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衛樓

十九、二十世紀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教育家和著作家。在華從事基督教教育44年，先後擔任通州潞河中齋、潞河書院和華北協和大學的校長；“中華教育會”會長。他的教育實踐在晚清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影響。

一、早年背景

謝衛樓（Devello Z. Sheffield），字子榮，於1841年8月31日出生在美國紐約州的甘斯維爾鎮（Gainsville）。1861年美國內戰爆發後曾在軍隊服役兩年，戰後回鄉任教。1866年，謝衛樓考入紐約州奧伯恩神學院(Auburn Theological Seminary)，在那裏攻讀神學三年。在學期間，受海外宣教運動之影響，立志成為一個傳教士，投身於海外宣教。畢業前他向美國公理會差會“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提出申請，被接受。1869年5月神學院畢業後，謝衛樓被按立為牧師。同年10月4日，他與愛琳娜•謝麗爾（Eleanor Sherill）結婚，兩個多月後，攜新婚妻子從舊金山登船啟程前往中國，於1869年11月28日抵達直隸（河北）通州，開始了長達44年之久的宣教與教育生涯。

二、從潞河男塾到華北協和大學

1867年（清同治六年），美國基督教公理會在通州設立了宣教站，由江戴德牧師（Rev. Lyman Chapin）夫婦負責。他們在從事宣教工作的同時，亦於是年年底開辦了一所男童寄宿學校，中文名稱“潞河男塾”（亦稱“潞河男學蒙館”），招收街頭流浪兒入學，免費為他們提供食宿衣物和教育。28歲的謝衛樓到通州後，一面開始學習中文，一面開始協助宣教，同時也在該學塾教一些課。不久，他就接手了潞河男塾。謝衛樓在通州及周邊地區辛苦工作七、八年之久，直接宣教效果不佳，令人氣餒。於是他就把更多的精力投注到辦學上，試圖以教育來打開局面。

1871年，華北公理會決定在通州建立一所神學校，用以培訓中國傳道人。1873年，“八境神學院”正式成立，早於1865年來華的公理會傳教士富善牧師（Chauncey Goodrich）被派來負責該校。

1877年5月，謝衛樓出席了在上海舉行的第一次在華傳教士全國大會。會上，他支持興辦教會學校，認為此舉可作為宣教的輔助，既可以吸引學生歸主，又可以培養宣教助手。

謝衛樓從上海回到通州後不久，華北發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災，公理會華北教區全力以赴，投入到賑災活動中去。1878年夏，謝衛樓到山東協助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等人，到重災區施行賑災，向100多個村莊一萬多村民發放賑款，同時也把基督福音傳給他們。

隨著洋務運動的發展，中國興起了學習西學的熱潮，在通商口岸城市，對掌握了英語和西學的新式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大。這種形勢促進了教會學校的發展。在謝衛樓等傳教士的努力下，潞河男塾穩步發展，1887年學校正式改名為“潞河中齋（學）”。謝衛樓不滿足於此，致力於把潞河發展成為大學程度的教會學校。1888年，他向美國公理會提交報告，要求撥給經費，把潞河中學擴建為大學。1889年5月，華北公理會年會通過決議，決定把潞河中學升格為大學。同年10月，美部會年會作出決議，支持創辦潞河書院的計劃，並撥款用以購買土地和建造校舍。1890年又派哈佛大學畢業生都春圃（Elwood Gardner Tewksbury）前來通州協助工作。到1892年，該校學生人數達到62人，其中10人已具大學程度。除8人來自通州本地外，其他人分別來自天津、北京、張家口和保定府等地，他們都是各地公理會教會保送入學的基督徒子弟。這年期終，第一批有5位大學生畢業，被分配到華北各地教會工作，成為外國傳教士的得力助手。

