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維僔

吳維僔的外公名袁昶，晚清時期，曾在安徽蕪湖做道臺，因治水有功，深受當地百姓愛戴。後被調到北京，做了蕃臺，是個二品官，在朝中侍候，曾代表清廷與沙俄簽訂條約。1900年，義和團興起後，不幸被“拳民”殺害。其12歲女兒袁季蘭（吳維僔之母）隨母親逃往江蘇松江避難。亂定之後，朝廷將袁昶等三位忠臣葬於杭州西湖邊，稱“三忠祠”。

在松江，袁季蘭有機會進入美國衛理公會宣教士開辦的教會學校——慕衛女校讀書，從她們學習聖經，並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中學畢業後，19歲的袁季蘭嫁到浙江東陽的吳家大戶，其公爹吳品衍是清廷朝臣，與袁昶私交甚好。婚後三年，全家搬往杭州。吳維僔父母共養育八個孩子，五男三女。長子和次子早年不幸夭折，吳維僔排行第六。

吳維僔父親原在省政府里作科員，後來進入工廠工作。母親先在學校教書，後因看到為主傳道的人少，就辭去教職，帶著吃奶的小維僔到南京，入金陵女子神學院讀書。畢業後，被分派到松江衛理公會教會作傳道。

吳維僔於1926年4月生於江蘇松江，出生後，母親為他取了個聖經中的名字，叫以巴弗（歌羅西教會基督徒，為福音的緣故曾與保羅一同坐監），沒想到他一生的遭遇與這個名字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成為一位名副其實的“中國的以巴弗”。

吳維僔從小在教會環境中長大，除在教會里上主日學外，家里還有禮拜聚會等，母親在信仰和生活上對他的影響很深。但上小學五年級時，他思想開始叛逆，甚至反對神有四、五年之久。直到1941年5月的一天，當他認真跪下來禱告時，神的靈光照他，使他看到自己的驕傲，真誠地向神悔改認罪，從而經歷了重生。從那時起，他里面就有了主耶穌基督的生命，內心充滿了平安和喜樂。

1941年冬，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許多教會學校受戰事影響而停辦。1942年，吳維僔考入浙江省立浙西三中。自從重生之後，他在行事為人上，盡可能遵從聖經真理而行，寧肯吃虧，也堅持不說謊、不討好別人，不拜偶像（包括向領袖像行禮）；在生活中嚴格要求自己，對付自己的脾氣和不好的習慣，並刻意鍛煉自己節儉、受苦的心志。在浙西高中的三年里，學習生活雖然緊張，但他一直認真讀經、靈修，在靈性上有很大長進。

讀完高中後，吳維僔先在浙西一所農村小學教書，半年後回到其松江母校慕衛教會小學任教。1946年，在上海中華神學院所舉辦的傳道人退修會中，內心大受感動，遂決志奉獻自己，於同年九月入讀中華神學院。就讀期間，在上海守真堂實習。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吳維僔到守真中學擔任物理課教師；1955年調入上海同濟中學教高中物理。就教會生活而言，吳維僔曾一度離開守真堂，參加南陽路聚會處的聚會與敬拜，並擔任一個組的負責弟兄。1951年8月，他又回到守真堂，並擔任執事。1955年8月，因拒絕加入“三自愛國運動”，拒絕批判王明道，吳維僔再次被迫離開守真堂。

1956年，經人介紹，吳維僔與天津的一位基督徒女教師相識，次年二人在北京結婚，由徐弘道牧師為他們證婚。在此期間，吳維僔曾去拜訪第一次被捕獲釋，時在極度痛苦中的王明道。交談中，吳期待王明道“能像聖經中的參孫那樣，待頭髪長出後，再打那制勝的一仗”（見《中國的以巴弗》，148頁）。這是吳與王唯一的一次會面。婚後，吳氏夫婦定居於天津。為生活在一起，吳維僔於1957年7月從上海調到天津，在四十六中學教物理。

因當時天津僅存的四間教會都在“三自”組織的控制之下，吳維僔就和妻子在家里自己禱告、聚會敬拜神。因其在學校中仍堅持基督教信仰，在政治學習中表現不熱心，於1957年12月被下放到天津北郊劉安莊從事農業勞動。期間，他仍然堅持讀經和禱告的習慣，若有農民問起他關於基督教信仰問題，他就借機向他們傳福音、作見證，並將此視為向神、向人當盡的本分。為此他也常被領導斥為“散布宗教迷信”，受到不少責難。當時下放勞動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改造人的思想，但他因堅持基督教信仰，就總過不了思想改造這一關。眼見別人都一批批地抽調回城里，但他卻一次次被留在艱苦的農村，繼續接受思想改造。

1959年12月，吳維僔被調往天津東北郊的一個棉毛加工廠工作。因其一如既往，繼續讀經、傳福音和作見證，受到許多刁難，常常被派去干最髒、最累的活。有一次為了能把他與別人隔開，領導竟分派他去放羊達半年之久。不想這反倒為他提供了很好的學習聖經的機會。半年時間里，他詳細查考聖經，並做了許多筆記。

