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三畏

19世紀美國基督教宣教士、漢學家、語言學家和外交家。近代中美關系史上的重要人物，晚清時期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重要的研究中國問題專家；美國漢學研究的先驅者和奠基者，美國第一位漢學教授，有“美國漢學之父”之譽。

一、早年生活

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又譯衛廉士），字聽泉，於1812年9月22日出生於美國紐約州尤提卡（Utica）鎮一個敬虔的基督教家庭，父母親都是長老會教會的成員。父親是個書商，熱心於教會事奉。衛三畏從小就讀於父親投資創辦的教會學校；1831年受洗加入尤提卡第一教會，在基督教信仰方面打下良好基礎。高中畢業時，受父親事業不景氣的影響，他失去了入讀耶魯大學的機會；不久母親的去世，促使他進入特洛伊城（Troy）的仁斯勒理工學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學習。在學校裏，他酷愛自然科學，尤愛植物學。1832年，長老會教會捐送給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美國著名對外宣教機構）一台先進的印刷機，用於剛剛在廣州成立的宣教站，因此美部會需要有一個人來掌管並使用這台機器。衛三畏的父親隨即寫信把這個消息告訴他，並希望他能夠應聘這個職位。衛三畏起初心裏十分矛盾，一方面對自己喜好的科學依依不舍，一方面對背井離鄉赴海外宣教還沒準備好，更何況他對印刷技術並不熟悉。經再三考慮後，他還是接受了這個挑戰，選修印刷出版這門技術。學期結束後，他去了費城美部會的總部，在那裏結識了許多朋友，包括日後給他許多幫助的商人奧立芬（David W. C. Olyphant）。盡管他希望能夠有充分的時間準備自己，以應對新的工作，但半年後（1832年7月）他就被美部會正式派赴中國廣州，負責廣州宣教站的出版印刷工作，匆匆登上了開往廣州的輪船。

二、宣教生涯

1833年（道光十三年）6月15日，20歲的衛三畏啟程前往中國，於10月到達廣州。由於中國的關閉政策，他只能以一個貿易商的身份入住廣州十三行，在那裏他結識了馬禮遜博士（Dr. Robert Morrison）和他的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中國叢報》的主編禆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和他的助手雅禆禮(David Abeel)、郭實臘（Karl F. A. Gutzlaff）等人。他一面工作，一面努力學習漢語。在歐美商人的資助下，衛三畏為美部會開創了海外第一個印刷所。1835年，廣州的時局開始緊張起來，12月，印刷所遷往澳門。在此期間，衛三畏協助裨治文編輯《中國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在編輯過程中，他的中文進步很快，而且他對中國的歷史、文化與現狀的了解也逐漸深入。不久，他開始為《中國叢報》撰寫文章，向海外介紹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歷史、地理和文化習俗，還協助裨治文編著了《廣州方言撮要》，這些工作為他後來系統研究漢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843年，他在《中國叢報》第2卷第 10期上發表了《論中國的度量衡》和《論廣州的進出口貿易》兩篇文章，標誌著他在漢學研究上的正式開始。1847年，裨治文離開廣州前往上海後，《中國叢報》的編輯工作主要由衛三畏負責。《中國叢報》在後期人力、財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能夠繼續出版發行，同衛三畏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三、外交經歷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美國駐華公使顧盛（Caleb Cushing）率團來華後，衛三畏作為使團成員，參加了中美《望廈條約》的談判，是年底回國探望身患重病的父親。在照顧父親的同時，他開始應邀去各城鎮教會演講，介紹有關中國的情況，反響強烈。日後他以其一系列演講稿作為藍本，開始著手《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一書的寫作。有一次他去紐約演講時，得遇沃爾沃斯小姐(Sarah Walworth)，二人墜入愛河，遂於1845年11月結為伉儷。在美三年多期間，衛三畏也獲得法學博士學位。1848年8月，這對新婚夫婦離開紐約，共赴廣州。不久，父親去世的消息傳來，給他的打擊很大。此時，《中國叢報》因種種原因，也難以為繼，故在其發行20年後，結束了其歷史使命。

衛三畏早年曾赴日本考察，以期在那裏開辟宣教工作。1854年1月，衛三畏作為翻譯隨同美國海軍將領馬修•佩里（Matthew C. Perry）遠征日本，交涉美日通商事宜，結果美日簽訂了條約，日本自此對外開放。這是衛三畏首次作為美國政府的雇員出使海外。1855年5月，衛三畏被任命為美駐華使館秘書兼翻譯，他以矛盾的心情接受了此項任職，因為他的印刷所在一場大火中化為灰燼，此後他便脫離了基督教差會。1856年，衛三畏完成了英粵字典《英華分韻撮要》（A 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Canton Dialect）的編纂工作。

