。“對於麥都思而言，其《聖經》翻譯的主要助手王韜在翻譯中的作用，在某種意義上就同徐光啟對利瑪竇的幫助一樣。”[1] 委辦譯本聖經被英國聖經公會採納為海外標準本，成為當時中國流行最廣的聖經譯本。

歸信基督

因為參與聖經翻譯，王韜接觸到了基督福音。在聖經譯本完成之後，王韜身染重病。他在寫給倫敦會的受洗申請信中如此說：“我之精神世界模糊一片，而我之思想認識，更是日漸暗淡灰暗。倘若不是死亡驚醒了我的話，我根本不可能得到任何解救。每念及此，我深感畏懼，亦為自己此前之行為種種而深感懊悔。” 王韜談到自己對耶穌基督的認識時說：“他（耶穌）宣教之目標，在於拯救我們的靈魂；倘若為實現此目標他承受著肉體之痛，與此同時又承受著難以言說的精神上的痛苦，那麽他那廣博之美德、無礙之仁慈，也就超越了自然之界限，而且他那深沉之愛與廣博之善，亦像世界一樣博大。明白了這些，那些信仰他的人，就應當呈現他的感受，進一步向全世界去傳遞他的福音，這樣所有之人均可沾福，因為耶穌是為拯救人類而犧牲的。” [2] 據麥都思記載：“他的良知被喚醒了，他一直忙著翻譯的那些真理，在他的思想中鮮活起來，他決定皈依基督教義。” 根據倫敦會1855年第61屆大會報告，王韜在1854年8月26日接受洗禮，正式成為基督徒。之後他又重新改編翻譯了《宗主詩篇》等，並積極參與宣教站宣教材料的編寫及宣教事務。

王韜在墨海書館工作13年，先後和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艾約瑟等合作翻譯撰著了一系列介紹西方科學技術的書籍，其中較為主要的有《格致新學提綱》（與艾約瑟合譯）、《華英通商事略》、《西國天學源流考》、《重學淺說》、《泰西著述考》、《光學圖說》等6部書，後來合稱為《園西學輯存六種》，為西學東漸做出了重要貢獻。

文字工作與著述

王韜在墨海書館從事翻譯之同時，也十分關心時事。他曾多次上書給上海道和江蘇省的官員，力圖以自己的思想來影響執政者，但其“言過切直”常觸及當局痛處，不為所用。

1862年，因為給太平軍頭領李秀成的進言書被發現，王韜遭清廷緝拿，被迫倉促逃亡。當時英國駐上海的領事為麥都思之子麥華陀爵士（Sir Walter Medhurst），他幫助王韜逃入領事館避難，時間長達四月有余，並於1862年10月將他送到香港。時任香港英華書院院長的理雅各（James Legge），將王韜安排在香港倫敦會的宿舍，並聘請他協助翻譯《十三經》。他先後幫助理雅各翻譯了《書經》、《竹書紀年》、《詩經》、《春秋左氏傳》、《易經》、《禮記》等經典。理雅各稱王韜是他所見過的“最博通中國典籍”之中國學者，並表示他“不能不感激而承認蘇州學者王韜之貢獻。”

在此期間，王韜還兼任香港《華字日報》主筆，他尋訪故老，收集關於香港的資料，著有《香港略論》、《香海羈蹤》、《物外清遊》等文，是有關香港早期歷史的重要文獻。

歐洲之旅

1867年，理雅各回家鄉蘇格蘭探親，他寫信邀王韜到歐洲遊歷，並到其家鄉杜拉村繼續幫助翻譯中國經典。王韜於11月乘輪船啟行，途中每到一地，即考察當地的民俗風情，將自己所見所聞記載在《漫遊隨錄圖記》一書中。在英國譯書之余，他遍遊各地，親身體驗火車、電報、自來水等科學技術對生活質量的提高。他主張中國學習西方，掃除封建偏見，重視普及科學文化知識。王韜對英國君主立憲的政體很感興趣，曾專門到倫敦英國議院國會參觀，旁聽英國下議院開會，目睹議員們在議院中自由表達對”大政重務”的看法。王韜稱這種政體為“君民共主”。

王韜在英國譯書、遊歷的時間達兩年多。1870年，他和理雅各完成了《詩經》、《易經》、《禮記》等中國經典的翻譯。《中國經典》英譯本的出版，在英國引起很大轟動，許多學術機構包括牛津大學爭相邀請王韜演講。在牛津大學的講臺上，他呼籲英國停止對華不平等行為，提出中英兩國應當相互尊重，和睦共處。並呼籲禁止英國對華銷售鴉片，利用一切場合宣揚鴉片對中國的危害。

辦報鼓吹新知與變法

1870年2月，王韜與理雅各同返香港。這時的王韜，已經成為一個改良主義思想家，他認識到：“士生於世，當不只以文章自見，應該講求經世致用之道”，使西國之學術技藝大興於中土。他正式宣布自己是魏源“師（夷）長（技）”主張的繼承者。在港期間，王韜編譯了《法國誌略》和《普法戰紀》，其著作流傳到日本，對於明治維新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

王韜亦開始深入探討西方政治、經濟、軍事，探索國家命運和振興中國的道路。1871年，英華書院停辦，王韜與該院買辦黃勝集資買下該書院印刷廠，易名為“中華印務總局”，排印具有維新思想和西方新知的著作，歷時三年之久。在此基礎上，王韜創辦了著名的《循環日報》（Universal Circulating Herald）。1874年2月4日，第一期付梓出版，並規定每周一至六出報，星期日則休工敬拜，不得使用印刷機。

