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烈亞力

一、早年背景

偉烈亞力（Alexander Wylie）於1815年4月6日出生在倫敦一個顏料商人的家庭，其父於1791年從蘇格蘭來到倫敦，接手特魯利街一位顏料商的生意，偉烈亞力在家中排行第四，是最小的兒子。一歲時被送往蘇格蘭，由一位親戚照看。年幼時進入德魯里西（Drumlithie）的一所學校接受啟蒙教育；長大後回到倫敦，在切爾西（Chelsea）的一所文法學校（the Grammar School）接受了初等教育，當時所學課程包括拉丁文、幾何、代數等科目。畢業後，偉烈亞力跟隨一位木匠當學徒，曾在哈特菲爾德居留數月，參與修復遭遇火災的哈特菲爾德議院大樓。隨後他曾受雇於英國刑事法庭（Crown Court）和考文特花園（Convent Garden）。在此期間，他受洗加入蘇格蘭長老會教會。

1845年冬，偉烈亞力得到一本法國耶穌會士馬若瑟（Joseph-Henry-Marie de Premare）用拉丁文所寫的《漢文啟蒙》（Notitia Linguae Sinicae），遂對中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後來他又從大英聖書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得到一本新約聖經中文譯本。於是他就借助於這兩部書自學中文。1846年，英國倫敦會傳教士、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博士因病回國，受上海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的委托，為倫敦會設於上海的印刷局墨海書館物色合適人才，以負責書館的印刷工作。在理雅各一位朋友的推薦下，偉烈亞力前往拜會了理雅各。理雅各測試了他的中文能力，並為他自修中文的經歷大為驚訝和讚賞，認定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中文之才。經過這次“面試”，理雅各就安排偉烈亞力跟他進修中文一段時間，同時又在查爾斯•立德爵士（Sir Charles Reed）的贊助下，學習印刷技術和印刷所經營管理方式，為他前往上海擔任墨海書館的監理之職做準備。

二、在華歲月

1847年8月26日，偉烈亞力作為倫敦會傳教士，奉派到上海協助麥都思管理墨海書館，與他同來的還有紹思韋牧師（Rev. B. Southwell）夫婦和慕維廉牧師（Rev. W. Muirhead）。從此開始其30年（1847-1877年）在華宣教、遊歷、傳播西學和研究漢學的輝煌歷程。最初幾年，偉烈亞力的主要工作是負責聖經和福音書籍的印刷。在繁忙的印刷工作之餘，偉烈亞力不僅繼續學習中文，還向巴夏禮（Harry Parkers）學習滿文；又與同事艾約瑟（Joseph Edkins）一起學習蒙古文字。此外他還學習了法文、德文、俄文、希臘文，以及維吾爾文和梵文。偉烈亞力深知中國古代經典對中國人思想的深遠影響，因此，除了學習語言外，他亦開始研讀中國的四書五經，漸漸廣及中國乃至東亞的歷史、地理、科學、宗教、哲學和藝術等方面的書籍。這些都為他後來的漢學研究打下了良好的語言與文化基礎。

1848年，偉烈亞力在上海與馬利亞•漢森（Mary Hanson）小姐結婚。不幸的是，夫人於第二年就因病去世，為他留下了一個女兒。此後偉烈亞力終其生沒有再娶。

1853年9月，上海發生了小刀會起義，其首領劉麗川率小刀會占領上海縣城，殺死上海知縣袁祖德，活捉蘇松太道吳健彰，建立了“大明國”，並宣布接受太平天國的領導。1854年12月，法軍司令辣厄爾（Laguerne）決定向小刀會發起總攻，為使小刀會官兵和廣大民眾免遭塗炭，偉烈亞力自願與醫療傳教士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一道去見小刀會首領，勸他們放棄抵抗，以避免不必要的犧牲。他們不顧危險，前往小刀會司令部，向眾首領陳明形勢，曉以利害，進行忠告持續了兩、三個小時，可惜以失敗而告終。不久，法軍向小刀會發起了進攻，小刀會雖然進行了殊死抵抗，終因力量懸殊，彈盡糧絕而失敗。無論如何，偉烈亞力作為一個傳教士和學者，出於個人信仰和人道主義精神，盡上了他的努力。1858年底，偉烈亞力還曾與其他西方人士到南京考察太平天國並拜會其領袖。

