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1  — 1864

文惠廉

William Jones Boone

美國最早來華傳教士之一,美國聖公會在華事業的奠基人和第一任主教,被稱為“創立教會之第一人”。

一、早年背景

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1811年出生在美國南卡羅萊納州的沃特波羅郡(Waterborough, South Carolina),早年在南卡大學學習法律。1833年22歲時在查爾斯頓市(Charleston)的一次奮興佈道會上決志信主。遂放棄法律學習,獻身轉讀神學,立志成為一名海外傳教士。1835年,文惠廉前往弗吉尼亞州(Virginia),進入聖公會弗吉尼亞神學院(Virginia Theological Seminary)深造,同時攻讀醫學並獲得醫學博士學位。適值美國聖公會差會(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Foreign and Domestic Missions)決定在中國開辟宣教區,文惠廉於是提出申請並被接受。1836年,文惠廉與薩拉(Sarah Amelia De Saussure)結婚,隨後被按立為牧師。1837年初,文惠廉與新婚妻子薩拉前往巴達維亞(今雅加達),開始學習中文和閩南語,了解中國文化與風土人情,並嘗試向當地華人傳教。

二、在華早期宣教

1840年,文惠廉偕妻移居澳門,與美國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er)和英國傳教士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兩位醫生一起,從事醫療宣教工作。1841年4月至9月,文氏夫婦在布朗博士(Samuel R. Brown)擔任校長的馬禮遜學校(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School)任教。

1842年2月24日,文惠廉與首批來華傳教士之一雅裨理(David Abeel)來到鼓浪嶼,在島上設立宣教站。同年3月,他們渡海到廈門佈道,散發福音書冊。隨後,文惠廉暫時回到澳門料理家務。6月7日,文惠廉偕妻並兩名幼子回到廈門,同行的還有美國長老會傳教士麥多馬牧師(Thomas L. McBryde)和甘明醫生(William H. Cumming)。他們一起同工,在廈門推展福音事工。不幸的是,文夫人薩拉到廈門還不到三個月,就因水土不服而去世,被埋葬於鼓浪嶼的基督徒墓地,從而成為為閩南宣教事業而獻身的第一人,文惠廉強忍喪妻之痛,堅持在廈門工作了半年。1843年春,他帶著兩個孩子和傭人黃光彩返回美國。黃光彩是鼓浪嶼人,隨文惠廉去美國後,進入教會學校深造。日後他成為美國聖公會首任華人牧師;其女兒黃素娥成為上海聖瑪利亞女中校長、聖約翰大學校長卜舫濟的夫人。

三、開拓上海宣教區

在美期間,文惠廉應邀到各地教會演講,向美國基督徒傳遞中國的福音需要,呼籲更多的人關注並投入到中國的福音事工中去。1844年9月,文惠廉與非比•艾略特(Phoebe C. Elliott)結婚。同年10月,美國聖公會主教院在費城聖彼得教堂祝聖文惠廉為中國教區差傳主教(Missionary Bishop),從而成為聖公會在華第一任主教。是年底,文惠廉夫婦攜同兩個兒子,以及9位宣教團隊成員重返中國,於1845年4月下旬抵達香港。不久他們一起遷往上海,拓展新的宣教工場。時值上海開埠不久,各國租界範圍尚未明確劃定,文惠廉就暫時居於上海縣城內,在老城廂苦學上海方言,並展開宣教活動。不久他即可以用上海方言佈道,影響日廣。文惠廉很快注意到蘇州河以北多為蘆葦荒地,地價低廉,遂在那一帶租地造屋,設堂佈道。1848年,他與上海道臺吳健彰達成協議,把蘇州河以北、虹口港近黃浦江邊一帶辟為美僑居留地(後成為美國租界),因此文惠廉被認為是上海美國租界的創始人。

1853年,聖公會第一座教堂——救主堂落成,成為文惠廉的座堂,特派黃光彩主持堂務。該堂可容納500人,大門開在南面的百老匯路(今大名路),東側的馬路就以文惠廉的名字命名為“文監師路”或“蓬路”(Boone Road,今塘沽路)。為拓展聖公會在華宣教工作,文惠廉曾兩度回國,號召更多的傳教士來華工作。1859年,文惠廉從美國帶回18名傳教士,相繼在新閘和張家浜等地區設立佈道所,進而把福音拓展至嘉定、蘇州、無錫、常熟和青浦等地。文惠廉在上海前後生活了10年,被尊為中華聖公會“創立教會之第一人”。

