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  — 1931

韋棣華

Mary Elizabeth Wood

清末民初時期美國聖公會傳教士;近代圖書館學家、圖書館學教育家、中國“新圖書館運動”的宣導者。

清末民初時期美國聖公會傳教士;近代圖書館學家、圖書館學教育家、中國“新圖書館運動”的宣導者。在華31年,致力於中國圖書館事業和教育的創建,將處於封建末期的“藏書樓”帶入近代新式的“圖書館”。她在武昌首創新式圖書館,開辦第一所獨立的圖書館學校,培養近代圖書館種子,宣傳西方圖書館的服務理念,樹立圖書館精神,使中國圖書館事業與國際同步,為我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萌芽與發展,做出很大的貢獻。因此被國人尊為“中國現代圖書館運動皇后”。

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啟蒙大約始於清末的自強維新,除少數有識之士大力鼓吹外,真正落實與推動,並且深刻地影響後來中國圖書館發展者,首推美國聖公會(Episcopal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傳教士韋棣華女士。

一、早年生活

韋棣華,英文名叫瑪麗•伊麗莎白•伍德(Mary Elizabeth Wood),於1861年8月22日出生在美國紐約州的埃爾巴(Elba)小鎮,父親名愛德華•伍德(Edward Farmer Wood),母親名瑪麗(Mary Jane Wood),他們共養育七個孩子。小棣華出生後不久,全家搬往巴達維亞(Batavia),父親在那裡成為一個快遞代理商。韋棣華在巴達維亞先後就讀於私立和公立學校,高中畢業後,考入波士頓西蒙斯學院(Simmons College),修讀圖書館專業。其弟聖公會牧師韋德生(Robert E. Wood)回憶姐姐說:“她年青時就喜歡閱讀,手不釋卷,因此她對英國文學有很深造詣。” 韋棣華大學畢業後,於1889年受聘為巴達維亞的里奇蒙德紀念圖書館(Richmond Memorial Library)館長,任職十年之久。

二、來華初年

1899 年,在中國華北地區爆發了震驚中外的義和團排外運動,許多傳教士和中國基督徒被殺。當時韋棣華的弟弟作為美國聖公會的傳教士在湖北武昌工作,在那裡建立了聖米迦勒教區(St. Michael’s Parish)。韋棣華擔心弟弟的安全,遂棄職只身赴華探望,於1899年5月16日抵達武昌。看到弟弟安然無恙,遂放下心來。當時聖公會在武昌剛剛創辦了思文學校(Boon Preparatory School,文華書院的前身) ,極需初級英文教師,在弟弟的推薦下,韋棣華受聘在該校教授英文,她的英語教學法深得學生們的喜愛。由於學校缺乏英文書籍,韋棣華求助於美國教會朋友和機構,結果獲贈不少書籍,遂於1902年在校內建立起一個小小的圖書室。因其傑出的才能和工作表現,美國聖公會於1904 年任命她為該會的平信徒傳教士(即不帶聖職的傳教士)。韋棣華因憐惜武漢民眾的疾苦和教育資源的不足,遂決定留在中國發展圖書館事業,以提高民眾的知識水準,從此她便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中國的圖書館事業。

三、開創文華圖書館

1903年,思文學校設立高等科,改名“文華書院”。1905 年清政府廢除科舉,倡 “新學”,力主西學中用,在各地興辦學校,文華書院遂籌備改組為大學。韋棣華認為要成立大學,圖書館的建立必須為其要務,於是在1906 年回到她闊別七年的故鄉籌募經費,準備在文華建立一所新式圖書館。由於她的努力,募款工作非常成功。1908 年,韋棣華再回武昌後,即開始籌備新圖書館的建造工作。1909 年,文華學校圖書館建築工程開工,於次年春天落成開館,命名為 “文華公書林”,是為中國第一所現代新型圖書館,也開了近代中國公共圖書館之先河。與中國傳統”藏書樓”的性質不同,該館完全按照近現代圖書館的規制創辦。首先,它對公眾開放,除文華大學師生外,武漢三鎮的民眾也可入館使用。其次,為方便讀者,實行開架閱覽制,這在當時的中國絕無僅有。其三,它強調圖書館的讀者服務和社會教育作用,經常舉辦演講、讀書會、故事會、音樂會等活動。復於1914 年創立巡迴圖書館,定期更換新書,充分利用本身的館藏與資源來服務讀者。為擴大公書林對社會各界的服務,韋棣華還設計並進行多種新式推廣活動,利用放映幻燈片吸引校外讀者到館使用,又透過教會在武漢三鎮的三所基督教堂分設閱覽室,並以巡迴文庫的方式將書輪流送到武漢三鎮等地的許多工廠、機關和學校,為遠道讀者提供閱覽服務。