1961年底，吳維僔被調回天津，在無線電儀表中專學校（原四十六中）工作，但不是作教師，而是擔任校俱樂部管理員。半年後，又被安排在物理實驗室作實驗員。在此期間，他與北京、上海等地的主內弟兄姊妹的交往日多，並編寫、復寫《主內交通》文字資料寄往各地。此舉當時被看為“非法罪行”或“反革命活動”，他也預感到不久自己可能要為此遭受逼迫與患難，於是開始定期禁食禱告，為將要來到試煉作準備。

1964年7月30日，吳維僔被公安局傳訊、抄家。因在審訊中拒不開口而被收押入看守所。此後在一個月內一連八次被提審，但皆“拒絕交代案情”。此後，不管監獄當局如何軟硬兼施，他都抱定“不交代、不認罪、不悔改，只一心仰望、交托給主”（同上，219頁）。在看守所關押期間，由於他堅持“飯前謝恩”和定期禁食，飽受餓飯、灌食、毒打、重銬和批鬥等種種折磨，吃盡了苦頭，但他終未屈服。1967年2月，吳維僔被控以“反革命罪”，並且因“在監內不思悔改，頑固不化，對抗無產階級專政，反動氣焰極為囂張”，而被判為無期徒刑。但他效法主耶穌，不申冤，不上訴，甘心忍受，將此視為為主受苦，背十字架。

判決後，吳維僔在天津監獄里的勞改隊服刑。自他被捕直到判刑，他的妻子作為“反革命家屬”，在監外也受盡了苦難和折磨，最後在巨大壓力下，不得不與吳維僔離婚，而改嫁他人。他的三哥也因為是個基督徒，而被打成“反革命”；母親在“文革”中也飽受紅衛兵的摧殘，以致說話不清。最後，全家人——父母、三兄三嫂和子女，都被遣送回祖籍浙江東陽農村，不久，父母先後離世。此後，吳維僔再無后顧之憂，在獄中立志“聽主的話，遵行神的旨意，在任何事上都要把主放在第一位，作好一個基督徒所該有的見證。”（同上，264頁）

1967年4月，吳維僔被轉押到寧夏平羅“瑪鋼廠”勞改隊勞動改造。文革時期，因其堅持不讀毛語錄，不唱革命歌曲，不高喊“萬歲”，不向毛像敬禮，以及仍然堅持飯前謝恩等，被視為“反改造份子”，多次遭受毒打和各種非人的折磨，經歷了九死一生。

1979年2月，吳維僔又被轉到寧夏銀川的風機廠勞動。此時，監獄大墻外的政治氣候已經發生巨大的變化，許多犯人通過寫檢查、認罪或申訴等以獲得減刑或釋放。但吳維僔仍如起初一樣，為維護一個基督徒在神面前的聖潔和良心，堅決不悔改、不認罪，也不申訴或叫屈。他堅信主耶穌的話：“不要為自己申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申冤在我，我必報應’。”（同上，298頁）

雖然吳維僔一直堅持到底，“死不悔改”，但到了1981年春季，寧夏高等法院還是為他減刑為六年。但當減刑裁定書送到他手中後，看到其中有句話說他“確實悔改”，他卻認為這是弄虛作假，是對自己的侮辱，因為他從來沒有為甚麼所謂的“罪”悔改過。他不愿違背自己的良心，更不愿以謊言來換取減刑或自由,他寧愿將苦杯喝盡最後一口。於是他寫信告知法院，說自己从未悔改認罪过，是法院裁定错了，並将裁定書寄還給法院。

他寫道：“作為一個基督徒……，所應該著重考慮的、尋求的、分辨的，只是我們所說、所做、所想，是不是聽主的話，是否符合聖經真理，是否遵行神的旨意，是否蒙主的悅納。若是，則即使掌權者定罪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就讓他定罪吧。他即使定罪，我們仍當如此行，絕不能因怕他們定罪，就不如此行。他們定罪，只是暴露出他們與基督為敵、悖逆神的本質而已。主耶穌自己也曾為遵行神的旨意，實踐神的差遣，取悅於神，而被人定為背叛該撒、自立為王、誘惑國民等政治性質的重大罪名，主耶穌絲毫不為此爭辯，而是專心順服，按父的意思釘十字架，喝盡了父所賜他的杯。我也應該學主的榜樣，面對人所定我的這些政治性罪名，既不承認，也不否認，根本不去考慮這些，只一心遵行神的旨意，喝完神所賜給我的杯。” 為著這緣故，吳維僔拒絕這種“骯髒的自由”。

自1964年入獄始，直到1980年春，他有十六年之久與外界隔絕，不被準許與任何親友通信，故外面的人也不知他是死是活。八十年代初，時局緩和後，吳維僔的已獲平反身住福建泉州的三哥四處寫信，尋找他的下落，方知他在寧夏銀川風機廠勞改。1980年3月，三哥千里迢迢趕到監獄探視吳維僔，在監獄當局的監視下，會面交談半小時。此後，吳維僔得以與外界通信，和主內的弟兄姊妹也恢復了交通。