1857年初，偉烈亞力創辦了上海第一份中文月刊《六合叢談》，並自任主編。每月出一號，介紹宗教、科學、文化與新聞學，成為晚清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綜合刊物之一。同年10月16日，他又同裨治文（Elijah Bridgman）、艾約瑟等傳教士創立了“上海文理學會”（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裨治文任主席，偉烈亞力任秘書。1858年7月20日，該會改稱為“皇家亞洲文會北華支會”（North 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n Society，簡稱“亞洲文會”）。

身為傳教士，偉烈亞力熱心宣教，他不僅經常到上海附近地區傳福音，還常去中國各地布道、考察。1868年，偉烈亞力與英國倫敦會華中區傳教士楊格非一起，前往湖北、四川、陜西等地宣教，行程4000多公里，歷時5個多月之久。回來後，偉烈亞力寫了《湖北四川陜西三省行程記》考察報告，發表在《亞洲文會北華支會簡報》上面。在華期間，他宣教足跡遍及了當時清王朝18個省份中的14個，歷經艱險。

偉烈亞力在上海擔任墨海書館監理的職位直至1860年。1862年11月偉烈亞力返英休假，不久脫離倫敦會，加入大英聖書公會。1863年作為聖書公會代理人再次來華，在推銷聖經之同時，兼任上海《教務雜誌》（Chinese Recorder）的編輯，發表了大量有關地理、歷史與文化的文章。偉烈亞力在中國30年間，前後共推銷出一百萬部新約聖經。

1864年，麥都思等創立格致書院，偉烈亞力被推選為四位西人董事之一；1874年2月，又被推為格致書院五位創議董事之一。

1867年，偉烈亞力又創辦了英文季刊《遠東釋疑》，登載專論中國歷史、宗教、語言和評論遠東局勢等文章。1867年，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成立，偉烈亞力積極參與了翻譯館的譯書工作。1871年12月，在英國皇家亞洲文會北華支會在上海舉行的第一次年會上，偉烈亞力當選為亞洲文會的副主席。

由於長年校對《聖經》和從事譯述而引發眼疾，偉烈亞力於1877年時幾致失明，因此不得不決定回國。回國後他仍筆耕不輟，其最後的成果是翻譯部分的《漢書》及《後漢書》。盡管偉烈亞力一心期望返回上海，但因健康每況愈下，終不能如願。1883 年2月，他的眼睛已經失去了和手的協調能力。不久他癱瘓在床，最後幾年是在倫敦漢普斯特（Hampstead）的基督堂路（Christchurch Road）18 號度過的，由他的女兒也是他唯一的親人悉心照料著，直至1887 年2 月6 日逝世，葬於海格特公墓（Highgate Cemetery），在世享年72歲。

三、與中國學者的交往與合作

偉烈亞力來華後不久，就開始了在墨海書館和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的譯書生涯。在此期間，他結識了不少中國學者，其中既有李善蘭、徐壽、徐建寅、華衡芳等科學家，又有王韜、蔣敦複、沈毓桂等學者。偉烈亞力不僅參與了聖經翻譯，更先後與中國學者合作，翻譯了大量西方科學著作。

