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啟

明末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科學家；天主教徒。畢生致力於寫作、翻譯和引進西學，著述和譯著甚多，在明代西學東漸的過程中居功至偉。同時對於天主教在華傳播，他也起到關鍵作用，被譽為中國天主教“聖教三柱石”之首。

一、生平簡介

徐光啟字子先，號玄扈，教名保祿（Paul）,於1562年4月24日出生在上海太卿坊（今上海市黃浦區）。徐家祖籍蘇州，以務農為業，後遷至上海。其祖父因經商而致富，及至父親徐思誠時，遭遇倭寇侵襲，房產田地“焚廢殆盡”，從此家道中落，仍轉而務農，“課農學圃自給”，連同祖母和母親也要“早暮紡績，寒暑不輟”。少年時代的徐光啟在龍華寺讀書，“章句、帖括、聲律、書法均臻佳妙”，二十歲應金山衛縣試得中秀才後，在家鄉教書。

1596年（萬曆24年）徐光啟赴廣西潯州任教，途經龍州時結識了耶穌會傳教士郭居靜（Lazzaro Cattaneo），初聞天主教教義和西方科學知識。次年，徐光啟參加鄉試，原本已經落第，卻因主張學問應該“益於德，利於行，濟於事”，而被主考官焦竑賞識，拔置為第一名解元。

1600年（萬曆28年）徐光啟赴京應試，途徑南京時遇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從而對天主教有了更深的了解；1603年（萬曆31年）徐光啟在南京由羅如望（Joannes de Rocha）施洗歸入天主教，獲教名保祿。

1604年（萬曆32年）徐光啟中進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在京政務之余，隨利瑪竇等傳教士研習歐洲近代科學，寫成《幾何原本》前六卷。

1607年（萬曆35年）徐光啟因父喪回籍守制，路過南京時邀請郭居靜到上海開教，其親戚朋友二百余人入教，【1】並在宅西設立教堂，成為天主教傳入上海之始。守制三年後徐光啟回北京任翰林院檢討，與傳教士合作研究曆法和天文儀器，撰寫《簡平儀說》等書。1612年（萬曆40年）徐光啟又從傳教士熊三拔（P. Sabbathino de Ursis）學習西方水利，並編成《泰西水法》六卷。

1616年（萬曆44年），南京禮部侍郎沈漼上疏請查辦外國傳教士，掀起逼迫天主教浪潮，史稱“南京教案”。徐光啟為此上書《辯學章疏》，為教會和傳教士辯護。

1618年（萬曆46年），為擊退後金進攻，徐光啟親自練兵，制造火器，保衛京師。

1623年（天啟3年），徐光啟升任禮部右侍郎，後受到宦官魏忠賢排擠，回籍家居，撰成《農政全書》六十卷。

1628年（崇禎元年），徐光啟列席天主教“嘉定會議”，討論“天主”、“上帝”的譯名問題。同年，官復禮部左侍郎，不久升任禮部尚書。經崇禎皇帝準奏，由徐光啟主持開局修曆，啟用西方傳教士修訂曆法，主持編纂《崇禎曆書》，制造天文儀器。1632年（崇禎5年），徐光啟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要；次年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

徐光啟於1633年11月8日卒於北京，崇禎帝為之“輟朝三日”，賜謚文定，人稱徐文定公。徐光啟為官清廉，《罪惟錄》說他“官邸蕭然，敝衣數襲外，止著述手草塵束而已”，《明史·徐光啟傳》有“蓋棺之日，囊無余貲”的記載。

二、信仰基督，補儒易佛

艾儒略（Giulio Aleni）在《大西利先生行跡》中記載：“大宗伯徐公玄扈，博學多才，欲參透生死大事，惜儒者未盡其詳。諸凡玄學、禪學，無不拜求名師，然於生死大事究無著落。”

1600年（萬曆28年）徐光啟赴京應試，途經南京時遇到了正在此地傳教的利瑪竇（Matteo Ricci），兩人相談甚歡，臨別更獲贈新約《馬可福音》和利瑪竇所著《天主實義》，“萬曆三十一年癸卯，又至南都，入天主堂，訪論天學之道，至暮不忍離去，乃求《實義》諸書於邸中讀之，達旦不寐，立志受教焉。”【2】利瑪竇向其講述靈魂不死、死後審判等觀念後，徐光啟受到巨大震動，次日問利瑪竇說：“子昨所舉，實人生最急事，吾聞而驚怖其言焉。不知可得免乎？今請約舉是事，疏為條目，將錄以為自警之首箴。”

利瑪竇在《利瑪竇中國劄記》中記載，“在問到基督教法的主要內容是什麽的時候，徐光啟博士就非常確切地用了四個字來概括‘驅佛補儒’，也就是說它驅逐（佛教）偶像並補足儒生的教法。” 徐光啟的著述中也不止一次提到這一點，他在 《泰西水法序》說：“余嘗謂其教必可補儒易佛。” 他在《辯學章疏》說：“諸陪臣所傳事天之學， 其可以補益王化，左右儒術，就正佛法者也。”

