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愛仁

席愛仁（A. A. H. Hedengren）是芬蘭自由宣教會（Finish Free Mission Society）的宣教士，於1909年由芬蘭來華宣教。她先到揚州內地會語言學校學中文，然后被分派到江西永豐宣教站工作。該宣教站由資深宣教士安姑娘（Miss J. W. Arpiainen）和內地會宣教士鄧傳喜（Miss Henrietta M. Duncan）創立於1907年。席愛仁到達後不久，鄧傳喜被派往萬安創立新宣教站。此後，席愛仁和安姑娘一起主持永豐宣教工作數年之久。1913年，另一位芬蘭宣教士林姑娘（Miss E. A. Flinkman）奉派到永豐來與她們同工。她們是內地會的伙伴宣教士，因其所屬差會規模較小，力量有限，故委托內地會照管她們。席愛仁性格安靜，身體較孱弱，但勇敢堅強，在戰亂中仍堅守本位，為主作工直到生命最後一息。

永豐是一塊福音硬土，要得人信主非常不易。她們辛勤工作多年，到1915年時，僅有八人受洗歸主。1916年，安姑娘返國述職，永豐宣教工作的擔子就落在席愛仁一個人身上。長期辛苦勞累使她的體力透支，健康受損，故當安姑娘於1917年回來後，她即返國調養身心，直到1923年再次來華。

1923年2月，席愛仁被安排到樂平工作；1925年又到吉安；1926年初再轉到永新，與康月娥（E. Cajander）和顏懿廉（E. E. Ingman）同工。席愛仁為人安靜，工作勤懇，輔助康月娥料理福音站和男、女校各項事工，成為康月娥的得力助手。

1925年以後，中國政局動蕩不安，軍閥混戰，國民革命軍北伐。1927年4月，在南京又發生外僑被殺的“南京事件”，歐美使領館下令撤僑，許多西方宣教士也紛紛徹到沿海城市。但席愛仁和康、顏三人卻堅持留在永新，沒有撤退。從顏懿廉所遺書信中的一段話，可以看出她們堅持留下來的理由：“……經過長時間的等候禱告，確實感到主的旨意是要我們留下來看守這個宣教站。倘若我們離開，房子必定擠滿那些極不容易請走的人。當然，許多信徒聽見我們的決定後非常高興，因為這是神答應了他們的禱告”（《捨己的愛》，第358頁）。但當時的環境確實充滿著危險，大街路旁的墻上張貼著“打倒基督教”的標語，一些極端分子處心積慮地要搶奪她們的財產。三位女宣教士還要想方設法和政府軍周旋，因他們多次想征用宣教站的房子。她們不顧自己的安危，站在門前阻止那些不守規矩、試圖爬墻入內偷摸東西，或騷擾破壞的官兵；同時她們還要盡可能地與軍官們保持和睦關係，與他們聊天，送福音書和單張給他們，或為他們診病，以爭取他們的友善。

永新地處國、共兩軍爭奪的要地，自1928年以後，永新幾經易手。宣教中心的房屋、設施幾乎被摧毀殆盡，席愛仁她們不得不隨當地百姓四處逃難。1928年5月，共產黨工農革命軍佔領永新，她跟隨康月娥逃往吉安。當戰事稍緩時，她們就立刻回到永新宣教站。1929年11月27日，永新、寧岡和蓮花等地再度落入紅軍手中，整個地區的教會工作均告停止，同時亦有基督徒被殺或被捕的事情發生。當時在永豐宣教站的任姑娘（Miss M. E. Keranen）和農姑娘（Miss T. E. Sihvonen）需要人幫忙，故請求席愛仁過去相助。她不顧自己體弱多病，毅然前往。但途經吉安時，她還是病倒了，只好暫時留在吉安養病。不久，康月娥和顏懿廉亦歷盡艱險逃到吉安，三人得以重聚。

1930年1月底，紅軍進佔吉安。席愛仁拖著病體，與康月娥和顏懿廉一起，隨大批難民北逃。為照顧她和年邁的康月娥，她們改從水路乘船北上，欲逃往樟樹鎮（今清江）避難，卻不幸在途中被紅軍發現而被捕。康月娥因不堪忍受驚嚇、凍餒與苦虐，三天後便與世長辭。不久，席愛仁和顏懿廉也相繼遇害，將其寶貴的生命獻給她所愛、所服務20年之久的中國人民，年僅44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