偉烈亞力與李善蘭相識於墨海書館的禮拜堂，據載，“（李善蘭）一日到上海墨海書館禮拜堂，將其書與麥先生展閱，問泰西有此學否？其時有住於墨海書館之西士偉烈亞力，見之甚悅，因請之譯西國深奧算學，並天文等書。” 從此展開了一段兩位數學天才合譯西方科技書籍的佳話。他們首先合作，將利瑪竇和徐光啟在二百多年前翻譯了一半的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翻譯了出來，成為《續幾何原本》。此後二人合譯之西書包括《數學啟蒙》、《代數學》、和根據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數學教授伊萊亞斯•羅密士原著翻譯的《代微積拾級》。《代數學》和《代微積拾級》二書，第一次將解析幾何和微積分理論引入中國，不但在中國影響很大，而且還經日本數學家翻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偉烈亞力與李善蘭另一重要合作是翻譯著名科學家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 Philosophy），當時譯作《奈端數理》，首次將牛頓運動三定律介紹給中國人，在中國科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偉烈亞力在中國學者眼中的科學家形象就是由這些譯著而得的，當時的中國學者尊稱他為“偉烈君”，據《李善蘭年譜》記載：“英國偉烈亞力來華，寓滬城北關外，日與華人相討論。” 偉烈亞力對宋代數學的研習也正是在李善蘭的指導下進行的，這對偉烈亞力撰寫《中國數學劄記》幫助很大。

而1849 年，王韜初到上海之時，亦居於城北關，時任墨海書館的中文編輯，開始了與偉烈亞力等外國傳教士共事達13 年之久的“傭書”時期。初時，偉烈亞力和王韜、李善蘭三人在一起討論學術問題，王韜問道：“西方自古以來有多少位天文學家？” 偉烈亞力取出一本英國天文學家約翰•弗雷德里希•威廉•赫歇爾1849年所著的《天文淺說》，開始一邊口述內容一邊比劃，王韜隨即在一邊用毛筆記錄，結果一發而不可止，偉烈亞力用了十天的時間講完全書。王韜遂將所得記錄整理成書，交由墨海書館出版，名為《西國天學源流》。此後，偉烈亞力和王韜共同翻譯了介紹英國東印度公司歷史的《華英通商事略》，和介紹力學知識的《重學淺說》等書。另據《王韜日記》載，偉烈亞力繼艾約瑟任《中西通書》編輯時，曾請王韜為之作序，而且還常常向王韜請教古錢幣學。王韜對西士觀念的轉變也正是發生在這段“傭書”時期。由於二人長年接觸，再加上彼此間默契的譯書經歷，偉烈亞力對王韜思想肯定會有一定的影響。

沈毓桂與偉烈亞力的交往亦頗為深厚，《萬國公報》第649卷載沈毓桂之《中西相交之益》中提到他與偉烈亞力的相識，“同治丙寅（1866年）冬，由京回蘇省親。次歲至滬，即蒙偉力亞烈先生招余翻譯，極承優待。” 對偉烈亞力在中國學者中的地位，“當世士大夫咸欽佩之”。他稱偉烈亞力“先生性情樸茂，學問深奧。終年手不釋卷。所著《談天》、《代數學》等書，遐邇爭購。” 沈毓桂還自述自己對西學的瞭解來自於與“西友”的交往，“且以僕一身論，與西友艾約瑟、慕維廉、偉烈亞力、林樂知諸君交二十餘載，詢余以西文西語敢謝不敏，而泰西古今典籍、政令風俗，概能洞悉源流、深明本末。是皆翻譯西書而得。” 至偉烈亞力回國之際，他還撰有送別詩文，署名“吳江沈壽康”刊於1877年6月30日的《申報》上，此後與偉烈亞力“雖短劄時通，而敬仰彌涯矣”。

1867年底，偉烈亞力應江南制造局徐壽之聘，合譯了英國美以納、白勞那合撰的有關蒸汽機的著作，名為《汽機發軔》一書，於1871年出版。

四、漢學方面的貢獻與地位

偉烈亞力不但對西學東漸作出重要的貢獻，他在東學西漸方面的工作更是功不可沒，是十九世紀享譽學界的漢學家，在繁忙的印刷、宣教、譯書和學術活動之餘，致力於研究中國，相繼發表或出版了若干漢學論文及著作，內容涉及文獻學、數學、天文學、地理學、宗教、歷史與考古等多門學科。其中，他的《中國文獻記略》、《中國數學劄記》、《中國研究》及其對景教碑的研究奠定了他在西方漢學界的地位。