隨著“文華公書林”業務的發展,韋棣華看到培養專業人才對圖書館發展之重要。於是在美國友人的贊助下,她先後於1914 年和1917年,選送沈祖榮和胡慶生兩位赴美在紐約公共圖書館學校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School,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學校的前身)攻讀,故而沈、胡成為中國留美研習圖書館學的先驅者。他們的留美是韋棣華在中國創立圖書館學校計劃的第一步。

四、創始“文華圖專”

韋棣華計劃的第二步是籌募經費,為此她於1918年第二次返美進行籌募工作, 次年重返武昌。在學成回國的沈、胡兩先生的協助下,韋棣華開始籌建圖書館學校。1920年,文華大學圖書科 (Boon Library School) 正式開辦,第一班學生共招收六人,由此開了中國現代圖書館學專業教育之先,訓練專門人材,備日後發展中國圖書館事業之所需。這是中國圖書館學正規教育的開始,從此播下中國發展圖書館事業的種子,影響日後國家的教育文化頗鉅。1929年,該圖書科獲教育部批準為獨立學府,更名為“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簡稱 “文華圖專”,英文名稱仍舊為Boon Library School) ,成為國內第一所圖書館專門學校,為日後國家圖書館事業培養出許多人才。1953年文華圖專轉屬武漢大學,稱“圖書館學專修科”;1984 年經教育部批準成立“圖書情報學院”,以迄於今。

五、其他重要貢獻與遺產

除文華圖專外,韋棣華在華31年期間,對中國圖書館事業影響與貢獻甚鉅,主要有以下幾項:

1. 推動中國的“新圖書館運動”。 興起於民國初年的中國“新圖書館運動”乃是學習西方圖書館的理念以及經營管理的方法,追求改革和發展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運動。該運動始於1917 年,由韋棣華等人發起,隔年指派時任文華公書林副館長的沈祖榮(1884-1977)與胡慶生(1895-1968),聯合基督教青年會人士攜帶各種新式圖書館影片、模型、統計表等器材,前往各省宣傳圖書館服務工作,足跡遍及湖南、江西、江蘇、浙江、河南、河北、山東等地,大力推廣美國的辦館方式,宣傳“平民教育”、“圖書館開架,隨意閱覽”等觀念,並主張要求列強退還庚子賠款,用來發展中國的圖書館事業。

新圖書館運動很快便獲得社會大眾的認同,圖書館的美好形象從此深入人心,對社會的影響力大幅提升。當時把圖書館向社會開放,開架借閱,送書上門,定期更換新書等方式,都是向傳統封建時代的藏書樓發出有力的挑戰,也是非常有意義的創舉,可謂中國圖書館史上一個劃時代的轉捩點。新圖書館運動不但幫助中國的圖書館從舊式的藏書樓轉變為近代的新式圖書館,也促進圖書館事業的活絡,進而促成圖書館協會,樹立圖書館學教育的架構,產生第一代圖書館學人,為日後國家總體圖書館建設的發展奠定了根基。

由於韋棣華成功地發起了新圖書館運動,國內紛紛響應,新式圖書館的服務觀念遍地開花,受到各方的矚目與推崇。有鑑於韋棣華對肇建中國近代圖書館事業的特殊貢獻,民國總統黎元洪(1864-1928)於1926 年在天津寓所會見了她,並譽之為“中國現代圖書館運動的皇后”(The Queen of the Modern Library Movement in China),對她的成就給予極高的評價。