四、教育與文字工作

文惠廉十分重視教育,先後創辦了男童學院、培雅、度恩兩所書院和“文化學校”,與裨文女中、聖瑪利亞女中成為上海第一批教會女校。

除了宣教和興辦教育外,文惠廉還積極投入文字宣教事工,代表美國聖公會參與中文聖經《委辦譯本》(The Delegate Version)的翻譯工作。1847年6-7月間,委辦譯本翻譯工作會議在上海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家中舉行,然後譯員們就開始了實際的翻譯工作。文惠廉和麥都思一起翻譯《馬太福音》、《腓利比書》和《腓利門書》。但在有關希臘文“Theos”一字的翻譯上,兩人的見解與主張完全不同,曾先後在《中國叢報》上發表多篇文章進行激烈的爭辯。文惠廉主張翻譯成“神”,而不是用“上帝”。不僅如此,二人在翻譯原則上也有很大的不同。除了參與《委辦譯本》翻譯外,文惠廉還與他人合作把《馬太福音》翻譯成上海方言;並先後獨力將《約翰福音》、《馬可福音》和《使徒保羅達羅馬人書》翻譯成滬語。

文惠廉先後編譯和撰寫了10余種中文基督教作品,分別為《進教要理問答》、《馬太傳福音書》、《聖教幼學》、《教子有方》、《常年早禱》、《聖會禱》等等。其中廣受好評的是《聖會禱》。該書於1862年出版,內含前言、基督教主日和節假日應誦讀禱文表、早禱文、晚禱文、雜用禱文、謝恩禱、本日禱、聖詩、分派聖餐文、嬰孩領洗文、大人領洗文、堅信禮、做親規矩(婚禮儀文)和喪事文,共16個部分,實際上包含了聖公會用《公禱書》的主要內容。此外,他還翻譯了《聖公會史紀》、《信經闡義》、《禱文牖啟》、《禱文總誌》等書。這些書大部分以上海方言譯撰,流傳較廣,時有再版重印。

五、最後日子

1863年4月,文惠廉攜同體弱多病的妻子前往澳門療養,6月返回上海。同年11月,他們又一起出訪歐洲。1864年1月20日,當他們途經蘇伊士運河時,非比因病不幸逝世。文惠廉於6月13日結束英國和德國之行後回到上海,卻於7月16日染患惡性痢疾,次日便告不治而逝於救主堂,年僅53歲,死後葬於上海萬國公墓內。黃光彩接替他主持救主堂教務,成為該堂第一任中國牧師。隨著虹口區的逐漸發展,信徒增多,聖公會不得不於1915年在狄思威路(今溧陽路)、天同路(天水路)口修建了第二代救主堂。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後,地處虹口戰區的救主堂被夷為平地。戰後,救主堂遷往法租界趙主教路(今五原路)。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救主堂被關門,停止一切宗教活動。1986年該堂被拆除,改建為華東神學院。

1871年,美國聖公會在湖北武昌設立了文華學堂(Boone University,後為“文華大學”),以紀念文惠廉在華宣教所做的貢獻。文惠廉為美國聖公會在華事業奠定了基礎,日後美國聖公會在中國的發展與壯大,文惠廉功不可沒。

文惠廉的兩個兒子皆繼承了父親在華未竟之事業,服務中國人民。長子文恒理(Henry William Boone)是個醫療宣教士,於1880年創辦了上海同仁醫院(St.Luke’s Hospital)。次子小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Jr.)在1846年生於上海;1869年奉派前往湖北武昌宣教,1884年接任美國聖公會江蘇教區主教,是為聖公會第4任主教,直到1891年在上海辭世。

資料來源

  • Muriel Boone, The Seed of the Church in China (1983); PEC, The Bishops of the American Church Mission in China (1906). Boone’s official correspondence and reports are in the PEC historical archives at the Episcopal Seminary, Austin, Texas.
  • 趙維本著,《佳蹤重尋——譯經先鋒列傳》,新加坡神學院,2007年3月版。
  • 網絡相關資料。

關於作者

李亞丁

作為世華中國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李亞丁博士現擔任《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執行主任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