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日昇

一、生平概要

徐日昇（Thomas Pereira），字寅公，原名為Sancho Pereira。於1645年11月1日出生在葡萄牙布拉加省（Braga）的聖･馬丁諾･德瓦萊（S.Martino de valle），是當地貴族科斯塔-佩雷拉（Coasta-Pereira）的後裔。年少時在布拉加的一所學校讀書。1663年，18歲的徐日昇進入科英布拉（Coimbra）修道院學習，同年9月25日加入耶穌會，並改名為湯瑪斯（Thomas）。耶穌會是當時歐洲天主教主要修會之一，耶穌會會士往往活躍於各國宮廷，並開辦學校、醫院，投資工商業，參加殖民探險，進行科學研究，還積極推進海外傳教。最早試圖到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是創建者之一的方濟·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惜出師未捷即病死在廣東附近的上川島上。但其精神卻鼓舞了一批信仰誠篤、品德優良、對科學造詣高深、對傳教事業高度熱情的傳教士如利瑪竇（Matteo Ricci）、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等相繼來華。在這些傳教前輩的影響下，徐日昇於1666年4月15日由里斯本（Lisbon）登船赴印度，在果阿（Goa）繼續其學業，之後於1672年，抵達中國澳門。

由於康熙皇帝對西方科學技術的強烈興趣，南懷仁便向康熙皇帝舉薦了徐日昇。1673年，徐日昇來到北京。到達北京後，徐日昇以其音樂、天文、數學等多方面淵博的知識，更以其對中國文化的尊重，贏得了康熙皇帝的讚賞。康熙皇帝說徐日昇“實在是個傑出的天才”，命侍隨左右，和南懷仁、閔明我（Dom Ingo Navarrete）輪流為康熙講授科學知識。1688年南懷仁去世後，康熙皇帝任命徐日昇為新的欽天監監正。雖然徐日昇辭謝了此職，但實際上主持了欽天監的工作。1692年至1695年間，徐日昇出任耶穌會中國副省會長[1]，同一時期，他還擔任耶穌會日本-中國教區教務副巡按使。1708年 (康熙四十七年)，徐日昇在北京病逝，享年63歲。逝後被安葬在滕公柵欄天主教墓地，與利瑪竇的墓為鄰。在康熙皇帝為其所寫的悼詞中，不僅稱譽了徐日昇“淵通律曆，製造咸宜”的淵博學識，肯定了徐日昇出使俄國時“扈從惟勤，任使盡職”的工作態度，還讚揚了他“秉性貞樸，無間始終”的為人品格。這可以說是對徐日昇在華30多年活動的最高評價。

二、傑出外交家

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康熙皇帝派遣徐日昇和張誠（Jean-François Gerbillon）作為中國使團的成員出使俄國，行前將自己的袍褂賜予徐日昇，同時也為張誠特製了一件，並授予他們三品頂戴。徐日昇對於此事非常重視，在其日記裡提到康熙對他如此信任時，亦知道此行不管是路途還是談判可能都會非常艱辛，於是他在未出發前就開始減少食物的攝入量，以免在路途上引起腸胃不適。同時他也仔細查閱歷史背景，以便多為中方爭取權益。

當時中俄兩國都是具有實力的強國，誰也不可能屈就對方。俄方的全權代表戈洛文（Golovkin）狡詐專橫，使得此次談判變得異常艱難。但徐日昇和張誠等人敏銳地洞察到，雙方儘管都很強硬，但達成協議是雙方的利益所在。於是他們把握住這一契機，通過私下串聯，向雙方曉以利弊，力求找到既能被中方接受，也不為俄方反對的“折中點”。當他們瞭解到俄國人急於要和中國增加貿易的心理，便說服俄方放棄一些領土要求，接受中方的意見。而中國當時所擔心的主要是中俄邊境發生戰事，會導致俄國與叛匪噶爾丹聯盟，從而使中國處於兩面受敵的困境。於是他們就說服中方代表也放寬條件。最終於1689 年 (康熙二十八年) 的9 月7 日，正式簽訂了《尼布楚條約》。