偉烈亞力以《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為底本所編寫的《中國文獻紀略》（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於1867年在上海出版，是偉烈亞力對漢學界最傑出、最經久不衰的作品。該書介紹了二千多部包括古典文學、數學、史學、哲學、宗教、文學、醫學和科學技術等方面的中國古典文獻。

《中國科學劄記》（Jottings on the Science of Chinese）是偉烈亞力於1852年在《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字林西報》前身）上所發表的系列論文，備受西方學者所推崇。《中國科學劄記》最早向西方學界介紹了中國古代的算籌，指出籌數乃是十進位制，比歐洲和阿拉伯早幾個世紀。偉烈亞力在文中詳述《通鑒綱目》、《書經》、《周髀》、《九章算術》、《孫子算經》、《數術記遺》、《夏侯陽算經》、《海島算經》、《五曹算經》、《周髀算經》、《五經算術》、《張丘建算經》、《緝古算經》、《數書九章》、《詳解九章算法》、《乘除通變本末》、《弧矢算術》、《測圓海鏡》等中國古代典籍和數學著作。偉烈亞力熟悉西方數學的發展史，能對中國數學和西方數學進行比較，他指出秦九韶作於1240年的《數書九章》已經運用十進制和零，指出《數書九章》中的“玲瓏開方”法領先於英國數學家威廉•喬治•霍納（William George Horner）於1819年發表的解高次代數方程的方法。偉烈亞力此文備受歐洲學者所推崇，1856年有學者將之翻譯成德文；1862年有法譯本。160多年後，時至今日，研究中國數學史的書籍，仍然引用偉烈亞力《中國科學劄記》，足見此篇論文的確是中國數學史研究方面的一個里程碑。

《中國研究》（Chinese Researches）是1897年偉烈亞力在上海墨海書館出版的一個文集。該文集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為宗教，收集偉烈亞力關於宗教的作品，包括《景教在中國》，《阿育王傳》，《佛陀傳》，《西藏的教會》，《玄奘傳》，《法顯傳》，《中國的佛牙舍利》，《孔子》，《孟子》，《墨子》，《道教》，《中國的聖經》，《中國秘密會社》，三合會，白蓮教，新加坡天地會，香港三合會等。

第二部分收集了偉烈亞力關於中國的史學著作，包括《中國的以色列人》，《開封府的猶太寺》，馬可波羅，《伊本巴圖》，《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國的景教寺》，《阿拉伯旅行家》，高麗攻略，高麗之臣服等。

第三部分為科學論文，包括《北京的元朝天文儀器》，《傳教士制造的天文儀器》，《1279年的觀象臺》，郭守敬傳，《郭守敬發明的十七種天文儀器》，《中國文獻中的日食記錄》，恒星圖，《中國的羅盤》，僧一行知道羅盤，《中國科學劄記》。

第四部分為文字學論文，包括《滿語文法》，遼代，金朝，《成吉思汗》，努爾哈赤，《滿文之起源》，遼代的文獻，《維吾爾文與敘利亞文之比較》，蒙文與阿拉伯文的比較，滿文草書等。

偉烈亞力有關中國的著作還有《滿蒙語文典》、《談天》、《匈奴中國交涉史》，以及專文“景教紀事”（“The Nestorian Tablet of Si Ngan Fu”）等著述。此外，他所編輯的《在華新教傳教士紀念錄》（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於1867年在上海出版，是關於自19世紀初以來，來華的338位傳教士的小傳和他們出版過的書籍，該書是研究基督教在華宣教歷史的重要文獻。

