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扶雅

基督教思想家、哲學家和文學家。自幼熟讀中國傳統文化經典，深受中國傳統思想及佛教影響。青年時期先後留學於日本的高等師範學校、立教大學；美國的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歸國後，他先後執教於廣州嶺南大學、中山大學、南京大學、金陵大學和香港浸會書院等大學。生平著作和譯述甚豐，晚年在美國參加了《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之翻譯。

謝扶雅（Nai Zin, Zia）於1892年6月29日（光緒十八年六月初六），出生在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昌安門外昌蒲漊村，乳名謙，譜名祖光（取《易經》中“謙尊而光”），按輩分名為鎮竟，在家裡排行第二。13歲時，九堂叔以古文“夫（扶）惟大雅，卓而不群”中的“惟大”（《漢書·景十三王贊》）作為學名，“扶雅”為字。留學日本時，謝扶雅按堂兄的名字“乃績”排字，为自己取名为“乃壬”，他的英文名Nai Zin Zia（簡寫為N. Z. Zia）就是根據謝乃壬音譯過來的。

謝扶雅的父親謝昌衢是晚清一名秀才補廩，以開館授徒為生。在謝扶雅兩歲時罹患傷寒，英年早逝。留給幼年謝扶雅的唯一印象是他坐於父親膝上，觀其批改文卷一絲不苟。謝扶雅的母親萬紉芳27歲守寡，在窮鄉僻壤，含辛茹苦地撫養四個幼小的孩子成長，其艱難處境可想而知。困頓中的慈母總在危難時晝夜繞室徬徨，口念喃喃佛號，呼求於菩薩。她的柔腸百轉，她的憂苦表情，她的虔心籲禱，給年幼的謝扶雅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他後來覺得正是母親這份宗教虔敬的態度，在他的靈魂深處埋下了宗教信仰的種子。

謝家和謝扶雅的舅家都是大戶望族。父親過世後，謝扶雅的童年生活雖然比較窘迫，卻也能依靠典當舊物和叔伯舅父們的接濟勉強度日。謝家是世代書香門第，謝扶雅從4歲起就在自家私塾中接受正規、系統而嚴格的傳統教育，每天上半天課，5歲開始了全日制的課程，這樣一讀就是十年。從三字經、詩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到爾雅、書經、易經、禮記、春秋左傳，再到國語、國策、史記等中國傳統文化經典，童年的謝扶雅都能熟背如流。傳統文化的薰陶使謝扶雅受用終生，成為他建構其思想學說、闡述中國文化及基督教教義的基礎。

1905年，謝扶雅13歲時參加縣考，未能考中。十年苦讀，並未實現“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夢。1906年，清廷廢科舉，辦學堂後，謝扶雅參加了紹興中西學堂的錄取考試，並榮登榜首。但終因他無力承擔食宿等費用而放棄這次接觸西學的機會。那年謝扶雅的舅父到江蘇省溧陽縣任錢穀師爺，他跟隨舅父到江蘇學習大清律例。既然科舉無望，中西學堂也未去成，謝扶雅想試試讀律這條路，希望能找到一份安穩的工作以糊口，或者還可以成为一個紹興師爺。但卻因舅父吸食鴉片成癮，且不擅長訓練後進而丟掉飯碗賦閑歸家，謝扶雅也因此失去營生，白白耗掉了三四年大好青春年華。他後來曾作詞自嘲曰“讀書讀律兩無成”。

18歲那年，謝扶雅寄食于九堂叔府中，為其代修家書。適逢九堂叔之母逝世，在幫助料理雜事之時，他遇到從日本留學歸國度假的遠房堂兄謝乃績。言談中，堂兄感慨其弟具有如此聰穎之才華卻陷於窮途末路之境地。於是勸謝扶雅東渡日本求學。1911年初，謝扶雅去蘇州向大舅母借了30元留日之路費，踏上了由上海駛往日本橫濱的航船。經過一個月的漂泊，抵達日本，在東京堂兄處落腳。求學期間所需費用也由其堂兄支撐下來，謝扶雅的人生出現了轉機。