從1856-1876這二十年間，衛三畏直接參與了中美之間的外交活動。先後擔任譯員、秘書、參贊、談判代表、副使等職，並多次擔任美國駐華公使館代理公使，處理中美外交事務，最重要的是參與了中美《天津條約》的談判，並且想方設法將“自由傳教”的條款納入約內，要求中國政府對基督教寬容。在此期間，他也經歷了喪子之痛、親愛弟弟的去世，以及好友裨治文和蒲安臣的離世等等，每次都給他帶來無盡的傷感與沉重的打擊。他將他所從事、所經歷的一切都看成是上帝的旨意。

由於視力衰退和健康狀況之惡化，衛三畏於1876年10月辭去政府職務，最後離開北京之日恰巧是他來華整整43週年。回國前，他講了這樣一段話：“不論我在中國做過的事情是好還是壞，都已經留在了那片土地上。上帝會把它們作為他在中國為傳揚祂的名，實踐其應許的一部分。我在宣教過程中與同工們和睦相處，身體健康，工作愉快，為此我要虔誠地讚美造物主。” 至此為他在華宣教、工作43年之生涯劃上了句號。

四、晚年生活

返美後，衛三畏定居在耶魯大學所在地，康奈狄克州的紐黑汶（New Haven, Connecticut）。1877年，他應聘成為耶魯大學中國語言文學教授，從而成為美國第一位漢學教授，並且擔任美國聖經會主席和美國東方學會會長。在此期間，他全力反對美國1878年不公正的限制中國移民的法案，為中國和中國移民辯護。在他的努力之下，美國政府終於在1880年結束了對中國人移民美國的限制。

當1878年中國華北發生大饑荒時，衛三畏心系災區的中國老百姓，盡自己的影響力，呼籲美國人民為中國捐贈，以拯救中國百姓脫離於水火。

在其人生的最後幾年裏，衛三畏不顧自己年老體弱，對《中國總論》一書進行了大規模的修訂，以期使它更加完善，能夠流傳下去，“並被發現值得放在上帝生命之壇的基座上。”

1881年1月26日，衛三畏的愛妻撒拉（Sara）因病逝世，臨終前，衛三畏在她的床前為她唱了許多首讚美詩。最後他問她最想聽哪一首讚美詩，她回答說：“親愛耶穌”，那是衛斯理所寫的詩，於是衛三畏以此作為她最後的輓歌，當他唱道：“你，噢，耶穌，是我想要的全部”時，她喃喃地說：“多麽甜美啊！” 就用這句話結束了她的一生。衛三畏把他畢生所愛的妻子葬在他故鄉尤提卡父母和兒子的旁邊。

1882年1月，衛三畏不慎摔倒在結冰的人行道上，造成肩膀脫臼，胳膊骨折，不久又突然失去說話的能力。經過一段時間調養後，身體得到恢復，緊接著又投入到各種通信和修訂《中國總論》等工作中去。新版《中國總論》終於在1883年10月出版面世，當第一本修訂本送到他手中時，他滿懷喜悅地說：“我為此感謝上帝！” 此後他身體漸衰，再無好轉。在其人生最後一、二個月中，他在病榻上不斷讚美上帝對其一生的保護與眷顧，以及免除其病痛的仁慈；其面容安詳好像已經到了另一個世界。1884年2月16日，已經不省人事的他，突然從床上坐起來試圖講話，卻什麼也沒說，復倒在枕頭上，安靜地停止了呼吸，這是他所盼望的結局——在完全的平靜中辭世。葬禮在耶魯大學的教堂裏舉行，院牧巴勃爾博士主持了葬禮。隨後衛三畏被安葬在家鄉的“常青墓園”，緊挨在他父親和妻子的墓旁。

五、漢學研究與《中國總論》

衛三畏生活在中國四十余載，熟讀中國經典，加之他豐富的閱歷，使他對中國問題有比較全面的了解。他曾先後出版過十多部關於中國的書籍，內容涵蓋政治、經濟、歷史、文學、文字等諸多領域，如《簡易漢語課程》(Easy Lessons in Chinese，1842)、《官方方言中的英漢用詞》(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rect，1844)、《中國地誌》(A Chinese Topography，1844)、《中國商業指南》(A Chinese Commercial Guide，1844)、《英華分韻撮要》（Ton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of Canton Dialect，1856）、《漢英拼音字典》（A Syllable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74）等書。這些書籍一度成為外國來華宣教士和商人的必讀之書。回國後，他在耶魯大學擔任漢文教授，經常舉辦關於中國問題講座，並著有 《我們同中華帝國的關系》(Our Relations with Chinese Empire，1877)，《中國歷史》等，這些活動為他構思完成一生最具影響的著作《中國總論》提供了條件。