這次出使俄國，徐日昇不辱使命，極力維護中方利益。無論從徐日昇自尼布楚歸來後康熙帝對他更為優待和賞識的態度來看，還是條約的簽訂為中國東北邊境換得了長期安寧的歷史意義來看，都不能否認徐日昇在尼布楚談判中的作用與貢獻。

三、天才音樂家

耶穌會會士在中國的音樂活動，始於他們來華傳教的最初時期，至徐日昇時代則達到鼎盛。徐日昇在音樂方面是個天才，在南懷仁的著作《歐洲天文學》之“音樂”這一章中（Astronomia Europaea， Chap. 25， PP. 88-91）記載了許多徐日昇在音樂上的天賦表現。徐日昇精通音樂，聞內廷樂工奏樂，能當即記下曲調音符而倣奏。他曾製作機械樂器，建造過多台可演奏中西音樂的管風琴，還建造了以悅耳的前奏曲和鐘聲報時的機械時鐘。當然，他留給後世最寶貴的遺產是其介紹西方音樂理論的著作——《律呂纂要》和《律呂正義》第五卷。《律呂纂要》是他奉康熙帝之命所寫的《律呂正義》的續編，它第一次比較系統地向中國介紹了西方音樂的基本知識，介紹了五線譜、音階、節拍、和聲等西洋樂理知識[2]。而《律呂正義》是康熙年間敕令編纂的一百卷書《律曆淵源》的第三部分，主要介紹的是有關聲律節奏等方面的音樂知識。此外，還有一部是《實用音樂與欣賞音樂》（Musica pactica e speculative），原文是漢文，刻於北京，後奉敕譯為滿文[3]，它對於提高當時中國人音樂的運用和鑑賞能力具有重要意義。總而言之，徐日昇在介紹和傳播西方音樂知識方面，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方面，都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四、忠誠的傳教士

徐日昇藉著為康熙講授西學的時機，在宮中發展了不少教徒，並贏得了康熙皇帝的信任。當教會處於緊急關頭時，他便憑藉康熙皇帝對他的依重和信任挺身而出，為教會提供必要的救援。

1690年，山東發生一起針對汪儒望（Jean Valvat）教士與其信徒的教難。徐日昇得知消息後，立即報求康熙皇帝，康熙“立即派一些人到山東去平息這場對天主教徒的迫害。”[4] 最後，反教事件平息，迫教人員受到處罰。1691年浙江巡撫張鵬隔到處張貼示諭，禁止傳播天主教。為此，徐日昇和安多（Antoine Thomas）以欽天監的名義呈上奏章。不久，禮部便宣佈杭州天主堂“應照舊留存”。此外，徐日昇還忠心地勸告他的同仁們盡可能地避免同中國官員發生正面衝突。他的勸告使“不少迫害活動很快平息，一些教堂能夠光復再建，在湖南、廣東、直隸、浙江與山東一帶，很多教堂得到保護”。

1692年徐日昇向康熙皇帝提交了天主教在華自由傳播的請願書，康熙因徐日昇在尼布楚談判中立下的功勞而頒佈了容教令。在這份敕令中，康熙公開承認了天主教的許多優點以及多年來傳教士在華傳教工作中的模範表率作用，特別允許國人自由信奉天主教，並宣佈對此前修建的各地教堂一律加以保護。與此同時，康熙還命令全國各地張貼、實施敕令所批准的各項內容。容教令的頒佈把帝國中所有教徒從某種監禁狀態中釋放出來[5]，為傳教士在中國自由傳教打開了方便之門，標誌著天主教在中國“黃金時代”的來臨。容教令頒佈不久，天主教在華傳播事業便取得了迅速的進展。到1701年，已經“有130位傳教士在中國傳教：59位耶穌會士，29位方濟各會士，18位道明會士，15位在俗神父，9位奧斯定會士。” 諸多不同修會在中國的出現，也打破了耶穌會的壟斷局面。在華自由傳播天主教是自利瑪竇以來眾多傳教士夢寐以求的理想，而此時徐日昇將它付諸實現，在中國傳教歷史上這光輝的一頁中，徐日昇功不可沒。