初到日本，謝扶雅先到一家日語學堂學習日文。一年多後，他完成了日語的初高級課程，報名進入東京郊區的同文書院學習。期間，謝扶雅被推選為同學會的會長。1912年3月，謝扶雅由同文書院畢業，獲得了他平生第一張也是唯一的文憑。

為了備考日本的官費高等院校，謝扶雅搬到早稻田大學附近的留日學生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分會宿舍，在這裡他生平第一次真正接觸到基督教信仰。在此期間他與早稻田分會的馬伯援成為至交，並結識了諸多基督徒朋友，其中給他印象較深的是同學羅文光彈唱的聖詩。這些聖詩常常使他感動，使他想起母親在宗教上的虔誠。1913年謝扶雅感染“奔馬性”肺結核，醫生告知其好友羅文光說他只有兩三個月的壽命。羅文光隱瞞此事，陪同謝扶雅在海濱休養一個多月。後來他的肺結核不治而愈，只留下鈣化點在X光片上。

1914年4月，謝扶雅考入了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獲得了官費資格。但年青的謝扶雅竟因一次考試中的作弊行為，而遭到退學處分。後在朋友的幫助下，謝扶雅在1915年秋轉學到教會辦的立教大學讀書。在此期間，他的視力急劇下滑，被醫生診斷為急性視網膜炎，後來轉為慢性。醫生建議他不能再繼續讀書，但謝扶雅仍然堅持不輟。在一次治療過程中，一名護士因為給他注射錯藥物，跪求他的原諒。這個經歷使他突然感受到上帝的仁慈與寬恕，想起童年時母親曾經為在病床上的弟弟祈福的形象，好友羅文光所彈奏的聖詩，使他產生了皈依基督的渴望。於是，在基督徒好友羅文光和鄭天民的陪同下，謝扶雅於1916年春在一間聖公會的三一教堂，由美國牧師施洗，成為一名基督徒。多年後他回憶起這段經歷時認為，他的受洗，看似偶然，實在是“瓜熟蒂落”的結果，因為這和幾個基督徒朋友的人格感召，加之從小母親的宗教虔誠在心中埋下的信仰種子是分不開的。

受洗後的謝扶雅，經常到教堂參加各種禮拜、聚會和宣道活動。在一次佈道會上，他遇到了前來日本佈道的丁立美牧師。時任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附屬學生立志佈道團幹事的丁立美聽說謝扶雅的寫作頗具文采，遂竭力敦促他回國從事文字佈道。丁立美牧師的建議，使謝扶雅認識到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他有較強的文字才能，在日本期間就曾為多個報刊投稿。如今又因為生病，在日本無法繼續學業。於是，謝扶雅接受了丁牧師的建議，於1916年秋天結束留日生涯，回國到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China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從事文字工作。他主編《同工》等雜誌，執筆一年一度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事工報告》，並撰寫《基督教青年會原理》、《寰球基督教學生同盟》等著作，也時常為《青年進步》等刊物投稿。1917年他為青年會和中華書局翻譯了富司迪（Harry E. Fosdick）的《祈禱發微總論》（Comments of the Meaning of Prayer）、《完人之範》（The Manhood of the Master）和《培根文集》（Francis Bacon’ Essays）等著作。

1918年秋，時任青年會總幹事的余日章將謝扶雅調到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務部（General Administration）任文書幹事。作為余日章的中文助理，他多次參與募捐及各項社會服務活動，協調各地青年會的工作，為青年會貢獻自己的力量。而青年會積極向上、通力協作的工作氛圍和精神，也使謝扶雅在知識和德行上受到薰陶和影響。他認為在青年會全國協會工作的這段時間，是他畢生工作中最沒有人事糾葛、心情最愉快的時期，堪稱他人生的第一個高潮。