2. 爭取列強退還庚子賠款,使中國的教育、文化和圖書館事業發展獲得實質助益。 庚子事變後,列強迫使戰敗的中國簽下“辛丑條約”,強索四億五千萬兩的巨額賠償金,規定年息四厘,分三十九年還清,本息共計白銀982,238,150兩。再加上許多額外賠補,中國實際必須向列強支付的數目超過十億兩白銀。其中,美國要求的賠款金額,折合美金為24,440,778.810 美元,本息合計也高達53,351,552.1 美元。1904 年底,清政府首先向美國交涉,要求退還“過多”的賠款。經美方核算,實際應得賠款數為13,655,492.69 美元,理當退還中國10,785,286.12 美元,再加上利息,該退總數為28,922,519.35 美元。此外,美方另有二百萬美元之保留款,扣除已經用掉之838,140.36 美元,餘額也答應一併歸還。以上規定分32 年退還,提供中國“興學育才”之用,此為美國第一次退還庚子賠款。

至1917 年底,美國實際獲得之賠款數目,差不多已達到自認的“應賠”之數,但依條約規定,中國仍需提交賠款六百餘萬美元。於是,中美兩國有識之士,再次向美國政府提出退還庚子賠款多餘部份的要求,也就是美國第一次退還庚子賠款的餘額,本息共計12,545,438.67 美元。當時韋棣華居中奔走斡旋,成為重要的靈魂人物。她首先在中國拜訪十多位國家要員,又在中國教育文化界的大力支持以及在美國駐華公使的鼓勵下,於1923年親往美國遊說國會,籲其通過法案將庚子賠款的剩餘金額退還給中國,以作教育與文化專用。韋棣華認為庚子賠款的本質是一種勒索,而非償還債務。所以,美國應把當時已獲得之六百萬美元賠款歸還中國,用來發展中國的文化教育,尤其是發展圖書館事業。

關於韋棣華為爭取庚子退款所付出的辛勞與耐心,曾經目睹她遊說的美國人鮑惠爾(John B. Powell)提到:當時韋棣華主張以一部份款項設置圖書館,並向他請教進行的辦法。鮑氏指著桌上的國會紀錄書裡面參眾兩院議員的人名錄,告訴韋棣華說:“你若是按照次序分別訪問每個議員陳述意見,或者可望成功。” 其實鮑氏只是隨口說說而已,豈料韋棣華卻真的按照這個建議去做。據其自述,她在華府的五個月間曾親自拜會82位參議員和420位眾議員,由此可見她為發展中國圖書館事業的驚人毅力,令人折服。她所付上的不懈努力終於得到回報。1924年,美國國會通過法案將庚子賠款六百餘萬美元的餘項全部退還給中國,作為推進教育文化事業之用,此為第二次退還庚子賠款。“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因之成立,由15位知名教育家主持,其中10位為華人,5位為美籍人士。基金會首先決定以500,000美元建立”國立北平圖書館”,並同意負擔該館10年的維修費。基金會又在中國各地設立其他6所公立圖書館,並且為文華圖專提供3年每年5,000美元的贊助,作為教員薪俸及獎學金之用。受到美國的影響,英國也在1926 年的《中英諮詢委員會報告書》中決定將所獲庚子賠款大部分作為改善中國教育事業的基金,並對文華圖專給予常年資金上的支持。由此可見,韋棣華對於近代中國圖書館運動的貢獻已超過文華圖專的建立,雖然文華圖專的建立本身已經是一件了不起的歷史性事件。所以說,將“近代中國圖書館運動之后”的桂冠加在韋棣華頭上,她實在是受之無愧。

3. 參與籌建中華圖書館協會,促進中國圖書館事業的整合發展。 民國建立以後,當時北京、上海雖曾分別組織圖書館協會,然皆各行其事,力量分散。有鑑於此,女士乃居中斡旋,終於在1925年聯合各方共組中華圖書館協會,以全國性組織來加強國內各地圖書館的團結聯繫,促進彼此的交流與合作互助。