1893年，通州學校正式命名為“潞河書院”（North China College），附設中學和戈登紀念神學院（Gordon Memorial Theological Seminary）。謝衛樓任書院院長，兼任校董事會主席；富善任神學院院長。根據學院憲章，潞河書院的辦學宗旨是“輸送有基督教信仰的人去開展基督教的各項工作”；基本目標是“培養青年成為教會工作人員，以滿足教會日益增長的需要”。與一般較為開放的教會大學不同，謝衛樓為潞河書院制定的校規非常嚴格，要求學生必須服從師長，每個學生都必須要參加學校舉行的包括主日崇拜在內的全部宗教活動。1895年，新校園、校舍完工，辦學條件大為改善。

1900年，義和團運動興起，通州成了“拳亂”風暴的中心。6月，西方傳教士帶同一些中國信徒，以及潞河書院的師生逃往北京使館區避難，通州的教會建築，包括潞河書院校舍全部被暴民焚毀。當時謝衛樓正在美國休假，幸免遇難。但聞訊後大驚，當即趕回北京。

1901年，潞河書院在北京城恢復上課。不久，他們回到通州，重修被焚房屋，撫恤罹難信徒。1902年，潞河書院遷回通州。在謝衛樓等傳教士的努力下，書院重現生機，並得到繼續發展。在此過程中，謝衛樓一直擔任校長之職。經他提議並籌措下，1904年，華北公理會與美國長老會、美以美會及英國倫敦會合作，成立了華北協和大學（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原來的潞河書院成為該校文理學院的基礎，而謝衛樓則成為這所基督教大學的校長，直到1909年退休。繼任者為另一位美國公理會傳教士高厚德（Howard S. Galt），擔任院長直到1918年。那年華北協和大學與北京的匯文大學等校合併，組建為燕京大學，1919年由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出任該校校長，後來成為中國基督教大學中最具學術聲望的著名學府。

三、謝衛樓教育理念之嬗變

謝衛樓的基督教教育理念前後有很大的不同，是經歷了一個長期的轉變過程的。起先他認為，傳教士的首要目標和主要工作，應該是直接傳福音。雖然可以借助文字、教育和醫療等方法來傳福音，但這些都不過是輔助手段，不能成為傳教士主要的工作。故此，謝衛樓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將他所從事的基督教教育活動，嚴格限定在為宣教事業服務方面，而不是用來傳播西學。在他看來，教會設立學校的目的，不包括向中國學生傳授世俗的西方學術文化，而應該嚴格限於宣教目的，即為傳揚福音和培養本地傳道人服務。如果以提供世俗知識或西學為教學目的，勢必會使學生為了獲取謀生手段而進入教會學校，而甚少以接受基督教信仰或以服務教會為目的。在這種思想指導下，通州教會學校的辦學宗旨，也就是讓各公理會宣教站選送男生前來接受培訓，畢業後作為傳教士的助手服務教會。因此在二十幾年時間裏，學校不專設英語教學課程，因為謝衛樓相信，受英語教學的吸引而前來就讀的學生很可能會以此來作為為自己牟利的墊腳石，結果將會使學校偏離其辦學之目的。故此他強調世俗知識的教育決不是教會教育應當注重的目標，教會學校也不應該吸收那些企圖通過學習西學知識而獲取謀生技能的人。

1890年，謝衛樓在一篇專門論述基督教教育的文章中說，教育是一種曾經被利用，而且還在被用來反對基督教的力量。西方近代教育與學術，已經被反基督教的精神嚴重污染，以致於利用其學識反對基督教的人數不比運用知識保護基督教的人數少。基督教宣教事業所遭遇的最為嚴峻和長久的抗拒，來自那些被異教哲學和宗教迷信盤踞的學問。經驗表明，不少注重西學教育的教會學校的學生在學了那些世俗學問後，反而對所傳授的基督教真理變得全然漠視。