徐光啟認為中國的傳統儒學有所欠缺，與西方文化相比，缺少終極關懷，即缺少作為一種保障絕對真理的基礎——內在的反思和批判。他認為佛教和道教並沒有真正補足儒學的欠缺，而被改造了的新儒學又沾染了佛老虛無的弊病。帝王的律法、儒家聖賢的學說，只“能及人之外行，不能及人之中情。善惡無報的說法，更使道德人心淪喪，是以防範愈嚴，欺詐愈甚，一法立，百弊生。”只有基督信仰才能取代佛老，從宇宙本原和真實道德價值方面補充儒學的欠缺。

徐光啟在《辯學章疏》中說，天主教“能令人為善必真，去惡必盡，蓋所言上主生育拯救之恩，賞善罰惡之理，明白真切，足以聳動人心，使其愛信畏懼，發於由衷故也。” 他認為“天學”乃是最根本的學問，他將天主教教義概括為：“其說以昭事上帝為宗本，以保救身靈為切要，以忠孝慈愛為工夫，以遷善改過為入門，以懺悔滌除為進修，以升天真福為作善之榮賞，以地獄永殃為作惡之苦報。一切戒訓規條，悉皆天理人情之至。其法能令人為善必真，去惡必盡。”【3】“蓋彼西洋鄰近三十余國奉行此教，千數百年以至於今，大小相恤，上下相安，其久安長治如此。”【4】

徐光啟相信天主教信仰可以使中國人的信仰得到重要補充和完善，對於中國的王道政治亦有幫助。他公開表示希望明朝皇帝支持“天學”在華的傳播。“若以崇奉佛老者，崇奉上主；以容納僧道者，容納諸陪臣，則興化治理，必出唐虞三代上矣。……數年之後，人心世道，必漸次改觀。”【5】

天主教的教義對於徐光啟影響甚大，“只要真悔，無不蒙赦矣。” 在京官員李之藻、孫元化等也受其影響領洗入教，並邀請傳教士到家鄉開教，徐光啟對於明清之際士大夫階層的信仰具有巨大影響。正如利瑪竇所言：“真難說清這個人對基督教事業是多麽巨大的一筆財富。”【6】

三、引進西學，倡導實學

徐光啟認為，西方實驗科學及整個自然科學的發達是因為有西方哲學、宗教神學等精神科學的支撐，“實學”與“天學”是緊密相連的，對西學的引進，應對西方文化具有整體把握，展開全面研習。他將利瑪竇等傳教士傳入的“西學”歸納為三類：“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窮理。物理之一端，別為象數。一一皆精實典要，洞無可疑。”【7】，“修身、事天之學”指神學，對人生具有終極意義；“格物窮理之學”是指哲學，強調理性邏輯的意義，探究宇宙萬物之法；“象數之學”作為“物理之一端”是數學所象征的自然科學，探討自然規律和奧秘。

在對待西學的態度問題上，徐光啟提出了“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的發展路線。【8】他親自或組織他人與來華天主教傳教士合作編譯了一系列漢文西書，涵蓋西學、天學、數學、水利學、農學、軍事學等諸多領域，可謂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徐光啟深感中國傳統學術於邏輯的嚴重欠缺和中國數學的停滯落後，因而高度重視演繹推理，以數學為著力點，倡導數學的研習、普及和應用。徐光啟把當時數學的落後，歸之秦以後的經典失傳，他在《刻<幾何原本>序》中，談到《度數》和《六藝》的失傳導致“漢以來多任意揣摩，如盲人射的，虛發無效。” 故而他希望借西方天文學接通三代聖人所遺之經典，他認為上帝除了授予中國人“曆法”，還遺有神秘的“曆理”，“曆理”解釋了大自然的變化及其原因，是上帝在授受“曆法”中所蘊含的曆“理”。徐光啟試圖循現象探求事務的本質，探求“其所以然之理”，他把所以然歸作是上帝的創造和安排。

徐光啟在西學（以及天主教教理）方面啟蒙於郭居靜，受教於利瑪竇，萬曆34-35年間，徐光啟任職翰林院，每日到利瑪竇居所翻譯三、四個小時，他與利瑪竇合作翻譯的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前六卷，其所譯定的一些重要術語沿用至今。

他先後翻譯了《測量法義》、《測量異同》、《勾股義》等，並以數學為基礎，解決水利、屯田及改良兵器等問題。1612 年他譯成了泰西水法六卷，以改良中國水利灌溉方法和工具，他還在北方開辟水田，試驗種稻，引進甘薯。他的著作《農政全書》對中國的農業的發展貢獻巨大。