1925年，由於謝扶雅在青年會的工作表現，余日章將基督教青年會北美協會給予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的出國深造機會給了他，派遣他到美國學習兩年。同年11月，謝扶雅奔赴美國。這可說是謝扶雅人生的又一次重大的轉機。這個轉機使他開始構建自己的哲學和宗教思想，而這個構建則是因為他到美國後接觸西方哲學思想所引發的。

謝扶雅到美國後，先進入芝加哥大學的冬季學期學習，選修了神學院院長馬繍詩（Shailer Mathews）的“社會神學”、史密斯（G. B. Smith）的“神學與哲學的關係”、海意騰（Augustus Hayden）的“比較宗教學”、愛姆士（Ames）和衛萌（Henry Nelson Wieman）的“宗教哲學”，以及米德（George Mead）的“哲學史”等課程。在此期間，謝扶雅還繼另一位基督徒學者梅貽寶之後，被推選為留芝中國基督徒學生團契主席。

1926年秋天，哈佛大學聘請英國著名學者懷特海（Alfred Whitehead）前來教授自然哲學，謝扶雅得知後便轉學到哈佛大學，在哲學系選修或旁聽了許多著名教授的課程，其中包括新黑格爾主義的霍鏗（William Ernest Hocking ）、新實在論的培黎（Ralph B. Perry），以及謝扶雅最感欽佩、對其思想影響最深的英國哲學家懷特海（Alfred Whitehead）等人的哲學課程，以及穆亞兄弟（George F.and Edward Moore）的宗教哲學和宗教史課程。儘管謝扶雅並未完成任何學位，但他從懷特海等哲學大師那裡所獲得的收益卻使他受用終生。他自認為在美國這兩年的收穫，要遠遠多於在日本六年的收穫。1927年，謝扶雅從美國歸來，為青年協會撰寫了《人格教育論》與《宗教哲學》這兩部著作，這是他深受西方哲學思想影響的產物。

1928年，謝扶雅在嶺南大學開始了他的執教生涯，並於三年後主領嶺南大學哲學系。在嶺南大學期間，謝扶雅先後出版了《人生哲學》、《中國倫理思想ABC》、《倫理學》、《基督教綱要》、《個人福音》、《南華小住山房詩草》等著作，並主編《嶺南學報》。另外他還邀請了諸多學術及文化名流來校交流或講座，為青年學生開拓了視域，也提高了嶺南大學文科在國內的聲望。這些國內外的學術名流包括日本的井也邊茂雄教授、哈佛的霍金教授、胡適之、張君勱等。嶺南大學的執教生涯可說是謝扶雅人生的第二個高潮。

1934年暑假，謝扶雅帶領一批嶺南大學的學生訪日，當他回國後看到城市和鄉村的種種景象，深感於國家的憂患危難，以及農村的貧困落後。但他同時又體會到中國的潛力恰恰在於鄉村。於是他撰寫了“基督教對今日中國的使命”、“中國前途的杞憂”、以及“中國前途的預測”等文章，大聲呼籲、號召廣大青年到鄉村去。謝扶雅以身作則，於1936年辭去嶺南大學教職，遠離象牙塔赴河北定縣試驗區，擔任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秘書主任。他隨平民教育促進會輾轉長沙、遂川、成都、重慶等地，幫助地方幹部培訓工作，投身到鄉村的平民教育事業中去。他出版了民眾小叢書上百種，曾協助晏陽初編纂《千字課》識字教材及參考書，試圖將百姓從愚、窮、弱、私中解救出來。1937年謝扶雅撰寫了《基督教與現代思想》這部著作。

1939年，謝扶雅重回嶺南大學任教。由於受日本侵華戰爭的影響，抗戰期間他不得不輾轉執教於各地。1940年，謝扶雅擔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長兼文學研究所主任。1941年應院長廖世承的要求，他出任湖南國立師範學院公民訓育處主任。1943年又擔任東吳大學訓導長兼主中國文學系。1944年，謝扶雅翻譯了魯一士（Josiah Royce）的《宗教哲學》（Religious Aspect of Philosophy）一書。1945年謝扶雅到桂林西江學院任教。抗戰結束後，謝扶雅抵達重慶，在鄉村建設學院任職社教系及國立編譯館。1946年6月，他又隨國立編譯館遷到南京，之後在金陵大學教課。1947年，謝扶雅又主編了哲學叢書，編撰《道德哲學》。