盡管謝衛樓強調教會學校的教學嚴格限於基督教教育，但同時他也強調知識的重要，認為知識可以使信徒們的信仰免於異教思想文化沖淡的手段。他所信守的格言就是：“知識就是力量，而我們在中國所要的是獻身為基督服務的力量。” 在服務宣教事業的大前提下，潞河的教學中也包含了西方近代學術文化的內容。潞河中齋的課程基本上包括三方面的內容，即中國的四書五經、歷史、古文、時文、詩文等；《聖經》研讀等神學課程；以及西國綱鑒、算法與格致等學科。從這幾方面內容來看，在潞河的教學中，西學內容在中學、大學階段占有重要的位置，包括地理、代數、植物學、動物學、地質學、西國史、格物學、三角學、天文學、化學、體學、是非學（倫理學）、萬國公法、富國策等課程。由此可見，雖然謝衛樓一直強調基督教教育為直接的宣教目的服務，但所謂世俗知識還是在其學校課程中占了相當大的份量。同時也可以看出，這些課程具有明顯的實用性：神學課程是為了使學生具備從事教會工作的知識；關於中國語言文字和儒家經典的教學則可以使學生能夠適應其所處的社會與文化環境；而各種西學課程，無疑可以使學生在中國社會新舊交替時代接觸到一般學校無法提供的新學，從而擁有知識優勢。

四、謝衛樓的學術貢獻

到清末維新時期，尤其是1901年清廷宣布實行全面改革的新政後，謝衛樓主張基督教應當積極介入西學輸入。在教學活動的基礎上，他先後編譯、撰寫、出版了一批學術著作，如《萬國通鑒》 (1882年由上海美華書館首次印刷發行)、《聖教史記》(1890年由通州公理會刊印)、《理財學》(1902年由上海美華書館鉛印)、《是非要義》(1907年出版)，以及《心靈學》、《神道要論》、《政治源流》(1910年協和書院刊印)等。此外，他還先後在《萬國公報》上發表學術專文，在介紹西學方面大有建樹。

謝衛樓第一本中文教科書，刊刻於光緒八年（1882年）的《萬國綱鑒》是一部關於西學的著作，是用淺文言寫的。全書分為四卷共三十一章，第一卷是亞洲史；第二卷是西方古世史；第三卷是西方中世紀史；第四卷為西方近代史，各卷書內還配有許多地圖。在敘述西方歷史時，重點放在基督教史，包括基督教的起源、教義和發展，還有基督教文化與異教文化的對比等。最後一章“論格物之學術興起”，介紹了歐美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特別提到哥白尼的日心說與開普勒在天文學上的貢獻，牛頓的萬有引力，富蘭克林在電學方面的成就，以及近代化學、地質學等學科的發展，西方近代機械工藝的進步等等。他一再強調西方學術發展與基督教之關系，謂宇宙萬物皆為一位全能全知的上帝所造。該書出版後，成為當時廣泛使用的教科書，不僅在基督教界內具有一定的影響，而且對中國官員和知識分子也有一定的啟蒙作用。

1886年，謝衛樓在《萬國公報》上發表了“泰西之學有益中華論”，在大致論述了西方近代科學的發展後，他介紹了作為近代西方文化基礎的教育制度，並指出中國接受西學的裨益有八：“廣見聞，拓才識，普教化，得真樂，開利源，輔政治，崇正教，明真道。”

1902年，他又在《萬國公報》上發表了“論基督教與中國學術變更之關係”一文，闡述在中國學術新舊嬗變之際，只有將西方新學與基督教同傳於中國，才能真正令中國善其政俗，共享承平之福。他進而論述道：“新學的根本，在於基督教。只有基督教與新學同傳於中國，其活潑感人之能力，足令新學得其善美之成效。因為只有基督教才真正合乎天理，並將真理啟示於人，其道能大感人心，令人研究真理，即新學之本源也。” 最後他主張在社會變革之際，教會當多設學堂，令聖道與新學，互相輔助，多結善果。他的目的就是要基督教在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關鍵時刻，全方位輸入西學，占領文化上的制高點，為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清除思想文化上的障礙。