徐光啟與傳教士合作研究曆法和天文儀器，並大力倡導西洋火器在軍事上的應用，他不斷向朝廷呼籲練兵、造炮、守城等事，並積極幫助引進西洋先進火炮技術。1620年（萬曆48年），徐光啟受命在北直隸通州、昌平等地督練“新軍”，期間他撰寫了《選練百字訣》、《選練條格》、《練藝條格》、《束伍條格》、《形名條格》、《火攻要略》、《制火藥法》等，他所撰寫的這些“條格”是中國近代較早的一批軍事條令和法典。1627年，徐光啟完成軍事學著作《徐氏庖言》。

徐光啟一生著述、譯著甚多，涉及天文、曆法、數學、幾何、軍事、水利等諸多領域，其所翻譯《幾何原本》、《測量法義》、《勾股義》、《簡平儀說》、《泰西水法》等，為明末治“西學”者必讀。他所撰寫的《聖母像贊》、《正道提綱》、《規誡箴贊》、《十誡箴贊》、《克罰七德箴贊》、《真福八端箴贊》、《哀矜十四端箴贊》亦成為中國天主教的傳統文字。

四、南京教案，護教奏疏

1616年，南京禮部侍郎沈漼發動南京教難，上疏請查辦外國傳教士，嚴厲禁止天主教，要求皇帝“辟異教，嚴海禁”，並在未得到皇帝批準的情況下便開始抓捕和驅逐傳教士。徐光啟隨即致書家人，要他們和楊廷筠、李之藻一同收容庇護傳教士。是年七月，他向皇帝呈上《辨學章疏》，直言為教會和教士辯護，反駁沈凗的指控，他聲稱：“……臣累年以來，因與講究考求，知此諸臣最真最確，不止蹤跡心事，一無可疑，實皆聖賢之徒也。其道甚正，其守甚嚴，其學甚博，其識甚精，其心甚真，其見甚定，在彼國中，亦皆千人之英，萬人之傑。所以數萬里東來者，皆務修身以事天主。聞中國聖賢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相相符合，是以歷苦艱難，履危蹈險，來相印證，欲使人人為善，以稱上天愛人之意。”

徐光啟勇敢地承認自己是基督信徒，並且證明這些教士都是有德有學之人，他們到中國來無非是勸人為善，絕無陰謀。進一層說到他們所傳之道，不但高出佛、道二教，而且與儒學道德相符合，希望朝廷能本容納佛回之例，容納他們。徐光啟提出“試驗西士之法三，處置之法三”，如不應驗，願“以身同罪”。這份奏章，得到御批“知道了”三字，沈漼的奏章於是被擱置起來。

五、修正曆法，編纂曆書

萬曆年間，曆法失修，推驗多誤，朝議修改，但終因舊習已深，未能開局。又加上萬曆44年南京教案發生，傳教士多被驅逐至澳門，譯定曆法之事，因而中廢。

崇禎2年五月，有月食，台監奉命推算，前後數刻皆不合。而徐光啟用西法預推，與實際俱合。禮部奏請開局修改舊行曆法，崇禎皇帝命徐光啟督修曆法，建立西洋曆局。徐光啟請耶穌會士龍華民（Nicolas Longobardi）、鄧玉函(J.Terrenz)、羅雅各（Giacomo Rho）、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等人，用新法相參校，前後凡十四年，匯集中西人士於一堂，相與推究，取得很大成就，崇禎皇帝賜名《崇禎曆書》。該書卷帙龐大，系統介紹了西方古典天文學理論和方法，從此成為中國的官方天文學體系，長達兩百余年。

雖然因治曆者意見分歧，《崇禎曆書》未及頒行，明朝就滅亡了。但因教士以曆法見重與崇禎朝，致使天啟、崇禎兩朝期間，天主教在華傳教未受禁阻，成為天主教在明末最後數十年再興的重要原因之一。

六、徐光啟的後代

徐光啟的家人和學生多歸信天主教，他的學生孫元化、王徵等，都是虔誠的教徒，也是當時的西學大家。徐光啟的獨子徐驥，聖名雅各伯（James），育有五男四女，其中次女聖名甘第大（Candida），史稱徐母許太夫人，於上海造教堂35座，別省9座，並且多次供養周濟傳教士。她逝世後，耶穌會全球會士為她舉辦三台彌撒，柏應理神父（Philippus Couplet）用拉丁文寫成《許太夫人傳略》，被譯為多國文字，傳揚歐洲。

徐光啟第十八世後裔倪桂珍，是近代中國影響巨大的宋氏三姐妹的母親。

徐光啟逝後歸葬上海，徐家後人就在墓地周邊居住，在附近形成村落，被稱為徐家匯。道光27年，天主教耶穌會選中徐家匯建立天主教江南傳教區的總部，陸續在此建成包括主教府、 修道院、徐家匯藏書樓、氣象台、土山灣印書館、徐匯公學、啟明女中、育嬰堂等一系列機構。徐家匯天主教堂至今仍是遠東第一大教堂，天主教書社亦以“光啟”命名。清光緒29年，江南天主教會在徐光啟受洗300周年之際，重修了墓地。1933年，徐光啟逝世300周年，墓地又獲重修，今日已被辟為“光啟公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