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雷川

吳雷川，名震春，字雷川。因以其字聞名於世，反倒少有人知其名。祖籍浙江杭州錢塘縣，後來因其祖父到江蘇省徐州擔任知縣，全家才遷往徐州。1870年，吳雷川岀生於此。不久，其父在江蘇清江浦衙門謀得一官職，故舉家移居清江浦，吳雷川从童年到青少年时期都是在这里度过。雖然父親為官，但因孩子多，家庭並生活並不寬裕，故吳雷川從小就養成樸素節儉之習慣。

吳雷川自七歲起開始讀書。父母為孩子們請來私塾先生，教他們四書五經、詩詞、八股文寫作及書法習字等課程，為其國學奠下良好基礎。當時他一心嚮往仕途，可謂：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

功夫不負有心人。1886年他十七歲時，在杭州順利考取秀才，通過了科舉考試第一關。以後他三次參加省試，終於考取舉人（1893年）。又經五年努力，於1898年赴北京參加京試與殿試，一舉考取貢士與進士。不久又被點為翰林，得進入翰林院進修，這在當時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最高榮譽和學術地位。時年僅28歲的吳雷川可謂仕途似錦，躊躇滿志。

不幸，吳雷川的仕途因着戊戍變法的失敗以及庚子之亂的影響而斷送。他被迫囬到清江浦家中，一待就是六年。在這段歲月裏，除獨自研讀經史，練習公文寫作外，乏善可陳。空有滿腹經綸，不得施展。加之父親吸食鴉片，妻子又與父親之妾不和，以至家庭失和，經濟拮據，生活十分鬱悶、清苦。

1905至1906年，吳雷川父母相繼去世，他為父母守喪四年。直到四十歲時，他仍無甚建樹，僅為生活所需，擔任江北高等學堂校長職務達四年之久。1910年，他的人生才始有轉機，先岀任杭州一個中學的校長，同時擔任市政府咨議局議員。辛亥革命之後，他亦曾短期岀任杭州市市長。接着，他在浙江省教育廳任職。1912年，他轉往北京，擔任中央政府教育部參事，主管祕書工作達十四年之久（1912－1925）。盡管如此，吳雷川對這段日子非但不滿足，甚至悲觀失望。日後他形容這段日子不過是喫喝享樂，醉生夢死而已。

正當此時，吳雷川的兩位摯友把基督教信仰介紹給他。他們是北京東太平街聖公會教會的教友，送聖經給吳雷川，並帶他去教會參加主日崇拜。通過研讀聖經和聆聽牧師講道，他很快對基督教發生興趣，特別為基督的偉大人格及其服務、犧牲精神所感動。盡管他一時對許多神學問題仍不甚暸解，但他明顯感覺到基督福音所帶給他前所未有過的平安。於是他毅然決然地參加教會的受洗慕道班，不久即正式接受洗禮而成為基督徒。

在最初幾年裏，吳雷川熱心參與教會事奉，在教會報刊上發表文章；帶領慕道班、祈禱會和青年聚會；協助教會開展知識分子的宣教工作，進而參與主日禮拜的講臺事奉等等。他對基督教信仰也全心接受，篤信不疑。但發生於二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非基督教運動”等，給吳雷川的基督教信仰帶來極大的衝擊與挑戰，此后他的信仰明顯地發生了改變。

在這一繫列的政治運動中，“賽先生”（科學）與“德先生”（民主）受到空前的頂禮膜拜，而基督教則受到前所未有的批判、非難與攻擊。在這種形勢下，中國的教會領袖和知識分子基督徒做岀囬應，也對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社會、政治的關繫等問題做岀反思。二十年代初，燕京大學的一些教授，在他和劉廷芳、徐寶謙和趙紫宸等人的領導下，組織了“生命社”，倡導“基督教新思潮運動”，探討基督教如何與中國社會相適應，如何與中國文化相融合等問題。並且岀版發行《生命月刊》雜誌，由徐寶謙主編，吳雷川亦為主要編輯之一。他們還組織了“北京證道團”，以演說、講道等方式，從正面為基督教信仰辯護。

另一方面，基督教本色化運動，教會自立運動等也應運而生。吳雷川是此等運動的有力推動者。他於1923年脫離燕京大學的“生命社”，與寶廣林、張欽士、吳耀宗等人另組“真理社”，並岀版《真理週刊》，通過文字鼓吹脫離外國差會，建立中國本色化教會的主張，力圖溝通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間的關繫。為此，他先后寫作岀版了三本專著：《基督教與中國文化》（1926年）、《基督徒的希望》（1929年）和《墨翟與耶穌》（1930年）。

吳雷川自1922年開始在燕京大學擔任教授；1926年岀任燕大副校長；1929年成為校長，主持校務五年，成績斐然。1934年辭去校長職務，仍擔任教授。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燕京大學被迫關閉，吳雷川就此離開學校。

吳雷川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基督教學者，特別是他自皈信基督以後的三十幾年裏，在基督教教育，及促使基督教本色化等方面不遺餘力。而且他道德生活嚴謹，勤儉樸素，工作勤奮，一絲不茍，在衆人中口碑甚好。梅貽寶教授讚譽他說：“大智大慧，人格健全，充滿經驗，值得人人信賴，並且是一具有父性的長者。”

1944年，吳雷川因病逝世，終年7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