4. 提高中國國際地位,促進國家長久和平,乃至加強中美兩國的邦交和友誼。事實上,韋棣華還是一位打開中美文化合作的先驅,不但在圖書館事業上功績卓著,還包括整個文化的貢獻。除成功地爭取退還美國庚子賠款,使之作為發揚中國文化事業之用外,她亦曾向美國國會請求取消對待中國之一切不平等條約,對改善中美關係,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消彌清末以來國人的仇外情結,居功厥偉。

5. 打造無私奉獻的“圖書館精神”,樹立圖書館員的最佳典範。韋棣華對中國的熱愛,以及對中國圖書館事業的犧牲奉獻精神,透過一代又一代的文華學子,不斷地傳播開來。被海內外共譽為“中國圖書館學教育之父”的沈祖榮先生,在發展中國圖書館學教育的過程中,曾經遇到無數困難,卻從未放棄,因為他明白圖書館事業的價值,並且充滿信心,便是受到女士的精神感召,立誌以教育救國的。韋棣華那種熱愛、忠誠、鞠躬盡瘁、無私奉獻的“圖書館精神”,激勵著後輩圖書館人為自己所熱愛的事業去盡心竭力。文華圖專的畢業生,先後到國內外各地圖書館服務。他們抱著服務的人生觀,清楚自己的天職是到社會上為人群服務;而收穫的大小,在於服務對象的多寡,絕非本身待遇之厚薄,重點在於從中找到人生的趣味。這種風骨正是傳承自韋棣華來華時發願終生服務與奉獻中國的熱忱與精神,深刻影響了爾後中國圖書館員的工作態度與職業形象。時至今日,無論在中國大陸,還是在臺灣的文華弟子仍不乏知名的圖書館學專家,他們可謂韋棣華的再傳弟子,一脈相承,延續著韋棣華對圖書館學教育的熱忱與理念。

6. 積極促進中國圖書館界與西方世界的交流與合作。 在參與國際圖書館社群方面,韋棣華的成就也相當重要。當美國決定第二次退還庚子賠款後,韋棣華即趕到華府進行遊說,並敦促美方指派一位圖書館專家赴中國考察,藉以證實優先考慮發展中國圖書館事業的必要性,同時宣導可將兩國的圖書館界透過專業組織保持聯繫。不久,前美國圖書館協會主席、聖路易斯公共圖書館(St. Louis Public Library)館長鮑士偉博士(Dr. Arthur E. Bostwick)被選派隨同訪華,參觀中國十四個城市的五十個圖書館;而其在華費用除招待費由中國政府負責外,其餘概由韋棣華自行籌措支應。鮑氏回國後,參照韋棣華的意見,向美國圖書館協會報告考察結果,獲得美方提撥專款助中國發展圖書館教育與建設之用。

1927 年,韋棣華代表中國圖書館界出席了在蘇格蘭愛丁堡舉辦的英國圖書館協會成立五十週年慶典,並成為創設國際圖書館及目錄學委員會(International Library and Bibliography Committee,即國際圖書館協會聯合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的前身)的十五國代表之一。

7. 對於中國圖書館事業的前景與發展,具備深遠的識見與眼光。 韋棣華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她的獻身是由於其基督教信仰,因為她一直以她在中國的圖書館教育工作為自己蒙召作為傳教士的負擔,並且她一生都忠誠於她的蒙召。在文華公書林的入口處,有一行醒目的刻字:“在基督的後面隱藏著知識與珍寶”。由於其宗教信仰,及其對中國和中國人的愛,韋棣華把她的後半生都獻給了近代中國圖書館事業。她深信中國必須要培訓自己的圖書館專業人才,否則無法建立起現代化所需要的圖書館和圖書館服務。她的這一遠見是為了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深深鼓舞了她的同仁和學生,為推動中國圖書館教育和圖書館服務的發展而努力。據統計,從1920年到1949年,文華圖專出來的畢業生約有500人,他們成了中國圖書館界繼承韋棣華遺志的中堅人物,這是韋棣華留給中國的遺產。