在進入二十世紀最初十年裏，謝衛樓先後出版的關於西方學術文化的專著中，最為重要的有四部，即《理財學》、《政治源流》、《是非要義》和《心靈學》。

《理財學》是一本經濟學著作，實際上就是政治經濟學，是二十世紀初中國在這一領域中難得的一本教科書。

《政治源流》一書，主要是通過敘述西方主要國家政治史的形式，來討論政治學的理論問題，希望通過對西方政治制度和學說的介紹，來影響清政府實行新政。謝衛樓以西方近代政治學說的一般原則為基礎，詳解政治之義理，法律之裨益；論述了立國之大旨、習俗與政治之關系、成文總律（即憲法）之益、定律（即立法）之責、行政之責、審律（即司法）之責、政黨操權（即黨派政治）等政治學的基本問題。該書可被視為西方傳教士在華傳播西方政治學說的代表作。

所謂“是非學”即倫理學。當1907年謝衛樓的《是非要義》出版時，中國學界尚無“倫理學”之名。謝衛樓為“是非學”所下之定義為：“究考人關系善惡之思念言行，而推明其所以為善為惡之理，即謂之是非學。前者乃考究善所以為善，惡何以為惡；人因何以善為是，以惡為非；如是考究，乃尋求善惡之原因，及其定理。是非學者，不但陳明是非之理，並究問此理之由來，與人持守遵行之本分也。” 其宗旨是“造就人才，成全人德，俾為完人。” 全書分兩卷，上卷論是非之理，屬理論之是非學；下卷論是非之用，屬致用是非學。此書可說是中國近代倫理學學科的先聲。

1911年，謝衛樓又出版了《心靈學》，也就是心理學。可以說，他是在中國最早從事心理學教育的學者之一。謝衛樓認為心靈學是最為深奧的學問之一，在他看來，心靈學之研究範圍有三：1. 心靈諸才由何理啟發習練；2. 人與人之心如何相感相連；3. 世人之心與上帝之心如何相感相連。《心靈學》一書內容除了“總論”外，共分為三章。在總論部分，他解釋了靈（spirit）、性（nature）、心（mind）之分別。第一章論及思悟（understanding），討論良知良能、感覺、知覺和思考等問題；第二章論及情欲（affection），討論屬身之欲、屬心之情、是非之情等各種情感；第三章論及定志(will)，論證定志（即意志）為人身運動以及人心運動之主領，等等。

謝衛樓上述著作的問世，在中國近代經濟學、政治學、倫理學和心理學的草創時期具有奠定基礎之意義和重要的學術意義。

除了在通州辦學、教書和寫作外，謝衛樓還參與許多與教育和學術相關的活動。1890年，在華基督教傳教士在上海創立了一個跨宗派的聯合教育團體——“益智書會”（後改稱“中華教育會”），謝衛樓是首批會員之一，此後他長期參與該會下屬各委員會的工作。在1890年來華基督教傳教士第二次全國大會上，謝衛樓被任命為《新約聖經》漢語文理本修訂委員會主席。該委員會在1907年基督教來華一百周年大會時提交了《新約聖經》的新譯本；他還擔任過《舊約聖經》修訂委員會主席。1896-1899年間，謝衛樓被推舉為中華教育會主席；1899-1902年又擔任了出版委員會主席。同一時期，他也是中國大學基督教青年會主席之一。晚年，他竭力促進華北地區基督教各教派之間的合作，成為基督教合一運動的有力支持者，在晚清基督教教育界頗具影響。

五、晚年

謝衛樓從事基督教教育事業44年之久，期間除了到上海、南京和東北等地參加會議或從事宣教活動，以及五次返回美國短期休假外，他一直都堅守在通州。即使退休後，謝衛樓仍然在華北協和大學教書。他的中文極好，口語和寫作，以及用中文講道的能力俱佳，可說是華北地區之佼佼者，故當1913年美國基督教青年會領袖、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主席穆德（John Mott）來華時，年屆72歲高齡的謝衛樓以譯員身份陪同他巡訪各地，在穆德演講和佈道時，為他做現場翻譯。

遠行歸來後，謝衛樓身體漸衰。1913年夏天在北戴河休養時，竟於7月1日因病與世長辭，享年72歲。死後遺體被運回通州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