《中國總論》是建立在衛三畏此前大量有關中國研究的論文基礎上，並將他回國以後發表的許多演講學理化以後形成的。這部書最能反映衛三畏在漢學領域的成就，無論在廣度還是在深度上，都超過了此前的同類著作，堪稱為美國漢學開端的裏程碑。事實上，在1847年《中國總論》初版發行以前，美國人對中國的了解，主要是通過英國漢學家，他們的許多著作在美國翻印發行，為美國人了解中國提供間接的渠道。比起歐洲來，美國的漢學研究起步較晚，但起點較高，發展也比較快，而且在不長的時間裏，即躍居國際漢學研究的前列。在這一過程中，衛三畏的影響不容低估。1876年，在衛三畏主持下，耶魯大學首先開設了漢學課程，建立了第一個漢語教研室和東方圖書館。此後美國的加州大學、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也相繼效法，一些著名的圖書館開始收藏研究漢學的圖書資料。此外一些漢學研究機構也陸續成立，如美國現代語言學會(1883)，美國歷史學會(1884)，美國亞洲協會(1898)等，這些組織都直接或間接地促進了美國漢學的發展，使之走上職業化、專業化的軌道。因此可以說衛三畏是“美國漢學第一人”。

《中國總論》，英文名是”The Middle Kingdom”，意為“中央王國”，是衛三畏撰寫的一部全面介紹中國歷史文化和晚清社會的名著。他寫此書的目的之一是要在西方讀者中“為中國人民及其文明洗刷掉如此經常地加予他們的那些獨特的、幾乎無可名狀的可笑印象”，客觀地評價中國文明，將它“放在適當的位置”上；同時他也指出了當時中國社會的種種落後和愚昧。他為本書確定的目標，是盡可能客觀的評價中華文明的成就和落後之處。本書初版於1847年；1883年又重新修訂再版，增加了許多新的內容。全書分上下兩冊，共23章，總計1200多頁，對中國的自然地理、行政區劃、人口民族、各地物產、法律政府、語言文字、歷史文化、衣食住行、社會生活、工藝美術、科學技術、對外交往等等，作了全方位的研究和系統的論述，堪稱關於中國的百科全書。同時本書還對發生在近代的兩次鴉片戰爭作了敘述和評論，其視角與材料都比較新，也比較獨特。盡管其中不乏可以商討之處，但其力求客觀的科學態度還是可取的。作為一個外國人，一個宣教士，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但這與因個人好惡而故意無視甚至歪曲事實還是有本質差別的。該書與他所編寫的《漢英拼音字典》過去一直是外國人研究中國的必備之書。

衛三畏通過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充分認識到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中的重要地位，認識到儒家思想對中國人的心理和行為的巨大影響。他在《中國總論》中首次“將孔子的儒家學說和佛教、基督教以及伊斯蘭教相提並論”，認為“他們同樣具有永恒的價值”。他認為中國需要基督教教義並不意味要摧毀中國傳統文化，而是要進一步完善它，使它更具有價值。他對中國儒家文化具有“信義”的價值內涵極為推崇，稱“世界上很少國家能與中國相比”。不過，盡管他指出了儒家思想的不少長處，但仍然認為中華文化與民族需要拯救。《中國總論》反復強調的一個論點就是：“中國人不僅需要標誌西方文明的技術，而且還需要耶穌基督的教義”。在宣教策略上，他提出“孔子加耶穌”的模式。他認為“如果基督思想在人們頭腦中紮根，那麽政府權力性質自然會改變”。 《中國總論》的獨特視角和觀點，以及其中時常出現的智慧的閃光，對我們今天的讀者來說不僅饒有興味，而且頗富啟迪。對歷史研究者來說，許多是不可替代的珍貴資料。書中還大量引用了當時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問題的著作，這些著作涉及方面之廣，研究之深入、細致，令今天的讀者也眼界大開，嘆為觀止。

The Middle Kingdom出版後一百多年，一直沒有中譯本問世。2005年才有陳俱和陳絳兄弟倆翻譯的中譯本出現，以《中國總論》為書名。該書有利於打開國人眼界，糾正國人以為西方對中國的了解遠不如中國之於西方的觀點。

衛三畏有一子名魏斐列（Williams Frederick Wells，1857-1928），生於澳門，後隨父親衛三畏到北京；1867年回美國讀書，1879年畢業於耶魯大學，任該校圖書館助理。1893年起擔任耶魯大學遠東史講師、副教授、教授，直到1925年。他曾經協助父親修訂《中國總論》，並著有《蒲安臣和中國第一次對外國的出使》(Anson Burlingame and the first Chinese mission to foreign powers)、《衛三畏生平及書信——一位美國來華傳教士的心路歷程》（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