韋棣華之所以取得如此之成功,主要是由於她的遠見卓識,並且有決心和毅力去達到她所預見、所設立的目標,不為任何環境所動搖。同時她也適逢其時,當時還沒有人想到倡導圖書館教育,也鮮有人知道如何進行,待其開出一條路後,跟隨者就不乏其人。她的成功也在於她能鼓舞和激勵她的同仁和學生,並且向他們灌注一種迫切感和使命感。韋棣華是一個具有高度文化敏感度的領導者,當文華圖專開辦的時候,她請其門生沈祖榮作校長,而自己僅任教務長。文華圖專雖然是仿照美國圖書館學校的方式創辦,但是在它的課程當中卻設有不少關於中國目錄學及其他相關的科目。在教學中她不知不覺地給學生注入了從事圖書館專業的自豪感,以及作為一個有效的圖書館專業人員必須要廣泛閱讀才能夠勝任自己工作的信念。韋棣華所告訴我們的是沒有好的圖書館專業人才就不會有好的圖書館;而好的圖書館專業人才一定出自好的圖書館學校。

六、斯人去,名長存

1931年,正當武漢各界籌備舉行“韋棣華女士來華服務三十周年紀念大會”,並慶祝文華公書林成立20周年、文華圖專成立10周年之際,韋棣華卻因心臟病突發而不得不住院,臥床四個月之久。但她仍抱病指導圖書館工作,以書信方式與友人聯繫。彌留之際,仍對前來探望的友人囑咐:“我要請他們(指她的學生和朋友)幫助公書林,幫助圖書館學校,扶助中國的圖書館事業”。此番遺願讓師生們感動不已,時任文華圖專的教務主任徐家麟表示:“唯女士已矣!至女士所遺留之事業文華公書林、文華圖書科、中國圖書館運動及其他,應須吾人竭力以赴之”。1931年5月1日,韋棣華終因不治在武昌逝世,享年70歲。逝後,其遺體在漢口一個日本殯儀館火化,再運回美國,歸葬在其故鄉巴達維亞的墓地裡。同年6月,文華大學在校圖書館大廳為她舉行了隆重的追思禮拜,紀念這位服務中國人民31年的圖書館人。

蔡元培先生如此讚頌韋棣華在華之偉業,是“以多量之熱心,作相當之助力,購置中外書笈,部居分別,燦然秩然,招引觀眾,予以閱讀便利,及鼓勵其興趣。又以圖書館為專門之學,設科講習,遠道之來請益者日眾。此其裨補學界,有潛滋暗助之功,正吾人所當感謝者”(蔡元培,1980)。韋棣華以其超越國界的真誠愛心,雖處排外情緒熾烈的清末民初,仍然贏得了中國人民的真正友誼。基於韋棣華對二十世紀初中國圖書館事業的卓越貢獻,及其無可取代的歷史地位,學者們不吝尊之為“中國現代化圖書館的鼻祖”,或是中國圖書館學的“宗師”、“大師”,甚至直與孔孟相擬,譽其為“韋先師”(Woodcius),來紀念她在中國圖書館界所建立的豐功偉業。

資料來源

  • 本文系李亞丁根據前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館長吳文津,和臺灣輔仁大學教授陳冠至兩位先生的紀念文章改寫而成。
  • 吳文津,“韋棣華與近代中國圖書館發展”(2006年12月2日在臺北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年會致辭)。載《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會訊》第15卷第1/2期 (2007年6月)4-6頁。
  • 陳冠至,“‘中國現代圖書館運動皇后’──韋棣華女士對我國圖書館事業的貢獻”。臺灣輔仁大學。
  • 蔡元培(1980),“裨補學界,潛滋暗助——紀念美國友人韋棣華女士”。中國圖書館學報,3,85-86頁。

關於作者

李亞丁

作為世華中國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李亞丁博士現擔任《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執行主任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