當時，犯人的來往信件都要經過獄方的嚴格檢查。1982年，上海的一位弟兄寄給吳維僔一本中文聖經，即被獄方沒收。那時，他已經有十八年沒讀到聖經了。1983年，他大姐試著寄給他一本英文欽定本聖經，監管隊長一看是英文書，就給了他。他如獲至寶，每日早起到教室里如饑似渴地閱讀。此後，環境愈加寬松，1984年，他又收到大姐寄給他的中文串珠版聖經，同時他與監外主內弟兄姊妹的來往信件也愈加頻繁，這些信件後來被整理成書，稱《主內交通》。

中國改革開放後，吳維僔在獄中的生活也有改善。1982年，監獄內辦起了文化學習班，吳維僔被指派為犯人們教授初中數學。由於這是他的本行，在教學上他更是盡心竭力，獲得監獄領導和犯人們的好評。吳維僔在獄中的最後五年，都是在獄校任教。無論他同意還是不同意，法院最後還是把減刑為六年的裁定“強加”（吳語）給他，刑期一滿，監獄方面就強行執法，趕他出獄。雖然他認為法院的做法是“骯髒的”、“可憎的”，但他為“順服在上掌權者”的緣故，只好“不得已而出監”。雖如此，他仍自覺以一個“獄墻外的犯人”繼續抗爭下去，以示：“我拒不接受你們的裁定，我仍然是一個死不悔改的無期犯人。” 並且從釋放之日起，他開始定期禁食，每周只於周一和周四兩天吃飯，以抗議法院對他的“弄虛作假”。

1987年5月28日，61歲的吳維僔正式出監。因著他的堅持，當局決定把他“養起來”，即在監外給他一間房居住，戶口落在風機廠，每月45元生活費。十多年里，他自覺過“墻外無期犯人”的生活，從沒離開過銀川或風機廠一步。每日他主要做的，就是接待各地來訪的主內弟兄姊妹，通過文字和各地弟兄姊妹交通，寫印《主內交通》，寄往各地有需要的人。他也常為別人購買聖經和屬靈書籍等。

吳維僔過著聖徒般的生活，他的日常生活極為簡單，睡在只是幾片木板拼在一起的簡陋床上，別人想幫他換一張床，他婉言謝絕。除了極低的生活開銷外，他平日最大的開銷就是郵資和影印費。因為前往探望他的弟兄姊妹太多，為了給訪客提供方便，他干脆自建了一個廁所。

吳維僔十幾年如一日，仍然堅持定期禁食的生活，直到去世都是如此。奇妙的是，他過去在監獄中所患的痔瘡、關節炎、痢疾以及咳嗽等疾病，全都不治而愈，而且所有老年病都不曾染上，睡得也非常好，堪稱神跡，他認為這些是神的特別恩典。

因吳維僔經常寫信給各地信徒，交流信仰上的各種問題，其中難免有些對“三自”教會的批評；也隨著他的影響日廣，所以從1996年開始，他多次被抄家和傳訊。1996年11月12日晚，他自出獄後第一次被抄家、傳訊。他被帶到公安局，在一大堆被抄的屬靈書籍面前，公安人員連夜審訊他。面對審訊，他一如既往，除了“無可奉告”四個字外，甚麼話都不說。公安局拿他沒辦法，只好放他回家。在吳維僔寫給他在臺北的四哥吳維健的信中說：“2000年6月，我被市公安局政治科第四次抄家後，今年4月23日再次來我住處進行第五次抄家沒收，不但《主內交通》等各文，且包括一切聖經、工具書、屬靈書籍在內的所有書籍洗劫一空”（同上，362頁）。面對淫威，他一直本著“不攔阻、不爭辯，也不請求”的原則。

在這種兇險的環境中，吳維僔於1999年12月，73歲時，寫完了自傳《中國的以巴弗》。在其“末了的話”中，他寫道：“主引領我作了不同時代、不同環境、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基督徒見證，打好不同階段中的屬靈爭戰。我自己毫無一樣東西可以拿出來夸口，因為沒有一個見證、沒有一次爭戰，是憑我自己能作好、能打勝的，都是依靠主豐滿的恩典，智慧的大能，才能作好，才能打勝。所以，一切榮耀都要歸給父神和主耶穌基督，他是唯一可稱頌的，唯一可信賴的，一切恩典、力量、智慧和一切祝福，都是從他而來。”（同上，358頁）

“求主憐憫保守我，施恩拯救我到底，能儆醒等候走好尚未走完的每一步，不致辜負主已為我舍身流血的大恩典，得以最終見到主的榮臉。”（同上，359頁）

2002年12月21日上午，吳維僔走完了他一生的十架苦路，在其簡陋的住所中安然離世，回到他所忠心、所愛、所事奉的救主耶穌那里去。在世享年7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