偉烈亞力不僅有豐碩的學術成果，也有著豐富的學術活動，他不僅創辦了旨在“通中外之情”的《六合叢談》，更憑藉紮實的漢學功底，先後成為《中西通書》、《皇家亞洲文會北華分會會刊》、《教務雜誌》、《北華捷報》、《中日雜纂》等期刊的編輯或撰稿人。他還參與創建了皇家亞洲文會北華分會及其博物館和圖書館，並與格致書院和中國益智會等機構的創建也不無關係。1878 年和1882 年，他還代表皇家亞洲文會北華分會參加了在佛羅倫斯和柏林舉行的第四、五屆國際東方學家大會。

偉烈亞力熱心於中國文化，在華期間，嗜好讀書、購書，尤喜造訪古舊書店，多方收集中文古典文獻，日積月累，形成了一個藏書豐富、且擁有許多善本、珍本的私人藏書樓。該藏書樓設立在上海山東路倫敦會大樓的第一層，所收集的圖書約有二萬種，其中一千余種在1869年售與亞洲文會，其余在1882年售與牛津大學圖書館。“偉氏藏書”（Alexander Wylie Collection）是牛津大學圖書館博德利書庫的一批重要的館藏。這些珍貴而豐富的資料，正是他在文獻學領域做出卓越成就的堅實基礎。借助這些資料，他學習有關中國各學科研究的歷史與現狀，翻譯中國經典，編撰使他享譽歐洲漢學界的文獻書籍，並幫助那些研究漢學中遇到文獻困難的同仁與後學。

偉烈亞力在上海交結甚廣，其中以傳教士學者為眾，如麥都思、艾約瑟、慕維廉等人，還有理雅各博士、高迪愛（Henri Cordier）、莊延齡（Edward Harper Parker）等漢學家；此外也有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麥華陀（W.H. Medhurst）等外交官。偉烈亞力的文獻學成就享譽西方漢學界，他常常用這些豐富的文獻知識幫助有需要的人，那些與他接觸過的學者都對他充滿感激和敬佩之情。艾約瑟如此評價他說：“他是《中國文獻記略》一書的傑出作者，這部著作價值極高，因為偉烈亞力求知欲強、功底紮實，並能堅持不懈地閱讀中國文獻。他是一個性情溫和、勤勉的人，是位出色的數學家，而且酷愛學習語言。在搜集書籍和掌握所搜集文獻的內容時，他從來不知疲倦。他非常謙虛，但實際上他腦子裡裝滿了各個領域的知識。”

亞洲文會會長金斯密（Thomas William Kingsmill）在1879 年2 月3 日亞洲文會例會上發言說道：也許我們最遺憾的就是失去了已故副會長偉烈亞力先生，他那謙遜而不引人注目的貢獻將被那些有幸曾與之共事的人們久久緬懷。雖然他有著深厚的漢學根基，他卻能不恥下問，而且總是樂於隨時向別人提供建議和幫助，我們學會的許多會員都受了他很大影響，最終走向從事中國研究的道路。

偉烈亞力在漢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具體而言，他對19世紀西方漢學的貢獻主要有以下兩方面：首先，中文文獻的匱乏是當時西方漢學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偉烈亞力或贈送或出售，為牛津大學圖書館、皇家亞洲文會北華分會圖書館以及聖書公會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中文文獻。其次，工具書的編撰是那一時期的重要任務，後來也被證明了是最禁得起時間考驗的成果，其中偉烈亞力所編寫的《中國文獻記略》是那一時期有關漢語書目的第一部全面系統的權威著作。雖然偉烈亞力沒有接受過西方高等教育，也沒有在大學裡擔任過漢語教授，研究漢學純屬他的個人興趣所在，研究中所需能力也是通過他勤勉的自學得來的。但他眾多出色的漢學研究成果不容置疑地表明，他為英國漢學的勃興作了大量基礎性的累積和開拓，在19世紀英國漢學史上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不僅如此，偉烈亞力為人也非常謙和，從不誇耀自己的漢學成就，這樣反而使得他的地位和聲名更加被人所尊崇。他嚴謹的學術態度、謙虛和勤勉的學術作風不失為他對漢學界的一種隱性的貢獻和思想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