謝扶雅帶著他的西方哲學理念，歷經國難，顛沛流離。作為一位書生，在民族危難之際，他只能用自己的筆為困頓中的人民呼喊，鞭撻侵略者的罪惡行徑，喚醒國民的覺悟。他出版了大量著述、教誨了大批青年學子，同時還身體力行地參加了鄉村建設運動。在這一時期，對謝扶雅而言，是思索自己哲學體系的時期，並且也是將自己的思考付諸於實踐的時期。他堅持對中西宗教思想、中西哲學文化進行一種比較研究，認識彼此之“異”，互補互長、吸取精華。又認識彼此在根本點上之“同”，從而發覺融會貫通，鑄成新體的可能。而此時的思考是以他對人生及道德哲學的思想開始的，其立足點已經逐漸從西方哲學的視野轉移到對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價值因素的發掘上來，將自己賴以安身立命的信仰借由一種中國式的闡述表現出來。

1948年9月，謝扶雅擔任湖南國立師範學院院長，後為躲避時局的混亂，他再抵廣州，到華僑大學任教育系主任，並在嶺南大學兼授人生哲學。1949年7月，謝扶雅離開廣州，奔赴香港。最初他受嶺英中學校長洪高煌的聘請，在嶺英書院主持國文系，並在教育系開設倫理學一課。一年後，嶺英學院因財政困難而停辦。1952年他任教於香港政府開辦的文商專科學校；1953年謝扶雅在剛剛成立的崇基學院教授國文和中國哲學史。1956年，謝扶雅任教于新成立的香港浸會學院。在香港期間，謝扶雅撰寫了《當代道德哲學》，《人生哲學》、《中國政治思想史綱》、《中國文史述評》和《倫理學》等著作；同時還為《崇基學報》、《青年文友》、《人生》、《景風》和《光與鹽》等雜誌撰文。

雖然在香港的生活及工作已經打開局面，但謝扶雅認為香港的社會現實，對他並不適合。1958年4月，謝扶雅應紐約金陵神學院托事部主持的邀請，離港赴美，進入《基督教歷代名著集成》編譯所工作，開始了他近二十年的翻譯生涯。在此期間他先後編譯了《基督教早期文獻選集》、《東方教父選集》、《中世紀基督教思想家文選》、《聖多默的神學》、《安立甘宗思想家文選》、《不列顛宗教改革思潮》、《康得的道德哲學》、《近代理想主義》、《祁克果人生哲學》、《士來馬赫：宗教與敬虔》、《虔誠生活——許革勒文集》等多部譯作。他還撰寫了《基督教與中國思想》，翻譯了教會史家根·司各脫·來德里（Kenneth Scott Latourette，1884－1968）的《耶穌紀元》，翻譯名作《自有耶穌以來》。此外，還有一些短文，如“唯中論：中國特有的哲學”（載於《東方》雜誌）、“新唯中論發凡”（《海外論壇》），以及“個性、偶性與眾性”（《海外論壇》）等。

謝扶雅以垂暮之年，花費近二十年精力，將西方宗教和哲學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譯成中文，這是他人生的第三個高潮。此時身處於異質文化中的謝扶雅對於中西文化融合及其途徑有了更深入的體認，他站在一個基督徒的立場上，創立並完善了他的新唯中論的哲學體系，發揮了他的“不偏不倚、執兩用中”的中和神學思想，提出了他的“以行體信”、“中和的逆證”等本色神學構想。他所撰寫的《基督教與中國思想》這部作品以及“中國基督教初論”、“中華基督教神學的幾個原則”等文章充分闡述了他此時的宗教及哲學觀點。