王韜自任《循環日報》主編，撰寫社論，以此為陣地，大規模宣傳其變法主張。王韜自任主筆十年之久，發表政論文章八百余篇，鼓吹中國必須變法，興辦鐵路、造船、紡織等工業以自強。王韜發表在《循環日報》的政論，短小精悍，每篇千字左右，切中時弊，被認為是中國新聞界政論體的創造者。林語堂稱他為“中國新聞報紙之父”。1875年，王韜發表了著名的《變法自強上》、《變法自強中》和《變法自強下》三篇政論，在中國歷史上首次提出“變法”的口號 。

王韜在《循環日報》關於變法維新的爭論，深受日本維新派的重視。1879年，他應日本政界名人邀請，東渡扶桑考察四個月，遍訪京都等各大城市，結識了一批日本維新人士，共同探討學習西法，歸來後寫成《扶桑遊記》。

在日本的遊歷更堅定了王韜變法的主張，從1874-1884的十年間，他在《循環日報》上撰寫了數百篇政論文章，系統地宣傳變法圖強的主張。王韜強調要在變法改良的基礎上，治理中國內政，變革封建專制政體及其制度，仿效實行英國式的資產階級君主立憲政體，進而建立新的資產階級國體。王韜提出，要“重民”，開言路，啟民智，得民心，進而建立資產階級的“君民共主”的政治體制。在中國歷史上，王韜最早提倡廢除封建專制，建立“與眾民共政事，並治天下”的君主立憲制度。

王韜蟄居香港20余年。1884年，清政府允許王韜回國定居，年近花甲的王韜終於結束了長達23年的流亡生活，回到上海，被聘為《申報》編輯。他想吸取以往文字禍的教訓，不涉政治，終老殘生，所以每日載酒看花，放浪形骸，人稱“風雅宗主”。但 1884-1885年的中法戰爭，由於清政府一味妥協，法國終於“不勝而勝”，中國則“不敗而敗”。現實使王韜日夜不安，“每及時事，往往憤懣郁勃，必盡傾吐而後快，甚至嘆息泣下。” 他不顧環境的險惡，重新執筆，在《申報》等報刊上發表了大量文章，宣傳變法維新的思想。1885年，王韜創辦弢園書局，以木活字出版書籍。

格致書院

1886年，王韜應邀出任上海格致書院院長，主持推行西式教學，積極從事變法人才的培養教育工作。他認為格致之士必須從小培養，故而在執掌書院後，在書院內設立“學塾”，招收“肄業生童”。他親自為這些年齡較小的學生制定教學計劃，安排學習西國語言文字和格致諸端等；同時王韜對書院的教學內容和方法進行改革，改變原來單純地學習和研究西方科學技術的主旨，要求學生要關心國家大事，放眼世界。

由於王韜的改革，校園裏評論時政，一時蔚為風氣。在教學方法上王韜提倡自由討論法和問簽法，採用別開生面的考課制度，聘請博通中西的洋務官員如李鴻章、劉坤一等，或具有改良新知、留心時務的薛福成、鄭觀應等，或熱心介紹西學到中國的外國人傅蘭雅、裴式模等出考試題目。題目以西學為主，旁及時事洋務，史論亦在所不廢。這些題目或是詢問西學，以誘導於新知識之討論與理解；或是詢問時務，以誘導於時務局勢之分析批評。這種考題促進了學生對西藝和時政的研討。

王韜執掌期間的格致書院成為其發展的黃金時期，在他的倡導下，一批新式知識分子迅速成長起來，他們“講求西學，揣摩時局”，格致書院因此成了吸引四方之士、傳播西學、宣傳革新變法的基地。在日後的戊戌變法運動中，格致書院的這批熱心時務的青年知識分子，構成了變法運動的社會基礎之一，後來他們努力向社會灌輸新知，啟發思想，大造輿論，成為從改良主義到資產階級革命之間的過渡橋梁。

在此期間，王韜亦撰寫了大量文章。1890年秋，王韜被聘為《萬國公報》特約寫稿人。他多次上書給政府，提出了比以前更為完整、成熟的改革建議。王韜在東西兩洋（英國、日本）的聲望，以及他的變法維新政論，使李鴻章刮目相看，認為王韜是“不世英才，胸羅萬有”，並希望羅為己用；主張實用的張之洞等官員，也深受他的影響。

1895年，當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立意改革時，王韜力表支持，“為國家培植人才，教育後世，夫豈有涯哉？” 後來康梁主張保皇立憲，也是師從王韜的“民君共主”的理論。1894年孫中山欲上書李鴻章，途經上海時，經宋嘉澍（宋慶齡之父）引介，請王韜為其修改《上李傅相書》，並安排在《萬國公報》發表。中國近代的三大政治思想流系，都可尋見王韜影響的痕跡。

1897年（清光緒23年）5月，王韜病逝上海城西草堂。王韜一生，學貫中西，著述等身，計達50多種。其重要著作有：《弢園文錄外編》12卷，它是集《循環日報》論說的精華而編成的政論文集；《弢園尺牘》12卷，是王韜的書信集，體現了他關於政治、經濟、文教、軍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改革思想。王韜的著作，不僅記錄了王韜一生思想發展變化的軌跡，也是匯集了近代早期改良主義理論的精華。他的著作不僅對當時的中國產生了深刻影響，還流傳到英國和日本，對西方文化與日本文化均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王韜是中國早期改良主義思想家、變法維新和君主立憲制的首倡者，他在哲學、教育、社會、新聞、經濟、文史、史學、民俗學等各個領域作出的巨大貢獻，在近代史上實為一筆寶貴的思想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