1970年，謝扶雅出版了自傳《巨流點滴》。之後在他80歲時，在友人的鼎立相助下，收集並整理了他的三百餘萬字的文稿，出版了六卷本的《南華小住山房文集》，卷一：《人生哲學》、《道德哲學》、《中國倫理思想述要》、《中國政治思想史綱》；卷二：《經義講義綱領》、《中國文學史論》、《修辭學講義》、《中國歷史聞人月旦》、《生活指導課本》、《學術論文選集》；卷三：《宗教哲學》、《基督教綱要》、《基督教與現代思想》；卷四：《中國宗教思想論業》、《基督教與中國》、《基督教歷代名著導論集》、《證道、靈修、及其他》；卷五：自五四至抗戰前夕，抗戰時期及復員、大陸易權以來各個不同時期的時論；卷六：詩作及雜文。文集收錄了謝扶雅本人的大部分著述，從中可以找尋其思想發展的軌跡，並且領略他的文學、哲學和神學風采。

晚年的謝扶雅雙目失明，但他仍憑觸覺，筆耕不輟。他這段時期的論文多收錄於《生之回味》、《周易論集》、《謝扶雅晚年文錄》、《謝扶雅晚年基督教思想論集》等多部著作中。1980年，近90高齡的謝扶雅應臺灣當局的邀請訪台，並到東海大學及多所神學院作學術講座。1983年謝扶雅回國探望，先後在中山大學及北京、南京、上海等多所高校及研究機構講學，受到中國政府的熱情款待。三個月後，謝扶雅返回美國，曾一度與他人合辦《海外中華》雜誌，但終因年老體力不支而停刊。1986年9月，謝扶雅返回廣州定居。1991年6月13日，百歲的謝扶雅邀請了親友和家人在廣州的白雲賓館餐廳慶祝其一百榮壽。三個月後，謝扶雅逝世於廣州。

謝扶雅是華人神學界的傳奇人物，他除了具備堅實深厚的國學訓練外，更對基督教的傳統有豐富的認識。他對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更是他對中西哲學的融會貫通；而他在宗教哲學的論述更是高瞻遠矚，比很多西方的宗教哲學家早了數十年，率先突破那種將宗教哲學化約為基督哲學或西方宗教哲學的既偏且狹的進路，代之以一種跨文化、跨宗教的進路。［1］

謝扶雅經歷了由民國成立至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等重大歷史轉變，並在海外生活過很長的時間，在面對大時代的種種社會變遷，以及離開本國本土的離散經歷，謝扶雅的神學思考有著強烈的時代印記。他漂泊一生，使他自身的信仰、民族、文化身份構成了他的中華基督教神學的思想泉源。

縱觀謝扶雅的一生，他童年時父親的過早離世，年輕時的體弱多病，中年時的流離失所，以及老年時的離鄉背井，無不顯示了中國知識分子在這一百多年中多災多難的經歷。也正是這樣的遭遇，使謝扶雅在人生幾次關鍵時刻的選擇都帶有幾分無奈，包括他因病從日本回國，1949年去香港，1959年去美國，在加入美國藉後，又在高齡時選擇回廣州定居。由於他生活和工作環境的不斷改變，他的思想，以及他對信仰的認識多少有一些在離難中，因境遇變遷而夾雜的不十分準確的因素。從其信仰和神學思想判斷，謝扶雅不是個傳統意義上“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而更像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文化基督徒”。他在晚年的時候多次在文章中提到自己皈依基督與童年母親在觀音面前迫切呼求禱告有關聯，以及把中國的詩、書、禮和孔墨老莊比喻為舊約，“而可接通至耶穌基督的‘恩典時期’的新約”（《謝扶雅晚年基督教思想論集》210頁），甚至把他八十年代重返大陸訪問時統戰部人員在他面前的道歉和改革開放搞經濟與聖經的“人要重生”聯系起來，比作痛悔前非的表現。此外他的“中華基督徒”和中國本色神學等觀點，也是見仁見智。因此他成為一個頗有爭議的基督徒也就不足為怪了。也許正如他自己所說：“回眸一生，感慨自己不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基督徒，至多只能稱為一個‘有思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